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19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1月25日下午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9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主要报告人为张建云和彭五堂。会议由余斌主持。经济所的安东建副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矿业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的一些研究生也参加了会议。

　　彭五堂首先介绍了《哥达纲领批判》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研读内容。张建云的报告主要围绕《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文章，就经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历史性问题介绍了国内外的有关讨论并谈了自己的观点。报告结束之后，与会专家和学者就报告中所涉及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全集第十九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75年3月至1883年5月间写作的文章、草稿和部分书信，其中包括了像《哥达纲领批评》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样一些重要著作，它们反映了马恩在晚年的一些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性评论。1875年，德国两大工人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为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制定了新的党纲，这就是《哥达纲领》。《哥达纲领》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折中调和，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马克思对此非常愤怒，于是写下了长篇的批判性评论。在批判拉萨尔的“公平劳动所得”和“铁的工资规律”等观点时，马克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主要理论和主张。

　　1.批判“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混乱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

　　《哥达纲领》中有这么一条：“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这一主张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第一，“劳动所得”这一概念含义模糊。马克思质问道：“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第二，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根本问题简化为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把经济问题简化为政治法律问题，把利益矛盾变成一种道德诉求，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愤怒地发出一连串质问：“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在这里，马克思具体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平观。他指出，公平正义作为一种道德标准或道德诉求，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并且它服从和服务特定的生产关系，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日常行为规范中的体现和反映。因而不同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或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普世的公平正义标准。同样的观点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也有论述。如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利息时，针对吉尔巴特的观点（“一个借钱为了获取利润的人，应该把利润的一部分给予贷出者，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合乎自然正义的原则。”），马克思反驳道：“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说什么自然正义，这是荒谬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西方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这种道德观称为道德相对主义，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误解或歪曲。马克思强调分配正义的具体性和对生产关系的从属性，并不是说分配方式无所谓正义不正义，而是说脱离了具体的生产方式谈论分配正义是一种空想，在实践中是有害无益的。“大跃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个人消费品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来说明分配方式对生产方式，进而对社会生产力的依赖性。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是合理的，正义的，因为它取消了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参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权利，从而消除了剥削。与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按劳分配并不是一种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因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由于个人能力上的差异或家庭成员数量的差异，按劳分配并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得到相同的个人消费品，换句话说，按劳分配条件下每个人的需求满足程度是不同的，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然而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我们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因为“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使得社会产品能够满足成员的全部需要时，我们才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从而做到真正的平等。马克思有一段经典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这里，马克思只是想举例说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作为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不能孤立地谈论孰优孰劣，而必须考虑制约它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马克思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现按需分配并不比按劳分配更公平，恰恰相反，它比按劳分配更不公平。因为当消费资料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的时候，一部分人不劳而获对劳动者而言是不公平的。张春桥在1958年写了一篇文章叫《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他把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鼓吹供给制。这篇文章隔断了分配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无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对分配方式的制约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曲解。

　　另外关于按劳分配，我自己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其原意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集体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是他取得个人消费品的唯一依据。根据这一原理，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不参与分配是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按劳分配，也不存在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这样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在这里顺带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设想，这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对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做具体的论述，他只是强调，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尽善尽美。“公平分配”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2.对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

　　《哥达纲领》中有这么一条：“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条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因为它提出的“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主义的教条，它建立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基础上。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贫困是由人类的本性决定的自然现象，人类不可能消除贫困。因为性、生殖和尽可能多地繁育后代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社会只要有超过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人类就会更多地生育，人口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因此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至少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可以推知，由于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供过于求的压力使得工人的工资长久地在维持生存的水平附近徘徊。拉萨尔据此提出他的“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在《公开答复》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规律，并论证说：“在现今的关系下，在劳动供求的支配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的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日工资不能长期高于这个平均数，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工人结婚和繁殖后代就会增加，工人人口就会增加，从而人手的供应就会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如果真如拉萨尔所说，“铁的工资规律”是无法废除的，因为它根源于人类的本性，因此它既不是生产问题，也不是分配问题，说到底是人类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理论显然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相对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工人阶级贫困化是必然现象。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共产主义取代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将被废除，工人阶级将摆脱贫困，走向全面自由发展。因此，贫困现象不是像拉萨尔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然规律，而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存在什么“铁的工资规律”。这一理论问题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解决了，让马克思感到气愤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已经快十年了，一个号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还在谈论“铁的工资规律”这样的陈词滥调。马克思愤怒地写道：“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3.批判了拉萨尔企图通过“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错误主张

　　《哥达纲领》中有如下一条：“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马克思认为，拉萨尔指望通过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在理论上颠倒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国家只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反映，它的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不可能通过旧的上层建筑来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主张在实践中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必然灭亡。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将不复存在，国家也将逐步消亡。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是马克思著作中为数不多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但他明确讲是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共产主义发展史的系统阐述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

　　1.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

　　恩格斯追溯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他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思潮是反宗教、反蒙昧、反封建的进步思潮，它提倡科学，主张用人类的理性作为评判一切事物和行动的标准。启蒙学者主张，“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思想在推翻封建统治和宗教压迫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作为思想先导，颠覆了上帝和宗教的神圣地位，破除了宗教迷信对人类思想的禁锢，确立了理性的崇高地位，粉碎了等级观念，恢复了人的尊严。这一切为后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动员。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这些都是基于道德理性的主观设计，企图用思维着的理性来消除社会对立和不平等，其核心观念是平等和谐，因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它并没有提出可行的实现途径，因而是一种空想。

　　但是随后建立的资本主义统治并没有产生理性主义学者设想的自由平等共和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并非全民的胜利，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于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的各种思想和主张纷纷涌现，其中的代表就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与以前的空想思想相比，此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发现社会对立和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建立新社会的前提。但它们把希望寄托在资本家良心发现，主动捐出财产上，因而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

　　2.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种用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观点思考世界和社会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在古希腊时期，就以朴素的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它系统阐述了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并用辩证法来解释社会发展。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根据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前的社会形式是过去社会形式基础上发展了的结果，它又必然会向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发展。资本主义作为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必然被它的否定形式——公有制所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辩证法指导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3.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系统阐述

　　3.1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未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相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其本质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强制和剥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两个不可克服的矛盾：第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生产层面表现为自发的无政府状态，而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使得这种无政府状态加剧，导致生产失衡，引发经济危机；第二，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加重引发激烈的劳资冲突，最终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经济危机提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而阶级对立为这种改变准备了行动力量。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和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它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消灭了剥削现象。总之，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3.2 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由自的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共产主义彻底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从而消除了阶级产生的基础，人类社会从此走向无阶级社会，国家随之自动消亡，人类实现真正的和谐。

　　张建云的研读笔记

　　通读全集19卷，总体感觉是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就是针对各种歪曲和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努力澄清和讲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以俄国为例，阐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问题。我主要研读第二个主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引起一场跨世纪的大争论即“关于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争论。我主要研读的文章包括《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包括正式复信和复信草稿，马克思的遗稿《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恩格斯《马尔克》，以及本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的相关论述。

　　一、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所引发的令人深思的问题

　　1.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说：“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实际上马克思收到信没几天就着手给对方写回信了，并先后写了三个草稿。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只有短短600字，而三个回信草稿第一稿8000字，第二稿3000多字，第三稿4000多字，共15000多字。写一封回信要如此谨慎，以至三易其稿，这在马克思书信往来中是没有前例的。

　　2.草稿中出现的许多想法和假设，包括俄国农村公社的性质，它与未来新社会的关系，农村公社瓦解的过程和程度，劳动组合这种集体劳动组织的性质等等，也包括“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关键的话，都没有写进正式回信。这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3.即使是这样马克思在回信中还嘱咐查苏利奇信“不宜公开发表”。查苏利奇尊重马克思的要求，生前从未公开这封信。这封信在其后40多年不为世界所知。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下大力从世界各地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版和未出版的文字，于1924年将此信连同三篇草稿首次公开发表。这封信第一次译成中文已经是1955年了，首次发表在我国《史学译丛》当年第3期。这封信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没有影响。

　　这里耐人寻味的问题是，马克思三易其稿写一封回信，这在马克思一生书信往来中是没有前例的，此为一；二是马克思没有把草稿中的全部内容都告诉给查苏利奇，最后只给她一封很短的信，并且还嘱咐她此信不宜公开发表。马克思的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引起后人的无数猜测。

　　这封信一出版就引起世人关注，围绕卡夫丁峡谷问题引起许多讨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讨论尤其热烈。

　　二、马克思复信的历史背景

　　背景之一，是时代大背景。从国际背景上看，这时期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处于总结经验，酝酿新高潮的时期。从俄国国内背景看，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正式迈开了步伐。但是，由外部输入的资本主义给俄国带来了巨大动荡，使这个历来停滞保守的国度骤然陷入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沙皇政府首先把工业化的负担压到农民身上，通过巨额赎金和高税收剥夺农民，以满足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在“解放”后的15年里，农民缴给国库的款项至少比自己土地的收入多20％。有时甚至超过1～2倍。大批失去土地或入不敷出的农民流入城镇工厂。与此同时，对农民的盘剥压榨却并未马上带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崛起，而只是到处引起混乱。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俄国改革以来社会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这个国家已接近一场革命，而民粹派很可能将担负起发动革命的作用，同时认为，俄国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一旦发生革命，定会大大加速西欧革命的进程，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将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产生巨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这样，从西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马恩认为有必要去认真对待俄国革命者所提出的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背景之二是民粹主义。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以赫尔岑的思想困惑为开端。1847年，赫尔岑游历西欧后，亲眼目睹了资产阶级不能自行解决其社会问题，不能自行把劳动人民从一切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国内，转向了农村公社的农民。他发现，村社的农民比欧洲的无产阶级更接近社会主义。于是，他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利用村社这一古老的社会组织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他对所谓的有教养的少数贵族阶级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他们会配合农民谋求解放。同赫尔岑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非常关心俄国农民问题，他们可以说是民粹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随着俄国社会危机的加剧，民粹主义的思潮也越来越被世人关注。19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对沙皇专制制度造成了很大威胁。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如何把唯物史观与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探索俄国革命的道路，是摆在俄国革命者面前的实际问题。民粹派强调俄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提出俄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俄国通过1861年的改革，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农村公社正日益瓦解，因而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俄国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分歧。

　　1869年，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寄去了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此书讲的似乎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村社的农民。读了此书后，马克思开始注意到俄国不同于西欧之处在于其村社制度。

　　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材料，吸取了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些观点，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提到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直接来源于俄国民粹派的这一思潮。

　　背景之三，也就是马克思写这封复信的直接原因，那就是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求马克思对俄国的前途问题做出理论上的解答。她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到的作用，谈到关于公社命运的争论中有一种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注定要灭亡，宣扬这种观点的人自称是马克思的“真正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她说：“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从查苏利奇的信中可以看出，解决俄国前途的理论问题对当时俄国革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作为世界革命的导师，马克思必须要对这个问题给以理论上的解答。同时，还可以看出，尽管查苏利奇请求马克思对俄国前途问题发表看法，但实质上涉及到的是要求马克思对《资本论》中所没有涉及到的世界历史理论以新的解释，这种解释落实到两个问题上，一是农村公社是否必然灭亡，二是资本主义是否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必经的阶段。

　　三、复信及正式稿的内容（仅从字面理解）

　　1.复信的内容。

　　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分析只限于西欧，言外之意是说，俄国的未来不一定要走西方的路。第二，断言，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是，强调这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几乎没有做论证。

　　2.草稿的内容。

　　前边几段。就是马克思在正式复信中提到的：《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分析只限于西欧，看来，这一点马克思是确信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俄国不一定要走西欧各国所走的路。

　　而俄国的情况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些各种情况最主要是俄国有全国范围内存在的农村公社。

　　马克思指出，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公社的特征。农业公社的二重性内含公社解体的原因，当私人占有范围扩大变成私有财产的时候，公社就解体了。但是，公社解体并不是其必然要遵循的道路。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从理论上来说，各种情况的综合，俄国就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其发展成果。

　　那么这些历史环境有哪些？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农村公社保存得完整而广泛。第二，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一个时代，它就可以不必经过其发展的苦难而占有其积极成果。第三，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因素的存在，俄国农民有着集体主义精神，习惯于劳动组合的关系，俄国公社虽有孤立性一面，但是俄国辽阔的土地适合于大规模机器生产，既可消除封闭性，又增加农民在更大范围的联合。第四，农村公社向集体所有制更高程度的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马克思认为，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并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的前景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结束，因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危机展示着俄国公社的未来前景。第五，要消除各个方面给公社的毁灭性打击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了农村公社现在处于危险境地，除了国家的直接压迫，还有侵入公社的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等，正在从各个方面瓦解公社。第六，要挽救俄国公社，必须有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性质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这种社会革命是双重的：首先是要有俄国革命，因为只有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它才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其次是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上述就是初稿的基本思想，但是这些思想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写入复信。这表明，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很顺利，许多问题在他看来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如果我们把草稿与正式复信比较，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与俄国社会“跨越”的关系问题。在初稿中提到的二重性问题，在复信中没有提到。因为马克思曾认为，这个二重性是认识公社及至整个东方国家的钥匙。

　　二是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与俄国社会跨越的关系问题，在初稿中，马克思之所以确信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折，就在于它与资本主义同时代存在，可以吸取其积极成果，而不必重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路而一切从头做起，而正式复信中没有提到，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初稿中，马克思曾经反问“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如果否定跨越的可能性，那么，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先进的生产力手段，难道一定要象西方世界那样，从头做起吗？但在草稿的二稿、三稿及正式复信中再也不这样说了。

　　三是在草稿中出现的许多想法和假设，农村公社与未来新社会的关系，农村公社瓦解的过程和程度，劳动组合这种集体劳动组织的性质等等，马克思在复信中都没有再提到。说明他对上述观点不满意，或者是他感觉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关于这封信所引起的争论：落后国家能否跨越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这是20世纪80、90年代争论的热点问题。这些争论包括：

　　1.马克思有没有“跨越”理论？

　　第一种观点，是肯定的观点。在很多研究者那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似乎是无可怀疑的马克思的理论。有学者甚至认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贡献。

　　第二种观点，是否定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学说，所谓的“跨越”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加给马克思的。例如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跨越（或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而只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提法。“跨越”和“可以不通过”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不通过是绕开，选择另一条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这样可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的波折和灾难。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则是指：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这既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该从理论上与实践上予以区分，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从理论上讲，它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较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从实践上讲，它是指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认识不到现实“跨越”与理论“跨越”的差异，教条主义地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规范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必然犯“左”的错误。否认或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科学性和历史“跨越”的必然性，必然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选择。

　　2.“峡谷”的内涵是什么？跨越的是什么？

　　对于那些承认马克思有“跨越”理论的学者来说，“卡夫丁峡谷”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提到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从字面理解，卡夫丁峡谷应该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是资本主义制度全部、还是部分？亦或其他？不同论者观点不同。

　　关于部分与全部之争，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指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有人认为“卡夫丁峡谷”是指跨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卡夫丁峡谷”是指像欧美那样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则是不能跨越的。

　　关于跨越的具体内容，大多数人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角度来理解卡夫丁峡谷，以及跨越的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关系发展阶段可以跨越，而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跨越，跨越卡夫丁峡谷主要指的是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说法比较笼统，但是坚持这种说法的人比较多。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即所有制关系和物质变换关系。跨越卡夫丁峡谷主要是指跨越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

　　还有一些观点比较具体：有人认为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可以跨越，但是生产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过程是不可跨越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可以跨越，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可以跨越，但是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封建、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不能跨越；人的发展阶段与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是不能跨越的。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生产力发展阶段不能跨越。

　　3.我们国家到底跨越没跨越卡夫丁峡谷？

　　对于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必然不同。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是认为，中国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正处于卡夫丁峡谷之中。

　　二是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认为我国目前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主体，不能因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认为中国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三是“与跨越无关”说，认为我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因而根本不存在“有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四是调和“不可跨越论”与“可跨越论”，强调要体现唯物史观坚持的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性与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五、最后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及相关论述所引起的“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争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是20世纪80、90年代，那时候苏联解体，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我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当时引起人们的巨大关注与人们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清有关系的。当然，经过二十年的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从理论上得到了解决。现在大家都能理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模式，不是社会制度性质的标志。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我们现在已经能理解了，但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特别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应该说没有被意识到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运作方式、把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等这些概念都大致地等同起来，视为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一起发展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那种不同于原始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天生地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以个人主义精神为其内在动力的，从而与资本主义内在相连。

　　当然，我们今天对市场经济已经有深刻的认识了，不仅是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市场经济都有了深刻的把握。市场经济确实需要人们对自身价值实现的关注和努力，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即极端利己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核心。事实上，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有个人独立发展，更需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的意识和氛围，需要人与人之间诚信，也就是需要整体意识，那种纯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只考虑自己的意识和行为，最终必然受到排斥，而无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生存。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认为最最根本是秉持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极端利己主义，还是真实的集体主义。

　　我们现在讨论需要把问题进一步深化，那就是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不能跨越？市场经济给人类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促进作用表现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这种模式能最大程度地创造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联系和关系。

　　相关问题讨论

　　余斌认为，卡夫丁峡谷本身不是一段真实的峡谷，而是一个羞辱的标志。因此，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主要应当是指避免或消除资本主义带来给人们的苦难。而这样就必须在生产关系上相对于资本主义有所调整。余斌还认为，价值观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个标志，而不是根本。因为价值观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与之相适应。因此，应当从经济基础上去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安东建就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赞同冯兰瑞老师曾经提出的观点，即只有在同一标准，而且单一标准前提下才能保证行为或决策的公平性。如果是多标准的，不同标准之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就很难做到公平。

　　其他参会人员围绕落后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执行编辑：彭五堂、张建云）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