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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应帅:“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当代世界”首届论坛在京召开

发布时间:201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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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27日上午,由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办,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室承办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当代世界”首届论坛在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危机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会议由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胡乐明教授主持,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30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卫兴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室主任、编审许健康,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朱安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冯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副部主任、研究员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侯为民等嘉宾与会并发言,就马克思恩格斯危机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现实意义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内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观点进行了研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规律和后果,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新变化,对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新帝国主义与国际经济危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以及经济长波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等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

 

在研讨中,有学者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呈现出了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行形式上显示出的差别。从危机的根源上说,这次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用以缓和生产相对过剩的金融创新和暂时促进需求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对于危机不同以往的特点,应依据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分析,分清危机的现象与本质、表层原因与深层原因、诱致性原因与制度性原因。至今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复苏迟缓,社会持续动荡,还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因此,对这次危机的理论认识,还需要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研究,并研讨中国经济社会安全的有关部署与策略。

 

有学者从全球贫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由于工人实际工资下降或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非常严峻。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全球极度贫困率(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2005年价格的1.25美元作为贫困线)从1980年的51.9%下降到1990年的41.7%,再下降到2005年的25.4%。但更仔细的研究会发现,这主要是亚洲地区下降的结果,其他地区都变化不大,欧洲和中亚地区甚至出现了贫困率上升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在此期间共减少了大约6.3亿,剩余的主要是印尼减少了大约6千万,越南减少了3千万。受此种因素影响。世界极度贫困人口从1981年到2005年确实有所减少,共减少了5.16亿。但是,这主要是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贡献,而其中又主要是中国的贡献。但还应注意到的因素是,贫困率掩盖了情况的严峻性。由于全球人口总数增加,即便贫困率下降了,贫困人口却有可能增加,比如,除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以及两个变化不大的地区(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和中东与北非)外,剩下3各地区都出现了极度贫困人口增加的情况,主要由于苏联东欧转型的影响,欧洲和中亚地区增加了1千万极度贫困人口,而南亚(主要是印度)增加了4700万,次撒哈拉地区更是增加了1.9亿。即便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的贫困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美国的贫困率在战后20年左右里总体是下降的,从1959年的22.4%下降到1979年的11.7%。但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情况出现了逆转,到1990年上升到13.5%,在2010年更是高达15.1%。在前一个时期,虽然总人口也在增加,贫困人口总数却实现了下降,从1959年的3949万下降到了1979年的2607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贫困人口总数则不断上升,到1990年上升到了3359万,2010年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上大部分人民处于相对和绝对贫困化而导致的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两个因素的同时存在,其后果就必然是经济危机。可以说,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深化主要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

 

有学者运用经济长波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发展变化。认为这次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算起,已有5年,持续萧条,复苏艰难,二次跌入危机在即,看不见新繁荣期到来的曙光。显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遭遇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称之为“商业周期”)。仅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本次危机也远远不够,因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危机的经济长波理论应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经济增长的波动来看,通常是“退一步进两步”——在复苏中逐渐达到危机前的繁荣期高点,在本繁荣期超出前一高点,然后再跌入危机,因而呈螺旋式上升。而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则表现为长期萧条,这是一种与上述状态相比“失去常规和常态”的周期性现象,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机的密集爆发,每个周期性危机复苏艰难,繁荣期很短,甚至未进入繁荣期,经济又衰退了,出现长达多年乃至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包括负增长),也称“长期萧条”。正如目前展现在世界面前的这种情况。频繁而深刻的危机期与短促而微弱的高涨期相互交错,构成了经济长波收缩期的基本特征;反之,则有经济长波扩张期的出现。包括扩张与收缩在内的一个长波周期与另一个的交替,历史上大致半个世纪发生一次。如果运用曼德尔的经济长波理论的历史分期,把战后的“黄金时期”与1970年代的滞涨及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分别视为第四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经济的“大平稳”时期可视为第五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直至2001911事件和上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第五轮长波进入下降期(第一个拐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仍在发展的大萧条,表明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正在步步逼近它的第二个拐点。有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因而它们之间的曲折斗争将决定真正的“后危机时代”何时到来,以及到来时世界格局将呈现怎样的结构性质。

 

有学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变化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日益展现出“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对于帝国主义,列宁早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即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而在二战之后,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上的“旧帝国主义”随着大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以及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受到重创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才借助经济全球化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活跃起来,并演变为“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更增加了纸币输出或债务输出。如今,美国用本身不包含价值也不与黄金挂钩的纸币(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商品,并购其他国家的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但是,其他国家拿着付出了劳动和实物才换来的美元却不能到美国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和并购企业,只能以纸币的形式或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这些所谓的美元储备。以此方式,美国即获得了远远超过旧帝国主义以价值为基础的资本输出的巨额利润。如果说,旧帝国主义靠军事占领和在殖民地建立银行来实现金融寡头的统治,那么新帝国主义则通过纸币输出来控制其他国家的货币发行和金融市场以实现其金融寡头的统治。但是,滥发纸币的这种寄生模式必定是难以持久的,其后果必然是金融投机的加剧、金融泡沫的膨胀、金融动荡和纸币的贬值。同时,美元区和欧元区之间为纸币输出而进行的争斗,强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而这种争斗和冲突给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安全局势蒙上了阴影,不能不引起警惕。

 

也有学者在总结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征时认为,在当今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的扩大,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形式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演变为全球化生产与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世界经济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并将危机推向整个世界。所以,这次危机又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特征。具体来讲,它表现为:第一,生产过剩的内涵扩展了,即从生产资本的过剩扩展到虚拟资本的过剩。第二,生产过剩的形式扩展了,即从商品生产过剩扩展到金融资本的过剩。第三,生产过剩的方式扩展了,即从投资过剩扩展到投机过剩。有鉴于此,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运行时,应以我为主地参加公正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自主掌握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尽快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快推动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努力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突出居民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以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陷阱。

 

有学者还从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马克思热”的重新兴起看到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认为,第一,从理论上讲,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再次证实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时代价值,有利于人们反思、质疑、批判西方经济学,有利于破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迷信,重新思考和处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理论关系,认识到政府干预解决微观经济无效率、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公平这三大发展问题的必要性,从而重新认识、思考、彰显马克思经济学的时代意义。第二,从实践上讲,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不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的实质。第三,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还有利于人们再重视、关注、认识、思考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这对于中国认识和研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问题也有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是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武器,也是认识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的理论基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机制层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之处,同样有着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二重性矛盾,同样实行信用货币制度,同样存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冲突,因而也具有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经济周期波动的可能性和现实风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连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和各种外部风险的冲击。尽管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尚未产生大的波动,但也应“居安思危”,及早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预警研究和应对机制建设,相信此轮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可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一面镜子。

 

大家在研讨中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实质、根源、规律和解决办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完结,其影响正向更深广的领域推进,危机的爆发虽然表象上与金融监管缺失等有关,但其根源仍然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危机的持续发展甚至将引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全面危机。因此,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视角,对研判今日资本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等,都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和理论解读,是为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警示,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必须坚持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下的市场改革;坚持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效率提升,等等,才能有效摆脱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实现国民经济相对协调稳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持久发展。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网络编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