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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后福特主义语境下生命政治问题的凸显，“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ect，国内也有学者把它翻译成“普遍智能”)的内涵及其社会历史作用问题被提升到学术研究的核心位置上来。应该承认，奈格里、拉扎拉托、维尔诺等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凸显，一方面是由于上述这些学者希望阐明一般智力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所获得的新的表现形式，以及这种表现形式与资本所推动的生命政治的霸权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当年关于一般智力问题的论述被认定为与当前的资本主义语境不相符合，因而需要加以超越。在当代西方左翼学界，对马克思的批评俨然是一种时髦，但问题是，他们的这种批评其实是不成立的。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阐释方法，即使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解读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国外学者称为“机器论片断”)中，在谈到劳动资料发展为自动的机器体系时，的确说过一般智力或者说一般社会知识通过机器体系这一中介，而对社会生42活过程的分析尺度及其历史发展的动力产生影响的观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这段话虽然长了一点，但鉴于它从表面上看的确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线索的不同，以及它所引发的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争论，因而值得在此引用。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那段著名的话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从上述所引的两段话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从机器体系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其推理逻辑如下:机器体系的出现使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因而使劳动时间不再是商品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从而使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崩溃。事实上，当代西方学界的一些学者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这部分思想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恰恰是一种误读，而且显然是一种故意的误读，因为马克思在阐述这部分思想的文本中有一条更为完整的阐释线索，而西方学界的相关学者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我以为，这条完整的阐释线索中最核心的思想是:机器体系并非直接就是固定资本，因而对自动机器体系之历史作用的重视决不能被理解为技术史观。我承认，在这一节的一开始，马克思就通过引用尤尔的《工厂哲学》而凸显了自动机器体系的神奇性，并且还从自己所认可的角度写下了这样的话:“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另外，在这一节的中间部分，马克思也写下了类似的话:“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但是，通过通读这一节的全部文字，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阐述重点其实并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之发展形态的自动机器体系，而是“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即固定资本。也就是说，他想研究的是作为固定资本的自动机器体系，而不是自动机器体系本身。这其中的差别在于:马克思并不对机器体系的个人占有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对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式的占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我们可以轻松地理解马克思这一节文本的展开形式。

　　二

　　在这一节的开始部分，马克思在引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话题时，就明确地指出:“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资本一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加入资本生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显然，马克思关心的重点一开始就是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资本的社会生产力。在接下来的阐述中，马克思自始至终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线索来展开自己的思路。在说明机器体系具有自己的灵魂之后，马克思说道:“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这里的意思很明确，自动机器体系的生产虽然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占有了创造价值的力量，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前提是，这已经是一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即资本主义式的占有，它所反映的不是自动机器体系本身的力量，而是自动机器体系承载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紧接着这段论述，马克思又说:“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

　　类似的文本依据在此处就不再展开，因为只要认真地阅读这一节的内容，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相关佐证。但下面这段结论性的文字我还想引用一下:

　　如果说资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以及固定资本的其他物质存在形式如铁路等等中……才取得自己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使用价值的适当的形式，那么这决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正像黄金不再是货币时，它不会丧失黄金的使用价值一样，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很明显，在马克思的思路中，机器体系只是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而它还有一种存在形式即社会存在形式，这种社会存在形式就是机器体系在其中加以应用的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由于马克思此处已经在固定资本的层面上来谈论机器体系，因而，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事实上，我们只有从物质存在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的双重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此处的固定资本概念，才能准确地进入马克思的学术视域。对马克思来说，固定资本不可能只有一个层面的内涵，而必然同时具有上述两个层面的内涵。机器体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之所以会出现，决不是仅仅因为技术本身的原因，“相反，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作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由作为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机器体系本身单方面所造成的，而是由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固定资本的社会存在形式之中的机器体系所造成的。因此，此处的生产力当然是一种社会生产力，而推进这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当然是具有双重内涵的固定资本，而不是只具有单一层面内涵的机器体系。

　　在这一意义上，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把这一节的标题确立为《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而西方学界的一些学者把它命名为“机器论片断”，我以为，这种命名本身就注定了他们只会从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这种单一的层面来理解马克思此处的思想，也就难免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这部分论述出现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但到了《资本论》第1卷中，这部分论述被移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中了。我觉得，这是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研究得更为深入的结果，因为自动机器体系所反映的恰恰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

　　从这样的解读视域出发，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真实内涵了。正像前文所引述的那样，马克思在这一节中的确说过，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那么，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从而交换价值就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便会崩溃。但必须注意的是，他在此处所凸显的决不是一种技术史观，马克思决不是想说明，只要出现了像自动机器体系这样的情况，即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因为紧接着上述引文，马克思就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思想作出了更为完整的说明。在他看来，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也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并不存在游离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所谓机器体系或大工业，在现实历史中只存在资本主义的自动机器体系，因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崩溃，只可能源自资本主义的自动机器体系与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可这么一来，又如何解释马克思所说的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的观点呢?

　　我以为，严格地说，阐述这一观点的那段文字的确有点“手稿”的特性，因为它只是把结论直接说了出来，但没有提供得出这一结论的逻辑思路。如果说马克思此时相信技术史观的话，那就令人无法理解了，因为早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已经得出了如下观点:“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既然如此，难道这段论述真的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是“一段不足凭信的论述”吗?显然不是。

　　其实，在这一节文本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是作出过阐述的。他指出，资本的确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为社会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以此而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发展腾出时间，但资本的本质却决定它一方面创造出自由支配的时间，可另一方面却致力于把这些自由时间变成剩余劳动的时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请注意，马克思这里说的是当工人群众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财富的尺度才不再是劳动时间。在此处的分析中，马克思的阐述是严谨的。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足够激烈的程度，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便会出现，由此，工人群众便会起来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这应当是“他们已经这样做”的含义)，到这个时候，财富的尺度便不再是劳动时间。把此处的论述与前面的观点相对照，不难发现，马克思在前面那段文字中的表述是有些简单化了。但我以为，这不代表他思想的简单，而只是文字表述上的简单化。这大概跟手稿的特性有关，马克思在手稿中有时会即兴展开自己的思想但不作充分论证。

　　三

　　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的这段论述在后来的思想史上曾多次被提及和评论过。上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把马克思此处的思想解读为技术史观，并认为此种思路在《资本论》的同类问题论述中没有再出现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材料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类的历史是同自然科学和技术自动转化为社会主体(一般智力)控制物质生活过程的自我意识相联系的。

　　按照这种设想，在先验意识的历史中似乎只有技术史。”鉴于这种解读在对一般智力的解释背景中并没有引入什么新的内涵，而且我在前文中已经对这种技术史观的解释作出了剖析，因此，此处就不展开对它的详细分析了。

　　我以为，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需要认真对待的，是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等人都对一般智力及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其中尤以维尔诺的观点为典型。在《诸众的语法》一书中，维尔诺首先把“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的观点视为“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然后又得出如下的观点:“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更为明显的事实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趋势(指一般智力控制社会生活过程的趋势。——笔者注)得到了全部的实现，但他所预示的那种解放结果却没有到来。由普遍知识所完成的角色与劳动时间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之间的落差，正在生发着一种崭新的、稳定的权力形式，但它并没有孕育危机。”那么，什么是这种崭新的稳定的权力形式呢?为什么上述这种落差或矛盾并没有孕育社会危机而只是生成了这种新的权力形式呢?

　　维尔诺认为，这种既崭新又稳定的权力形式是对活劳动的再生产构成霸权性的生命政治形式，当代资本主义的一般智力之所以会孕育出这种生命政治形式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危机，其原因在于这种一般智力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看到了人类的一般智力随着自动机器体系的出现而越出了少数人非劳动的边界，进入到了社会智力的层面，那么，在维尔诺看来，马克思没看到的是，人类智力一旦通过社会劳动的中介而成为一般智力，它必然也会使其自身发生转型。这种一般智力将不再是人类所获得的知识的累积，而是对人类思考的能力或潜力的分享。这种情况在后福特主义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此时的“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ect)已经变成了“智力一般”(intel-lectingeneral)。正因为如此，在当下的语境中，一般智力对社会生活过程的控制便不再像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样，固化在自动的机器体系中，而是体现在了对活劳动属性的建构中。“今天，一般智力首先把自己显现在现实主体的交往、抽象及反思之中。基于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一般智力中的一部分必然不再体现在固定资本中，而是通过认识范式、对话展示及语言游戏等伪装而在交往互动中展现自己。”维尔诺认为，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的活劳动跟音乐会上的演奏者相类似。在音乐会上，每个演奏者不是致力于生产最终的产品，而是致力于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与其他演奏者通过情感、认识等中介而发生交往。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也是一样，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每个劳动力都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劳动潜能而不是直接致力于生产最终的商品，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思想生命”(lifeofthemind)被建构了。而就在这种思想生命被建构的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等级体系及剩余价值生产的支撑力量等都被建构了出来。。但这已经不足以导致社会经济形态的危机，因为已经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了。

　　应该说，维尔诺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对生命政治的权力形式的解读，如果单纯跟马克思在《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中的思想相比较的话，那么，他显然讲出了马克思当年没讲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在那一段文本中的确没有涉及劳动者本身的权力建构问题。

　　但对他的理论贡献也没必要过分夸大，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其他段落中也谈到过与物质拜物教辩证统一的观念拜物教问题。尽管我承认，如果就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之权力形式的复杂性而言，马克思当年关于观念拜物教的论述可能有些简单了，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的方法论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正像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是从物质存在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的双重视角来理解固定资本的内涵的。这一解读思路套到维尔诺的一般智力对劳动力的建构问题上来，即使不讲他依然承认的一般智力中的一部分仍会固化在固定资本上，我们依然可以说，对劳动力的建构也有一般意义上的建构和资本主义式建构之间的区别。由于维尔诺讲的是对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式建构，因而，他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他凭什么暗示说，对活劳动生命政治的权力建构必然会导致剩余价值生产的支撑力量自然而然地出现?维尔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从根本上放弃了经济矛盾运动的客观线索。再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出现这种经济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他所说的那种生命政治的权力形式还会那么容易地被建构出来吗?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当年在方法论上回答了，但今天的维尔诺等人却没有回答。我以为，这是我们在分析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的各种权力霸权问题时必须注意的重要理论质点。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澄清，如果我们像维尔诺那样一味地宣称一般智力在当代语境中已经越出了固定资本的层面，进入到了“建构社会交往的认识论范式”的层面，并进而认为生产劳动已经不再能够塑造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那么，在缺失了对一般智力之资本主义利用的具体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下，仅仅去渲染资本通过一般智力而建构起来的对生命政治的霸权，我不知道这样做的学术意义到底有多大。

　　难道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知识经济企业真的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建成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而只是为了通过分享和交往的平台来实现对人本身的霸权?维尔诺等人尽管承认在思想生命的建构过程中会导致雇佣劳动者、等级体系及剩余价值生产的支撑力量的出现，但这一重要的理论环节却没有得到逻辑上的论证。而正是这一学理上的漏洞，使他们在面对像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客观现实时，无力从自身逻辑的角度来阐释其学术理路的合理性，因为如果思想生命真的被全面建构了，那么，伴随着前几年的金融危机而来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质疑声就不可能出现。但事实是，它已经出现了。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像后福特主义这样的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仅仅从劳动组织形式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角度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因此，如果我们陷入了这一概念所设定的思维框架中，那么，要想深入解剖其中的真实历史过程将是很困难的。这应该是我们通过解读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论述而需要得出的理论启示。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