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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位主要领导人，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的农村建设问题，有着切身的体认和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蕴涵丰富的农村建设理论。

　　一、农村建设之战略价值论

　　纵观列宁探索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他坚持认为苏俄欲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以农村建设作为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这一问题既关系国计民生，更攸关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的存亡。

　　1. 农村建设是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环节

　　俄国原本就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连续几年的国内战争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战争结束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改变贫困不堪的局面，成为摆在列宁面前的第一要务。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环节，是加快农村建设。其原因是：其一，俄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1917年在俄国15360万人口中，农民超过12300万，占总人口的82%以上，而“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1]其二，由于战争的破坏，本已落后的农村经济显得更为凋敝，再加上1920年的歉收，导致工人和农民处于经济破产、一贫如洗、精疲力竭的境地。据统计，1921年全国播种面积仅为1913年的86%，1921年全国的牲畜头数只有1916年的68%，广大农民的生活极为困苦，农村不安定形势日益严峻。在此情况下，如果不首先搞好农村建设，既无法解决工人、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无法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自然也无从谈起。诚如列宁所言：“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2]因此，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他还强调：“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3]

　　2. 农村建设是维护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保障

　　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扑和破坏，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列宁认为，维护苏维埃政权必须加强工农联盟。他说:“只是城市无产阶级同农民的亲密团结才使我们的政权得以巩固。只有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才坚持了反对一切敌人的斗争。”[4]“苏维埃政权需要有劳动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在整个这一段时期，我们对农村的全部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必须把城市无产者和农村贫苦农民联系起来。”[5]列宁临终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再次谈到，党和国家未来稳定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工农联盟的破裂。

　　然而，战后的现实情况是，由于战争、经济破坏、战时政策和歉收，“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6]。鉴于此，惟有加快农村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才能维护工农联盟，进而巩固苏维埃政权。否则，没有经济基础，与农民的联盟就不可能长期维持。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着手去解决最迫切和最棘手的任务，而“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7] 。

　　3. 农村建设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

　　苏俄革命胜利的取得，是通过首先在中心城市进行暴动，然后迅速向周边城市和广大农村发展，最终在几个星期之内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建立了苏维埃国家。虽然十月革命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显然缺少深厚的群众基础。鉴于俄国大部分人口散落于农村，如果广大农民不认同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真正确立。自1919年夏天开始，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苏维埃政权的广为确立，继而要进行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而这无疑需要农民的参与和配合。列宁指出：“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需要农民亲自参加，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8]

　　当然，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支持不会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及其带给农民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言：“我们如果不在农村中建立起真正无产阶级的支柱，只靠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胜利，只是把一切工厂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是不能创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9]可见，列宁不仅把农民视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且把农村建设的重要性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从而把农村建设问题提升到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

　　二、农村建设之总体布局论

　　农村建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具体应如何布局呢？在列宁看来，农村建设工作虽有千头万绪，但其主旨和归宿在于保障农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这也是吸引农民参加农村建设的根本手段。为此，农村建设应在如下三个层面同时展开：

　　1. 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建设

　　农村建设的基础在于经济建设。由于“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俄国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又很低，因此农村经济建设首要的是发展农业，而农业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生产率。列宁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率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曾在1921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一切政治问题就都集中到了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定带来工业情况的改善，因而也会改善对农民经济的供应。”[10]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列宁主张采取如下主要措施：第一，实行土地国有化。列宁认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营不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因而主张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的“物质意义就在于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象国有化那样彻底地扫除俄国的中世纪残余，那样彻底地革新在亚洲式制度中几乎腐烂了的农村，那样迅速推动农艺上的进步”[11] 。当然，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并未立即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这样做虽然有悖于列宁的初衷，但顺应了大多数农民的意志。第二，改良农业生产要素。列宁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农具、种子、农田等生产要素的改良。他在俄共（布）八大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提出，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认真做好如下工作：调整农民使用的土地，消除土地零散插花、窄长等现象，以便于耕种；帮助农民改良农田土壤；供给农民优良种子和人造肥料；改良农民的牲畜品种；推广农艺知识，给农民以农艺指导；由国营修理厂给农民修理农具；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等。第三，以先进的科技武装农业。一战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并被不断地应用于战争和工农业生产。列宁意识到科技的巨大力量，主张以先进科技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他指出：“技术奇迹首先应该用来改造最接近于全民性的，占用人数最多的又最落后的生产——农业生产。…… 我们的义务和职责是利用这种力量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对它进行改造，把它从按照旧的方式盲目经营的农业变成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12]

　　2. 以维护农民民主权利为核心的农村政治建设

　　农村的政治建设是整个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列宁认为，政治是人民的事，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正确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具体到农村政治而言，自然应依靠农民、服务农民。农村政治建设的开展，应紧紧围绕维护农民民主权利这一核心。从列宁的相关论述可知，他在探索农村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重视维护农民的参政权、选举权、罢免权、集会自由权、申诉权等多方面的民主权利。保障这些权利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推举农民代表参加苏维埃。在列宁看来，农民对苏维埃的参与程度，是衡量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和优越性的重要标准。他曾于1917年11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每个农民既能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罢免他们，苏维埃的真正人民性就在这里。”[13]1919年11月，列宁又在有关决议中提到，农村苏维埃“即使在刚成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应当保证劳动农民的代表在这些机关里占多数，并且要保证贫苦农民代表能起决定作用”[14]。为了消除农村苏维埃中的官僚主义恶习，列宁主张把那些滥用职权的党员干部以及混入其中的旧官吏、旧职员清除出去，并借助加入苏维埃的这些农民，加强对苏维埃的民主监督。第二，吸引农民参加法院的工作。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开展各项建设时，必须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和指导。为保障法律、法规的施行，使农民能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民主权利，必须让农民知法、学法、守法，而这可以通过吸引农民参加法院的工作来实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农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权力机关，法院是纪律教育的工具。”[15]第三，发展农民党员。列宁认为，由于农民占俄国国民的多数，因此发展农民党员不仅是体现党的群众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农民在党、政、法机关及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在列宁的支持下，农民党员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农民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的比例由1918年的5%上升到1925年的25%。

　　3. 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为核心的农村文化建设

　　列宁十分重视苏俄的文化建设，认为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难以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又认为“农村问题是我们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6]。农村文化建设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经济、政治建设需要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储备，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俄国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实在太低。据统计，在十月革命前夕，农村识字的不满20%，识字的农村妇女只有7%。到1920年，俄国居民中仍有2/3以上的人是文盲，而这些文盲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文化素质低，成为阻滞农村乃至全国建设大局的巨大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列宁提出应当使农民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国家的状况。在其“政治遗嘱”中，列宁还把“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作为俄共（布）必须完成的两个划时代任务之一。列宁认为，应该围绕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这一核心任务，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第一，发展农村初级教育。首先，发挥人民教师对农民的教育功能。列宁认为，教师是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关键，他们不仅能教书育人，还能改造和团结农民，使农民与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其次，增加对教育的经费投入。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17]意思是说，在财政预算中要优先安排教育经费，并通过精简机构、节省财政开支的办法，保证对初级国民教育的经费投入。第二，向农村提供必要的文化资料和文化设施。在农村发展识字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教农民识字是不够的，必须综合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为此，首先要向农民提供书籍、报纸等必要的文化资料以供阅读。列宁曾要求合理分配现有的书刊，认为“报纸和书籍为苏维埃职员这一人数不多的阶层所占有，而工人和农民所得到的却非常少。必须彻底整顿这项工作”[18]。此外，列宁还主张在农村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在1919年2月公布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提出在当时国民教育方面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19]。第三，强化城乡文化交流与合作。列宁认为，城市应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帮助农村发展文化教育。他曾要求：“必须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 党的、工会的、个人的)。”[20]他还主张发挥青年团的作用，号召城市青年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除了这些团体，列宁还曾设想通过城市党支部帮助农村党支部去指导农民取得文化教育上的进步。

　　三、农村建设之基本动力论

　　由上观之，农村建设的目标是明确的，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动力源何在？如果没有动力或动力不足，农村建设自然难以启动或延续。综观列宁关于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他将如下两点视为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

　　1. 农民积极性的充分调动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积极性是农村建设的原动力。如果广大农民对农村建设无动于衷甚至抵触抗拒，农村建设是难以想象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为无奈之举，但客观上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严重侵犯，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挫伤，进而导致粮食播种面积明显萎缩，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牲畜头数急剧减少。据统计，较之于战前的1913年，1921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2000万俄亩，1920年的粮食总产量也只有1913年的45%。更为严重的是，农村经济的衰败和农民生活的困苦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乃至酿成了喀琅施塔得海军武装暴动。鉴于此，当1920年底俄共（布）的工作重心开始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时，列宁多次强调要调动农民参加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认为“经济战线上的战争更困难、更持久；要在这条战线上获胜，必须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变得主动、积极和忠诚”[21]。

　　欲使工农群众变得主动、积极，就必须努力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列宁认为，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单凭热情，而要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挖得太苦的问题，列宁在改行新经济政策时特别强调对农民要加以利益刺激和利益保护。他指出，为了实现恢复农村经济特别是粮食生产之目的，“我们应该记住，除了我们决心要进行的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另一种诱导发生，即实物奖励”[22]。列宁还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对于个体农民，“如果我们不通过奖励去提高他们的生产率，那就根本错了，那显然太过分了”[23]。这里所谓的“实物奖励”，既可以是生产工具和机器，也可以是生活日用品。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借助于物质利益手段，才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实现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 农村政策的适时调整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政策往往成为具有绝对意义的控制性因素和重要动力源。当然，多数政策带有明显的时效性，只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存续并发挥作用。如果一项政策在存续期间，人民群众对它不再认可和接受，就应当进行调整或替换。具体至农村，一项政策只有符合农村实际，才能赢得农民的拥护，指导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旦时过境迁，原本合理的政策就可能丧失其合理性并遭到农民的抗拒，此时就应及时地调整该政策。否则，该政策必然会由发展的动力变为发展的桎梏。

　　在农村政策调整方面，列宁的最大创举在于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众所周知，苏俄曾于战争期间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并得到多数农民的理解和认可。可以说，战争的需要，使行政命令和农民的革命热情直接转化为农村发展的动力。然而，行政命令和革命热情的作用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一旦战争结束、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人们必然会重新定位自己的经济活动目标，并将之与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但遗憾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在战争结束之初企望通过延续战时政策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动力的严重匮乏以及经济衰退、社会震荡的恶果。诚如列宁所说：“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24]这种危机在农村集中表现为：农民感到种粮无利可图，因而对种粮没有兴趣，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全面停滞和倒退。同时，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和抵触愈益严重，起初采用的是瞒产私藏、私下贸易、消极怠工等消极对抗形式，继而发展为骚乱、暴动等积极对抗形式。这些情况说明，如果再不调整农村政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及时提出：“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25]如何“刺激”小农呢？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于1921年春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而政策调整的首要和核心就是变更粮食政策。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所指出的：“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26]“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27]后来的事实表明，粮食税政策所蕴含的以利益引导和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确实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农村建设之外在保障论

　　农业作为农村的主业，较之于工商业而言，属于经营水平落后的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农村建设的主体，较之于城市居民而言，属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弱势群体。因此，农村如果缺乏外援，单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建设好的。从相关文献可知，列宁高度重视国家和城市对农村的帮助与扶持，认为这是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

　　1. 国家的帮助

　　针对十月革命后农民对新生政权不了解、不认同的事实，列宁明确了对待农民的正确工作方法：“首先要帮助，然后是取得信任。”[28]列宁认为，国家帮助农民和农村，既为顺应农民之意愿，更是全党生存所必需。“不和农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赶快帮助农民。工人阶级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非常痛苦。然而，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却懂得，为了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应该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价来帮助农民。”[29]列宁曾指出，农民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任何言论和纲领，而只相信行动和实际经验。因此，国家对农民和农村的帮助绝不能局限于政治宣传与政策引导，而应从农民关心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着手，追踪农民的现实利益诉求。1919年3月，针对当时俄国的中农和贫农不仅缺乏粮食、衣物等生活资料，而且缺乏农具、种子、耕畜等生产资料的问题，列宁在起草俄共（布）八大有关决议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力帮助农民，主要是供给中农城市工业品，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资，以提高农业经营水平，保证农民的劳动和生活。…… 党认为国家为此拨出巨款是很必要的。”[30]在俄共（布）十一大报告中，列宁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政权必须“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31]。

　　2. 城市的扶持

　　尽管城乡差别是自有城乡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但由于当时苏俄农民的文化素质非常低，农业的发展十分落后，致使农村发展的总体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城乡差别在苏俄尤为突出。而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的存在和固化，进一步阻滞了农村的发展，“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32]。鉴于城市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较为集中的场所，因此，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能力、吸引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渗透到农村地区，无疑是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在《日记摘录》中，列宁甚至把城市支援农村看作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33]。

　　在列宁看来，城市对农村的扶持可采用如下几种形式：第一，技术、文化上的帮助。列宁曾指出，城市应当“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34]。此外，如前文所述，列宁还主张城市向农村提供文化教育方面的帮助。第二，工农业商品的交换。列宁认为，城市工业企业应注意生产出农民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这既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又有助于实现工业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联系。”[35]第三，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的融合。在列宁看来，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接纳、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的融合，是建设富裕、文明的农村的必要条件。他指出，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36]。他还指出：“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37]在鼓励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列宁还主张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建设。也就是说，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的融合是双向的、平等的，二者之间不存在恩赐与被恩赐、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综上，列宁的农村建设理论内生于列宁所领导下的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得以定型和系统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评价，应依循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从理论维度看，尽管列宁农村建设理论中的某些提法带有其时代性甚或局限性，但总体而言，它是对“因何建设、建设什么、何以建设”等关于苏俄农村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极富创造性和科学性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农村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实践维度看，尽管列宁农村建设理论在列宁去世后并未得到完全践行，但历史表明，它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苏俄农村建设，而且对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村建设也产生过深远影响。即便对我国当下的新农村建设而言，列宁的农村建设理论亦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鉴益与实践启示。

　　

　　注释：

　　[1] [3] [6] [7] [25] [26] [27] [35]《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77页，第207页，第50页，第207页，

　　第65页，第207－208页，第63页，第327页。

　　[2] [8] [18][21] [22] [23]《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46页，第144页，第326页，第141页，第

　　148页，第183页。

　　[4] [9] [12]《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09页，第404页，第353－354页。

　　[5] [16] [19] [28] [30][32]《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6－7页，第6页，第88页，第193页，第198页，第113页。

　　[10] [24] [29]《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84页，第184页，第49页。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89页。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7页。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29页。

　　[15]《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8页。

　　[17] [20] [31] [33]《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8页，第359页，第76页，第359页。

　　[34]《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75页。

　　[36]《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97页。

　　[37]《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30页。

　　
　　(作者简介:孙迪亮，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