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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2年，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连续九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表达执政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围绕着如何破解“三农”难题，近年来理论界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种声音或明或暗地主张搞“土地私有化”，企图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对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艰辛探索、企图用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农村和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①]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也必须体现在我国农村和农业的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系统梳理邓小平农业发展理论，用以指导和促进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必须充分重视邓小平“两次飞跃”论这一晚年思考

始于业已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小平同志逐步淡出领导岗位并开始其退休生活为标志的“邓小平晚年思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在小平同志的晚年，党情、国情以及世情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从国内看，改革开放十年来成就斐然，然而如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两极分化和“三农”问题苗头初现等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出现在了邓小平的视野里；从国际上看，国际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每天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苏联东欧在错误的指导思想的指引下行将变色等新情况无时无刻不牵挂在邓小平的心间——时代期盼着小平同志的新思考、新回答。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之所以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这些变化和问题如今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当前，我们力图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和农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离不开充分重视他关于“两次飞跃”的重要论断。

“两次飞跃”论的提出，是小平同志晚年思考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所在。在一九九零年年底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②]两年后，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稿时他又再次强调，“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③]

提出“两次飞跃”论的意义在于：第一，确认了我国农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第一次飞跃”取得的成就。以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主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乡镇企业大规模出现为标志的“第一次飞跃”，迈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与革命一样，中国的改革同样起源于“农村包围城市”，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④]。在这一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了起来。第二，揭示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客观规律。所谓“第二次飞跃”，指的是发展集体经济、搞适度规模经营。老人家指出，“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⑤]。这一次飞跃，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背离它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无可比拟的。第三，维护基本经济制度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⑥]，不仅要在城市工业、金融业企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旗帜鲜明地抵制私有化恶浪，同时也要在广大农村的改革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促进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发展与繁荣，以利于几亿农民的共同富裕。

“两次飞跃”这个论点，是邓小平农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地理解这一理论，不仅要看到小平同志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出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坚决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也要同时看到小平同志认为一俟生产力水平足够，中国社会主义农业，还是必须要走集体道路。只有不偏颇地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才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农业发展理论。

二、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坚持农业的“公有制为主体”，在于农村的土地制度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和农业的经营体制应当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在以上这两点中，第二点是从属于第一点的，“土地归谁所有”是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关键问题。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一些人始终认为集体所有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搞市场经济则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化”。这一观点，无非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兼容”这一错误认识在农村和农业改革发展领域的表现形式而已。程恩富（2007）[⑦]认为，在越来越多的实证资料面前，我们不得不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市场经济是继往开来”。所谓“继往”，指的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丢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长期以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分别从“左”和右的方面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可能性，小平同志晚年提出并在20年前“南方谈话”中加以强调“手段论”则阐明了计划与市场只是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发展生产的方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关键是看哪种机制、哪种方法对经济发展有利。（杨莘，2012）[⑧]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过多的人口与相对过少的土地资源的矛盾即“人地矛盾”——少部分人占有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大多数人就会沦落到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此外，前些年一些学者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提出异议的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同那些崛起的大国相比，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没有经历过一个向外扩张乃至掠夺殖民地的过程——因而无论是对于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政治舞台上各主张救亡图存的阶级、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的国情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能靠自我剥夺、只能靠L替代K。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在当代全球化中所处于的地位仍然是低端的、外围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国内国际给定的条件下，为充分保障几亿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土地集体所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的存在都有着其深刻的合理性。

当前，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应当承认，这一体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对于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起到过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也应当看到，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个体经济即小农经济，不可能也不应当是未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终极形态，其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过渡体。以华西村、南街村、兴十四村等为典范的多个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集体经济是破解“三农”难题、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并且发展得很不平衡。“空心村”、“二次返贫”等大范围出现的负面效应已经叩问着这一经营体制延续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这种以户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经济，也与农村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趋势和农村公共产品的社会化提供是较为不相适应的。从国际上看，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全球化正深化和固化“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利用各种手段大力保护本国农业，我国的农业也必然要迎接来自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农业强国的冲击。应当看到的是，这些农业强国的农业无一不是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新自由主义恰恰是看到了这一点，极力主张私人乃至跨国资本主导我国农业，使得早已灰飞烟灭的地主阶级“卷土重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尖锐对立，在于中国的农村未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侯惠勤（1993）[⑨]认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割裂, 从而把解放思想当作一个无党性的口号, 离开实事求是去谈论解放思想“不够” 还是“过头”, 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谈论胆子大还是不大。这就根本违背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固守“小农思维”万年不变，不解放思想、积极开拓思路因势利导地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促成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飞跃”，其结果只会造成我国农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遭遇严重的危机和失败，由“三农”问题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毫无疑问将积重难返。

三、学习邓小平“两次飞跃”论带给我们的相关启示

程恩富（2007）[⑩]指出，切实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面的经营，具有“可以改善农业发展缺乏集体服务和某些萎缩状况、可以改善农民的市场交易地位和状况、可以改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状况”这三大优越性。当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一部分农村着力发展集体经济、不失时机地推进“第二次飞跃”的条件已臻成熟。判断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成败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不要把这项改革再深入地推进这关键的一步。

距小平同志“两次飞跃”论的提出已经过去二十多个年头了。这一今天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的论断启示我们，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辩证地把握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的变革——城市工业、金融企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广大农村也要坚持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认识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农业上的“一大二公”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又要坚决摒弃那种在土地制度上主张“土地私有化”、在土地经营层面希冀小农经济“永远不变”的错误思潮——这些错误思潮维护“私有制永恒”的资产阶级利益，不承认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因而是保守的，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公有制代表着人类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希望和前途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程恩富 辛向阳：《论中国模式若干基本问题——兼议若干疑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4.龚云：《发展集体经济是新农村建设重大而紧迫的任务》[J].《中国老区建设》2011年第8期

5.杨莘：《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J].《管理学刊》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杨莘（198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