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11卷研读会概况

　　2010年1月12日在中国社科院四号楼会议室召开了马研院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1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吕臻和余斌。访问学者黄娟也参加了会议。

　　吕臻主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全集第十一卷），就英国《谷物法》实施和废除一事的背景、原因、过程及深远影响进行介绍。

　　余斌大体介绍了全集第十一卷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具体文章就政党与政治、议会斗争、军事行动、新教与资本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问题展开论述。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农业基础与国家安全、农产品关税与农业发展、土地流转与集体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吕臻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谷物法》的研究

　　——马恩全集第11卷学习笔记

　　一、《谷物法》实施和废除始末

　　（此部分参考黄少安、郭艳茹“对英国谷物法变革（1815-1846）的重新解释及对现实的启示”一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谷物法是指英国1815年制订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其中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其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实施该法后，谷物价格骤贵，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外国也提高英国工业品进口税，从而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利益。1846年，该法被废除。

　　英国对谷物贸易的管制由来已久。最初的谷物法旨在通过管制主要谷物的进出口来保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平衡。16世纪之后，随着重商主义在英国的盛行，谷物法转向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

　　英国在这一时期一直实施一种特殊的“中断性出口补贴政策”，这一政策规定谷物的国内目标价格，即当国际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出口补贴开始生效，等到国际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便停止出口补贴。

　　18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人口的增加和工业化，英国由粮食的输出国变为输入国，而谷物法的性质也转变为对进口的限制。通常由政府设立一个目标价格，低于这个目标价格时，禁止进口或征收高额的关税。

　　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为了保护本国农业免受国外廉价谷物的冲击，再次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小麦价格低于每夸脱80先令时，不得进口。这项贸易法令遭到了地主之外的其他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在1828、1841年进行了几次调整，但直到1846年才被废除。由于1815—1846年间的谷物法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现在提及英国“谷物法时期”，主要是指这一时期。

　　谷物法是英国自由贸易进程中一个最难逾越的障碍，它的废除远远比同时期的其他类似法令（例如航海法）的废除更难。这是由英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决定的。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谷物法变革的约束条件。1815—1846年间，正是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最终导致谷物法的废除。

　　1815年谷物法颁布时英国的历史条件：

　　第一，拿破仑战争导致英国在粮食问题上高度敏感。工业革命以后，尽管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是全欧洲最先进的，并且不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但是粮食供给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有六分之一的粮食需要进口。1808年由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英国的粮食进口几乎中断，1809年和1810年，又逢国内歉收，致使粮价飞涨。“因粮食供应困难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所造成的饥馑”，卢德及英格兰中部、北部都发生了工人运动或其他形式的骚乱。如果不是拿破仑因为法国粮食丰收的压力在1809年重新允许向英国出口粮食，英国很有可能“在情势非常危急的1810—1811年那个冬天挨饿以至投降。”另外，由于粮食的需求和短期供给都缺乏弹性，灾年的饥馑和丰年的谷贱伤农都极易发生。农业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产业。这使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农业上保持一种特殊的政策。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粮价的持续上升及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暴涨，导致土地的过度投机，战后1813—1815年的农业大丰收使英国粮价暴跌，地主纷纷破产，加剧了由1811年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动荡。这些因素决定了英国在农业政策的决策上必须要将安全和稳定置于首位。

　　第二，英国出现了不同经济思想的起落和交锋，主要是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1815年前后，在是否应该颁布谷物法的问题上，二者分歧明显。

　　马尔萨斯主张国家干预谷物贸易，但是并不主张采取严厉的措施，通过极高的关税来禁止谷物的进口，而是认为应该用一种适度的关税来调节谷物的进出口，让关税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他认为：安全比财富更重要，一个国家如果将农业的供应寄托在外国身上，遇到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时处境就会很危险；对谷物贸易的放开应该是渐进的，谷物价格陡然惨跌，会引起农业的极大衰退，造成社会动荡。谷物的自由贸易进程应该同工业制成品保持一致，在工业品保持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实施谷物的自由贸易，必然会使农业资本“以垄断价格购买本国和外国产品，而出售自己的商品时却又不得不接受竞争扩大到极限的价格”，导致农业衰退，破坏经济生活的自然秩序。

　　李嘉图则要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提高利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谷物法的评论

　　恩格斯曾对英国谷物法从实施到废除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全集第1卷的《谷物法》和第4卷《英国谷物法史》两篇文章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受到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背后操纵的英国议会为何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矛盾重重、举步维艰，谷物法的废除对工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不同的影响。

　　在全集第11卷中马克思的《约翰·罗素勋爵》一文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当时英国议会对废除谷物法一事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态度：

　　伦敦8月6日。1815年在英国实行了谷物法，因为托利党和辉格党共同决定用向国民征税的办法来提高他们的地租。托利党和辉格党所以共同决定这样做，不仅仅由于谷物法（反对从国外进口谷物的法律）能在几年内人为地提高谷物价格。如果我们把1815年到1846年这段时期考察一下，我们会看出，起着更大作用的大概是租佃农场主的幻想：似乎在任何条件下谷物法都能使谷物价格保持在〔原定的〕水平上。这种幻想对租佃契约是有影响的。为了经常保持这种幻想，我们看到议会经常在忙于修订和改进1815年的谷物法。但尽管有谷物法的规定，谷物价格还是不断下跌了，这时，议会就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调查造成（农业灾难）的原因。作为议会调查对象的（农业灾难），实际上只是租佃者付给土地占有者的土地租金和他出售给消费者的农产品价格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地租和谷物价格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因而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是很容易克服的，只要降低土地贵族收入来源——地租就可办到。土地贵族自然宁可利用立法手段来“降低”谷物价格，而不是降低地租；一个谷物法换成另一个谷物法，只不过稍微改变一下外表而已；他们把谷物法不起作用的原因每次都归咎于一些不重要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议会颁布一项新的法令就可以解决。因此，谷物价格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保持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而地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由于问题涉及到了土地贵族“最神圣的利益”，涉及到了他们的现金收入，所以他们的两个派别——托利党和辉格党——都同样乐于把谷物法看做是高悬在他们党派斗争战场上空的恒星。辉格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想要宣布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尤其是因为以重获官职、取得世袭年金的办法来弥补他们在地租方面可能出现的亏空，当时在他们看来还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情。这两派人由于都希望得到金融贵族的支持，所以在1819年都投票赞成银行法！根据这条法律，以贬值的货币计算的国债，其利息应以足值的货币偿付。国家所借的假如是50英镑，它就得偿还100英镑。他们就这样买得了金融贵族对谷物法的同意。以欺诈手段提高国债的利息换取以欺诈手段提高地租——这就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狼狈为奸的意图。这以后，就无怪乎约翰·罗素勋爵在1835年和1837年议会选举的时候，宣称对谷物法的任何改革都是有害的、荒谬的、不实际的和不必要的了。从他踏上内阁的宦途时起，他就反对任何这类的提案，起初还比较斯文，后来就恼火了。他在维护高额的谷物关税方面，远远超过了罗伯特·皮尔爵士。1838年和1839年饥荒的前景没有能够动摇他和墨尔本内阁其他阁员的意志。国家的灾情不能触动他们，但内阁的灾情却把他们打动了。750万英镑的国家财政赤字和有引起对法战争危险的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促使下院根据皮尔的提议对墨尔本内阁投了不信任票。这件事发生在1841年6月4日。总是那样贪婪地追求职位、那样不称职、但又那样不乐意放弃职位的辉格党人，试图（当然是枉费心机）用解散议会的办法来逃避自己的命运。这时在约翰·罗素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先利用反对谷物法运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化为乌有，就像过去在他的帮助下先利用改革运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化为乌有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突然表示赞成用“适度的固定关税率”来代替关税调节制的原因——要知道他总是主张“适度的”政治上的贞节和“适度的”改革的。他恬不知耻地同政府候选人的队伍一起在伦敦大街上游行，队伍中还有人在他们拿的旗杆上挂了两个对比鲜明的面包：一个是两辨士的面包，上面写着“皮尔的面包”；另一个是一先令的面包，上面写着“罗素的面包”。可是这一次人民不上他们的当了。人民从经验中知道，辉格党人答应给面包，而拿出来的却是石头。所以尽管罗素举行了滑稽的热闹的游行，辉格党政府在新的选举中还是只得到了76席的少数。辉格党政府终于不得不让出内阁的席位。罗素对1841年没有替他好好效劳的那个适度的固定关税率进行报复，罗素在1842年心平气和地让皮尔的“调节制”成为法律。现在他鄙视“适度的固定关税率”，已经不再理它，一声不响地听任它破产了。

　　1841年到1845年间，反谷物法同盟发展到了巨大的规模。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旧盟约已经不再是维护谷物法的保证了，因为工业资产阶级排挤着金融贵族，日益成为资产阶级中的主导部分。而废除谷物法对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切身问题。在工业资产阶级看来，废除谷物法意味着：降低生产费用，扩大对外贸易，增加利润，缩小土地贵族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也就削弱他们的权力，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1845年秋，爱尔兰马铃薯发生病害，英格兰谷价上张和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歉收，这些都大大地帮助了工业资产阶级。被带有危险性的行情吓坏了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于1845年10月底和11月初举行了一系列的内阁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暂时废除谷物法的建议，甚至暗示有永久废除的必要。由于一个阁员斯坦利（即现在的得比勋爵）的拚命反对，内阁当时没有作出决定。

　　这时正在利用议会假期在爱丁堡游览的约翰·罗素，嗅到了皮尔内阁所发生的事件。他决定利用斯坦利造成的阻碍，以便赶在皮尔的前头，第一个占领必能给他带来声望的阵地，冒充为皮尔的鼓舞者，从而使皮尔想要作出的决定失去任何道义上的力量。与此相适应，他借口内阁迟迟没有就爱尔兰的灾情问题作出决定，于1845年11月22日从爱丁堡写信给他的西蒂区的选民们，信中充满了针对皮尔的刻薄而恶毒的暗语。1831、1835、1837和1839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周期性的饥荒，没有一次动摇过罗素和他的同僚们对谷物法的信心。现在他却突然热心起来了。甚至像两个民族的饥荒这样可怕的灾难，也只是被这个矮小人物用来作为给他的“身居要职的”对手设置陷阱的借口。他在这封信里企图隐匿他突然变成贸易自由拥护者的真实动机，用一个悔过的罪人的如下的自白来掩饰：

　　“我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念在20年中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过去总认为谷物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则中的一个例外，但是观察和经验使我确信，我们应该放弃对食物输入问题的任何干预。”

　　就在这封信里，他责难皮尔，说皮尔至今还没有干预爱尔兰输入食物的问题。于是皮尔就使这个矮小人物跌进了他自己所设的陷阱。他呈请辞职，但他上书女王，表示如果罗素负责废除谷物法，那他就支持罗素。女王召见了罗素，委托他组织新内阁。他来了一看……宣布这事即使有自己对手的支持也是力不胜任的。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在他看来，一切本来都只是个骗人的幌子，可是现在有人威胁着要用他的话来揪他了！于是皮尔重新上台，并且废除了谷物法。他的这种行动打垮了并瓦解了托利党。罗素又同托利党联合起来准备推翻皮尔。这就是他可以用来辩明他有资格取得“贸易自由大臣”称号的全部东西，几天以前他还用这个称号为自己吹嘘过。

　　三、《谷物法》废除的长期影响

　　1.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主义

　　从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的重商主义向主张低关税的自由贸易主义的转变是废除《谷物法》对英国最直接的影响。此后英国开始在全世界推行所谓自由贸易主义，为其工业品打开各国市场创造条件。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吹嘘的“只要实行自由贸易主义，就可以彻底消除农产品不足和经济危机”的结论，却被马克思在《不列颠宪法》中的深入分析所批判：

　　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1831年以来的立法史就是一部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从新济贫法到废除谷物法，从废除谷物法到实行地产遗产税）的历史。

　　在这种普遍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仅要进行战争，而且要同比沙皇尼古拉危险得多的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就是工商业危机，它从去年9月以来日益加剧，日益普遍。危机的铁手一下子就把那些鄙俗的自由贸易的信徒的嘴给堵住了，这些信徒许多年来一直鼓吹说，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市场上商品过剩和社会危机就永远成为历史掌故了。但是现在，市场上商品过剩已成为事实，正是那些仅仅在五个月前还以武断的、绝对正确的口吻说生产过剩永久不再发生的经济学家，现在比谁都更响亮地叫喊没有缩减生产的工厂主缺乏先见之明。

　　2.工业发展迅猛，迎来黄金时代

　　19世纪中叶，英国的钢铁产量与棉布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即达到全世界总产量的1/2;煤炭产量则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即达到世界总产量的2/3。另外，从人口与工业品的比例来看，1860年时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以及欧洲总人口的10%，然而，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却占世界工业品的40%—50%，占欧洲工业品的50%—60%。

　　3.粮食对外严重依赖，土地贵族受到严重打击

　　马克思引用报纸“曼彻斯特观察家”指出：“毫无疑问，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将成为巨大的粮食进口国家。这里已经向多瑙河地区发出的定货单将促使美国向欧洲运入粮食而不是运入黄金。英国去年的收成比往年好，但是从1854年8月到1855年8月，我们仍然输入了3335000夸特的小麦和1558892公担的面粉，而全年的平均价格仍然高于70先令。今年我们还需要数量更大的进口，以防价格更高的上升。如果不从北美输入，那末从哪里输入呢？德国北部的收成也比平常低，因此美国把面粉运到波罗的海地区，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通常可以从那里进口大量的粮食。根据奥地利政府的通报，奥地利的年景一般，然而它能否有多余的粮食输出，是值得怀疑的，而整个意大利南部严重缺粮，即使从黑海各港口输出粮食也仍然像过去那样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法国在购买粮食时不仅要同英国竞争，而且要同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竞争。这种情况是够使法国政府伤脑筋的了。‘通报’上的一篇半自我安慰、半教训别人的文章在这方面作了最好的说明。”

　　在《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中马克思指出：“虽然约翰牛自己有时可以在印度实行某种兼并，但是他并不想让别的国家在离英国本土或它的领地非常近的一些地方去干同样的事情。俄国是在这方面早已引起约翰牛不安的国家。由于不列颠同东方地区的贸易以及通过特拉比曾德同亚洲内地的贸易日益大规模地扩大，船只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对英国来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英国不能容许俄国逐渐并吞多瑙河沿岸各国，因为这些国家作为谷仓的意义在日益增长；英国不能容许俄国封锁多瑙河上的航行。俄国的粮食现在已经是英国消费项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要是这些与俄国毗邻的产粮国家归并于俄国，那就会使大不列颠处于完全依赖俄国和合众国的地位，而这两个国家就会变成世界粮食市场的调节者。”

　　18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英国农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当时英国的农业在欧洲居领先地位。到19世纪初，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比较发达，食品基本自给的国家。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继而改为实行“英国工业、其他国家农业”的国际分工。在轻视农业的政策的诱导下，农业逐步衰退，英国在食品供应方面严重依赖世界市场。19世纪70年代，国内生产的粮食能够供应当时全国人口的79%，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36%的人口。1913年谷物播种面积比1870年减少25%；1931年谷物播种面积减为196.3万公顷，比1918年下降41.7%、产量下降2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潜艇击毁英国远洋商船，粮食进口运输受阻，使国内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英国政府不得不实行食品配给制，转而加强对农业的干预，采取重视农业的许多措施，如：奖励垦荒、对开垦荒地的农户发给奖金；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各地区普遍建立农业生产管理委员会，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战后，英国花了近15年的时间，扭转了农业衰退的局面，逐步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余斌的研读笔记

　　在《欧洲战争》（14—19）中恩格斯指出：“如果目前在加里西亚边境上对峙的两支大军都行动起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指挥官的意图和能力如何，大量军队的本身，再加上地形性质，将使有名无实的战争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不再存在。迅速集中，强行军，军事智谋，大量兵力对敌人翼侧的迂回，作战基地和作战方向的变换，简单地说，符合真正军事学术原则的大规模的机动和会战，这时就成为完全必要和理所当然的了。在这种条件下，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行事的或行动不够果断的统帅，不可避免地会葬送自己的军队。”当年中共撤离延安就是没有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行事。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上不应当急于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过早地通过三八线发起第三次战役。不然，就不会被动地进行第四次战役，丧失第三次战役的成果。

　　在《政党和集团》（50—52）中马克思指出：“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但是，促使这些集团削弱并让它们没有可能建立政党、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因，也促使这些集团失去了联合的能力。因此，在英国议会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像联合内阁时期那样的分裂成许多人数很少、偶然拼凑起来的集团的情况。在这些集团中，人多势众的只有两个集团，这就是得比派和罗素派。在他们的拥护者中，有一个由势力雄厚的古老世家及人数众多的被保护者组成的支线散布得很广的集团。但是人数众多恰恰是得比派和罗素派软弱的根源。要组成独立的议会多数，他们的人数太少，但同时他们的人又太多，其中有不少追求名位的人，必须满足这些人的野心，这就使得他们没有可能用分配重要职位为代价来取得外界的充分支持。因此，人数较少的皮尔分子集团、格雷集团、帕麦斯顿的拥护者等等就比较适合于组织联合内阁。但是，使他们适合于组织这种内阁的原因，即其中每一集团都较弱，也使得他们的议会多数带有偶然性，在任何时候，只要得比派同罗素派或得比派同曼彻斯特学派等等勾结起来，这个多数都可能瓦解。”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今天欧洲内阁制国家的内阁组成具有借鉴价值。

　　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内阁有权解散议会的情况会怎样地影响目前的议会：“出于爱国主义精神，在议会第三次常会开始时就失掉用高价买来的职位，那是会很难受的。”现如今，议会制国家和地区的议员的职位，即使不是高价买来的，也是高价竞选来的。因此，让这些议员冒着失掉职位的风险去做一些正当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像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陈水扁的弹劾就由于存在解散立法机构进而使议员们失去职位的风险而令国民党议员们不敢提出。因此，这样的议会制度根本就是不可取的制度。

　　在《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118—121）中马克思在谈到军衔买卖时指出：“英国一般法律固然认为，因授予某一国家职位而接受馈赠或“佣金”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任何法律都不能决定实践，任何实践也都不能取消同它矛盾的法律。”这或许是有法不依的一个原因吧。

　　在《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斋戒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150—153）中马克思提到，“曼彻斯特的厂主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宣传取消官方的‘工厂视察员’，据说是因为这些视察员不仅敢于对法定的劳动时间的切实遵守情况进行监督，而且甚至要求在工厂里认真贯彻议会为防止因采用机器而引起的威胁工人生命和健康的不幸事件所规定的那些措施。……有一位工厂主——当然是和平协会的会员——天真地喊道：由于不遵守这些措施而‘在去年死亡的总共不过五个成年工人’。”如果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来为曼彻斯特的厂主们辩护，他们会说遵守这些措施已使得企业亏损和工人失业。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从名义工资中扣的款太多了，以致工人还得偿付工资和资本家记入借方的那笔款项之间的差额。这样一来，工人就变成了雇主的债务人，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同雇主重新订立合同。现在他们还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奴，但是与农奴不同的，就是他们甚至连维持自己肉体存在的保证都没有。”中国的劳动部门也要去检查企业有没有各种扣款规定。如果有，应当没收所有扣款，专项用于各种职业培训。

　　在《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179—181）中马克思在谈到不善经营的愚蠢报纸投靠一个固定的党派，从而随着该党派的兴衰而兴衰时，引用德拉蒙德的话指出：“真正的艺术——这里‘泰晤士报’也显示了它的技能——在于雇佣一大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绅士，并强使他们写稿。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合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新闻界的真正美德看来是遵守这样的原则：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文学方面个人应表现正派，集体则应表现不诚实。”今天的媒体也往往强调其发表的言论只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不代表该媒体的观点，也是一种不诚实。

　　在《调查委员会的揭露》（182—185）中马克思提到了南丁格尔小姐。南丁格尔是全世界护士们的榜样。但她能够成为这样的榜样，决不仅仅是因为她护理技术高超。当时，英国参与军事行动的各管理部门“都处于不仅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简直是可耻的、丑恶的状态。陆军司令部、医务部门、供应管理局、军需部、运输部门、医院管理局、卫生警察局、巴拉克拉瓦和君士坦丁堡的港务警察局——所有这些部门都一致被认为是不中用的。但是不论每一个部门单独来说多么糟糕，这套机构的全部美妙之处只是在它们相互接触和协作的过程中才显示出来。规章制度订得非常出奇，以致当它们一开始生效，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职权范围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终止以及应当同谁打交道。……即使兵士们看到甚至感觉到那些能够救他们的命的物资，他们也应当像唐达鲁士那样死去。在当地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毅力去打破这套陈规旧习，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而不顾规章地去负责采取行动。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那是一个女人，南丁格尔小姐。她确信必需的物品都在仓库里，于是带领了几个大胆的人，真的撬开了锁，盗窃了女王陛下的仓库，并且向吓得呆若木鸡的军需官们声称：‘我终于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现在请你们把你们所看到的去告诉英国吧。全部责任由我来负。’”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受权进行谈判和调查的议会委员会的代表们已在途中的消息“就像一股电流那样刺激了一下瘫痪病人。……在六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样。……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建立起来了，虽然还有许多应该加以克服的旧弊病，但是状况已得到改善则是无可置疑和非常显著的。”可见，公开的调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样的调查应当由行政机构以外的人员，最好是人大代表或议员们来做。

　　在《论克里木局势》（196—199）中恩格斯提到：“关于和谈进程的报道的性质每天都在改变着。今天说和平是不容置疑的，明天又说战争是不容置疑的。帕麦斯顿在‘邮报’上用大炮和剑进行威吓——这证明他随时准备缔结和约。拿破仑命令自己的报刊歌颂和平之树——这最确凿地证明他打算继续战争。”现如今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外的报纸在对待朝鲜问题上的这种反复无常。对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加以习惯，并识破其真正的意图。不要把他们的赞扬和反对太当回事。

　　在《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203—208）中马克思分析了两国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以及英国贵族阶级对于对俄战争的不同态度，这对于我们理解不同阶级的本性有着一定的帮助。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集团内，这场战争根本不受欢迎。……只要战争使资产阶级破费，它的唯利是图的天性就比它的民族自豪感占上风，对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比对全民族的巨大优势必然要逐渐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更厉害。……格莱斯顿先生轻视发行公债这一通常的主意，一下子就把所得税提高了一倍，并且暂时中止了财政改革。后果很快就表现了出来。主和派又重新抬头了。……只要再经过一年的时间征收加倍的所得税并且发行公债（而发行公债现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就足以消灭工商业阶级中的好战精神的最后痕迹。”现如今，美国当局靠发行公债和滥印美元来发动战争。如果没有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的支持，美国大兵早就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了。

　　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218—225）中恩格斯提到，“为了重新建立想象中的民族，泛斯拉夫主义者表示愿意为维护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统治而牺牲八百年来实际参加过的文明生活。难道这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动地反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和力图使世界历史开倒车的运动的自然结果吗？”如今的泛突厥主义同样是开世界历史倒车的运动。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奥地利政府应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措施，那就是迫害。他指出，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精神的自由发展。“奥地利已开始在本国领土上反对斯拉夫人，但是，如果不实行哪怕有部分的进步性质的政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一个国家的主导民族和政策必须是进步的，才能解决民族问题。

　　在《“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244—246）中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总的回顾一下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历史，那末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旨在反对人民群众的一切法律，从把议会的任期改为七年的法令起，到最近的习艺所法和最新的工厂法止，都出自辉格党人之手。但是辉格党人的反动政策总是经资产阶级同意后实施的。托利党人的反动政策反对资产阶级的程度甚至比反对人民群众的程度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辉格党人被视为自由派的原因。”

　　在《金融市场》（256—258）中马克思证明，英格兰银行地窖里的黄金储备量有了增加和银行降低了贴现率，不能说明金融市场的状况有了改善，它只不过表明，“贴现率的降低并不是因为资本的大量流入，而仅仅是因为工商业对资本的需求量减少而引起的。……银行地窖里的金属储备量的增加只不过是放在那里的目前没有使用的资本的增加而已。”因此，在金融危机中，大量向银行注资，可以避免银行因现金不足而导致的破产，避免发生连锁反应，但不能促使经济状况改善。

　　在《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295—297）中马克思提到，“高贵的勋爵们”在参加群众大会时“有远见地在会场的各个地方布置了一打领取报酬的专业捧场者和捣乱者。秘密很快就被揭穿了，伪君子雇佣的走狗立即被公民们抓住并被赶出会场。”现如今在欧美国家的许多集会尤其是反华集会上也充斥着这种领取报酬的专业捧场者和捣乱者。

　　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298—302）中马克思说明了法国和英国对普选权的要求具有恰好相反的性质，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什么是实其事求其是的分析看上去是同样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在英国，当普选权成为人民群众的口号以前，争取普选权的鼓动工作就已有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法国，普选权先实行，然后才开始它的历史道路。在法国，遭到毁灭的是普选权的实践；而在英国，则是普选权的思想。”在这里，我们或许将社会主义与普选权作一个对比。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长的鼓动历史，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先有社会主义，再开始它的历史道路。从而社会主义的低潮，并没有消除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改变了它的实践。马克思还提到，宪章派想加强和扩大议会的无上权力，把它变成人民的政权。因此，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加强和扩大了的议会制，是人民政权的形式。从人大制到议会制将是历史的倒退。

　　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363—369）中马克思提到了基督教是如何为大资本服务的：“第一个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是〔啤酒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娱乐场所除晚上6点到10点以外，一律不准营业。这个法案是在虔诚的先生们以答应延长专卖制的有效期限，即答应保持大资本的垄断地位来换取了伦敦大啤酒店老板的支持以后，在议院的几乎无人出席的会议快结束时偷偷地通过的。接着就是〔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这个法案现已在下院三读通过，个别条文刚刚在下院全院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过。这个新的强制性措施也得到了大资本的支持，因为星期日做买卖的只是一些小店铺，而大商店总是愿意用议会的手段来消除小店铺的星期日的竞争的。从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教会和垄断资本共同策划的阴谋；这两件事情表明，宗教的惩治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下层阶级，而使上层阶级在良心上可以安静下来。〔啤酒法案〕对贵族的俱乐部妨碍不大，正如〔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并不影响特权阶级的星期日活动一样。工人阶级是在星期六晚上领到工资的。因而星期日的买卖只是为它而存在的。只有工人才不得不在星期日购买他们所需的一点点东西。所以新的法案打击的对象只是工人阶级。在十八世纪法国贵族说过：伏尔泰，给我们；弥撒和什一税，给人民。在十九世纪英国贵族说：信奉上帝的话，由我们来说；执行上帝意志的事，让人民去做。基督教的古圣先贤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而鞭笞自己的肉体；今天的有教养的圣者们却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鞭笞人民的肉体。”当今美国也要求别人按他说的做而不要按他做的做。难怪韦伯要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

　　西方经济学曾经以所谓的失信成本高昂来说明大公司是可信的，但是马克思在《消息数则》（370—374）中引用的消息表明，西方经济学有意忽略了失信收益的高昂。“起初‘手术刀’（医学杂志）举出证明说：各种商品和食品的伪造和变坏决不只是小商人的罪过，批发商业公司通常也干这些事情。后来又听说，西蒂区的‘受人尊敬的’公司发行了伪造的〔船坞仓库证券〕。最后是斯特兰、约翰·保罗爵士和贝茨的私人银行的大规模〔预谋的〕倒闭，同时直接吞没了寄存的有价证券。最后这件事也教会了贵族要重视西蒂区先生们的‘管理’天才，因为银行‘管理’的首先是贵族们的基尼。帕麦斯顿受了损失，克兰里卡德侯爵受了损失，而纳皮尔海军上将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教会也失去了不少的尘世的福利，因为斯特兰、保罗和贝茨等先生们特别以自己的虔诚出名，他们有时主持‘向多神教徒传教’的埃克塞特会堂会议，他们是‘圣经传播’协会的主要捐献人，并且担任了‘罪犯改造协会’的理事。他们的信仰为他们创造了威望。他们的银行成为信教老爷们和私人团体特别喜欢的银行。但是，银行家们的‘管理’天才对什么也不爱惜：既不爱惜孤儿寡妇的钱财，也不爱惜水兵们的微小的存款。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支配他们现在正向其伸手的‘公款’呢？”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破产或裁员，大量金融从业人员失业。此时，中国国内却出现一种舆论要到美国去高薪招聘这些“天才”。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当时“大的私人银行家已经意识到不能不‘公开鼓励’相互定期检查寄存在他们那里的有价证券，也不得不通过‘泰晤士报’邀请自己的账户来亲自检查他们存放在银行里的贵重物品。”但是，然而美国的金融寡头却一度得以避免任何监管，甚至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没有受到多少监管。

　　在《消息数则》（382—384）中马克思提到了使股份公司股东具有有限责任的包法利法案。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需要这类法律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到目前为止财政寡头已经把立法权操纵到了什么程度，财政寡头又怎样成功地在世界上头等商业国家里使贸易协定受到最荒诞和最放肆的法律限制。……大资本不愿满足于它用来打败小资本家竞争的经济手段中的优势，在英国大资本也采取了各种法律上的特权和各种特别法，这些事实，从英国的有关股份公司和一般贸易公司的法律上得到了最雄辩的证明。”在今天中国的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立法中，难道不应当汲取马克思的意见吗？

　　在《议会新闻：罗巴克和布尔韦尔的提案》（398—400）中马克思谈到了议会斗争的技巧。这种技巧表明，资产阶级议会根本谈不上什么制衡作用。“〔反对派〕集团对保存内阁的万能权力所表现的热心程度并不比〔政府〕集团差。议会斗争的技巧恰好在于：在短兵相接的格斗中打击的不是职位，而仅仅是当时占据职位的人，并且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使这个人在作为大臣下台以后，马上又能作为大臣的候选人而上台。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

　　在《议会新闻：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问题》（401—404）中马克思揭露了法学的秘密：“不知道法学秘密的人们难于理解：怎么在最普通的诉讼案中竟突然发生不是由该诉讼案件的实质、而是由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和条文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善于运用这些法律条文使人成为律师，就同善于主持宗教仪式使人成为婆罗门教的祭司一样。无论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或是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形式都在变成内容。但是，法庭上诉讼程序所起的作用，在立法机关中却是属于日程和会议规则的。土地立法的历史表明，罗马的老寡头政治家——诉讼程序中的讼棍手段的创造者首先在立法程序中采用了讼棍手段。但是，在这两方面英国都超越了他们。把一个提案提到日程上时所遇到的技术困难，一个法案在成为法律前所必经的各式各样的改变；允许提案的反对者不让提案进入议会、法案的反对者不让法案通过议会的那种规则——所有这些就构成议会的讼棍手段、造谣中伤和纵横捭阖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武库。”我们今天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议会中都能够看到这个武库中的武器。

　　在《帕麦斯顿。——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生理现象》（424—428）中马克思提到英国给土耳其贷款的条件是“是这样拟定的：土耳其直接得不到钱，而只是在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失体面的条件下受到保护，在这种保护下，所谓给予土耳其的贷款应由英国的专员来分配和开销。……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在借国债，而且是在得不到贷款的情况下借国债的。它陷入了这样一个地主的境地，这个地主不仅抵押土地来进行借贷，而且必须让抵押物的持有者有权支配贷给他的钱款。他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地产本身也交给抵押物的持有者。帕麦斯顿曾经用这种贷款的方式使希腊委靡不振，使西班牙陷于瘫痪。”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所揭露的美国经济杀手掠夺和搞乱其他国家的主要办法就是这样一个办法。可见，学习马克思的东西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多么重要。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曼彻斯特这个主和派的首府的厂主们曾经不惜任何代价派出代表团与政府纠缠，反对规定在使用机器时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的法令。……厂主们断言，装置安全设备会吞没他们的利润。”今天中国的厂主们和经济学家都断言，实行劳动合同法会导致经济不景气等等。而当时的工厂视察员霍纳证实说，在他的区里，如果花上10英镑还不能保障安全的工厂只是少数。在报告涉及的6个月中，由于机器而发生的不幸事故的总数为1788起，其中死亡事故为18起。对厂主所处的罚金、由他们缴付的赔偿费等等的总数在这段期间内达到298英镑。为了凑成这个总数，其中列入了因“在法律禁止的时间内工作”、因“使用未满八岁的儿童的劳动”等等所处的罚金；因此，因18起死亡事故和1770起重伤事故所处的罚金还远远没有达到298英镑。298英镑！这比一匹参加赛马的三等马的价值还少呢！今天在中国广东，据说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对厂主们给予了处罚，法律上没有这一条。而他们缴付的赔偿费，也没有任何统计。

　　在《欧洲军队》（463—538）中恩格斯提到英国军队的红色制服，他当时听说的是“这种制服——英国兵穿上它时就像打扮起来的猴子——能用它耀眼的色彩给敌人造成恐惧。”而现在有人说，这种制服可以暴露逃跑的士兵，能防止士兵逃跑。但是，时时要防士兵逃跑的军队还是不要存在为好，而且士兵完全可以脱下制服逃跑。

　　在这里，恩格斯提到，“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坚定性和顽强性是不列颠军队的重要素质；正是这些素质，才不止一次地使它免于因军官的无能、指挥的荒谬和运动的不灵活而遭到完全应得的、似乎预定的失败。”这一段似乎可以解释红军几次不成功的指挥所打的胜仗，而这种胜仗会使得无能的指挥者更加自以为是。

　　在谈到俄国军队时，恩格斯提到，凡俄国“贵族家庭，其成员连续三代‘未服公职’的，便失掉贵族特权，其中包括农奴所有权，而没有这种所有权，大量地产在俄国便毫无价值了。”这表明，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劳动力的存在才使得其他生产要素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亚洲战争》（646—652）中恩格斯指出：“许多没有真才实学的、并且在法国陆军少尉考试中落第的人，在印度支那就很可能被看做是一员大将；如果英国军官在本国以不通本行而出名，那末他们在土耳其服务时，就未必会突然变成知识渊博而具有军事才干的人物。”如今一些在西方国家里远远谈不上通本行而仅仅是在西方大学里获得可疑的博士学位的人，却在中国被当作知识渊博和具有真才实干的人供了起来。而他们今天在中国的功绩还远远赶不上英国军官当年在土耳其打败仗的功绩。这是因为，当年土耳其的对手还是学识不是很高的俄国军官，而今天中国的竞争对手却是指导这些人物的居心叵测的导师。

　　在《卡尔斯的陷落》（673—712）中马克思揭露了英国政府是如何以土耳其的支持国的身份阴谋破坏土耳其抗击俄国的侵略和向俄国出卖土耳其的利益的，以及英国政府事后如何伪造文件来笨拙地欲盖弥彰的。当年土耳其抗击俄国入侵对于英国的利益是有好处的，而英国却是这样与土耳其进行军事合作的。如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从而更加难以避免发达国家会阴谋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汲取当年土耳其政府的教训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保持应有的警惕，并且一定要在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

　　在《普鲁士》（713—718）中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的容克们（地主贵族们）“顽强地力争使宪法成为对其他一切阶级来说是有名无实的东西，而对自己却具有实际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要摆脱官僚制度的任何监督，同时又想要这种官僚制度以双倍的力量压住所有其他的下层阶级。”实际上，资产阶级和当前中国一些攻击政府专制的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相关讨论

　　余斌指出，可以提炼出马克思在分析谷物法废除一事中运用的研究范式，如矛盾分析方法，进而运用该方法来分析现在的事情。结合英国谷物法废除后的不利影响讨论我国为何必须要坚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如何化解农业进口的依赖，采取多元化的进口策略，突显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另外，虽然马克思批评罗素本人出尔反尔，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变化的规律性，他代表的阶级利益在变。

　　彭五堂认为，在农业问题上必须充分衡量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出了问题谁都养不起中国。可以进一步探讨关税对一国发展到底起到何种作用，马克思阶级和利益分析方法对今天的研究仍然很有价值。

　　中国化部的王佳菲认为，发达国家对谷物进行补贴，也间接补贴了其下游产品，如果其他国家需要关税保护，只对美国肉鸡等下游产品提高关税，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发展部的范强威结合她在重庆等地的农村调查，指出在有些地方的土地流转中，某些公司或农户以兴办农业企业的名义圈占耕地，这种现象亟需制止，土地集中的大农业不见得适合中国，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采取措施推动农业集体化进程，同时农民在组织产供销合作社方面很有积极性。

　　

　　（执行编辑：吕臻 余斌）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