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科学无神论学科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研究工程的推进，被列为濒危学科的科学无神论，依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平台，已经迈出艰难的步伐。本前沿报告将接续第一期报告的时间，以2011年5月至2012年6月为主要范围，综述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的研究进展，分析面临的社会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思考建议。

一  学科建设概况

 2011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发布文件，强调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文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作为抵御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有关专业课中，充实科学无神论的论述。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举措。可见，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是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将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全部收归国有，建立了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宗教完全退出国民教育体系。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宗教热”的逐渐升温，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汉语神学运动”更是公然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国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规，在大学讲坛上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传播宗教属于违法行为。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就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在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中，已经增加了关于科学无神论和宗教的论述，也有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中进行少量的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在极端宗教势力比较活跃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关领导部门十分重视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工作。如：2002年新疆教育厅就下发文件，在新疆地区高校开设《科学无神论》课程，作为第三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程，课时数不少于36学时。但是总体而言，科学无神论的声音在教育领域还是相当薄弱。

目前，在全国高校教育领域中尚未设立科学无神论学科，除了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和马研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外，几乎还没有类似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均挂靠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因此，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在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领域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2011年，在马研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习五一申报的中国社科院国情重点调研项目“当代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查”课题，获得批准立项。一年多来，该课题成员深入北京高等院校进行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课题组成员发放了问卷200余份，包括大学生信徒和非信徒，已经完成数据的统计处理。田野考察对象包括二百余名大学生宗教信徒、三个基督教聚会点以及一个佛教社团。该课题组成员正在积极探索在校园里抵御宗教渗透的有效对策。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研讨当前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的热点和难题。5月10日，《科学与无神论》编辑部和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讨论会。中国社科院国情重点调研项目的课题组成员汇报“北京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研进展”。9月13日，由中国无神论学会和《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联合举办“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座谈会。参会者包括自然科技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媒体记者。10月11日，中国无神论学会和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座谈会。中国学者与加拿大无神论学者、女王大学教授舒克兰博士(Dr. Schuklenk)等，就当代国际无神论组织和思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10月29日至31日，中国无神论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由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主办,在浙江省金华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约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其中包括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网络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反邪教协会、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党政干部论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安徽工程大学、河北社会科学院以及浙江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专家学者。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教育发展与无神论学科建设”。与会学者围绕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大学校园宗教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以及国外宗教渗透的新动向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2012年2月18日，中国无神论学会在北京举办主题为“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原则，警惕文化传教”的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三十余人参加。与会人士指出，当前呼吁放开共产党员信教问题的声音主要来自学术界，这也是文化传教过程中的重要信号。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2011年春夏，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提出申请，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下招收科学无神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室新聘一位博士，作为科学无神论的专业研究人员。

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与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相比，学术研究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有少量著作问世。2011年，中国出版界有两部重要的科学无神论著作刊行。

一部是牙含章、王友三主编的《中国无神论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重印出版。本书是1992年版《中国无神论史》的再版。三十年前，这部专著作为“六五”国家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汇集了全国三十多位学者，历经数年，最终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无神论史》。此次再版，编者有感于近年来中国无神论学科的迅速降温与“宗教热”的不断升温，呼吁学界对这种冷热不均现象进行深刻反思。编者认为，只有阐明中国无神论思想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最精华的表征，才算真正找准了它的位置。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的“无神”价值倾向，在中国社会宣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就是紧密地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神的本质特征联系起来。[1]

一部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列纳德·蒙洛迪诺著《大设计》的中文版，由吴忠超教授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部专著是霍金在《时间简史》之后最重要的著作，它凝结了作者20多年来对科学和哲学的思考成果。该书英文版自2010年8月首次出版以来，曾连续8周以上名列畅销书排行总榜第一名。本书围绕宇宙、万物、生命存在的意义，解读了最新宇宙学研究成果——M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需任何超自然作用的、在物理定律下自然发生的宇宙创生与演化图景，澄清了神学在“存在之谜”上对人的迷惑，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无神论世界观，自觉运用科学理性寻找幸福的生活，对社会文化方面产生积极影响。[2]

此外，李胜先、刘玉新编著的《精神控制与心理学滥用》也是一本值得关注的科普著作。于光远先生为该书作序。作者是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论述什么是精神控制；精神控制是怎么发生的；精神控制易感人群的特征。作者从科学无神论的视角，分析宗教、极端教派、膜拜团体和邪教等现象，尤其是对如何认识和帮助人们脱离和防范极端教派的精神控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方法和对策。[3]

在学术期刊建设方面，2011-2012年度，由中国无神论学会主办、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协办的《科学与无神论》，继续向专业学术期刊方向发展。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1年-2012年的科学无神论研究进展，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批判西方基督教学者的“宗教市场论”；中西方无神论思想史研究；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研究。

（一）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1.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习五一指出，无神论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思考的结晶，其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多神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并存。包含科学无神论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进入近现代的思想标志之一。科学无神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思想前提。西方无神论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中世纪基督教在上层建筑领域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无神论几乎不可能公开存在。近代西方的无神论思潮由于其鲜明的反封建主义制度和批判神学政治的性质而被称为“战斗无神论”；因为它汲取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为武器，又被称为“科学无神论”。20 世纪西方无神论的主要形式是“人本主义”。本世纪初，面对全球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新基要主义势力的复兴，当代西方新无神论和世俗人文主义思潮再次活跃。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它继承了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等人类优秀思想的成果，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而展示出来。科学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石，由思想文化领域，进入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4]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学术界主要由三种观点：本质对立论、相对独立论、依赖共存论。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论述。作者指出，从马克思对宗教和科学的论述来看，科学与宗教本质上是对立的。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可以推断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结论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的领域将越来越小；科学与宗教曾发生过冲突，也曾彼此独立，也曾相互依赖共存，但它们不会永远共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科学不是直接使宗教消亡，但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会动摇宗教的信仰基础和社会基础。与上述那三种作为静态的理论观点不同，唯物史观是动态的理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总是历史的具体的，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状态。短期来看，宗教和科学可以进行对话并进行短暂的合作，但它们之间的对立还将继续下去。[5]

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

美刊《新社会主义者》第51期(2009年)刊登了法国学者米歇尔•罗伊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宗教——人民的鸦片？》的文章。米歇尔•罗伊是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成员。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的论述仍然适用于当今的大多数宗教组织和主要宗教派别。“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这一表述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是“前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任何阶级指向；但是它抓住了宗教“苦难”的矛盾性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开始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现实来研究，即把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诸多形式之一来研究。之后，马克思很少注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体系的宗教。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他重视分析各种宗教表现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恩格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抓住了宗教现象的双重性：宗教既扮演承认现成秩序的合法性角色，又根据社会现实情况，扮演批判、抗议甚至是革命的角色。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持激进的敌对态度，但认为无神论反对宗教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宗教的革命性已经成为历史，这一预测也得到历史的证明。[6]

有学者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绝不是无明显的褒贬之意，更不是强调“人民对宗教的需要”。它的态度十分鲜明，就是揭露宗教的虚幻性、欺骗性，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和行动”，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全部内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需要历史地看“鸦片论”，现实地看我国宗教，辩证地看待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深刻认识“鸦片论”的启示意义，正确认识“鸦片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关系。[7]

加润国对所谓“鸦片基石论”的错误及其由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对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应该结合时代背景、上下文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体系来准确地理解。该句话的核心是说明宗教对人民的作用，就整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言，这只是宗教的社会作用的一部分。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理论上阐述了共产党坚持和宣传无神论的依据、方式和原则，分析了“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的原则遭到歪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体现了对马克思宗教观的准确把握和理解。作为理论问题，学术界进行了相关讨论，基本上达到了结合时代背景、具体语境和思想体系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名言的目的。直到本世纪初之前，在我国并没有出现所谓“鸦片基石论”的歪曲概括。然而，继1997年左右发表的一篇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章后，到2001年，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歪曲概括为“鸦片论”和“斗争论”的论调，通过报纸、互联网和学术杂志在社会上出现。

作者指出，这些文章不仅没有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内容，而且还无视党在“文革”之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文革”后19号文件的拨乱反正等创新举措，污蔑党长期以来受列宁“鸦片论”和“斗争论”的影响，把党的宗教工作说得一团糟。他们以此为借口，要求引进西方的某些时髦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宣称其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必须“率先与时俱进”。尽管有人提出批评意见，但影响有限。这种论调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理论政策产生误解，导致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作者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来观察、分析和处理现实的宗教问题，不能搞教条主义。[8]

3.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

习五一指出，中国的社会基础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实践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增加新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保障宗教在信仰层面完全自由。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宗教必须服从中国人民的总体利益，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允许利用宗教威胁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不允许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就将信仰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第二，宗教有神论的观念是错误的，与科学和唯物论相对立的，但它属于思想问题，不能动用行政手段解决，只能采取说服教育，而且主要通过社会的实际变革，由信仰者自觉决定。[9]

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者认为，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 会对宗教问题形成不同的话语形态。首先是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主要是持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态度, 主要目的是批判宗教赖以产生和存续的社会制度根源。中国最近若干年的社会变迁中, 宗教热或宗教乱象得以产生和存续的社会根源, 就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私有化进程及剥削压迫、阶级分化现象的有增无减。阶级分析法对于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远未过时。世界观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精神污染”的治理成本上升和危害预期加剧, 正使得冷寂多年的无神论宣传教育问题呼之欲出。其次是统战话语。统战政策和策略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善于对宗教组织及相关人群进行适当的必要的阶级阶层分析。统战对象应当仅限于宗教界上层人士, 如果扩大至因社会变迁而日益增多的一般信教群众, 则统战成本将会越来越高, 以致最终无法承受；我党作为无神论政党, 应当最大限度避免“统战者被统战”的现象, 始终保持世界观的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和足够敏锐的政治鉴别力。第三是法治话语。宗教信仰自由表达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对于各种并未危及其根本利益的宗教信仰的宽容， 而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应当致力于弱化以至消除宗教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从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把人们从形形色色的迷信和各种妖术中解放出来；在宗教事务管理问题上, 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解构西方敌对势力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话语霸权。[10]

4.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

田心铭撰文回答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为什么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与贯彻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并不矛盾。他认为，无论从法律依据、理论基础、客观根据和根本出发点来说，开展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是一致的。深入理解这种统一需要弄清宗教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宗教意识形态与有神论的关系、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统一要经过自觉的努力。开展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必须自觉遵守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无神论需要克服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误读。不能把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当成共产党员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能把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当成积极发展宗教；理解宗教的群众性不能忘记对不信教群众宣传无神论的责任，理解宗教的长期性不能忘记宗教长期存在过程中的变动性。[11]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关注当前我国社会无神论教育宣传弱化，而各种有神论呈现流行趋势的现象。他们指出，宣传科学无神论需要澄清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宣传无神论与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矛盾；（2）提倡无神论，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宣传无神论不仅不会损害社会和谐，相反能够正确引导妥善处理好社会矛盾；（3）宗教的替代性满足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安慰问题，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才能真正满足人们无限的精神需求和精神超越。关于如何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专家学者的建议有：（1）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无神论的教育宣传；（2）必须牢固树立并正确落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3）加强无神论教育宣传，必须立足实际和面向群众；（4）加强无神论教育宣传，既要讲战斗性，又要讲科学性。[12]

有学者对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开展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提出三点建议（1）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要纳入日常工作日程并设定相应的机制加以保证；（2）坚决刹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风潮；（3）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形态应该适应党的执政地位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13]

有学者对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其中明确指出，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落实到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四观”和唯物论、无神论“两论”的宣传教育上，自觉抵御各种错误或反动思潮的影响。[14]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已经开始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

有学者分析批评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宗教道德和无神论道德的观点。有人认为宗教信仰可以挽救道德滑坡等危机，而无神论者的道德自律能力值得怀疑。作者指出，历史上中国道德传统一直以“人本主义”而不是“神本主义”为主，并不妨碍中国以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没有证据表明宗教道德高于世俗道德，需要防止以虚构的道德级差来论证信徒与非信徒的不同，有意无意地制造宗教群体与社会的对立。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当之无愧的无神论者，应该是同时接受科学精神培养和人文主义理念熏陶的人，是有理想、有文化、讲道德、守法纪的高素质公民，而不是思想贫乏、内心空虚的精神侏儒。作者指出，认为无神论教育会使人丧失敬畏感而变得无法无天等看法和态度，反映了一部分干部对宗教麻醉作用的误用。中国共产党不能也不可能利用宗教的麻醉作用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作者提出，无神论对有神论的理性批评应当成为社会常态的一部分。[15]

5.共产党员信教问题

关于共产党员不能信教的问题，有学者专门做了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认识不清的情况。如，在对“你认为党员能否信仰宗教”问题的调查中，只有59％的党员明确表示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而有30％的党员认为可以信仰宗教，另有11％的党员表示“说不清”。“说不清”意味着是思想上的“拿不准”，这部分人随时可能成为“党员可以信仰宗教”的支持者。在对“你认为目前党员信仰宗教的人数有多少”的调查中，13％的党员认为很多，31.7％的党员认为较少，30％的党员认为是极个别现象，还有24％的党员表示不太清楚。这说明，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不仅确实存在，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是极个别现象。[16]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撰文指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如果允许共产党员信教，将会产生侵蚀涣散党的肌体的种种恶果：（1）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和无神论并存，势必会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2）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势必会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3）信教的党员势必会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的现象，他们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种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根本谈不上继续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指出，要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17]

2012年2月18日，在关于文化传教问题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专门讨论了朱维群的这篇文章。杜继文指出，在宗教传播上，西方对中国的政策经历从“硬”到“巧”的过程，文化传教就属于“巧”的一种策略。它试图首先占领大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通过某些文人替其传播宗教及其承载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当前中国学界和社会在宗教的认识上比较混乱。而朱维群明确无误地回应了党内某些人要求中国共产党也向宗教开放的呼喊，坚定地维护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组织上的统一。同时他还指出的是，党属于政治组织，有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具体策略，所以历史上有少数党员同时具有宗教徒的身份，而这些党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前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因为策略而牺牲原则，引入宗教而改变党的性质。

在此次研讨会上，朱晓明指出，某刊物将“党员信教”问题的讨论列入“2010年宗教学十大观点”，主张不再将党员信教视为禁区。他认为这个观点有误导作用：第一，夸大了党员信教问题的严重性。第二，片面分析党员信教利弊。第三，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分视为并行不悖的两个层面，其立论基础错误。第四，处理方法错误。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事实上存在的个别党员信教或参与宗教活动的问题，各级党委十分重视，并采取了慎重稳妥的办法。第五，违背了宣传纪律。特别在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发表这样的观点更是不妥当的。田心铭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信共产主义了，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必须有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李申认为，文化传教与共产党员不能信教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美国文化传教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要让共产党员信教。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突破口，旗帜鲜明地主张共产党员不能信教，这对于抵制国外宗教渗透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就文化传教而言，基督教的教会主要是安排信教的回国留学生“反哺”国内，具有非常详细和系统的计划。还有学者指出，共产党员不能信教是一个常识，现在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常识，实际上在警告国内外的某些势力。[1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