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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元：道路·体系·制度是民族复兴的三基石——党的十八大报告解读之道路篇
【嘉宾简介】 贺新元，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核心提示：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有它应有的经济指标，是不是一定要复兴到1820年左右GDP总量在世界上占三分之一的地位，不一定，但这是一个具体性的经济目标。
2. 其实，在讨论党的十六大报告稿时，胡锦涛同志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中国共产党要走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布局由原先的“四位一体”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进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贺新元。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何来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民族复兴有何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怎么获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贺新元副研究员，他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解读。
贺新元认为，胡锦涛同志在去年“七一”讲话中也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结合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民族复兴的论述，胡锦涛同志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紧密关系，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以实现，即一在实现途径上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在行动指南上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三在根本保障上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并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一 中华民族何来复兴？
曾记否？中国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根据麦迪逊(Angus Madison)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统计：中国经济1000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开始逐渐沦落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竞相蹂躏的国土，中华民族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日渐衰落。据有关专家统计，在1840年至1949年的百余年近代史发展中，中国相继被迫与22个列强签订了745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绝对是世界殖民主义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如何在世界发展大潮中谋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救人民于水深火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奏曲。回溯1840年来的近百年历史，实际上就是一幅中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断抗争、救亡图存的斗争图景。在此图景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再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可以看到，中国不同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提出并实践各式各样“主义”下的救国方案，有旧式的农民起义、有封建贵族内部的改良、有民族资本主义的改良、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这些“主义”与“运动”都未能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描述，他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与失败教育了历史和人民：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运动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都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怎么办？中华民族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历史和人民在经过近百年血与火的奋争后，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主义”与“运动”以及领导者和依靠力量。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运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阶级斗争，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力量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即工农联盟。从此，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了历史性的变化，密纳发的“猫头鹰”开始在黄昏鸣叫，古老东方大地将有一缕曙光喷薄而出。
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把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最终，“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这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有它应有的经济指标，是不是一定要复兴到1820年左右GDP总量在世界上占三分之一的地位？不一定，但这是一个具体性的经济目标。复兴的内容有更加全面综合的指标，有一个复合型的指标体系，即中国式的现代化。按照“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设计，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中国现代化实现，从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奋斗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之日，就是确立中华文明在世界现代文明中的领先地位之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
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有了，奋斗目标设定了，但具体如何走还有待探索。毕竟，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具体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他们的理论只是行动的指南，不能采取本本主义态度，“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来运用其理论；如果科学社会主义不经过具体的民族化，就不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因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意思是说，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应该有自己“民族的走法”。在列宁那里，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也只是适合当时苏联国内实际与国际形势而带有自己的“民族性”。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民族性”，也得“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社会主义。
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即使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并实践着“走自己的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走出一条自己的中国革命之路与社会主义改造之路的基础上，顺势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但是，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党在八大前后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难能可贵的正确认识非但没能很好地贯彻和坚持下去，并且还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悲剧，进而中断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面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讲，自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的历史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反面探索。建国后的前27年的正反两面的探索，成就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文革”结束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二十几年，但人民生活依然很贫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点儿没体现。症结在哪儿呢？邓小平首先想到，一是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有偏差，二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不对头。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邓小平接连有过一系列论述，如“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 “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中国到底应该如何搞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指明了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看来以前的“老路”不能走了，照搬照抄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于是，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提法，经十三大、十四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五大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六大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命题，并且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提出，报告原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实，在讨论党的十六大报告稿时，胡锦涛同志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中国共产党要走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并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出了完整的概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并且还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一条后发国家实行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而光明的道路。
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高度而完整的概括分析，里面包括的内涵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立足基本国情；第二个层次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第三个层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第四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层次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整而科学的内容。整条道路的价值取向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从战略高度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结合我国“三步走”战略内容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就等同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布局由原先的“四位一体”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进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从视野上开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深化了一步，并且从价值目标取向超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而指向人类理想社会。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形态。道路侧重于讲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拓展并越走越宽阔的”；作为道路理论形态的理论体系，当然离不开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的。” 无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就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走自己的路”的解决背后有着一个理论指导与理论创新的问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肯定没错，关键是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又怎样对待所要用的马克思主义。这就遇到一个思想需要解放的障碍。邓小平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较为全面地回答了如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为什么这样说？这是由其主要的科学内容所决定的。
1. 始终强调并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到2001年江泽民提出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再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各自根据中国实际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取向。而且，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同时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对“以人为本”理念作了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2. 为党的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实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认清社会发展阶段是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基本前提与依据。初级阶段理论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落后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实际上是一个“事实上不够格”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的时间跨度，按邓小平概算，至少需要100年时间，大概要到2050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因此，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在此，总依据也在此。
3. 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解决了中国发展的经济体制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完全清晰明确。还在困惑许多人头脑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逾越的最大障碍。党的十四大在南方谈话精神指导下，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又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拦路虎。党的十五大报告集中清除了这只“虎”。1997年，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涵，加深了我们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扫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思想与理论障碍。
4. 科学发展主题越来越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布局有一个深化认识过程。随着实践的深入，对总体布局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十六大报告把原来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扩充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基础上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为“五位一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意义重大，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对世情的清醒认识，为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良好参照与科学依据。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主导当今世界格局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与之打交道，并在交往交流中发展好自己，这就需要对当今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洞察到这一点，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问题。这两大问题到今天一个也还没有解决。
基于这一科学判断，我国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主张要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大力倡导共同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主张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主张要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收借鉴当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现代文明成果；主张要改善与发展党际关系，加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各种政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等等。这些新观点、新思想、新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出了应有的智慧。
6. 对党情的清醒认识，推进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提高。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江泽民指出：“敌对势力从外部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真正可怕的是脱离群众，自己毁了自己。” 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强调：“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几代领导人对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有一个较为清醒判断：一是面临着长期复杂而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二是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同时，他们一直强调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党情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与问题，在此前提下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抓好八个方面的重要任务，即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这就是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的表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有了新的科学定位：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从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现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深入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中国元素与中国特色不断集中增加与体现，进而使科学发展观在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的依靠力量、发展动力、发展战略、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发展的领导力量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与新的推进，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发展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次写入党的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一套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这套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面对这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我们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竞优性的制度体系。它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同时，对建立在制度之上的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要有高度的自省精神。国际形势还在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党内腐败问题依然严重，党和人民所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因此，我们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自觉通过不断改革创新各项具体制度，以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其更加符合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进而更好地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对此，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详细地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制度，以及党的建设科学化等方面阐述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五 结语
记得，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三个“世所罕见”一方面告诉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让我们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以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只要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