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党建党史研究学科

一、党建党史学科建设动态追踪

201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两次讲话对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2012年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围绕着深入学习这些重要讲话，党建党史学界从各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9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进行总结，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纯洁性等问题的研究，使本年度的党史党建学科发展呈现出新气象。

（一）重要著作简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一九七八——二○一一）》，2011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增补和修订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这些文献的出版为党史党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围绕建党90周年，学术界也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是凝聚了几代党史工作者心血和智慧，历时16年而完成的力作，共计98.8万字。该书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充分吸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不平凡历程。该书既充分肯定这29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时40年主持编纂、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在2011年出版。全书共36册，以展现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的重大历史进程、重要人物活动和大事备览为主体，是整体反映中华民国历史全貌的一部民国通史。该书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三个部分：《中华民国史》（全16册），《中华民国大事记》（全12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册）。该套书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在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大大突破了以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对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将有力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广东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共同策划出版的大型丛书《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此套丛书由中国国家出版资金资助、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有关辛亥革命研究著作30种、34分册，总字数近1400万。该文库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商团和商会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精英文化研究，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关系研究等，以及相关辛亥人物的文集。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作总序，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担任编委会主任，相关领导、专家和学者担任编委会成员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书系”（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是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重点资助项目，和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该书系历时三年打造完成，具有较高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是从事党建研究和组织工作重要的参考资料。该书系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从科学理论、科学制度、科学方法三个方面，分为三辑，共计25种图书。

（二）热点聚焦

1.《党史》二卷的出版及评价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11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一问世就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党史》第二卷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因为热点话题较多，特别是关系到对建国后毛泽东的评价，更关注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因此讨论热烈，个别问题更是形成交锋。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肯定《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具有重大积极作用：

《党史》第二卷是一部反映建国后前29年党的历史的信史。这部党史基本著作，以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吸收近30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记载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了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

《党史》第二卷为全党、全社会学习1949-1978年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教材，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党史》第二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基本著作，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为指导，吸收了多年来党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以翔实的材料，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历史决议》的内容。这部党史的出版，对于正确认识和了解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史》第二卷针对广大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可以解疑释惑。《党史》第二卷向社会展示了真实的历史，并把这段历史与当今中国的发展贯通起来。在当前社会上对这段历史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否定、歪曲这段历史的情况下，《党史》第二卷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准确的判断，向社会展示真实的历史，展示对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看法，这本身就可以解疑释惑。

《党史》第二卷有助于纠正对新中国最初29年的误导和偏见，对丑化领袖人物的现象可以“正本清源”。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建国后前29年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人们有教育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专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在群众中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纠正对新中国最初29年的误导和偏见，起到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

《党史》第二卷出版后，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关于“文革”的评价、关于建国后毛泽东的评价、关于华国锋的评价等问题受到舆论界普遍关注。特别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争议和说法。

一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争论。围绕《党史》第二卷公布的“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在互联网上出现了激烈争论。一些自由化分子为此大做文章，认为《党史》第二卷公布的数字证实了他们过去的判断，认为共产党也不得不正视“历史的真实”，共产党“早晚会让步”。一些极“左”的人极力攻击《党史》第二卷，认为是“造谣”，中了“敌人的奸计”。

二是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争议。《党史》第二卷遵循的主要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史》第二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决议》的丰富和展开。今年是《决议》通过30年，《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引发了对《决议》的争论。一种看法是：《决议》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社会的发展证明，《决议》已经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应该废止《决议》，建议党中央作出新的决议，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泽东的功过不应该是“三七开”。一种看法认为：《决议》是解决党内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的决议，不能作为党史编年的提纲；《党史》第二卷按照《决议》拟定的框架，没有反映出建国后前29年成绩是主要的，没有反映出这一时期党史的本质和主流。

2.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

2012年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率先在1月召开了“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讨会，后来理论界又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出版了一些回忆性书籍，再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细节，深入探讨了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并联系现实探讨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推动当前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这些研讨会对深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对推进中国改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同时要看到，由于对南方谈话的理解不同，更重要地是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判断不同，对南方谈话的思想和意义的理解也出现了不同。有的学者强调要重点挖掘南方谈话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出要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思想；有的强调南方谈话的改革思想，特别是反“左”思想。这些理解都有道理。同时要说明完整准确南方谈话的必要性，说明不能根据现实需要去裁剪邓小平理论。

3.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近现代文艺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理论界召开了纪念会和研讨会，其中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研究会5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理论研讨会为代表，深入研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现实意义，驳斥了新时期以来各种对《讲话》的错误观点。理论界的主流看法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的辩证统一，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导和推动了文艺事业蓬勃发展，是推进文艺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纲领，在今天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之际，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大家强调在学习和贯彻《讲话》精神时，要注意几个区别：一是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个别不够科学的提法加以区别；二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对它的曲解加以区别；三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

4.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进一步深化

自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命题以来，引起了学术界对其的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对党建科学化的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且研究有持续升温之势。2011年来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基本内涵。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规律说，持这种视角的学者注重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科学”层面的理解，把科学等同于客观规律。二是联系说，持这种视角的学者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视作由各种要素、环节、层面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侧重于从各种要素的有机联系来把握。三是过程说，持这种视角的学者侧重于对党的建设科学化“化”的解读，把“化”理解为一种过程或机制。四是价值说，持这种视角的学者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视为一种执政理念、价值与原则。五是综合说，有的学者主张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全面的、多维度的考量。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总结概括为：合乎规律性、价值导向性、时间检验性和长期渐进性。有学者提出，主要是规律性、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制度性、民主性和创新性。也有学者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学化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是党的建设不断积累的过程。二是遵循客观规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去解释和回答党的领导所面临的重点问题、热点问题，从基本理论、制度体制、方式方法上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过程。也有学者认为，党建科学化有着自身鲜明的价值特征，包括内容体系的科学性、目的指向的人民性、继承创新的开放性、政治参与的民主性、实践操作的指导性。

关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路径选择。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对以往党的建设的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归纳，而不是抽象笼统地讲继承。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适合新形势需要的新的方法，体现民主发展要求，符合开放性社会特点。也有学者提出，要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落实到党的自身建设各方面，即通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实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发挥党员和执政骨干的作用，实现党的组织建设科学化；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党内民主建设科学化；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实现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还有学者指出，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认真研究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党的建设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因素，抓住影响党建工作成效的关节点，以改革的勇气、创新的精神自觉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等等。

虽然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重复研究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对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理论深度不够，三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相对单一。今后应加大以下方面的研究：一是加强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的深度研究，深刻把握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二是应深化学理分析，加强党的建设科学化与党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与党的建设现代化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探究。三是拓展理论视野，加强对国外政党在推进政党建设科学化方面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合理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四是应创新研究范式与方法，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二、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1年以来，学术界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和宝贵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启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辛亥革命研究

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年，成为今年中国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围绕辛亥革命的研究和宣传，出现了一大批成果。

2011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纪念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揭示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源，阐述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对推进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辛亥革命史研究再次成为2011年学术界的热点。学术界围绕辛亥革命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出版了众多带有总结性、前瞻性的成果，深化了辛亥革命研究，并对百年辛亥革命研究进行了总结。与以往侧重于将辛亥革命作为一个革命运动研究其发生、发展、取得胜利、遭受挫折的过程不同，今天的学者更着眼于整个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表现和变化以及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即从侧重单个革命到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研究。这也是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以整体史观、长程视野结合历史重大问题来考察辛亥本身及其前后历史的原因。2011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要盘点“三个一百年”，即一百年革命的历史背景、一百年革命历史本身与未来一百年的展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题为三个：辛亥革命历史记忆史的研究；对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在辛亥革命之后延续与再造的历史反思；辛亥革命性质判定的新一轮讨论。值得重视的是，虽然各位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判定的讨论在总体上仍坚持既有观点，但又都对其中一些观点如“资产阶级革命说”、“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说”、“民主共和革命说”等的理论依据作出了更详细有力的证明，为学界更全面、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估量一场伟大革命的意义，有如观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看得清它的轮廓。百年之后看辛亥革命，人们发现其意义确实非同寻常。盘点“三个一百年”、反思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延续与再造，都是对辛亥革命意义的追寻。任何对历史事件的阐释，都带有阐释者所处时代的印痕，都隐含着阐释者所关心的时代问题。对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关系的讨论，对于辛亥革命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讨论，对于辛亥革命为何成功很快、代价很小问题的讨论，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将辛亥革命史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

在学术会议方面，2011年10月12—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参加开幕式的中外学者共有180余人，其中，中国大陆学者约130余人，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学者20人，来自新加坡、日本、韩国、蒙古、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及美国的学者计30人。研讨会分四个小组展开了讨论，分组讨论会历时三天，共有36场之多。与会专家学者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要问题，辛亥革命涉外问题与国际社会，孙中山先生及其他相关历史人物，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的进步与发展，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学术史研究等专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由于学术资料的丰富，特别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学术观点方面，围绕辛亥革命研究，学术界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观点。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争论。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是不正确的”这一认识，有学者认为，不能因为当时孙中山主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主张由分权制向集权制、多党制向一党制、地方自治向中央集权转变，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点也没有贬低其伟大意义的意思，相反，这是很崇高、伟大、光彩的。因为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前，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是当时最进步、革命的思想，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而杨天石则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看法未必准确。因为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最要紧的任务是救亡，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同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会马上和工人阶级产生矛盾冲突，而孙中山特别讲到，要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避免受剥削的痛苦。辛亥革命的性质应是民主共和革命，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1]还有学者认为，各方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基本都是从领导者性质入手，但从政体转型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一个基本面是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较量。

关于辛亥革命的动力和历史必然性。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2]还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同时认为，过多强调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改良性质和责难革命的破坏作用，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与意义。金冲及认为，过去很长时间，人们对辛亥革命认识不够，讲消极和失败的方面较多，讲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较少。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年，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做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给予辛亥革命较高评价，认为是参与各方共同努力相互让步的结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案例，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4]杨天石认为，辛亥革命为“振兴中华”这篇大文章开了个好头，写好了第一段。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皇帝，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颠覆。一是曾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是罪恶和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又一个根本颠覆。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5]

关于辛亥革命的遗产。章开沅认为，应该正确对待辛亥革命遗产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不可只讲一面，回避另一面，还应努力讲够讲透。例如，“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之类话语就存在讲够但未讲透的问题。同时，他还主张放大眼界，将海峡两岸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民主进程，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真知灼见。[6]姜义华认为，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打破了王朝体系，但贯穿于王朝体系运行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并没有随之湮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这是一份不可回避的历史遗产。诸如，大一统国家体系之类的基本原则，我们应将其与现代化紧密结合，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紧密结合，方能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7]民间学者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尽量避免走弯路，少付出一些沉重代价，以节制、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路，建立起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既富足又有尊严的制度。[8]

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有学者认为，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主要是接受、理解外来的现代化理念，以此颠覆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因素，而革命后自然转变为更多考虑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条件，规划符合中国革命自身需要的现实方案。吴剑杰认为，混乱和无序是大变革的常态。但无序也是一种序，并且是走向新的有序的必经阶段。民国即使变成一块空招牌，但有与没有也不大一样，因为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想要砸掉这块招牌的人无一例外都身败名裂。辛亥革命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后来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都是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以不同方式延续和推进这一进程。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辛亥革命带给人们社会生活、价值理念以及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进步，都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累。关于辛亥革命是否促进了经济现代化，有学者认为，将转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功劳算到辛亥革命头上不太恰当，辛亥革命的突出之处只是在于政府比较彻底地放弃了对经济的干预，使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得以延续、加强。有学者通过分析1895—1926年宏观经济数据，则认为辛亥革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了教育的进步，并认为辛亥革命振兴实业、教育革新的理念对未来中国产生了积极导向作用。

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重构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开始了根除封建专制主义消极影响的进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预演和必要过渡阶段。关于辛亥革命后为什么民主政治没能实行的问题，许耀桐认为，关键在于在工业化浪潮下，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或者执政党没有进行民主实践的意愿和决心，以及作为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经济市场化也较为欠缺。[9]王先明认为，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辛亥革命都是20世纪的革命之源。孙中山“不断革命”的遗嘱成为一种历史正当性的标志。但民国之后，革命话语日渐“普泛化”，其真实本义却常常被淡化或者异化。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发生前后，人们所接受的“共和”观念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对“共和”词义理解的含混与类型化，使国人较为广泛地将其与民主等同，与革命相连，视立宪法、开议会为标志。在革命的各个阶段，这些理解起到了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高瑞泉认为，辛亥革命第一次在国家根本大法层面上肯定了“平等”的价值，并承诺将其转变为社会政治法律方面的制度安排。但孙中山主张机会平等，反对实质平等或结果平等，其经济平等的诉求远比政治平等的要求激进，同时主张依赖“全能政府”来实现平等。[10]

关于孙中山思想的价值。林家有认为，对于孙中山的评价不应仅停留在革命先行者的层面，真实的孙中山还是中国近代化事业建设的先驱。刘学照认为，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具有“百年发展思想”、提出全面建设现代中国方略的革命家，也是中国第一位自觉出于历史实践需要用现代科学思想重新诠释传统知行话语的思想家。今日重新解读其“行易知难”说，应该据历史、凭事实，重新焕发其“学问革命”的历史本义与尚理想、重实行的人文主义精神。宋志明认为，孙中山以现代视角和开放心态看待并转化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预见到了儒学的现代价值，在厘清儒学范畴、构想现代儒者人格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对于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具有前导和先驱的作用。[11]章开沅认为，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很难解决当前社会的深层次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有启发作用。他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发人深省。当前，“全球地方关系”或“全球地方化”等理念,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12]

关于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张海鹏认为，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已为学术界注意，其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就较为明显。例如，呼唤社会主义，又极力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却又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力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有时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但有时又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放在民生主义之内；同情劳工阶级，但又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从世界观角度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确有同唯物史观相抗衡的一面，但在现实政治中，又与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有相亲近的一面。[13]

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金冲及认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条件。同时，辛亥革命没有明确科学的革命纲领，没有充分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核心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起来也正是吸取了辛亥革命的教训。[14]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同时，辛亥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15]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中国社会既前进又更加混乱了，人民开始觉醒但生活又未得到根本改善，所以才出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十年后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象。这是辛亥革命后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予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契机。

针对近些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现的一些不正确观点，为了引导学术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和评价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两次专访，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研究员和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研究员，在第9期和第10期分别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和研究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开辟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进行到底》为题予以发表。两次长篇访谈，驳斥了那种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是偶然的、辛亥革命是妥协的产物、辛亥革命搞糟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者等错误观点，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法，才能还原辛亥革命的本来历史面目，正确评价辛亥革命。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年中，各种媒体在传播辛亥革命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历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认为，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电视台拍摄的41集电视剧《辛亥革命》是最好的一部。这部电视剧真正抓住了中国近代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惜牺牲一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应该说是紧紧抓住了中华魂。 [16]   

学术界围绕纪念辛亥革命100年，取得了一系列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大量资料被整理出版，研究视野更开阔，结论更加平实，逐步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面貌。同时，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苗头，研究更加碎化，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一些成果貌似新，实际上是炒现饭，为求新而求新，存在哗众取宠之嫌。如何推进辛亥革命研究，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前提下，像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提出的，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和未来的一百年。他认为，“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1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