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12卷研读会概况

　　2009年4月13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12卷读书研读会。会议首先邀请人民出版社纪检委书记沈水荣同志介绍了人民出版社网(理论时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建设的基本情况。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为孙应帅和彭五堂。

　　彭五堂的报告就《马恩全集》第12卷文章的写作背景、马恩针对1856年欧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评论作了介绍，并联系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由于时间限制，孙应帅主持了会议而没有进行报告，同时由于其研读笔记的部分内容已在另一通报上有所披露，因而，本期报告以余斌的研读笔记替代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12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6年4月至1859年1月期间写作的评论性文章和部分《资本论》手稿。这些文章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是对爆发于1857年-18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跟踪、分析和评论；二是对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我重点学习了马克思分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文章。

　　1.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概述

　　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有深刻的认识。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当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本性引发的投机浪潮导致资源严重错配从而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但不同时期引发危机的具体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引起1857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投机资本引起的铁路过度扩张所导致的。随着19世纪初铁路的发明，世界各地出现了修筑铁路的热潮。19世纪40年代，英国铺设铁路有8000公里。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大陆和北美再次掀起修建铁路的高潮。马克思写到：“（在法国），总的说来，特许修建的铁路总共长达5584英里，其中已经建成和通车的只有2884英里。因此，目前正在修建或即将动工的还有2700英里。但是还不止于此。政府正在修建比利牛斯山区的几条线路，并且已经下令修建土鲁斯至贝云、阿仁至塔布、蒙德马松至特拉贝斯坦的新线路——这些线路全长超过900英里。实际上，法国正在修建的铁路甚至比它已经拥有的还要多。”而在美国，随着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淘金热在美国出现，为了把黄金从美国西北迅速运往东部，美国铁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835年美国只有100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到1840年这一数字也只达到3000英里，而到了1850年美国铁路已高达1万英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超过了其他国家铁路里程的总和。铁路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系，金融机构发行大量的铁路股票和债券为修建铁路筹集资金。预期的高回报导致铁路证券的价格不断攀升，而铁路股票价格的飙升又吸引来大量的投机资本，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资本投入铁路修筑业的狂热性。就这样，因果相互促进，资本市场很快就产生了泡沫，并且快速膨胀。

　　随着金矿的开采，铁路的蓬勃发展。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急剧扩大。大量运出的黄金引起了大量商品的回流，美国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进了世界市场之中。加之为了躲避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大量资本流入英国和美国，从而进一步加速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带动其他国家经济随之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贸易额迅速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起，年平均增长速度比以前的20年提高了近2倍。经济的迅速增长还促使交易所和信用领域过度膨胀，从而为经济危机的更快到来创造了条件，终于酿成了一次世界经济危机。

　　1857年8月7日，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股票价格率先开始下跌，受其影响，美国的另外几家铁路股票也开始下跌。很快，密歇根中央铁路被国家接管。货币金融危机随之而起，在纽约的63家银行中竟有62家停止支付，贴现率竟然超过了60%，股票市场行情则下跌了20％—50%，许多铁路公司的股票跌幅达到80%以上。生产领域很快就受到了冲击，1857年，美国破产的企业多达5000家以上，损失的资本总额约3亿美元。由于英国对美国铁路业的巨额投资和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大量银行和企业经不住危机的冲击而纷纷破产，损失超过了8000万英镑。企业倒闭和生产下降，使英国全失业和半失业的工人数量激增。经济危机也蔓延到了德国、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北欧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大幅度减少，价格猛跌。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一向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经济危机引起的贸易削减、价格下跌，使它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害。

　　1857年的经济危机，作为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了资本主义国家统一的再生产周期。从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着明显的同期性。这表明资本主义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已开始形成，各类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影响空前加强。

　　2.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

　　马克思是较早预见到1857年经济危机的学者。其实在1856年，德国和法国就由于铁路过度投资导致资金紧张，引起了金融危机，并且波及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和英国。在《全集》第12卷中，马克思有4篇文章是分析一家叫Crédit Mobilier的法国投机公司的，中文译为动产信用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52年的股份银行，它通过发行股票取得资金，然后用来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通过股票投机获取收益，或者参加工业企业和其它企业的创立，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它曾广泛地参与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该企业与法国政府关系密切，并受到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该公司是今天的商业银行、公募基金和证券公司的混合体，是一个纯粹投机性的企业，但它却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它在自己的公司章程里声称：“鉴于创办一个旨在鼓励发展公共事业和把一切企业的各种有价证券合并成一个共同的基金，从而使这些有价证券的兑换也得以实现的这样的公司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Credit Mobilier的创办人决定实现一个非常有益的计划，因此联合起来创立一个叫做Credit Mobilier总公司的匿名公司。”马克思对于其投机本质则进行了深入的揭露，马克思写道：“我们从伊萨克·贝列拉那里听说，Credit Mobilier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如果揭开圣西门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工业发展的基础应当是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Credit Mobilier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呢？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因为Credit Mobilier是得到政府支持和拥有比较大量的资本和贷款的享受优待的公司，毫无疑问，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在市场上就能赚到贴水。”通过类似方式获取巨额利润的金融企业今天仍大量存在，而且势力越来越大。令人疑惑的是，二战以后，这种通过操纵市场、买空卖空而大发横财的投机活动在今天不仅完全合法化，而且也不需要承担道义责任。投机行为不再受到谴责，“投机”一词也被“投资”所取代，通过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活动而被成百倍地放大的投机活动变成了高级的、颇具技术含量的投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追捧，并得到了绝大多数政府的肯定和鼓励。据说这种投资活动有利于及时传递信息，有利于形成市场价格，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激励创新，有利于化解市场风险。然而，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让我们看到的却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赤裸裸的欺诈和掠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防污成本大幅提高，过高的生产成本使得其在常规制造业领域完全处于劣势。为了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发达国家把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基础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近20年来，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企业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高度专业化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本利用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盈利空间，同时利用高度复杂化的、外行人难以理解的技术手段，巧妙地把严重放大的金融风险转嫁给普通投资者。金融资本疯狂的投机活动在使自己获得惊人的回报的同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当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愤怒地进行谴责时，对方竟以“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这样一个强盗逻辑把责任推了回来。这其实是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公开掠夺的一个客观反映。

　　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Credit Mobilier这样的企业组织，他颇有远见地预测到由此带动的股份公司快速发展会把资本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他还预见到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指出随着资本的集中，劳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他写道：“Credit Mobilier的章程规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并且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则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更。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组成的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增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

　　投机资本要通过资本市场的炒作获取高额利润，必须要找到一个或几个合适的炒作对象。由于一些重大发明和技术革新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而往往成为投机资本热炒的对象，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稀缺资源也是经常炒作的对象。1857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对铁路的炒作。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都被投机资本炒作过，甚至不止一次。这些新发明新技术的确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然而投机资本的过度炒作却给人类带来本不该发生的灾难。最近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中国的红色警报》，其中概括了金融危机的十个特征。其中第一个是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报告指出：“（这些故事）可以是一些革命性的新技术，比如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或者最近的互联网。即使这些技术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预期增长率却可能被高估。早期的快速增长，往往让人们推定，这种增长会持续到遥远的将来。同理，这样的增长神话也可能针对某个特定的经济体。某个经济体将有潜力成为霸主，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投资者的一场空想。1719年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源于就是被约翰·劳（John Law）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所吸引，相信其可能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京，投资者们蜂拥而至，就是因为相信日本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此外，一些历史上著名的经济泡沫，如荷兰的郁金香危机和英国的北海公司危机都是借稀缺资源疯狂炒作酿成。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发生过君子兰泡沫，最近的如普洱茶泡沫和大蒜泡沫。而在历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大概算房地产泡沫。

　　关于1857年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马克思也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过度的铁路修筑吸纳了大量的资本，导致资金紧张，利率上升。各国为了阻止资金外流，纷纷提高贴现率，这一措施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引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写到：“在德国，产生恐慌的基本原因并不是缺乏流通手段，而是游资同当前工业、商业和投机企业的巨大规模不相称。恐慌赖以暂时克服的手段是，各个政府的银行、股份银行和私人银行提高了贴现率，其中有些银行把自己的贴现率提高到6%，有些甚至提高到9%。由于这样提高了贴现率，黄金外流暂时停顿，外国的产品停止输入，外国资本为高利的诱饵吸引，未清偿的债款都要求提取，法国的Credit Mobilier一个月以前还用通融划款的期票支付承包德国铁路的费用，现在不得不用现金来支付，同时，一般地说，法国也不得不用硬币来支付自己在谷物和食品输入方面的差额。由此可见，德国的金融恐慌波及了法国，而且在那里立即采取了更加吓人的形式。法兰西银行效法德国的银行，把自己的贴现率提高到6%——这样做已经迫使它在9月30日向英格兰银行提出了贷款100万英镑以上的要求。由于这样，英格兰银行甚至没有等到通常在星期四举行的董事会议开会，就在10月1日把本行的贴现率提高到5%，这是1847年金融恐慌以来没有先例的措施。虽然采取了这种提高利息的措施，但是黄金每天以４万英镑之数继续由针线街的地下室外流，而法兰西银行每天要外流600万法郎硬币，当时造币厂每天只能制造300万法郎，其中银币只有约12万法郎。为了制止法兰西银行对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的有害影响，大概在一星期以后，后者又把期限为60天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6%，期限更长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7%。”由于当时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纸币发行量受到限制，一国出现货币短缺，就会导致利率提高，从而引起周边国家的黄金白银外流，要制止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必须相应地提高利率。利率的提高虽然引起经济危机，但这却使泡沫被及早刺破，不至于酿成更大的灾难，也避免了资源的更大浪费。今天，纸币早已同黄金脱钩，政府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钞票。一旦出现流动性短缺的苗头，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衰退，通过降低利率，增发货币来释放流动性，其结果是经济继续繁荣的同时泡沫也被进一步吹大，最终是一次更严重的危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不断有人指责格林斯潘是危机的“始作俑者”。因为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格林斯潘没等泡沫被彻底挤干净，就迫不及待地降低利率，放松金融管制，结果使投机资本迅速恢复元气，在房地产市场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兴风作浪，从而导致了今天的结局。格林斯潘为自己百般辩解，他声称金融危机根源于人的贪婪本性。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金融危机的形式各种各样，但都有一个基本的根源。”“那就是人类的本性：当人们处于长期的繁荣之中时，我们自然会认为繁荣会继续下去。”“除非人性改变，否则我们今后还会有不同形式的危机。”最近他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对这次经济危机进行了全面反思。他说，这次危机是典型的人们在冲昏头脑后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资产市场价格与任何根据基本情况(fundamentals)理性分析的结果相去甚远；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还认为防止泡沫是做不到的，他说，除非我们这个社会放弃富有活力的市场，禁止杠杆作用，而选择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否则我担心防止泡沫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思考、设计在泡沫过后，如何更好的收拾残局。4月7日上午，格林斯潘接受美国金融危机质询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的质询时，再次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采取的政策不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监管者无法识别危机发生的时机，或者准确预判危机将在何处发生、所造成损失的规模和扩散程度有多大。他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在某种程度上，格林斯潘的话是对的。他的放任政策确实不是危机的根源，只不过是放大了危机。危机确实源于贪婪，但不能把它说成是人性的普遍本质，而是资本的贪婪本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被金钱扭曲了的人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余斌的研读笔记

　　在《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35—40）中马克思指出：“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来的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而动产信用公司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那一部分资本和用于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资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马上关厂。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几乎现代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那么，游资和固定资本的应有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就值得我们去研究了。

　　在这里，马克思对股份公司进行了评价：“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有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消极的扬弃来力图把股份制这种工业封建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为害中国甚多。

　　在《欧洲的经济危机》（54—58）中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想为自己庆幸，庆幸投机活动的策源地已从他们自由的清醒的岛国移到了混乱的、受专制暴君压迫的大陆。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在以多么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法兰西银行每月的月报，因为这些月报影响着英格兰银行圣所中的黄金储备。他们忘记了，用圣水来供应欧洲动产信用公司们的大动脉的正是大量的英国资本。他们忘记了，英国商业的过分扩大和生产过剩这些他们称为‘健康的’而且现在还在大肆吹嘘（据说出口数字已达11000万英镑左右）的东西，是他们现在所揭露的大陆上的‘不健康的’投机活动的直接产物”。其实，中国今天的所谓的实体经济也是一些中国人所批评的美国的虚拟经济的产物，供应美国金融投机的也正是大量的中国资本。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别巧妙的办法，只要用巨额的红利安慰公司的股东，用骗人的报告书引诱存户和新股东，就能把公司的资本侵吞。”他所揭露的当时的英国皇家银行事件，在今天的美国同样上演着，如安然公司事件等。而这些事件之所以能够上演就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优越性”。

　　在《奥地利的海外贸易》（90—95）中马克思指出：“的里雅斯特在并入奥地利帝国之后，立即取得了完全不同于威尼斯所曾经占有过的那种地位。的里雅斯特为它背后的那些广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贸易提供了一个天然出口；威尼斯则一向只是亚得利亚海上的一个独占世界海上贸易的孤立而偏僻的港口；而它的这种独占，又是建立在那些没有认识到自身有利条件的国家的落后状态的基础上的。”实际上，香港虽然不偏僻，但它曾经独占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贸易。随着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和众多港口投入海上贸易，如果没有大陆对香港劫贫济富式的支持，威尼斯的昨天就会是香港的今天。

　　在《英中冲突》（112—117）中马克思针对英军的暴行指出：“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或许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说第一次对华战争尽管借口并不体面，但由于它展示了打开对华贸易的前景，各列强也就耐心地观望着，那末，这第二次战争岂不是要无限期地阻碍这种贸易吗？这次战争的第一个后果，必定是把广州同绝大部分依然掌握在帝国臣民手中的产茶区隔断开来，——这种情况只能对俄国的陆路茶商有利。”马克思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世界上的文明民族是如何评判道义的，告诉了我们，这些文明民族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75—178）中马克思指出：“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各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大惑不解。……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欧美国家报界的这种做派在中国问题上仍然充分地表现着，对于那里的所谓新闻自由，嗤之以鼻是最好的回应。

　　在《工厂工人状况》（197—200）中马克思提到，“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无庸争辩地证明了：英国工厂制度中的卑劣现象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并且使负责执行它们的人无能为力”。如今中国关于工厂的一些立法如劳动合同法也在照顾厂主们的利益意见下归于无效。

　　在《动产信用公司》（218—227）中马克思提到，“动产信用公司用来企求得到法国人民感谢的，主要就是经营这种吸引很大一笔国民资本脱离生产活动而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有价证券买卖的业务。”如今所谓的金融创新从事的也正是这样的经营业务，必须加以限制。

　　在《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313—317）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以为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们肯去‘建立法国的信贷制度’，‘促进国家的生产力’和支持全世界的有价证券买卖，以为他们去做这一切都是不要代价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除去收入（每年平均约为他们的股票所代表的资本额的25%）以外，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机关存在的头五年当中，还定期地从总利润中分到5%的红利——每人大约275000法郎，等于55000美元。另外，那些享有动产信用公司的特惠的铁路公司和其他从事公共工程的企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董事们私人的事业有联系。例如，贝列拉兄弟曾经同法国南部铁路的新股票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对谁也不是秘密。……不仅所有这15名董事都是按照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办理公司的业务，他们还能够根据他们掌握的关于公司准备进行的大规模〔证券投机〕的材料，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投机买卖，最后，他们还能够按他们正式经手的巨款的比例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信贷。所以，这些董事们发财之快才简直惊人。所以，欧洲的公众见到这些董事们碰到金融方面的倒霉事情，就十分惊慌。所以，董事们的私人财产和公司的公共信贷才有密切的联系。其实，其中有些人的财产，由它们的占有者保障得非常地好，其寿命无疑会比公司本身还要长。”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到的现象在今天国内外的金融市场上都重现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能够制约这一点。中国金融官员必须向全社会而不仅仅是向上级申报他们及其家属的财产。

　　在《英国的贸易危机》（361—365）中马克思指出：“尽管有过去的一切教训而危机仍然在经过一定时期后有规则地重复发生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把个别人的轻率冒失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如果在某一个贸易时期终结时，投机表现为直接预报崩溃即将来临的先兆，那末不要忘记，投机本身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几个阶段上产生的，因此它本身就是结果和表现，而不是终极原因和实质。那些企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之所以发生有规则的痉挛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好像那个如今已经绝种了的把发寒热当做产生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的自然哲学家学派一样。”因此，美国的次贷本身也不能作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英国的贸易》（388—397）中马克思回应《泰晤士报》对英国贸易逆差所造成的亏损的抱怨时指出，“造成这些亏损的原因并不是进口超过了出口，而是一大部分出口货所具有的特殊性质。问题在于：再出口中有一半都是外国原料，它被外国工业用来加剧不利于英国工业利益的竞争，并且有一部分又以制成品形式回到英国人手中，供他们国内的消费。但是，必须考虑到的决定性因素是，大陆工业的竞争所造成的原料的大量再出口，使原料价格高涨到几乎要完全吞没英国工厂主的利润。”如今中国就不仅在做着出口原料进口制成品的傻事，而且在做着一边进口石油一边出口石油等再出口原料的傻事。

　　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单是英国在三年中进口比出口超过9700万英镑的事实，还决不能作为英国人目前叫嚷……他们的贸易只是对外国有利的根据。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和日益增长的投资，必须支付利息、股息和利润，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以外国产品的形式寄回英国，因而使英国的进口量扩大。除了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以外，还必须有不是为了支付所提供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收益的额外的进口。因此，一般说来，所谓贸易差额应该对外国说来总是出超，对英国说来总是入超，因为世界各国每年不仅要向英国偿付货款，而且还要支付所欠英国债务的利息。”如今美国因为巨额贸易逆差而指责中国，那么，今天美国是否存在与当年的英国同样的情况呢？

　　在《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债》（407—410）中马克思提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曾在加尔各答发行公债，但是遭到彻底的失败。……印度人对于这种不仅能靠印度资本恢复英国统治而且还能间接为英国商业打开印度宝藏的计划的全部妙处，也许并不理解。的确，如果印度资本家真的热爱英国的统治，像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把这当做一种信条，那末再也不可能给他们一个比这更好的表示忠诚和奉献白银的机会了。”现如今，中国人去拼命地购买美国发行的公债，以便让美国人靠中国资本来打开中国宝藏如收购中国的矿山和资源。对美国来说，这的确是够忠诚的了。

　　在《法国的经济危机》（423—427）中马克思提到，“在法国工业正苦于停滞，许许多多工人没有工作，所有的人的生活资料都减少了的时候，价格在其他国家虽然平均下跌了30%—40%，而在法国却仍然维持在普遍危机以前时期的投机水平。如果有人问我们，这种经济奇迹是用什么办法取得的，答复很简单：法兰西银行在政府的压力下，曾两次不得不把应付的期票和贷款延期，于是，法兰西银行地下室里积存的法国人民的钱财就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维持哄抬起来的价格，而使法国人民自己蒙受损失。大概政府以为，通过这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在一切需要银行券的地方把银行券散发出去，——就可以彻底防止灾祸。而实际上，使用这种伎俩的结果，一方面是消费者更加贫困，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减少并没有使价格降低，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积存在海关仓库里，而这些商品终归要抛向市场，结果由于它自身的数量而跌价。”现如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种现状。房价的上涨数倍于工资的上涨，而政府的信贷支持是维持高房价的主要原因。

　　在《英国疯人数目的增加》（568—573）中马克思提到，“英国社会史上恐怕找不出比现代财富和赤贫现象相应增长这一点更确凿无疑的事实了。有趣的是，这条规律大概对疯人数目也适用。大不列颠疯人数目的增加不下于出口额的增长，而且超过人口的增长。”

　　在《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579—583）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上，也许没有比所谓发行银行能够通过扩大或缩减货币流通来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这种看法更流行的误会了。认为银行滥发通货就会造成物价飞涨，只有在经过危机之后才能予以强行调整，这种看法是对任何一次危机的过分简单化的、因而也是极受欢迎的解释。应该了解，问题并不在于银行是否能促使建立虚假的信用体系，而在于银行是否能控制公众手中的货币数量。……由于现在各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立有户头，每天的结算都用转账的办法进行，银行家们过去用来彼此清账的巨额银行券就失去了广泛使用的领域，因此大部分巨额银行券也就不再流通了。……因此，银行对贸易的一般趋势和价格可能发生的影响，应该是通过它们的存款业务即信贷业务，而不是通过滥发银行券来实现的，因为银行并不能使银行券的流通量甚至达到早已规定的限额。……根据对纽约各银行最近六年来的发行量的分析，我们必须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流通银行券的数量不是银行本身所能控制的，它们在贸易扩大和发生最终会引起崩溃的物价飞涨的同时，实际上有所减少。因此，把最近这次危机以及一般危机同滥发银行券联系起来的庸俗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必须予以抛弃。”

　　在《鸦片贸易史》（588—591）中马克思提到，“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暗中却保持自己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现在中国一些对自由贸易只知道一点皮毛的经济学家不顾自由市场的垄断基础，盲目强调自由，结果导致国内利益的巨大损失。

　　在《英国的贸易和金融》（606—610）中马克思提到，英国下院委员会在关于1857—1858年危机的报告中指出，“英国、美国和北欧最近一次贸易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过度投机和滥用信贷造成的”。对此，马克思提出，“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我们根本不想来反驳它，——但是它能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只能改变问题的提法呢？……是什么社会条件几乎有规律地反复造成这种普遍自欺、过度投机和空头信贷的时期呢？”马克思指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社会能够控制这些社会条件，或者是这些社会条件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能够防止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在这里，马克思提出，“空头信贷是通过空头期票建立的。……伦敦的期票经纪人只注意银行的背书，而不注意期票本身，他们所倚靠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资金，而是英格兰银行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今天，金融市场的经纪人所使用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资金，他们也同样不会注意金融资产的质量到底如何。

　　在这里，马克思还涉及了股份企业的道德原则，指出“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但是它们还没有像中世纪的帮会那样，形成自己团体的良心，来代替它们那由于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摆脱了的个人责任感。”

　　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621—626）中马克思指出，英国“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因此，尽管英国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中国丧失的领土的债还得找英国这个债主。

　　在《普鲁士状况》（657—660）中马克思谈到内阁大臣的责任问题时，提到“他们所属的下级官吏只能唯他们的意图是从，下级官吏不得过问内阁大臣的命令是否合乎法律，并且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是没有责任的。这样，官僚的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执行机关的权威就仍然原封不动，而宪法规定的‘普鲁士人的权利’变成了一纸具文。”看来，中国要破除官僚体制，首先要立法规定：如果下级执行了上级的不合法律的指令是要负刑事责任，并受到法律追究的。

　　在《伊奥尼亚群岛问题》（705—710）中马克思“顺便指出，维也纳条约，这部唯一在欧洲得到承认的国际法法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突出的〔国际法假象〕之一。……只有在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的软弱决定有必要时，它才被引为根据。”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欧美国家如何对待国际法以及我们应当对此抱有的态度指明了方向。

　　在《普鲁士状况》（726—730）中马克思指出，“看一看那些昨天还是穷光蛋今天却是百万富翁的人吧。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那必然要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乞丐。这种变化，神奇的交易所转瞬之间就能办到，完全不用依赖现代工业的缓慢集中财富的方式。”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地积累起相当多的亿万富翁，而这些富翁无一不曾经是囊空如洗的人。要知道，中国搞市场经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中国的富翁远不如欧美的富翁有本事，否则中国就不必以欧美为师，大量派人到那里留学，引进那里的战略投资者，高价拍买请那里的投资商吃饭的机会了。但是，中国富翁的成长速度却大大超过欧美的富翁。如果没有一万个拥有一万元（包含名义上所有的公有资产）的人在短期内一无所有，那么中国的一个亿万富翁从何而来？

　　在《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733—762）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商品的原因。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要生存，才能谈及其他。从而首先要考察生存所需品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方式。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也表明，人只有在集体中才有自由。

　　在谈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这些内容应当成为构建军事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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