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中所提出的“两条道路”广为人知。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实际上，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不仅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适用于自然科学。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2］，不过尚未展开具体研究。通常认为，“自然辩证法”有所谓“三大块”，即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随着学术的发展以及与国外的交流，逐步由三大块演化为形形色色的四或五大块，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学技术论等等，以及这些门类的种种排列组合。早期的方法论部分，后来受到科学哲学等学科的强大冲击，相对而言被认为缺乏理论深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甚至替代。不过，在自然辩证法的各种教材中，通常沿袭有“方法论”部分。较之二三十年前，现在的方法论在深度、广度和与时俱进等方面已有很大的进展，但是仍嫌缺乏理论基础或理论上的统一性。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有助于整合各项具体方法，可以为科学方法论提供统一的理论基础。反过来，经梳理的各种具体的科学方法及其相互关系也丰富了马克思“两条道路”的内涵与外延，赋予其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一 两条道路上的方法

　　首先，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可以串起各种方法，赋予其在认识过程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揭示包括系统方法和复杂性科学方法在内的方法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进一步把上述认识过程归结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列宁结合黑格尔的某些论述继续发挥了马克思关于“两条道路”的思想。在对象未被认识之前，对象对于认识者来说“只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是“外在的”，或者用康德的术语:“自在之物”。认识一旦开始，就是对“自在之物”的否定，尔后在第一条道路上，主观观念距现实越来越远，距本质越来越远，直至达到极端，“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范围，并且在第二条道路上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一旦我们认识了一个事物，它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不再是“外在的”“自在之物”。我们理解了它，掌握了它，它已经是一种“积极的存在”，“在我们的思维中随时可再现它的一切，它是内在的”“为我之物”［3］。认识就这样不断地经两条道路而使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可以整合各项具体方法，或者说，方法论中的各项具体方法都可以在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及与其他方法的关系。

　　第一条道路上的方法是，抽象、分析、比较、分类和归纳;两条道路转折点上的方法是，类比、模型、直觉、顿悟和假说;第二条道路上的方法是，演绎和综合。系统方法和复杂性思维与方法可以认为是跨越两条道路的方法。

　　在第一条道路上，首先是形成概念，科研然后就得以在思维中进行。抽象和分析是形成概念之路。例如对于一个物体的形状来说，由抽象和分析定性地得出点、线、面、体概念，进而得到定量的长度、面积和体积概念。对于物体的运动，得出快慢进而速度、加速度，等等。对事物进行空间、时间以及类别的比较，在比较中逐步将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归为一类，接着由归纳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点。上述过程在思维中表现为步步深入，距对象的表象和所处的语境越来越远，距本质越来越近。这样，在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上，抽象、分析、比较、分类和归纳等方法就不再是彼此无关，而是在大体上建立起前后相续步步深入的联系(可以有重叠和反复)。经由这些方法，“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一旦走到第一条道路的顶点，思维就面临转折，“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然而在科学研究中，“回过头来”并不容易。相对孤立、凝固的概念怎样回到处于联系和变化中的现实，分析所得到的要素、片断如何形成整体和过程，例如，对象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归纳得到的结论未必完整，也不可靠。或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类比、直觉、顿悟和假说就在转折的关节点上发挥作用。原子论、进化论、量子论、相对论等在提出之初在方法论上都处于两条道路的转折点，更小的个案如凯库勒的苯环、卢瑟福的原子模型等也是如此。转折点上的方法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总结提炼由第一条道路得到的成果，揭示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指引第二条道路，例如提出预言和设计实验。与此同时也就是完善自身，由假说转化为理论。

　　在第二条道路上的方法主要是综合与演绎，前者意为把分解后的局部、片断和要素整合为整体，这正是第二条道路的要义;后者在于经由推理和实验验证等途径，将大前提中所隐含的内容都揭示出来，以完善假说，形成理论，同样是第二条道路的指向。由上分析可知，在思维过程中，分析之后并不紧接着综合，演绎也并不紧随在归纳之后，在这两组方法之间还要经由假说等方法，思维过程必须经过转折。通常总是把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作为某种“对偶”的方法。它们确实“对偶”，这是因为它们正处于两条相反的道路上。然而，在科学研究中这两条相反的道路并不直接相连。分析并不容易，综合则更难。综合之难就在于须经由顿悟之类来无影去无踪，说不清道不明的“方法”。再说，是否可以以归纳得到的结论直接作为演绎的大前提?不可以。必须经由假说、顿悟……揭示由归纳等第一条道路所得出结论或“知其然”背后的原因和本质，知其所以然，以此作为演绎的出发点。未经转折点的演绎，犹如登山者在半山腰浅尝辄止，然后或者由原路返回，风景依旧;或者另辟蹊径，可能陷入歧途。转折点则是登顶，一览众山小，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纤毫毕现的世界。

　　上述两条道路上的方法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科学方法。进入20世纪后，随着对象日渐复杂，越来越体现出整体性和过程性(如“涌现”)，以及语境相关。以先分析后综合为特征的传统科学方法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在分析之后难以综合，或者干脆没法分析，甚至分析本身就等同于杀死了对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科学方法应运而生。现代科学方法，主要指系统方法和复杂性思维与方法。以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视角来看，可以认为系统方法和复杂性思维与方法是跨越两条道路的方法。

　　现代科学方法与传统科学方法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由上可知，传统科学方法可以清晰地区分为第一和第二条道路上的方法，但现代科学方法不8能。现代科学方法中无论是系统方法还是复杂性思维和方法其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完整地覆盖作为整体的对象，遍历研究的全过程。这是传统与现代科学方法在现象层面的区别。第二，传统科学方法完全，以及仅仅是对思维过程的概括、提炼和抽象，与对象无关，与学科无关;而现代科学方法主要就是来自对象和学科，因而具有本体论的基础。例如，系统论来自生物和生物学，控制论源于工程技术中的控制过程，信息论基于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复杂性思维和方法的基础则是复杂性科学及其所研究的处于语境、联系、演化和涌现中的复杂对象。这两类方法的关系是传统科学方法主要应用于相对简单的对象，而现代科学方法则应用于复杂对象;传统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于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现代科学方法主要应用于认识过程的后期或者说“高级阶段”。

　　在现代科学方法中，系统方法和复杂性思维与方法又有所区别。相对而言，系统方法着重于整体，复杂性思维和方法专注于过程。换言之，系统方法主要是在空间的视角看，复杂性思维和方法则沉浸于时间、历史之中。由于现代科学方法按对象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对象，而系统方法是，始终把对象看做一个处于内外关系之中的整体，在分析之时同时综合，综合又包含了分析，因而也就避免了传统科学方法的困境;在复杂性思维和方法看来，对象始终处于过程、变化和涌现之中，涨落、协同、循环、分岔……，时间前后交织，超越单纯的回溯和重建(后文还要述及)。

　　传统的科学技术方法论中关于“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通常认为包括认识的两次飞跃:从感性的现实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以及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再返回科学实践。显见，此处的“两次飞跃”，即“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正对应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把这两次在方向上相反的飞跃都归结为“由抽象到具体”，至少在文字上难以自洽。若是直接以马克思的“两条道路”统辖各个方法，也就自然消解了逻辑上的困境。

　　二 两条道路上的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

　　自然辩证法对于方法论的研究历来重视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还有顿悟和联想等非逻辑思维。同样可以以“两条道路”来梳理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关系。所谓“两次飞跃”，以及飞跃之间的渐进，同时涉及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主要在于形成概念，标志两条道路上第一条道路的开始，然后，研究就得以在思维中进行。第二次飞跃则在于两条道路的转折。此处主要考察第二次飞跃及其与两条道路的关系。在总体上说，思维过程经由逻辑思维，经非逻辑思维，再到逻辑思维三个阶段。前面的逻辑思维即第一条道路，以分析和归纳为主;后面的逻辑思维即第二条道路，以综合与演绎为主;中间的非逻辑思维在于两条道路的转折。

　　在第一条道路上，抽象、分析、比较、分类和归纳等方法在思维中表现为前后相续和步步深入。其整体特征，在思维的内容上距对象的表象和所处的语境越来越远，而距本质越来越近，或者说，“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形式上是渐进。思维的渐进，其一表现为犹如微积分那样可以将思维“细分”为较为清晰的环节，其二表现为思维的形式化，有规可循，例如穆勒五法等。在第二条道路上，经由综合与演绎在思维中重建对象，在思维的内容上重现并由本质来说明对象的表象，推出对象在不同语境中的境况，回到现实中，亦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思维的形式上同样是渐进，有规可循，特别是演绎。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已经将其高度形式化而乃至成为“工具”。反之，培根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将归纳法称为“新工具”。

　　在两条道路的转折点上则是直觉思维为主的非逻辑思维。通常的方法论在提及直觉思维时还述及创造性思维、发散性思维，以及类比、顿悟等。此处不对这些相关概念作精确定义，相对于第一和第二条道路的逻辑思维而言，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非逻辑。虽然已经对这一类思维作了大量研究，但还是可以较为清晰地将其与逻辑思维划界，那就是对此类思维难以进一步细分和无规可循。当然，其中还是可以大致区分为几乎完全无规可循的直觉，以及已经摸索和提炼出一些规则的类比，因而后者有时也归入逻辑思维。非逻辑思维揭示事物背后的原因和由来，建立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彼此间的联系。

　　非逻辑思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空穴来风。在非逻辑思维发生之前，先要有关于对象长期、广泛乃至深入的考察，需要经由逻辑思维的积累。这一点古人有丰富的经验。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没有“功夫深”，铁杵就不可能“磨成针”;不经“众里寻他千百度，”就不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先要有“知其然”，然后方可“知其所以然”。古希腊自然哲学就是缺了前面的必由之路，17世纪，牛顿要求“当心假说”就是反对未经知其然而直接跳跃到知其所以然，认为这样的“知其所以然”没有依据，甚至荒谬。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凯库勒先前长期艰难的思索成就了他著名的梦。如果说，非逻辑思维是思维过程的质变或者“飞跃”，那么之前的逻辑思维就是思维过程的量变和渐进。正是在第一条道路上思维过程的量变达到极端，才有两条道路的转折，思维过程的质变。第一条道路的逻辑思维是两条道路转折，也就是思维过程质变、飞跃的准备和前提。

　　在思维过程的质变、飞跃之后，在非逻辑思维之后，有待后续的逻辑思维的量变，以将质变、飞跃所得到的成果条理化，将其中的内涵都引申出来。凯库勒日后在向公众报告他的成果时说，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不过在我们的梦受到清醒的理智的检查之前不要公布这些梦。飞跃、质变之后的逻辑思维即综合与演绎，就是两条道路中的第二条道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人的哲言，用到此处，恰到好处。尚需指出，上述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在两条道路上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逻辑思维中会有思维的跳跃，如不完全归纳，而在非逻辑思维中也可见逻辑思维的印记;至于类比，则兼有逻辑与非逻辑思维的特征。

　　由第一条道路的逻辑思维通往两条道路转折点的非逻辑思维，再后续第二条道路的逻辑思维。在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视野下，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关系清晰可辨。

　　三 两条道路与“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

　　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两条道路之间的关系。通常谈论科学的发展由原始的合经分再到合，经历了由分析到综合的认识过程。然而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界不仅是存在，而且是过程。现存的一切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而高级，由部分到整体的发展过程，部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整体的。因而从根本上说，分析，就是对现存事物发展史的回溯。一旦分析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贴近的规定”，达到组成对象的基本要素，或更确切地说，回溯至自然界演化的各个阶段或关节点，认识即回过头来，由分析到综合，在思维中由部分到整体重建对象，也就是在思维中再现自然界由先前的某一阶段演化到这一研究对象的过程。因而从根本上说，以分析为核心的第一条道路和以综合为目的的第二条道路，就是在思维中对对象生成过程的回溯与重建。分析与综合，进而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不仅在于同时性，而且具有历时性，拥有历史视野。于是，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便经由历史视野的桥梁，通往马克思另一重要的方法论思想:“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历史的东西其一指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如自然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等，其二指思想史，即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如科学史、社会学史、经济学史，等等。相应地，逻辑的东西其一指对客观事物的把握，如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二是对认识过程的把握，如科学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等。

　　结合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理论，那么“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的上述两种情况分别就是:当历史的东西指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时，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意即世界3与世界1的一致，当历史的东西指认识过程时，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即意为世界3与世界2的一致。显见，马克思所提炼的“两条道路”属于世界3，是逻辑的东西。可以分别考察其与作为历史的东西的世界2和世界1的关系。

　　考察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中的世界3与世界2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基本一致。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本身就是对人类认识过程的抽象提炼，是“逻辑的东西”，世界3;而人类实际上发生的混杂了各种具体方法的认识过程即“历史的东西”，是世界2。二者之间的“基本一致”，是指逻辑的东西撇开历史实际上发生的偶然、曲折、重叠甚至倒退，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这里的“曲折”、“倒退”没有价值判断，只是陈述事实。某个科学家在从事某项研究时未必严格地沿两条道路依次而行，未必遵循第一和第二条道路上各个具体方法的次序。如门捷列夫的周期表即同时应用了归纳和演绎，由归纳而得出“族”，由演绎而预留出空格，到20世纪揭示了原子结构与核外电子排列的规律后，在门捷列夫的归纳和演绎之间插入了两条道路之间的“转折”，为归纳的结论找到背后的依据，为演绎的大前提提供了保证。同样，前述逻辑与非逻辑思维之间在实际发生的思维过程中也并非泾渭分明，在逻辑思维中每每会有灵感的闪光，而在非逻辑思维中也会有逻辑的足迹。不过在总体上，由马克思所提炼的属于世界3的两条道路，与处于世界2实际发生的思维过程相一致。

　　当以两条道路来理解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中的世界3与世界1的关系，就会发现，除了上述“基本一致”的情况外，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作为逻辑的东西的世界3，第一条道路先要经历与世界1中历史的东西相反，然后再由第二条道路转为与世界1一致。具体地说，作为逻辑的东西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的起点是对象演化到此所完成的结果、所生成的整体。第一条道路由结果开始回溯，对整体加以分析，以揭示世界1中对象发展的起点和多样性的共同基础——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规定”。作为世界3之逻辑的东西的第一条道路，与作为世界1中的历史的东西的发展过程正相反。两条道路的“关节点”则是对象发展的起点和多样性的共同基础。然后再由起点沿着对象的演化过程上升，以在思维中重建其现实的高级形态并认识其全部的多样性，这是第二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上，作为世界3之逻辑的东西，与作为世界1之历史的东西的发展过程相一致。

　　古代自然哲学从所构思的始基出发来推演出万物。近代科学革命后，科学家反其道而行之，着手研究感官所能触及的各种现存的事物，从自然界演化的结果开始回溯。生物学家做人体和动植物的解剖，凭藉显微镜和物理、化学方法，一步一步探索生物的组成。化学家则从空气、水、土、矿石等开始，分析无机物的内部组成。天文学家、地质学家考察太阳系的现状，观察地貌、挖掘化石，试图由现状回溯来推测它们的由来，如此等等。换言之，这些学科分别是由自然演化发展所达到的若干阶段———人、动植物、化合物、地球与天体等开始，然后回溯。科学探索的方向正与自然演化的方向相反。几十年前的化学教科书中，内容的编排一开始是空气、水，然后是各族元素及化合物，最后才是原子结构。这种逻辑体系(世界3)大致与该学科本身的历史发展，即人类关于这些对象的认识过程(世界2)相同，但与研究对象在自然史中的演化过程(世界1)相反。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教科书也有类似情况。

　　20世纪后，物理学家探索更深层次的物质形态，也就是由第一条道路沿自然界演化方向继续回溯，30年代发现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50年代后又逐步认识到质子、中子由夸克组成，目前正在探讨夸克又是由什么组成。物理学在20世纪后的发展过程与20世纪前其他学科的情况一样，也是回溯自然史。目前正在由强子对撞验证标准模型，期待着更大的转折。

　　对意识起源的研究越来越引起注意，先是《原始思维》成为畅销书，皮亚杰则通过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的关系，由儿童的心理发生着手来推测人类意识的起源。而后神经心理学等正在汇集成认知科学，而会聚技术进而将认知科学与IT、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会聚”起来，在开拓“意识技术”的同时参与探讨意识起源。对大脑和意识的研究看来尚处于第一条道路，处于对其生成过程的回溯之中。

　　然而转折已经在20世纪发生。首先，化学在沿着自然史回溯揭示物质的组成方面达到了自然演化的一个关节点———核与电子，第二条道路由此开始。化学然后与物理学相结合，由量子力学研究原子的形成，量子化学研究原子形成分子的过程，和生物学共同形成量子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探索化学分子形成生物大分子的机理。上世纪50年代，生物学也开启第二条道路，与物理学和化学一起试图理解如何在DNA和蛋白质的基础上组成细胞，探讨生命的本质。现代生态学认为，目前的生态与环境是历史地形成的，由此才能理解现有的生态与环境。20世纪以来各个学科先后的发展表明，它们分别在由第一条道路达到了一些关节点后相继发生转折，认识回过头来，由第二条道路沿着自然的发展方向，研究自然史的一个或若干阶段。化学、生物学等教科书的逻辑出发点或概念体系的展开也相继发生变化，逐步转到按研究对象本身的演化过程来进行。例如无机化学从氢原子结构开始，然后是各族元素，最后达到对复杂化合物的认识。逻辑的东西(世界3)不仅与这一时期的认识过程(世界2)一致，而且与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世界1)一致。由此还提示一点:可以由位于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道路(主要标志是处于经验积累和归纳阶段，还是理论构建和演绎阶段)，来判断某研究领域的成熟程度。

　　此处有必要再次提及现代科学方法，尤其是复杂性思维和方法。如果说现代科学方法兼及研究过程的两条道路，那么复杂性思维和方法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探讨事物的演化和涌现，也就是与第二条道路相吻合。或者说，在复杂性思维和方法中，作为世界3的第二条道路既与世界2的思维过程一致，同时也与世界1的对象相一致。实际上，由本文第一部分可知，复杂性思维和方法与传统科学方法的不同之处就是其本体论基础，或者说，源于世界1。

　　科学的发展表明，一开始在世界3作为逻辑的东西的第一条道路，必然先与世界1历史的东西的演化相反，这是为了寻求与之一致的起点，是为了转折。尔后，第二条道路即与历史的东西相一致。黑格尔宣称:“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4］这句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可以改写成:在历史上是最初的东西，也必然要成为科学上最初的东西。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3，由与世界2人类的认识过程一致，但与世界1历史的东西相反，推进到既与世界2一致，又与世界1即客观事物本身的演化相一致。经由两条道路，达致三个世界的一致，是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的最终归宿。

　　这就是以两条道路的视角来理解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所得出的结论。马克思的“两条道路”虽源于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研究，实际上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适用于广泛的领域。“两条道路”的思想一经与其他领域结合即对后者起到提升作用，反过来也使其自身的内涵得以丰富，价值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程恩富，秦益成．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沟通结合［J/OL］．［2011－09－28］．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http://www．cass．net．cn/file/20080724128774．html．

　　［3］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163，221．

　　［4］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7．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