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508在人类进化史上，劳动同样影响着人类生存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劳动方式的改变使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状况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当今的生态危机也可以视为人的生存危机，它表明人的劳动观念以及劳动方式已成为威胁自身生存的重要因素。日本著名环境思想家岩佐茂指出:“如果立足于把劳动作为对自然的控制去理解劳动的话，那么如何制造出满足人们需求的生产物就成了重点。与此不同，如果立足于把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控制来理解劳动的话，那么就会在考虑，作为变革自然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创造出来的生产物到底会对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何等影响之后再进行生产。”［2］187可以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人类“把劳动作为对自然的控制”活动所引起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是“把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控制来理解劳动”，其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价值，不仅为我们确立科学的劳动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效消除生态危机的实践方法。因此，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生态意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与反思

　　马克思的生态意蕴劳动概念的形成直接源于对近代工业文明社会异化劳动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对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探解，是对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中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人的劳动的扬弃。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发生了异化，主要表现为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与劳动过程本身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特别指认了异化劳动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3］52人原本属于自然和社会，异化劳动隔断了人与自然、社会的有机联系。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类本质——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的生存手段。”［3］54这就是说，异化劳动使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然界成了人们征服和支配的对象，成为人生存发展的工具，从而人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类本质，使人与自然一体性生存解体，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同外部自然相异化

　　从认识论的层面看，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在资本增殖的内在机制驱动下，把人与自然关系视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类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任意改造、支配、占有自然，视自然界仅仅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造成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普遍占有和盘剥。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392，393从实践的层面看，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是一种强制劳动，工人在劳动时感受到的是受强制、不幸和痛苦。劳动本身的异化使人类只有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时，才觉得自由、幸福和快乐，为了满足自己动物式的欲望，人类展开了对自然的残酷盘剥和疯狂掠夺，使自然资源浪费与枯竭、土地荒芜、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最终，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3］54。马克思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5］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写道:“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6］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的减少。……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7］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节约开支，向自然界肆意排放各种排泄物，造成生产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这样，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完全割裂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仅仅强调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利用以及人对自然的生成，无休止的滥用、掠夺、盘剥自然，忽视了自然对人的非对象化生成以及自然对人的生成，这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人与自然价值背离的突出表现。

　　(二)人同自身自然相异化

　　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不仅使人同他之外的自然界相异化，而且使人同他自己的身体相异化。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破坏与摧残，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创造了美，但却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却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劳动者看成与水力、马力等一样的生产财富的手段，将他们变成四肢畸形、精神空虚、职业单调片面发展的人，使个人的生产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个人生产力的极大浪费，导致人类生产力的不可持续性。“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8］552对劳动者的滥用和破坏，直接导致劳动力的过早衰亡。“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9］453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破坏与摧残直接威胁到后代人的身心健康。“她们老是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们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9］497这样，造成了劳动力严重的不可持续，因而使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生产力的毁灭尖锐对立起来。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把人自身的自然也作为占有和掠夺的对象，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因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既要最大限度地盘剥人的身外自然，又要最大限度地盘剥人的自身自然;不仅牺牲了自然生态，而且牺牲了人体生态，形成日益衰败的整个自然界。

　　(三)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必然产生自然异化，异化劳动和自然异化的结果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相异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因而产生生态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农业人口下降到最低限量，而大城市的工业人口不断增长，“由此生出了各种条件，它们在社会的及由生活自然规律规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上，引起了一个无法补救的裂缝;由此，又有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还通过商业，大大超过本国的范围而向前推进。”［10］依据生态学的观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发生了断裂，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界提取物质来养育自己的同时，也向自然界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而这些废弃物超越了生态承载力，无法被大自然分解和还原，成为污染大气、水、土壤，破坏大自然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谈到了，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1］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割裂了人、社会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过程，使其变成人对自然的单向索取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对土地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使自然生态系统恶性循环，导致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而且表现在对人类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使人体生态系统恶性循环，导致人类劳动力的不可持续，从而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劳动者，严重威胁着人、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土地和劳动者的不可持续称为“对未来的预支”，他说:“对未来的预支——真正的预支——一般来说在财富生产上只有对工人和土地来说才有可能。由于过早的过度紧张和消耗，由于收支平衡的破坏，工人和土地的未来实际上可能被预支和被破坏。”［12］

　　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使近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劳动力不可持续等生态危机的严峻威胁。马克思认为，这正是自然的反人化的具体表现。所谓自然的反人化是指自然界对人类漠视自然规律的实践活动进行“报复”的现象，是人与自然之间否定性的对象性关系。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使人类的实践活动违背客观规律的要求，盲目地在自然界面前抬升自己的占有欲，反自然性地展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自然界不再作为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界，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否定性的对象性关系，最终使人类自己遭到自然界的无情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要消除生态危机，除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劳动观念。

　　二、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生态意蕴

　　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的劳动范畴是十分丰富的，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异化劳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自由联合劳动等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要深刻认识劳动的本质内涵，必须抽去劳动的各种具体历史形式，在最一般的抽象意义上形成合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劳动概念，即人类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劳动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劳动内涵进行了界定: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8］208，209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基础。这种普遍关系和自然基础，反映了劳动的自然生态属性，其实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是任何一切社会形态下经济关系的自然基础和生态本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生态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生态学产生和形成的时期。19世纪初叶，法国生物学家马可率先提出了“周围环境”的概念。19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在《生物学基础》中把生命定义为有机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提出了“生存竞争”、“自由选择”的概念，表述了生态食物链概念，提出了“生态位”、“生态平衡”的最初概念。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首创“生态学”概念。这些生态学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整体性与和谐性。在生态系统中，生物和环境协调地相互作用，形成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适应性和统一性;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使之成为一个合作的、和谐的、有序的有机整体。他们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人、自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而恰恰正是人类劳动才是连接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内在联系与有机统一的纽带，人类劳动追求的基本目标和目的归宿，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把“新陈代谢”(物质变换)这一生态学概念吸收到劳动概念中来，使之具有生态学的科学含义。正如福斯特所说的，“在他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中，马克思把新陈代谢概念作为他整个分析系统的中心，他把对劳动过程的理解根植于这一概念中。”［13］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概念描述劳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8］201马克思用“物质变换”表述劳动，从而把社会经济过程纳入自然生态过程中，使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人类社会的劳动过程呈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变换和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变换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过程。正如施密特评价的那样，“马克思用物质变换的概念把社会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的状态。”［14］

　　(二)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生态内涵

　　1．劳动是主体自然与客体自然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生态意蕴之一表现在劳动的生态要素上。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着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统一，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4］488，489“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一方面，是活着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4］483劳动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从来都不是独立于自然自身形成财富的潜力之外，因为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世界是由自然物质构成的，劳动只是改变了它们的形态。马克思把自然分为主体的自然和客体的自然:主体的自然是人自身的自然，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二是人体的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15］“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8］88客体的自然是人身外的自然即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自然界，劳动发生的自然基础都消失了，也就谈不上劳动。“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3］49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主体的自然和客体的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主体的自然和客体的自然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主体作用于客体。主体作为创造者，以自己的活动改变客体，实现客体的人化，使客体获得社会历史尺度;另一方面，客体作用于主体，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在这种制约中主体学习客体的智慧，提高自身的本质力量，使主体自然化。劳动正是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中实现的。“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8］201

　　2．劳动是人的尺度与自然界尺度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生态意蕴之二表现在劳动的生态尺度上。马克思认为，用生态学世界观改造世界时，不是单纯以人为尺度，也不是单纯以自然为尺度，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尺度。因此，人的生产应是人的尺度与自然界尺度的和谐统一。一方面肯定人的生存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其他物种的生存需要，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负责。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6］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生产的重要不同在于，人懂得必要时摆脱肉体的直接需要去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所以真正人的生产有两种尺度:人的尺度和自然界的尺度。所谓人的尺度是把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的生产实践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决定人的生产要按此进行，生产首先是以人为本的。［17］所谓自然界的尺度是指人类在生产时要考虑到其他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要按照自然生态规律来生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生产应该包括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精神生产与再生产、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生态环境生产与再生产等紧密联系的内容，是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和自然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的和谐统一，其根本标志就是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整个自然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运动发展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只有人类生命物种是有意识的、理性的动物，能够遵循自然的、社会的客观规律从事生产。因此，检验人类生产劳动的合理性，不仅要以人的尺度为依据，还必须以自然界的尺度为依据，把两种尺度有机统一起来，不能偏废，以确保经济社会生产与自然生态生产协调可持续发展。

　　3．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生态意蕴之三体现在劳动的生态本质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本质，是理解马克思生态意蕴劳动概念的核心。

　　其一，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双向度的活动。劳动作为人与自然实现物质变换的中介，意味着人类劳动的过程，一方面是人类向自然环境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材料以供养自身;另一方面是向自然环境反馈人自身的能量以供养自然环境。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不仅包括人改造自然这一“由自然到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自然穿过人又重归自己的“由人到自然的过程”，是一个人与自然双向交流的过程。这表明马克思所确证的人类劳动不是“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单向度的劳动，而是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双向供奉的共同进化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变换、能量转移、信息传递、价值转移的生态经济运动过程。正如日本学者岛崎隆评价的那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扩展到更广阔的人类生活的整体，……这就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广义的物质变换。”［18］

　　其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自然界内部自然循环的一环。从根本上来说，劳动是自然界内部诸因素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运动，人身的自然结构决定了人生存的物质需要，人只能通过人身自然的活动来改变身外的自然界，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方面，“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8］56因此，劳动过程，从自然界整体运动的角度来观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是自然界内部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劳动是遵循自然界规律的活动。既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从总体上来看是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和其他种类的物质循环一样，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蔑视自然生态法则，必然会损害人和自然界，危及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同岩佐茂对马克思劳动本质所蕴含的生态意蕴的评价:“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作为自然循环的一环来把握，……因为，劳动生产出了大量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包括这样的劳动在内把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解为‘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2］112

　　其三，马克思劳动概念中的“调整”和“控制”同样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视野，提出了调节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消除人类对抗自然、实现文明的自觉发展的理想，蕴涵着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积极平衡的思想。由于劳动的目的性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带上了强烈的社会性色彩，这使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极有可能符合自然规律，也有可能违背自然规律。因此，劳动的目的性中包含着生态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极富预见性地提出了消除生态危机的路径——通过劳动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生产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和谐共存。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人协调社会和自然发展的能力，实现对自然界的合理利用、有序保护和科学管理，将人类的生产行为控制在生态承载力限度之内，尽可能预料到现在行为的未来生态后果，努力调节和消除自己行为的消极影响，以消耗最少的自然资源获取物质变换的合理性与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现代价值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但是，在现实生产劳动中依然存在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生态效益，视劳动为仅仅满足个人物质财富需要的手段，无视其社会责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生态后果的现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生态意蕴的劳动概念对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遵循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相统一，坚持生态价值优先劳动实践作为人的活动，它必定具有属于人的特性，必然贯彻人的内在尺度，必然体现人的价值、目的及理想。然而，自然生态法则的先在性和制约性决定了劳动的目的性和创造性必须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劳动实践必须依从自然生态法则，遵从生态尺度，这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劳动实践观的根本含意。马克思看到，“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9］要有效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并将之作为劳动实践的基本依据。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1］153

　　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仅仅是为了用生态文明概念倡导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更重要的是去指导和规范人们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必须摒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的传统思维模式，树立发展经济与维护生态并重、“生态价值优先”的生态思维模式，即在生态效益必须为正数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当市场原则、科技原则、政策制度原则等与生态规律、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发生冲突时，服从生态规律、生态价值优先的原则。

　　(二)实现劳动目的由一维价值取向向多维价值取向转变

　　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生存，首先就要满足衣、食、住以及来源于肉体组织的其他方面的物质需求。这是人类的“第一个需要”。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劳动作为财富的生产对人生存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20］。马克思反对把人的需要仅仅归结为物质需要，他曾经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劳动变成仅仅满足物质财富需要的手段，他指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目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3］15那么，劳动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本身，对人应该有着什么样的目的价值呢?马克思从多维取向指出了劳动对人内在的目的价值，他从人性的角度认为人的需要有自然需要、社会需要与精神需要;从需要主体的角度认为人的需要有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从需要客体的角度认为人的需要有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从需要层次的角度认为人的需要依次递进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劳动目的价值既要满足个人需要，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发展需要;又要把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生态意蕴的劳动概念为指导，实现劳动目的由一维价值取向向多维价值取向转变，把劳动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把自然生态环境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最终达到劳动解放、自然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

　　(三)加强生态教育，树立生态意识，科学分析劳动的近期和远期效果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与其具有短期行为痼疾的生产方式有关。为了追求利润，追求资本的短期回报，必然会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长远的和总体性的环境规划。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21］160恩格斯警告后人，决不能以攫取短期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来实施其生产活动，必须高度重视劳动引起的远期效果，尤其要学会科学分析劳动的近期和远期生态效果，达到生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一致性。他进一步指出了科学分析劳动的近期和远期效果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21］159但是要学会科学分析劳动的近期和远期效果，除了科学技术发展手段条件外，劳动者还要具备认识论条件——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以及人类为保持对生命有益的自然界状态等其他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意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考虑到反映对象特点的综合性质;第二，善于把握认识客体的全部多质性和异源性，善于在这种多样性后面发现生态学方面重要的本质的统一;第三，人们不仅有看到自然界中所发生变化的最近结果的能力，而且有预计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更远结果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然界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正的联系，而且能看到其负的联系的能力。因此，加强生态教育，树立生态意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51.

　　［11］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42.

　　［1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74.

　　［14］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94.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97.

　　［17］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0.

　　［18］岛崎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环境思想的形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06):58.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3.

　　［2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