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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空间”理论在爱德华·苏贾( Edward W． Soja) 的后现代批判地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它的深入解读有助于我们把握苏贾空间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第三空间”理论所要解释的，是我们为什么自始至终就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并且还积极参与了空间的社会建构。当苏贾把一种历史性的理论维度引入其社会 － 空间辩证法时，他的思想中便出现了很多值得把玩的东西。这决不只是在他的理论视域中加进一条新的解读线索，而是通过把社会性、空间性、历史性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像学术发酵一样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

一

苏贾一方面要用“第三空间”概念来凸显其关于空间性的新思考方式，来展示其超越现有理论边界之后的新地理学想象; 另一方面又表示这一概念只是一个尝试性术语。他并不刻意地坚持这一概念，如果有人要发明出另一个概念来表达这种新的思想，他也是很乐意接受的。“‘第三’这个术语——以及第三空间这个概念——自身并不神圣，也没有将自身神圣化。这种批评方法并不意味着在‘三’面前止步，建立一个神圣的三位一体，而是要继续建设，继续前进，要在已知之外不断扩大知识的生产。”看起来，苏贾的“第三空间”也可以被称作另一种空间，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作为序号的“三”，它根本不是在前两种空间层面上的简单延伸或者叠加组合，而是对前两种空间理论的解读视域的超越与修正。也就是说，这一概念中的“第三”应该当作“他者化”来理解，它凸显的是空间思考的“新”。

那么，苏贾的“第三空间”到底是指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对这一点进行分析。要想了解“第三空间”，当然需要知道什么叫“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关于这两个概念，苏贾是这样解释的:这个空间故事以这样一种认识开场，这就是主流空间或地理想象，至少在过去的世纪里，首先是周旋于空间思考的一种二元模式，其一是我曾经称之为的“第一空间”视野和认识论模式，关注的主要是空间形式具象的物质性，可由经验描述的事物; 其二，作为“第二空间”，是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思而成，缘起精神或认知形式中人类空间性深思熟虑的再表征。这多多少少巧合了列斐伏尔的感知和构思空间，前者经常被认为是“真实的”，后者则是“想象的”。可见，苏贾的“第一空间”是指具象的、真实的空间，“第二空间”是指认知形式中的想象空间。我们以城市空间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当我们从楼房、街道、桥梁等角度来看待这个城市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第一空间”; 当我们从“美丽家园”或“犯罪之都”等角度来看待这个城市时，我们所看到的便是各自不同的认知形式中的“第二空间”。既然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都非常清晰，苏贾为什么还要发明出一个仍然是尝试性的“第三空间”概念呢?概括起来，其原因有二:

 ( 1) 苏贾认为，上述两种空间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的，而是处在一种二元解读模式之中的。尽管在单纯的建筑学等领域，“第一空间”理论也许起着主导作用，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所存在着的，往往是“第二空间”对“第一空间”的控制，也就是说，想象的空间在控制着具象的空间。生活在一个城市中的人很容易接受某种关于这个城市的意识形态，如“宜居城市”等，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苏贾认为，更重要的是很多理论家都没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并仍然天真地认为“第一空间”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他以赞赏地口吻说道: “列斐伏尔沮丧地发现，虽然观念及意识形态的‘构想的’世界控制着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实际的’世界，但马克思主义者却对此认识不足。因此，他坚持通过他那具有包容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说得更准确些，三元辩证唯物主义，去超越顽固的两极论与二元论，后者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

那么，认识不到“第二空间”对“第一空间”的控制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苏贾认为，这会直接导致看不到现实空间关系中的权力统治秩序。理论层面上“第二空间”所具有的控制力，其实只是现实层面上统治性社会关系的霸权性的一种体现。正因为如此，在苏贾看来，我们在理论模式上打破这种二元论框架，引进他者性的“第三空间”，实际上想建构的是一种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尽管按照原有的二元论解读模式来说，我们对于这种空间的认识还很有限，而且由于它的无限开放性，它还呈现出某种神秘性。但正是这种特性，使它充满了地理学的想象，从而使它不再可能堕入以往的那种统治秩序之中。“实际的再现空间把真实的和想象的、物质和思维在平等的地位上结合起来，或者至少一方不是先天地优于另一方，它因此成为‘反面空间’诞生的领域，这是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这种反抗的空间是从从属的、外围的和边缘化了的处境产生出来的”。

( 2) 苏贾认为，这其实也是对 1960 年代后半叶以来的新都市化进程即重构了现代大都市的后大都市化进程进行理论概括的需要。在他看来，1960 年代后半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都市危机。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蔓延成了全球性的空间危机。在它之后所出现的重构现代大都市的进程，被苏贾认为是一种后大都市化的进程。这种后大都市，表现出了非常特殊的“形而上学现实”性。他之所以要用这个十分拗口的概念来加以表述，其目的在于强调这种后大都市化进程既保留了以往空间实践的印痕，又处处彰显出了引人注目的新异性。“甚至新的都市化进程都不完全是新的。在许多意义上，后大都市可以视为一个清晰变奏，而这个变奏的原主题则是自都市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一直在塑形( 或重塑) 城市空间的危机产生的重构过程和地理性历史化的崎岖发展。……但在同时，后现代、后福特主义、后凯恩斯式大都市确也表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异。”这种新异使我们不能把后大都市仅仅视为福特主义城市空间实践的一种简单延续。

譬如，1960 年代后半叶以前的都市 － 工业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是有其自身的意义建构系统的，都市的空间特征及其所能凸显出的空间想象，都是在这种意义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具体来说，这种工业资本主义( 福特制资本主义) 的城市体现的是“地方和疆域文化的最高点”。这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内在特性，是这座城市中的人们的文化聚向、回忆及认同的落脚点。但后大都市化进程打破了这一切。人们在这种进程中已经无法获得文化聚向的落脚点，他们所能感觉到的只是对原有的城市空间特征的不断背离。

后大都市的外缘模糊，因为郊区无限，边界不断向外攀缘; 同时，内部城区成了更为弹性的中心，并因而更具“非官方化”和“地下室”色彩。在这广阔的“地铁网络”中，有一些地方被废弃，或作为现代性较早时期老式的纪念物，或在城市的“过渡区域”中形成新的荒地以备开发。还有一些地方则被改建为模拟性与审美化城区，雕画镶嵌，奢华富贵，在日渐调适的城市空间占据着优越的位置，培养出一种新的虚拟社区。……所有这些情况反映着同时性且互相影响的非疆域化与再疆域化状况，此外还有许多对悖谬性的“非－ 再”词语，可用来描画新都市化进程的这些效应。苏贾认为，正因为原有的“第一空间”及“第二空间”概念均无法解释上述这种后大都市化进程，所以才需要发明出一个“第三空间”来。而且，在他看来，像列斐伏尔等空间理论家实际上早就开始思考这种空间意识的他者形式了，并取得了较好的学术成就。他本人是在这种理论脉络中来强调“第三空间”的重要性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苏贾的“第三空间”到底是什么。说实话，它与其说是一种空间，还不如说是一段开放的旅程。

我有心称这一新的意识为“第三空间”，将它描述为空间想象“第三化”的产品，由此来启动它推陈出新的定义，这是空间思考另一种模式的创造，发端于传统二元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然而也在范域、实质和意义上超越了这两种空间。同时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而且又是( 亦此亦彼并且……) ，“第三空间”的探索可被描述和刻写进通向“真实 －和 －想象”( 或者“真实和想象”?) 地方的旅程。

苏贾在此处的描述够玄妙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这种“第三空间”超越了原有的二元思维模式，从一种他者化的空间模式出发，既把真实空间和想象空间都包括在内，又不停留在把这两种空间简单混合起来的层面上，而是明确地指出它是在亦此亦彼的层面上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显然，“第三空间”已经不是前两种空间的机械叠加，而是在另一种视域中的内在发酵与生成。它已经生成为一种在性质上与前两者有重要区别的新的空间模式，而且还是一种向未来不断开放的模式。

其次，在苏贾看来，这种“第三空间”向人们展示了空间的复杂性，但它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概括和总结。它只在意走在通向真实和想象的地方的旅程中。这是由于“第三空间”是无限开放的，因而它已经越出了人们对它进行概括和总结的能力边界。“生活世界是彻底开放的，而且是开放的彻底; 生活世界无所不包，它们超越所有的学科领域，同时又以政治为中心并对战略选择很敏感; 生活世界永远不能被彻底认知，然而关于它们的知识又能够引导我们在奴役中寻求变革、解放和自由。第三空间就是这种生活世界的无限构成，而理解第三空间就必须要运用三元辩证思维。”在苏贾看来，如果这种“第三空间”被某种形式的空间知识模式所概括和总结的话，那就很容易被这种空间知识模式的权力所建构，并使它的生长受到禁锢。苏贾说我们只能不断地接近这种“第三空间”却无法对它加以概括和总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来说，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第三空间”所布展的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第三空间”岂不是又变成一种统治权力了吗? 与以前的权力模式相比，它只不过变成了一种无限的权力而已。这显然不是苏贾所要追求的东西。事实上，那种只有把空间实践彻底地概括和总结之后才能发现其中的解放性潜能的观点，恰恰是苏贾要超越的以往的那种二元空间思维模式中的观点。而他现在想要说的是，真正批判性的空间想象与实践恰恰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空间性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空间性。因此，我们之所以需要不断地接近这些方面，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接近，可以打开这些空间性的具体方面，并进而通过具有政治选择性的、有意识地空间性实践来追寻更多的空间正义。“我并不想把空间性正义附属于更为熟悉的社会正义概念，而是想把社会生活各方面潜在有力但尚属模糊的空间性更清晰地拿出来，在这空间化的社会性( 和历史性) 里打开更有效的方法，通过有意识的空间性的实践和政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二

下面，我们来谈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 苏贾的这种“第三空间”理论是以什么样的社会本体论为依据的? 在他看来，这种本体论是历史的 － 社会的 － 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的本体论。“所有在第三空间的巡礼都始于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重构、一种前提，即世界中的存在、海德格尔的此在、萨特的存在，在存在论上都可以界定为同时是历史的、社会的和空间的。我们首先并始终是历史的 － 社会的 － 空间的存在，单个或集体地主动参与到历史、地理、社会的建构或生产——‘形成’——中去。”

请注意，苏贾此处强调的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前提，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那种与历史现象学、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本体论。对他来说，这种三元辩证法的本体论并非是我们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生活世界或者说“第三空间”的秩序而建构出来的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因为“第三空间”中本来就没有秩序，没有稳定的结构形态，只有不断的变化和演进。所以，苏贾在谈到这种社会本体论时，一方面强调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思维方式及认识论图式，另一方面也致力于说明这种三元辩证法的本体论只是世界为了便于我们对其各个方面的认识( 注意，不是从整体上对其秩序进行把握) 而可能是什么的一种陈述。因此，这种本体论是不夹杂着权力统治的痕迹的，而只是对生活世界的无限构成的一种陈述而已。也仅在这样的意义上，苏贾认为这种本体论同时也是一种认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本体论的说法，但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却适用于知识构成的所有层面，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理论建构、经验分析到社会实践。”也就是说，这种认识论只是对生活世界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为了从整体上控制它而生产出的知识产品。苏贾指出，鉴于以往的空间理论过分倚重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建构作用，而忽视空间性的重要地位，仅仅把空间理解为一种舞台或容器，因此，我们当下来谈论三元辩证法的本体论时，虽然要坚持一种平衡的三元辩证关系，但为了防止重新滑向二元简化论的思维模式，我们必须在政治策略的层面上强调空间性的战略性地位。

那具体来说应该怎么做呢? 苏贾认为，我们应该推动历史性和社会性向空间性的彻底开放。这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来加以实现: 一是强调社会 － 空间的辩证法，二是强调历史性与空间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推动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在他看来，这决不只是在原有的两个维度上增加一个空间性的新维度，而是事关能否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阐释方面打开一个新的知识空间的事情。社会性如果不向空间性彻底开放，它就会以抽象形式呈现出来; 历史性如果不向社会性彻底开放，它就会导致对知识生产的权力性制约。而这两者一旦完成了这种彻底开放，不但可以因此而洞察我们与世界的存在之谜，而且还可以因为这种洞察而给真正有意识的空间性实践即空间性政治选择提供可能性。相反，如果我们仍然处在二元简化论的空间思维模式中，譬如，处在想象空间控制着真实空间的语境中，那么，即使我们展开了现实的空间斗争，我们仍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空间正义，因为在空间性实践中真正的创造性力量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方面。而我们在想象空间的思维控制下连什么是真正的真实空间都搞不清楚，那就更不要说去找到体现在真实空间的各个具体方面中的创造性力量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贾说: “列斐伏尔的无限的‘阿莱夫’不是别的，而是实际的社会空间，这是无所不包的同时性的空间，既具有各种可能性也包含着危险。这是彻底开放的空间，是社会斗争的空间”。

苏贾对“第三空间”的解读，既是为了阐明无限开放的生活世界，又是为了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找到潜在的创造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推动着实现空间正义的进程。对他来说，空间实践层面的后大都市化进程或者说“第三空间”化进程，与空间知识层面的后现代地理学探索，共同汇成一种推动新空间政治实践诞生的力量。这些力量显然具有十分明确的空间性意识，因而跟其他类型的政治实践区别了开来。“与再次聚焦于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同时已是某种显著有力开端的空间转变相互影响，积极和处境化的文化政治实践出现了，它由社会公正、参与性民主以及公民权利和责任的日益空间化概念有意识地驱动。这种空间上有意识实践的影响还不是非常大，但是有足够迹象表明，它们似乎在塑造后大都市未来形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么，到底什么是苏贾所说的具有明确空间性的社会公正意识、参与性民主意识及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呢? 它们跟一般性的社会公正、参与性民主等意识形式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在苏贾看来，这里的区别就在于能否把对社会公正等的诉求以及对公民权利等的理解，落实到具体的空间性层面。譬如，一般性的公民权利意识可能只会停留在对个人自由的呼唤上，但具有明确空间性的公民权利意识则会在鲜明的区域意识的基础上提出公众的区域性相互依赖的意识等。事实上，苏贾对这些具有明确空间性意识的政治实践做过很详细的研究。他在总体上把对新区域主义( 有时也称为民主区域主义) 和空间正义的探讨当作其核心议题来对待。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苏贾强调了这些空间正义运动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到目前为止，这些有明确空间性意识的政治实践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我们还不能过分夸大它们的现实作用。苏贾所要坚持的只是我们不能忽视或埋没了它们的积极作用，因为它们在未来的后大都市化进程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不想夸大这些为后大都市中空间特性和特权结构而出现的——我要加上: 批判性后现代——斗争的力量和成绩，但是他们也不该在都市拥护主义的乐观视野下，或者在从后现代性挑战性状况中抽身而退的愤世嫉俗的左翼联盟的启示性预言下被掩埋了”。

解读至此，也许有人会说，既然你讲的这种空间正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还很有限，那你凭什么说它必然在未来的后大都市化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你这样讲的逻辑依据何在? 说实话，苏贾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提问的。因为对他来说，影响未来都市形象的创造性力量并非来自于历史逻辑的展现，而是来自于当下具体的运动过程。因此，当他在谈论建立协作制度结构、成立区域工业董事会、建立老郊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新政治联盟等区域民主的新形式时，他是不会考虑这些新的民主形式在现有条件下是否具有社会历史基础的问题的，而是只会关注它们对空间正义这个目标来说所具有的内在创造性力量。同样，当他发现这些具有明确空间性意识的政治实践在现实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还很有限的时候，他是不会从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的，而是只会对这些具有内在创造性的新区域主义运动抱有非常乐观的憧憬。原因也简单，当苏贾在建构他的三元辩证法的社会本体论时，他想要实现的决不只是对空间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还包括对我们的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重大修正。这种重大修正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必须承认彻底开放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规律、始终变化不定的演进过程。当苏贾用“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作为他的《第三空间》的副标题时，他想表达的就是“第三空间”的上述特点。既然如此，对他来说，空间正义运动怎么可能还需要被置放在社会历史性的视域中来加以解读与检讨呢?我们只需要去思考这些具有空间性意识的政治实践对于空间正义的生成来说所起的作用就行了。

三

苏贾的这种思路其实并非是独特的，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真不少。法国著名学者阿兰·巴迪欧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已经过去的19 世纪视为历史性的、程序性的世纪，而把20 世纪视为非历史性的、处于纯粹旅途中的世纪。如果说20 世纪还有什么规则或秩序的话，那么，它只可能是一种纯粹旅途的秩序、游牧的规则。

的确，20 世纪试图超越资本那纯粹否定性的力量，寻找一个没有纽带的秩序( un ordre sans lien) ，一种松散的集体力量，试图在它的真实的创造性力量的技术上重建人性。……它期望一种纯粹旅途的秩序，一种没有目的的友爱，一种纯粹的运动。即“声息不通的乘骑”或者“天对地的渎职”。仅仅伴随着伟大的人类的是“强劲的龙卷风”。所有的渴望都在那奇妙的反讽中得到概括: 即“游牧规则”。

在我看来，不管是苏贾的三元辩证法的本体论，还是巴迪欧的没有纽带的秩序; 不管是苏贾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中所蕴含的内在创造性力量，还是巴迪欧的伟大人类的“强劲的龙卷风”，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制约性是想要摆脱就可以摆脱的东西吗? 苏贾一再声称的 20 上世纪 60 年代下半叶以来的后大都市化进程，难道真的摆脱了工业 － 资本主义都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社会关系对空间的建构性了? 也就是说，难道后大都市化进程只是一种去往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而不具有内在的权力建构性了?这一段空间实践的旅程真的是无限开放的，而不是由资本权力所控制的? 我觉得，苏贾太留于对空间实践中的经验现象的描述了，以至于无法把握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不同的空间建构形式的内在制约性。当他看到工业 － 资本主义大都市能够作为地方和疆域文化的最高点，能够作为聚向、回忆和认同的落脚点而存在时，他便认为这样的城市空间是具有内在本质的，而这种内在本质当然也是由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但当他在后大都市中发现上述这种内在特性已经被解构，存在的只是去往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无限开放的旅程时，他便因为不能直接地看到资本权力在空间层面上的建构物而得出了这是一个后大都市化进程的结论。但遗憾的是，在面对后大都市化进程时，苏贾在抛弃原有的资本权力对社会空间的直接建构的观点时，也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包括后大都市时代在内的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抛弃了。看起来，这是对泼洗澡水时把里面的小孩一起泼掉的故事的重演。

尽管苏贾也承认上述后大都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危机，并把 20 世纪 60 年代下半叶以来的这场新都市化进程不是看作当时那场危机之后的一种不断地空间重构过程，而是看作当时空间重构之后所产生的危机的不断发展过程，但必须指出的是，他只是把这种危机当作一种客观事实来加以承认，而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联系起来。对他来说，这种危机的存在只是表明“第三空间”或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中还蕴含着具有内在创造性的力量，蕴含着可以推动空间正义的力量。由于他没有把对后大都市或“第三空间”的解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当然不可能解释这种潜在的空间正义力量的社会历史背景。他至多只是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着的那些为空间正义而奋斗的政治运动的一种概括和总结罢了。苏贾没有看到的是，后大都市化进程其实也是资本权力在空间形式上的一种表现。它跟以前阶段的不同，不在于是否摆脱了资本的控制，而在于资本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实施它的统治，即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时代的弹性统治。表面看起来它只是一种去往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但实际上它是资本积累的一种新形式。虽然“后大都市的外缘模糊，因为郊区无限，边界不断向外攀缘; 同时，内部城区成了更为弹性的中心，并因而更具‘非官方化’和‘地下室’色彩”，但这一点并不妨碍资本积累通过这种形式得以实现。就像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通过弹性的、不统一的生产模式而实现资本积累一样，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生产过程恰恰也是通过城市空间的更为弹性的再中心化过程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因此，苏贾所说的内部城区更为弹性的再中心化进程，根本不具有他所谓的“非官方化”和“地下室”色彩，而是以另一种形式( 弹性生产的形式) 来实现的、官方化的资本增殖过程。苏贾看不到这一点，这便决定了他必然会满足于后现代地理学的想象，而不能意识到他的这种空间想象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

苏贾在后大都市语境中的空间正义实践问题上的理论局限，其实是跟他在大都市语境即工业－ 资本主义都市语境中关于空间实践之解读思路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此处必须提及的是，不管是大都市语境还是后大都市语境中的激进空间实践，对苏贾来说，都不只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形式，而是阶级斗争的中心或核心形式。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他借助于对列斐伏尔的肯定性评价而清楚地阐明了这一观点，“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中一种具有包容性的问题框架作了界定，并通过将各种阶级关系包孕于社会组织的空间的各种构造性矛盾，将空间问题框架提升到阶级斗争中的中心地位。……他声言，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意识上的空间革命，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那么，苏贾为什么会得出这种观点呢? 应该说，这是跟他对如下观点的理解直接相关的: 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通过评价列斐伏尔的观点，苏贾指出，在 19世纪及 20 世纪早期阶段，空间问题框架或者说空间生产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中其实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城市结构越来越趋于同中心性、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分离的状况不断地重复着，这些现象都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但同时也应看到的是，与基于时间母体的直接的剥削过程相比，空间问题框架的重要性似乎又被降低了。

剥削和社会的再生产主要包含于一种可操作的时间母体( matrix) 里。剥削率，即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毕竟是一种来源于劳动价值论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本度量的表述。……再者，在与不断扩张的工业化有联系的大规模城市化的条件下，劳动力的再生产，较之直接的剥削过程，并不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直接的剥削过程的手段是通过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体系以及在生产方面资本对劳动的主导性。在榨取绝对的剩余价值方面，时间的社会组织看来较之空间的社会组织更加重要。

也就是说，在工业化造就城市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的确在进行着，但它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资本最关心的，不是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是对这种劳动力的直接剥削过程，因为它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但是，在苏贾看来，这种状况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已经有了重要的改变，因为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已经被大大改变了。在工人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推进下，基于劳动时间剥削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苏贾是想表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已经不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件，而资本主义的危机也不再仅仅来源于直接的生产过程被终止，而是主要来源于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不再能持续下去。正因为如此，苏贾把体现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生产过程视为整个阶级斗争中的核心形式。

资本主义的生存已仰仗于这种独特性的生产和对一种零散的、同质化的并具有等级结构特性的空间的占有，达到目的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官僚( 也就是说国家) 控制的集体消费、在多层次上对中心和边缘进行区分、将国家的权力强行注入到日常生活。……因此，阶级斗争( 是的，这仍然是阶级斗争) 必须包括并聚焦于这样一个易受攻击的一点: 空间的生产，即剥削和统治的区域结构，也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通过空间控制的再生产。

苏贾虽然没有对后大都市语境中为空间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否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一问题做出过专门的论述，但他对空间问题框架的阐述逻辑显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所主张的为空间正义而奋斗的运动显然也是“第三空间”时代的阶级斗争的中心形式。现在我们要分析的是，他的这种阐释逻辑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还是那种经验主义的解读方法害了他自己。苏贾以为在马克思的时代，空间生产或者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之所以比直接的剥削过程少重要一些，那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资本对劳动占有绝对的主导性。具体来说，由资本所推动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同中心化过程以及社会各阶级分离态势的再生产过程，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因此，相对而言，资本更关心的是直接的剥削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直接榨取过程。这种分析在表面上看来很合理，但实际上有很大问题的，最起码来说它完全不能进入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解读视域。对马克思来说，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与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他是把它们两者都放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来加以考虑的。这样一来，苏贾所谈的直接的剥削过程，对马克思来说，就绝不仅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而且同时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绝不是像苏贾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实证性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不断巩固的过程，而是历史辩证法意义上的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所讲的直接剥削过程在导致资本增殖的同时，也是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与灭亡的。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再生产或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也是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灭亡的。但苏贾所讲的由空间生产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显然只会体现资本权力的不断建构与强化。这就是不同的解读方法所导致的不同的理论结果。

由此延伸到苏贾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的解读。他以为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之所以变得重要了，是因为由于资本渗透到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国家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普遍等原因，社会各种生产关系的顺利再生产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他没有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验层面上的向外布展，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其再生产过程变得困难的原因，但实则不是。这里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如果这种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足够强烈的程度，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使在经验层面上一点都不拓展，也难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已经变得不可能的命运。而相反，如果这种内在矛盾还处在萌芽期或隐蔽期，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使再向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拓展一些，也不会影响到其再生产过程的顺利推进。苏贾在这里显然没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也因为如此，他才会相信早期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是生产不足，而当下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苏贾脱离开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线索，孤立地谈论数量维度上的生产不足或生产过剩问题，不知他有没有考虑到相对过剩问题对于思考整个生产过剩问题的重要性。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存在着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 因为在二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

苏贾在解读工业 － 资本主义大都市时期空间生产问题时的上述方法论局限，也直接影响了他对后大都市时期激进空间实践的理解。他之所以不从唯物史观，而从三元辩证法的本体论的角度来解读空间正义运动的现实基础，其原因正在于此。说到底，意识上的空间革命对苏贾来说过于重要了，以至于他忘记了这种空间革命还需要客观的社会历史基础。（注释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