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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办、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室承办的“马克思恩格斯与当代世界论坛（三）：从西方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一种思想史的解读视角”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原主任赵智奎、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崔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谢菏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王晓红等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副主任余斌主持会议。

与会专家就启蒙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等议题展开研讨。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建构中，西方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具有无法绕开的根源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话语路径等角度，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启蒙思想、西方传统乃至中国“5·4运动”的启蒙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梳理和对比启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启蒙思想的借鉴与超越，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举办第3届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当代世界” 论坛，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研讨。

赵智奎在会上阐述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他表示，从人类思想史的视角看西方启蒙运动，无论给它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西方的启蒙运动持续了约400年，形成了两大思潮、两种文化。从近代来说，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他们始终以人和意识为研究对象，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逻辑方法，形成了一种文学文化。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哲学家，以科学和语言为研究对象，运用经验主义的逻辑方法，形成了一种科学文化。这就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由来。一直持续到今天。在马克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中，他们无不给予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很高的评价。马克思也曾高度评价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休谟等以及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等人的思想贡献。而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的关系。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我们才更深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的贡献。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是人类思想史上新的启蒙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人类思想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这一运动是如此曲折，有高潮也有低潮。他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无论是知识界和广大民众乃至是上层建筑，在“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启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观）的当代启蒙”这两方面彰显出来的“不成熟”状态，是令人震惊、有目共睹的。实践证明，向纵深发展的改革开放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急需上述启蒙。

黄裕生则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主题解读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一般而言，也就是指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这段近一百年间的德国学院派哲学。其中，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为主要代表。而在近代德国哲学之前，讨论知识问题的知识论与讨论自由问题的实践哲学通常是分离的，所以，知识问题与自由问题也是分离的。比如，霍布斯主要讨论政治哲学里的问题，而不涉及知识论问题，而洛克讨论知识论问题与他讨论实践领域里的自由问题则不构成一个体系，而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只是从康德开始，才力图在一个体系里把知识问题与自由问题结合起来，使为知识奠定基础的工作与为自由辩护的工作成为哲学的一个统一事业。在康德看来，正如一切知识的基础必定是来自我们理性给出来的先验范畴一样，我们的道德法则的根据也是来自我们的理性本身。不过，构成道德法则的基础的，不是理性的范畴，而是理性的自由。理性的这种自由能力，或者说，这种自由理性，在德国哲学中通常也称为自由意志，或叫纯粹实践理性。不管是叫自由意志，还是自由理性，或者康德叫纯粹实践理性，一个根本规定就是，它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给出行动，或拒绝行动，而不管任何外在条件如何。由此，人类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基本伦理道德法则就不仅以人的自由意志或自由理性为前提，而且以自由意志为根据，是来自自由意志的。因此，基本的伦理道德法则才是普遍必然的。实际上，正因为每个的人自由是普遍的自由，每个人的权利是普遍的权利，人人之间才能建立起伦理关系，也才能进行契约而走进政治共同体。这一思想实际上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对人类及其未来的理解。虽然马克思强调在历史上人的阶级性，也就是人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恰恰是要被克服的。人的阶级性是被马克思当作一种阶段性的客观事实来把握，而不是被当作永恒的本性来看待。所以，阶级社会也被看作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开始之前的社会，这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这种阶级的人是要消灭的，或者被它的对立阶级消灭，或者被自己消灭。被马克思看作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最后就是被自己消灭的——它通过解放全人类来消灭自己。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与解放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克服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观念与阶级专政而克服了自己的阶级性，成长为普遍的人，普遍的个体，从而成长为自在自为的自由者。

在人们较为重视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同时，崔唯航则注意到了启蒙运动的另一个谱系：苏格兰启蒙学派。他认为，它们都对德国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将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法国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之上，重点考察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学说的影响。这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谱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另外一些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启蒙思想家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苏格兰启蒙学派就是这样一个启蒙学派。苏格兰启蒙学派，主要指18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末，活跃在苏格兰地区的一群思想家所构成的知识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弗朗西斯▪哈奇森、托马斯▪里德、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等人。如果说法国和德国的启蒙传统关注的是理性的秩序的话，那么苏格兰启蒙学派更为关注的则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秩序。他们坚持经验理性，推崇常识，对超越理性和一切超越常识之上的美好涉及和乌托邦式的憧憬和思维保持高度警惕。其中，苏格兰启蒙学派中的“两个亚当”：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他们在社会改革的语境中揭示了现代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的秘密，认识到正在崛起的现代工商业是市民社会的基础，而一个经济繁荣的市民社会需要良好的法律、商业合作与交易原则以及道德行为机制与之相适应，从而为现代文明人合理的利益诉求提供合宜的社会环境；同时，他们也看到市民社会的道德危机，并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方案。如弗格森就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异化、市民社会、人的社会性、上层建筑、分工等等，这些思想对1844年阅读苏格兰启蒙著述的马克思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马克思也自觉地在批判的过程中汲取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现代文明观念和唯物主义基础。他将政治经济学研究推至批判的向度，并自觉地在哲学语境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形成了一种基于德国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政治哲学探索，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生活境遇，以自由的精神实现社会平等，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卓越的价值立场。

谢菏生则探讨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对启蒙运动的继承和超越。他认为，19世纪30年代德国，黑格尔哲学解体，产生一个以青年人为主的激进派，亦称黑格尔左派。其主要成员是：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卢格、赫斯、施蒂纳、费尔巴哈等，马克思虽然年龄比他们小些，其实也是一成员，或者说马克思深卷其中。青年黑格尔派就其从事的神学批判工作而言，是文艺复兴以来宗教批判传统的一个延续，但开启了一个新版本，即无神论版本的启蒙。在告别青年黑格尔派后，马克思的启蒙不仅在于观念层面，更重要的是在于行动层面。马克思的行动启蒙也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即法国革命的延续和传导。当然马克思开启的也是新版本，即相对资产阶级行动的社会主义版本的无产阶级行动。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宣告了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开启了向德国制度“开火”的批判，最后是行动的革命的批判，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批判。这里，相对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有两个“递进”：一是从宗教批判递进到制度批判，二是从观念批判递进到行动批判，因而更具有实践意义。

当启蒙主义运动把“上帝”从中世纪理所当然地认为的“绝对”的位子上拉下来后，“自然”的观念及其与人的关系就重新成为思想家们的思考重点。对此，王晓红就从“自然”概念角度探讨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如何从启蒙时期的“自然神论”发展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她认为，在启蒙时代人们颠覆了“上帝”的地位之后，就想要遵从新的观念和原则来认识自然、重整人类秩序。而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为此，人们先是向自然学习，后自己设立原则，然后以整合这两种向度的方式寻找我们的世界得以支撑的基础。这一探寻，经过了自然神论——观念论——历史哲学——存在论哲学——后现代哲学的发展路径，至今依然不能说这一过程已经结束。从康德开始，当人们对自然论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果断地砍掉了“自然神论的头颅”后，自然也不再是是事物运行规律的根据，而成为提供认识材料的所在，自然规律的根据在于人自身的先天能力。自然律是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人们以此方式认识自然，至于自然本身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康德认为，我们不可知。为了从不可知的迷茫中找到确定性，黑格尔从现实的维度，从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开始了客观精神的发展历程。他提出，人类历史表现为“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统一过程。这种“绝对精神”就在世界之中，它是某种自然、社会、人类的“质”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自然、社会、思维形式。与此前的思想家们相反，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现实、实践层面的人本身、人生活的社会本质（nature）。他从唯物论出发，把黑格尔历史实践出发点——“个人意识”转变为“阶级意识”。认为个人公平的获得仅靠个人力量无法获得，需要阶级力量的联合对抗。同时，个人公平的获得还要得到制度上的保证，以好的制度保证“好人好报”的公平正义。而好的制度，显然是按照普遍的自由社会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成为了立足历史、把握现在、面向未来的哲学革命家。

在探讨中，学者们认为，不管怎样说，西方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所作出的贡献都是完全有资格彪炳史册的。正是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们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遮蔽走向揭示，从愚昧走向智慧。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是在启蒙思想的启蒙下，乃至对其的继承和批判中建构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在今天，启蒙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界所具有的意义，与其说是简单学习和重复宣传西方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的古典思想，不如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启蒙思想的态度和方法，即在继承中批判、在借鉴中创新，加紧建构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从而树立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话语影响力。

（孙应帅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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