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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元勋。完整全面地把握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科学分析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独创性贡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

一  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

发展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离开了发展主体这个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进和实践展开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主要包括组织主体、领袖主体、理论家主体和群众主体四个方面，毛泽东在这四类发展主体的培育和形成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过去，人们在论述毛泽东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时，对这个问题往往很少论述。为此，我们应该突出地强调这一点。

第一，参与创建并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种集体性的、组织性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首先就要讨论组织主体或政党主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的建党意识是比较早的，五四运动后就开始自觉地领导新民学会向政治团体发展。1920年2月，他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发展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形成“联军”共同作战[①]；同年11月，明确提出要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政党组织，即“主义的结合”[②]。陈独秀酝酿建党并约请他在湖南开展工作时，他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到建党活动中，同何叔衡等人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12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建党之时，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思想。在组织上，注重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纯洁的政治组织，强调必须要寻觅“真同志”；在思想上，强调思想的统一性，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吾党的哲学依据”，并表示在主义问题上决不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③]。建党之后，他又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举办了自修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党员，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干部很大一部分都出自湖南，这与毛泽东的开创性工作是分不开的。建党初期，他曾经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担任过中央秘书长等职务，为党的早期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遵义会议之后，以他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之后他长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他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领导全党掀起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政治上、理论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主体基础。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第二，建立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培养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锻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因为具有特殊的理论和政治素质，处于特殊的领导地位，能够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集中体现、代表和展示理论家的创新成果，能够充分吸收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建党之后的长时间内，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没有形成真正成熟的领袖，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方面出现了严重曲折。正是在这种曲折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在他的领导和培养下，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完全成熟，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在领袖群体形成的过程中全面展开。毛泽东作为这个领袖群体的核心，成功地担当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奠基人的历史责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元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杰出代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都经历过曲折甚至犯过一些明显错误，他们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彻底纠正失误，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在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正是在毛泽东的帮助、培养和大力支持下，在党的八大上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后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很多都是对毛泽东当年探索的继承和发展，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④]

第三，指导和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重大问题，提出重要理论观点，为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教育群众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主体。毛泽东在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家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和杰出贡献。他高度重视理论家的作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根本标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⑤]。他提出了理论家队伍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培养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高党的战斗力量。他凝聚团结了一大批理论家，并指导和带领他们不断成熟。建党初期，他就邀请李达到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一起进行理论研究，建国后他多次致信李达给予赞扬和鼓励。延安时期，他指导艾思奇、张如心、胡绳、胡乔木、邓拓、邓力群、陈伯达等人，深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带领胡绳、邓力群、胡乔木等人一起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留下了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对于这些理论家也是一次极好的教育培养。

第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群众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源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只有被群众所理解、掌握和实践，才能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同时在群众的实践中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为此，必须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集体意识，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民众群体意识的转化。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际，他就突出地强调必须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延安时期，他反复强调要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把对工农兵群众的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普及化。建国以后，他突出地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⑥]。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群众主体必须在政党、领袖和理论家等的指导培养下才能生成，群众如果离开指导培养不可能自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同时，掌握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所创造的经验，也必须通过上述主体的总结提升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因此，群众主体实际上是一种间接主体，而政党、领袖、理论家则是直接主体。

二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运动过程的统一体，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创新主体、结合过程等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就是要从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上，提出并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科学概念。毛泽东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第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并充分吸收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写下了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⑦]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这段话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⑧]，但是基本内容没有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贡献之一。

第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在开辟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从内在的理论张力、实践依据及现实条件等方面，深刻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能性以及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及条件，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中国化、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产生等重大理论问题，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及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目的和价值。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当代性一般性与具体性等内在张力，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⑨]。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掌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三，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素，二者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实现有机结合科学界定二者的内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关键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本的指导思想立场观点方法和理想信念，而不是个别的论断词句，更不是教条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中国实际，是由中国历史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外部环境时代特征等构成的总体性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具体实践，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⑩]

第四，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论述相当丰富，分别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集中起来分析，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中国实际实现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中国人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实际当中，同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和现实实践相结合，在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创造和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11]。之后，他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12]。另一方面，中国实际走向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要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发展趋势，把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高度，实现理论突破和创新，“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3]，做实事求是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主观主义的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本人就是把中国实际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准备。

三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并在学习运用的基础上，推动实践和理论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4]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应用它，必须把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内容，使之成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动的而不是空洞的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对这个根本原则作了反复论证和强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高度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把是否能够和善于“结合”看作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建国以后，毛泽东结合新的实践发展，继续强调这一根本原则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自主的而不是强制的，创新的而不是教条的在提出这个根本原则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其一，这个结合是独立自主的而不是被动强制的。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反对照搬照抄俄国革命模式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他强调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其二，这个结合是创新发展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从发展逻辑上讲，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学习吸收、融合再生、突破创新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涵时，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5] 建国后，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又结合新的任务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6]。

第三，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整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哲学著作以及大量的方法论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制定了一整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深入现象背后去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作出合乎实际的、符合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17]。矛盾分析的方法，就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依据，科学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一般、共性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特殊、个性有机结合起来，在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矛盾运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调查研究的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具体化，深入实践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科学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从中得出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再用来指导实践并发展理论。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18]，“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等论断[19]。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核心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加以检验其正确性，最后形成更正确、更丰富的真理性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  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伟大结合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寻路历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追寻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伟大结合，探索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从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毛泽东就致力于探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道路。经过比较选择，他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一样，坚定地选择了走俄国的路。但是，在中，国怎样走俄国的路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地走俄国的路，还是创造性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俄国的路，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经验上缺乏积累，中国共产党完全照搬俄国革命模式，走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结果使中国革命遭遇了很大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开始探索新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思想开始萌芽; 1929 年 4 月，提出建立赣南闽西大块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初步阐发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1930 年 1 月，批评“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城市中心论思想，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 之后，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实践证明，毛泽东开辟的是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是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国历史上武装斗争经验、中国革命实践特点的道路。一方面，坚持以夺取政权为革命的直接目标，坚持以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根本途径，坚持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作为根本领导力量，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力量，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主要矛盾和实际状况，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革命对象，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在农村与城市关系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变，先从城市中心转向农村中心，再从农村中心转向城市中心，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政策。

五  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最重大的理论贡献。毛泽东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成功地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成的一系列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由毛泽东本人创立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于分析中国革命对象、任务、道路等，形成了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革命态度等独到见解；土地革命时期，他在领导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提出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重大观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向和理论实质，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本质和根本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重要理论著作，深刻总结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尤其是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走向成熟，并得到了全党的高度认同。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当然，毛泽东思想同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20]。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包含着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21]。

六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伟大结合的探索之路

建国以后，毛泽东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领导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探索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不论从历史实践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者、道路开拓者、实践先行者。

第一，领导创建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制度前提。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史上的重大创新。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建立并不断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

第二，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基础。毛泽东领导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大力推进科技现代化，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总体提升；全面推进国防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繁荣发展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人民群众身体文化素质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三，创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保证; 明确提出我国尚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制订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强国发展目标，为新时期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订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源头和思想启示; 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科学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依据和方法探索; 系统阐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的方针，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形成社会主义良好政治局面，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方面作出重要探索; 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创新认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方面作出重要探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理论先导; 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繁荣发展的双百方针，判断政治言论大是大非的六条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制订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方面作出重要理论探索; 科学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明确提出防止党变质变色的任务，形成了执政党建设方面的重要理论，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处理国际、党际关系以及和平外交的方针政策，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关系方面的理论渊源。

当然，毛泽东的探索中也出现了重大曲折和失误。他曾经说过: “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22]这些成功做法和失误教训，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七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辉煌的实践和历史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任何教条主义的做法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造成严重的后果。当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基础，任何企图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同时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着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第二，始终不渝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和模式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形成实践和理论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全党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企图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者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极端错误的; 任何企图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用其他的各种“主义”、“理论”来解释甚至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都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第三，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科学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回答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毛泽东指出: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3]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挑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追随时代步伐，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及时总结提升实践经验，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把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群众意志的转化。

第四，始终重视加强学习，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建设。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就是因为他既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又善于学习民族文化，拥有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底，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将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文化当中，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论更加完善。习近平多次强调: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以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五，积极领导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度重视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独立自主地从事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政党及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基础。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任务。建国后，他再次强调，“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这支队伍，“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国际化，形成一支规模宏大、质量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第六，敢于和善于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理论斗争，在思想交锋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交锋中展开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路径。毛泽东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一些错误思想也乘势蔓延。为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起战士的责任，正确处理原则捍卫同理论创新的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同各种非、假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界限，同反动思想倾向进行理论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 同时，必须承担起学者的责任，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理论研究，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