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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包括思想关系、文本关系和生平交往关系。其中，思想关系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主体，文本关系和生平交往关系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来呈现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通过文本来表述和传达的，因而文本是我们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及其关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媒介和依据，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关系是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关系类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高度地分工合作，他们的思想既高度地交织融合又有具体的差异，这决定了他们的文本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从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影响的角度，可以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１．合著文本关系。这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一部著作的写作并成为共同作者的文本关系。具有合著文本关系的著作最典型的是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三部著作，包括《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合著文本关系具有三个特征：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合著文本所具有的目的的共同性、观点的交融性、讨论的当面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区分文本作者的复杂性。其一，马克思与恩格斯能够面对面地交流讨论，共同确定著作的主题、篇章结构、写作风格和进度安排；其二，马克思与恩格斯可以随时面对面讨论解决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其三，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交流最充分、思想融合最彻底的合作著述方式。合著文本关系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在合著文本中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思想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导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合作文本关系。这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为对方写作提供资料和观点等方面的咨询协助、承担对方著作中的某些章节的写作、利用对方的材料和观点写作自己的著作、为对方写作文章并以对方的名义发表、以评论或社论的形式在对方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不署名具体作者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创作中的一种重要合作形式。

　　为一方写作提供咨询协助的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第一卷时曾经多次写信恳求恩格斯提供有关经济学著作资料，并要求恩格斯提供一个实际工厂的实例来使得自己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更有说服力，而恩格斯就提供了他所知道的一座纺纱厂的实际情况的资料。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和层次应该更简明易读的意见也得到马克思的重视。承担对方著作中某些章节的写作的例子，就是马克思协助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并承担了其中一章的写作。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１８８５年版序言中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１］（Ｐ３４７）

　　利用对方的材料和观点写作自己的著作的明显例子，就是晚年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过程中，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写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材料。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１８８４年第一版序言作了说明：“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２］（Ｐ１－２）

　　为对方写作文章并以对方的名义发表的典型例子，就是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政论文章。当时马克思是该报聘请的十八位外国记者之一，但因忙于《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且英文还达不到直接书写文章的水平，而为了生计又必须挣得这份有固定稿费的工作。于是马克思邀请恩格斯替自己为报纸撰稿。他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纽约论坛报》愿意出稿费邀请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作撰稿人。这是北美发行最广的一家报纸。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８月１５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周后，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１８４８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３］（Ｐ３１６、３３２）恩格斯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他先后撰写并以马克思的名义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１９篇关于德国１８４８年革命以来的政论文章。直到１９１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人们才知道这批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

　　以评论或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而不署名具体作者的典型例子，就是恩格斯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为马克思任总编辑的《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是恩格斯写初稿、马克思定稿，发表时没有署名具体作者。对于这种合作文本关系，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５月１５日在答复海•施留特尔关于把《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汇总编辑并以马克思的名义出版时说：“至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您首先需要断定哪些真正是马克思写的。例如，有关六月起义的一些文章，其中只有一篇很出色的文章是他写的。对斗争等等的全部叙述，都是我写的。反对巴枯宁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那篇文章也同样是我写的。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４］（Ｐ３１２）

　　３．编辑出版文本关系。这是指恩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其典型表现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第四版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出版。《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的最主要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重要著作。它主要是经济学著作，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但马克思生前亲自编辑出版的仅有《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按照恩格斯自己的说法，编辑出版《资本论》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任务。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并不像一般的编辑那样仅仅履行著作的格式、语法、文字的勘察校对等纯技术性的工作，而是包括了字迹的辨认、材料的整理加工、结构的安排、多种手稿的甄别选择、引文的考证、观点的推敲、语言表述的润色、必要的注释和勘误等内容广泛的、难度极高的、工作量极大的系统理论研究工程。一直到去世，恩格斯才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出版任务。由于恩格斯在编辑过程中充当了有别于一般编辑者的角色，《资本论》的编辑出版使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关系更加复杂。

　　４．评介文本关系。这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写序言、跋、导言、书评等形式评价和介绍另一人的著作。其典型表现：

　　一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撰写书评、评论。首先是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篇书评不仅是应马克思的邀请，而且也是按照马克思的要求撰写的。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９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讲了书评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后来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２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又详细地谈了书评中应该写的内容：“（１）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２）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５］（Ｐ４４２、４４５）８月３日，恩格斯完成了书评的第一部分，并把它寄给了在伦敦的马克思，请他对书评做一些修改。其次是为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撰写了许多书论。１８６７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公开出版，“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６］（Ｐ１７）资产阶级的官方科学和报刊普遍对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保持“沉默”，以便让《资本论》的重大影响消失于无形之中。对此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扩大《资本论》影响的针锋相对的措施：恩格斯带头在资产阶级的报刊发表批判《资本论》的评论性文章，在不同报刊刊登《资本论》出版的广告和内容节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内容的歪曲和攻击。

　　二是马克思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０年法文版撰写了前言。该前言的署名是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保•拉法格，但手稿中有马克思给保•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前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撰写的，请保•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马克思写的前言对恩格斯生平、事业和著作作了清晰的勾勒，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１８４８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这是恩格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后人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反思总结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以来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自己和马克思当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判断是错误的，像１８４８年革命那样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行突然袭击的革命时代已经过去，过去所坚持的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唯一形式的观点现在也显露出很大的片面性。同时，恩格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策略，重点是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前提下，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更加重视合法的议会斗争，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有机结合起来。这篇导言的重大意义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突破了以前提出的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现实的方式的策略，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方式宣传、组织和集聚革命力量以便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造条件的新的革命策略。后人对这篇文献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塑造了不同的晚年恩格斯政治形象：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恩格斯，从而也塑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不同关系。

　　二、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合著文本关系

　　《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合著的三部著作。这三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神圣家族》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信仰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思想的清算，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历史观转向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步骤，而列宁则称《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７］（Ｐ５６）《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清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信奉的包括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初步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标志。《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它用最简明的语言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结合，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恩格斯预言《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列宁则把《共产党宣言》称为对马克思的学说的“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７］（Ｐ６１）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相比较而言，《神圣家族》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文本中的作者问题最少。因为撰写这部著作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巴黎马克思的家里会面，他们不仅在政治立场和哲学世界观方面完全一致，对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一事也达成了共识，并相互讨论了著作撰写的提纲和分工，合写了序言。恩格斯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在巴黎逗留的十天很快就写完了自己分担的著作的前三章，第四章的第一、二部分，第六章第二部分ａ小节和第七章第二部分的ｂ小节的写作；而马克思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治学严谨、精雕细刻，花了三个月才完稿。这部著作的署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合著，恩格斯名字在前，马克思的名字在后。这部著作的各个章节明确标注了写作者的姓名，从中可以看出，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是马克思完成的，而恩格斯仅承担了少部分章节的写作。

　　在这里，文本的作者是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思想观点也是明确的。《神圣家族》涉及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是《神圣家族》的主要作者，但为什么著作署名是恩格斯在前、马克思在后？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谦逊还是因为恩格斯对著作的贡献比马克思更大？抑或是因为当时恩格斯的思想认识和学术影响比马克思更大？我以为，《神圣家族》作者署名的顺序并不是因为恩格斯对著作的贡献更大，因为各方面情况表明，马克思不仅是著作的主要作者，而且是唯物史观思想的主要提出者。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在于：当时马克思写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公开出版，而恩格斯因公开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参加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多而比马克思更有影响。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关系最复杂。该著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合写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且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出版。著作的署名是卡•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在前，恩格斯在后。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原始手稿是恩格斯的笔迹，马克思的字迹仅限于少数修改和批注。与《神圣家族》不同的地方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明确标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写了哪些章节。这些情况导致仅根据现有的文本无法区分其中的思想观点哪些属于马克思的，哪些属于恩格斯的。文本创作中这种复杂的合著关系，形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思想的主要作者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的问题。尽管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观点是困难的，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解放事业也不是紧迫的和重要的任务，但是对于当今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对于深化马克思研究和恩格斯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目前，国际学界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作者问题大致有不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作者”说、“马克思为主、恩格斯为辅”说、“恩格斯为主、马克思为辅”说三种代表性学术观点。

　　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因而大都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不分主次的共同作者。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在谈到恩格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活动时说：恩格斯是“一个和马克思旗鼓相当的人，卡尔•马克思的第二个‘我’，因为早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人就已融为一体了。”［８］（Ｐ３１）恩格斯逝世后，意大利的《阶级斗争》杂志刊登纪念文章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感情完全相同，以致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把他们分开，也无法区别，哪些是恩格斯的精神遗产，哪些是马克思的精神遗产。他们不仅思想一致，作风一致或志向一致，他们的心灵也完全一致。”［９］（Ｐ１７７）

　　梁赞诺夫用“口述笔记说”、巴纳用“誊写说”来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属于马克思，恩格斯起着重要但辅助的作用。梁赞诺夫说：“手稿基本上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出自马克思的手笔的只有修正、插入以及若干的栏外补充。但是，从这一点不能得出应该将恩格斯视为著者的结论。毋宁说正好相反。特别是第一章尽管是两人共同的劳作，但给人留下的是马克思让恩格斯将口述笔记（ｉｎｄｉｅＦｅｄｅｒｄｉｋｔｉｅｒｔｅ）记下来的印象。与此不同的是，第二章看来是马克思单独撰写的，而不是对口述的笔记。”巴纳说：“的确，手稿基本上是恩格斯写的。……但是，这一执笔的事实与谁是著者是没有关系的。……恩格斯的字易读而且写得快……他每次都主动承担誊写工作。”［１０］（Ｐ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３）

　　日本马克思研究专家广松涉则根据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青年马克思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出自恩格斯的笔迹，断言恩格斯是主要作者而马克思仅起辅助的作用。他说：“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发现此遗稿主要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笔。这是我们之所以对从一开始就将恩格斯置于次要地位的鲁莽的一般观点不敢苟同，而关注青年恩格斯思想形成过程的原因之所在。……我们的观点与迄今为止的一般说法相反：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１０］（Ｐ３５８）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三部著作《共产党宣言》是在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署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的主要作者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国际上同样形成了“共同作者说”、“马克思作者说”和“恩格斯主导说”三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共同作者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主导性观点。该观点认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作品，两人的思想在宣言中是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梅林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说：“根据文章的风格来判断，马克思大概在最后的修改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不过从恩格斯的草案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在理解方面并不低于马克思，因此他理应被认为是《共产党宣言》的同等权利的作者。”［１１］（Ｐ１９６）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持“马克思作者说”。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极为广泛地吸收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思想，“虽然《共产党宣言》的封面上出现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两个人共同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写作完全是马克思一个人完成的。”［１２］（Ｐ１６３）“恩格斯主导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马克思学”学者特瑞尔•卡弗。他仔细对比《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早前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认为在主题、基本观点、论证方式、写作风格等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而马克思早前的思辨性、抽象性、深刻性的著作风格和论证方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少见”。卡弗说：“资产阶级的本质和起源、它对此前社会关系的影响、它在机器化大生产和改变工作条件中的角色以及最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显著特点等这些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特征，都是对恩格斯早期文章的映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些发展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用一种详尽而又彻底的方式予以考察；相反，早期马克思的异化和解放思想在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仅以暗示的方式有所体现，但是这些思想在文本中并没有明确使用。”据此，卡弗提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完成的三本最重要的著作中，《共产党宣言》最具影响力、可读性和政治上的可实现性。在某种意义上恩格斯完成了主要工作”。［１３］（Ｐ８１、７６）

　　我以为，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早期合著文本写作中密切合作，思想充分交融，根本不可能区分其中哪些观点是马克思的、哪些观点是恩格斯的，因而文本的作者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而只能相对解决。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是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的记述或回忆来判断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立中的第一提琴手与第二提琴手的问题。根据恩格斯的回忆和记述，马克思确定无疑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这一结论应该是合理的和明确的。

　　三、《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关系

　　《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关系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出版过程中的智力交往与角色作用，主要指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与马克思的原始手稿是否一致，亦即所谓《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核心是《资本论》第三卷的作者问题。随着ＭＥＧＡ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Ⅱ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面出版，这一问题已成为国际上马克思学研究的焦点。

　　编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对此，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作了说明：“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１４］（Ｐ４－７）面对困难，恩格斯对自己遵循的编辑原则和方法作了说明：“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性质。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划去，因为在那些地方，象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个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号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１４］（Ｐ７）

　　然而，一些学者并不认同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一致性。考茨基早在１９２６年大众版《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曾提出恩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存在的问题：“恩格斯并不总是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思路，手稿并不总是能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编排。因此，我的许多友人表示愿望，希望我能依据马克思的手稿核对一下恩格斯出版的文本并加以改正。”［１５］（Ｐ１８）不过，考茨基又指出完成这一任务的困难：“不妨设想一下，恩格斯花了十年功夫才完成的庞大手稿的复制工作，我也能完成，同时在这一点上或那一点上得出同恩格斯迥然不同的结果。但是，读者从何得到保障，相信恰好我的理解比恩格斯的理解更接近马克思的思路呢？”［１５］（Ｐ１８）同时，考茨基提出了未来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部手稿的期望：“为了解除各种疑虑，应当让批评者们有可能亲自作出判断。这就是说，应当把马克思的全部手稿依据原样刊印出来。……为此要建立一个学术机构，配备以庞大的辅助手段，吸收众多的工作人员，这样才能完成这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１５］（Ｐ１８）考茨基的愿望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陆续出版而将得以实现。

　　一些参加ＭＥＧＡ２编辑工作的学者通过比较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与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开始质疑恩格斯没有忠实地履行自己确定的编辑原则，而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有悖于编辑职责的修改。其中，负责《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主要手稿（ＭＥＧＡ２Ⅱ／４．２）编辑的福尔格拉夫、容尼克尔（又译：荣克尼克尔、荣尼克尔）于１９９４年在《ＭＥＧＡ研究》上发表的论文《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关于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基本手稿》，全面质疑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他们将恩格斯整理编辑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处理方法概括为以下七种手段：（１）改动原文的编排，包括变动大小标题设置、移动原文；（２）提高部分原文的价值，包括去掉插入文句的原有括号、变注文为正文；（３）扩充原文，包括插入自己的文句、作历史性的或现实性的补充说明；（４）略去原文；（５）使文字简洁；（６）使文字顺畅，包括分段或合并段落、增添起过渡作用的虚词、加进起限制作用的字句、去掉着重号、删除重复的字句；（７）订正，包括内容订正、术语订正、改变文体、核正计算数字、核实或翻译外语引文。通过对比分析，福尔格拉夫、容尼克尔对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作出这样的评价：“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细小的改动，而且恩格斯对原文作了重大改动，他没有遵守让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的承诺。”［１６］（Ｐ４９）恩格斯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时之所以犯了这样大的“错误”，“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未能领会马克思的一些意向，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没有把握住马克思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叙述方法”。［１６］（Ｐ４９－５０）福尔格拉夫、容尼克尔的观点遭到了俄国学者维戈斯基和德国学者沃尔夫甘•扬、科普夫的批评。维戈斯基指出了他们批评恩格斯的文章存在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文章对待恩格斯１８９４年版本和将它同马克思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手稿进行比较的方式是非历史的”。［１７］（Ｐ３２）

　　第一，恩格斯编辑的版本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福尔格拉夫、容尼克尔提出的“马克思的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手稿或恩格斯编辑的版本究竟是否可以称之为《资本论》第三卷”的问题是“成问题的”。第二，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是“将马克思的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草稿变成一个完整的文本、将研究过程变成叙述过程”。福尔格拉夫、容尼克尔从“恩格斯的版本同马克思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草稿相一致是关键性的标准”这个错误前提出发，要求恩格斯的叙述方式必须与马克思的研究方式完全相吻合是不公正的。［１７］（Ｐ３４）沃尔夫甘•扬在谈到恩格斯版本的《资本论》对马克思的原始手稿改动的性质与作用时说：“恩格斯对正文的改动是根据马克思原稿的特点而作的，改动的目的在于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意思编辑出一部有可读性的著作。撇开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改动不谈，在我看来，所提及的恩格斯的全部改动都与他的编辑构想一致。”［１８］（Ｐ１１６）科普夫则明确否定不作任何改动而按照马克思的原稿发表马克思著作的合理性：“今天对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提出的某些批评，致使人们可以认为，恩格斯对经过辨认的马克思的手稿可以不作任何加工，而应该原样发表。……如果说这就是批评的含义，那么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２部分４卷第２册自６年前出版以来（除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家中间重又引起辩论以外）客观上产生了哪些实际影响？用这种‘纯而又纯’的马克思形式向世界上更多的人介绍其中包含的内容并使他们认识至今仍然基本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关系和运转情况，合适吗？”［１９］（Ｐ４）据此，他认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所做的工作对于广大读者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以为，要解决《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著书立说的纯学者，从而仅从纯学术的文献考证角度审视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手稿过程中所作的修改是否过多，而应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创造者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共同实践者，从而着重审视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修改是否忠于马克思的精神、是否有利于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否有利于向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我们应该重点审查的问题是：恩格斯的修改是否合法、合理和有意义？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顾问和导师，合作从事的共同事业近４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起就在主要理论观点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不断与恩格斯交流讨论，而恩格斯无条件地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和观点的支持；马克思甚至想让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承担一些写作任务，以便使恩格斯也成为著作的实际作者；马克思的手稿的笔迹只有恩格斯一人能够辨认，并且马克思的思想理论高度和思维方式只有恩格斯才能达到和掌握。况且，马克思在临终前曾嘱咐幼女爱琳娜，希望恩格斯根据《资本论》未完成的手稿，“做出点什么来”。［２０］（Ｐ９）恩格斯在１８８３年８月底给倍倍尔的信也提及马克思的这个意愿：“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这一点他跟杜西也谈过。”［４］（Ｐ５７）所有这些方面都表明，马克思对于身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自己的著作是充分信任和实际授权的，因而恩格斯编辑出版和修改马克思《资本论》手稿具有合法性。

　　第二，恩格斯把编辑《资本论》的原则目标确定为：“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２０］（Ｐ３）就是说，编辑原则包括两个方面：（１）保证编辑出版的《资本论》是“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而不能成为手稿片段的拼凑；（２）保证编辑出版的《资本论》是作者马克思的作品，而不是编者恩格斯的作品。为达到此目标，恩格斯强调了两点措施：（１）“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２）“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号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１４］（Ｐ７）应该说，恩格斯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过程中，严格地遵守了上述编辑原则，其编辑的《资本论》版本具有合理性。实际上，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既排除了考茨基所说的如果“把马克思的全部手稿依据原样刊印出来。……提供的将是一部根本没法读的书”［１５］（Ｐ１８）的弊端，也避免了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当年要求恩格斯应当挑出马克思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原理精心加工成完备的理论形式，而将次要的细节删掉，从而可能造成《资本论》“是编者的著作”的后果②。所以，问题不在于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与马克思的手稿在文字、概念、标题、结构甚至一些观点上存在差异，而在于差异的性质、程度和价值。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恩格斯的改动是否与马克思的手稿一致，而在于这种改动是否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致；不在于恩格斯的改动增删了什么，而在于这种增删是否能使作者的基本思想表达更清晰、连贯和系统；不在于恩格斯的改动是否符合已经严格很多的当代编辑原则，而在于是否合乎恩格斯确立的当时公认的编辑原则；不在于恩格斯的改动是否把草稿变成系统理论，而在于这种改动是否有利于更准确完整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只要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看做单纯的学问家，而是思想家型的革命家，那么我们就能充分理解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版本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第三，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对于传播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进国际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也都是同意的。容尼克尔说：“鉴于《资本论》第３卷所论述的材料的复杂程度，使这个文本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并非无足轻重。”［２１］（Ｐ１０７）日本学者大谷祯之介说：“由于恩格斯非凡的编辑整理工作（尤其要指出这是他在年事已高的晚年所做的），尽管马克思已去世，《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的内容仍然为广大的关注者保留下来，并且相当迅速地使大家能够读到它。如果没有恩格斯所编辑出版的两卷书，那么，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家们是否能够主动地同样去阐述两卷书中所分析和阐述的问题，并且将它们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呢？”［２２］（Ｐ１２０）总之，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所做的工作既不属于一般编辑所做的那样纯技术性的范畴，也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改变马克思的材料、思路和观点而创作出自己的著作，而是适应国际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需要和以“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形式表达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根据“马克思的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编辑。正因为如此，列宁说：“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著作”。［７］（Ｐ８）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Ｍ］．２版．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Ｍ］．２版．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３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２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７］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中央编译局．回忆恩格斯［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苏德］马列主义研究院合编．恩格斯逝世之际［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０］［日］广涉松．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１］弗•梅林．马克思传［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

　　［１２］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１５］卡尔•考茨基．《资本论》大众版序言［Ｊ］．转引自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尤尔根•荣克尼克尔．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６，（１）．

　　［１６］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尤尔根•荣尼克尔．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四）［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３）．

　　［１７］维•维戈斯基．评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和尤尔根•容尼克尔的文章《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２０００，（３）．

　　［１８］沃尔夫甘•扬．对《资本论》第３卷１８９４年恩格斯版本和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进行比较的意义［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２）．

　　［１９］艾克•科普夫．理解和改变社会现实的重要理论基础———当前关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的辩论［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４）．

　　［２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２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２１］尤尔根•容尼克尔．评恩格斯对《资本论》第３卷马克思的手稿所作的修改［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８，（４）．

　　［２２］大谷祯之介．关于《资本论》第３卷马克思的原稿出版的几点思考［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１９９７，（４）．

　　

　　责任编辑：王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