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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对于阅读阿尔都塞的人来说，“症候式阅读”或许是他令人难以理解的概念了。之所以难以理解，并非是其在界定上不够严谨或清晰，事实上，阿尔都塞对“症候式阅读”的说明还算细致。但问题在于，“症候式阅读”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它是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是一种有待于我们去应用的方法，而在应用上，我们遇到了巨大困难。或者整个问题可以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阅读才称得上是“症候式阅读”？

　　一、作为症候的文本

　　“症候”（symptôme）这个概念本身不是哲学用语，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用于医学上，比如我们身体上的头痛发热、咳嗽、流鼻涕、腹痛等都是身体直接显示出来的症候或者症状。我们知道，大的疾病，我们直接通过肉眼或者感觉的方式是无法诊断出来的，而外在显示出来的身体的各种症状，便成为医生做出判断的标准。在没有X射线和超声诊断的时代，望闻问切等直接检查人身体上症状的方式是进行医学诊断的主要方式。通常医生简单地通过一个症候或症状来对病人的具体病情下判断，而是通过一种症候群的方式才能得出病人可能的病症是什么。

　　弗洛伊德很自然地将“症候”的概念沿用到精神分析上，在它的《精神分析引论》中，专门讨论“症候”的意义。弗洛伊德指出他的精神分析就是以“症候”为起点的，“我承认我自己向来很重视对于神经病症候的解释，因为这些症候视为占据病人心内的‘无意识观念’的表示。”[1]熟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人不难理解，无意识——作为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受到了意识的压抑，只有在意识的控制松动的时候，无意识才能以“症候”的形式显现出来。在弗洛伊德那里，最典型的症候就是人的梦境，他喜欢从梦所展现出来的看似无意义的东西出来，分析出对象的精神状态。那么，和医学上的症候一样，弗洛伊德的“症候”仍然是其临床诊断的一个入口，即通过症候的表象，我们理解被分析对象的实际的精神状况。

　　问题在于，阿尔都塞这里所使用的“症候”究竟与精神分析是否有关联。对于晚期的阿尔都塞，其中的关联是显著的。他对法国精神分析的宗师拉康的讲座非常关心，甚至不惜派出他自己的两个弟子（巴迪欧和让-雅克·米勒，后者成为了拉康的女婿）去聆听拉康的讲座，阿尔都塞自己也不甘寂寞，在他那篇著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文中，他就公开使用了拉康的理论和重要概念，如询唤（interpeller）。此外，晚期也曾撰写过一本《精神分析论文集：弗洛伊德与拉康》（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Freud et Lacan）的作品。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判定，阿尔都塞写作提出“症候式阅读”的《读资本论》的时期，他已经受到了拉康精神分析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只能从阿尔都塞自己的文本之中来寻找答案，也只有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我们才能理解他是如何将“症候”与“阅读”接驳起来的。

　　当然，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是针对一种传统式的阅读而提出的，阿尔都塞称之为“栅栏式阅读”。这种阅读是一种显性的阅读，也是我们平常人所坚持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相信，我们可以从文本中读出某种一致性的理论或思想脉络来，而这种思想脉络就成为了阿尔都塞所谓的“栅栏”，我们之后只要带着这个“栅栏”，便可以在文本中畅行无阻。这种阅读方式，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上：

　　（1）文本是一致性的，即文本所有的门槛或障碍，都可以用一把钥匙，一个“栅栏”全部解决。而作者正是在这个大写的一之下完成了对文本的创作。这样，对于文本而言，所有的文字或言辞都是指向这个大写的一的，凡是与这个大写的一不相符合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次要部分，对于阅读而言，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阅读的核心在于，去抓住位于文本之中那个大写的一的轴线，并让这个轴线彻底贯穿全部文本。

　　（2）文本不仅是一致性的，那个大写的一，即作为阿尔都塞所谓的“栅栏”是直接向我们显露出来的。我们可以在作者直接的表达中看到或者读到用以贯穿全文的一，并且我们也坚信，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也有意识地将这个一显露出来，并便于读者去抓住他文章中的主要脉络。

　　在这两个假设背后，隐含着一个更深刻的假设：即作者在书写文本的时候意识是明确的，具有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明晰可读的文本的能力。同时，作者也有能力将自己的思想核心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并且作为直接的文本依据，来进行逻辑的演绎和推理，最终在大写的一的线索之下，毫无困难地走向结论。因此，文本的阅读被还原成了一种逻辑思维的坦途，而文本的所设下的米诺斯的迷宫（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王用以困住牛头怪米诺陶的迷宫）在大写的一的光辉下完全失去了神秘感，人们只需要从迷宫的入口进入，然后可以毫无难度从迷宫里出来，尽管蜿蜒曲折，但是逻辑的光芒足以让我们顺利抵达终点。但是问题真是这样吗？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诸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样一些以手稿、札记出现的文本时，还会是这样吗？再说明确一点，对于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所面对的马克思公开出版的《资本论》我们能够简单地在一个明白无误的逻辑下畅行无阻吗？当马克思用亚当·斯密的言辞来言说《资本论》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用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遨游呢？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阿尔都塞显然都是否定的。亦即阿尔都塞并不太信任那种直接被表白出来的东西，受到精神分析学派影响的他，总会相信，在作者的有意识的文字下面会蕴藏的某种未曾发掘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文本表面的显性的触摸来达到，我们需要利用一种更深层的方法来挖掘出那些看似平滑整齐的文字表面之下的东西，这才是阿尔都塞提出症候式阅读的真正动因。

　　作为去对文本进行深度挖掘的阅读方法——症候式阅读，我们或许可以用阿尔都塞的这段话作为基点来理解：

　　人们发现，在许多本书中包含的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书中所写下的文字，而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公开的话语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声音（逻各斯）所言说的文本，而是在诸结构的结构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听不到的无法辨别的记号。[2]

　　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至少有两个意思是明确的：（1）首先，真正的阅读不是对表面的公开的文字的阅读，而是一种深层的阅读，一种对未曾直接显露出来的东西的阅读。用阿尔都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又没有看到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我们的疏忽，亦即我们对之视而不见。（2）其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疏忽，原因在于“看是看的结构条件的行为，就是总问题领域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反思关系。”[3]说得通俗些，阿尔都塞指出，之所以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合适地看的装置，而这个装置就是阿尔都塞的“总问题”（problématique）——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将“总问题”表述为“诸结构的结构”。我们只有在“总问题”或者“诸结构的结构”这个看的装置下，才能看到“总问题”所能让我们看到的一切。因此，对于传统的阅读而言，我们只能抵达问题的显在层面，即被“总问题”所中介之后折射出来的形象，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更需要了解，那个“总问题”究竟是什么。即我们所需要看的不仅仅是意义或者形象，而更需要看的是我们佩戴的那个用以看的视觉装置，也包括试图去被这个视觉装置所过滤或遗漏掉的东西。

　　但问题到这里还没有完，阿尔都塞几乎是无意识地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并未完全在《读资本论》这一文本中展开的问题——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阿尔都塞自己视而不见的疏忽。当阿尔都塞说“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声音（逻各斯）所言说的文本”时，似乎指出，文本本身可能不止是一种逻辑的结果。而后面的那句“而是在诸结构的结构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听不到的无法辨别的记号”我们可以将之解读为，文本是在诸多结构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结果，尽管阿尔都塞坚持认为，这些诸多结构也具有一个总的结构。文本是否是在某种大写的一下完成的呢？这个不取决文本本身，而取决于作者的精神状态。那么问题可以转化成这样，书写文本的作者的意识是否在意识上一致的呢？

　　对于人的精神与意识的一致性问题，精神分析给出了完全否定的答案，我们的意识的一致性仅仅只是露出冰山的一点表象，在这个冰山下面，还隐藏着更大的冰山，即无意识。对于精神分析的症候而言，无意识的表征必然会打破意识的外在统一性，并且以症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作为“本能”的力比多总是试图冲破意识的压抑。那么，精神分析彻底颠覆了心理学前进的方向，原来我们认为的正常的意识和精神状态不过是一种结果，是意识对无意识的压抑的结果。而无意识的“本能”表现为一种冲动和紊乱，这势必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正常人都是偶然的，而一旦力比多冲破意识的束缚和压抑，就表现为神经症的症候，这样，我们都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一特定时候，我们表现为某种症候状态，一种不能在意识下进行理解的状态。假如每一个人都可能出现症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文本的作者在撰写文本的时候，也会出现某种症候？

　　对于文本的作者而言，我们无法断定他是否完全是在一个统一的逻辑状态下完成的写作，如果这种统一的逻辑无法压制住其他的无意识的力比多，必然会呈现出一种症候状态，并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文本的表面就不可能是整齐而平静的水面，在这个水面，时不时会泛出波澜。无意识的成分总是在这种平静的意识的统一性上，划出裂痕，文本裂痕的出现，在根本上，打破了文本逻辑同一性的神话，那个大写的一，那个作为文本背后崇高的意识形态的对象，已经被裂痕所打破。

　　在传统的阅读方式中，大写的一的逻辑自然也会遇到裂痕存在的影响，但是在这种阅读方式下，不一致的文本和裂缝完全作为一种剩余物被大写的一的逻辑所排斥。因此，文本的裂痕和冲突被掩盖在大写的一的逻辑之下，它遭到了阉割，成为普遍性逻辑的牺牲。那么大写的一是被主体所还原的，用巴迪欧的话说，“这个一本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操作的结果，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一，只有被计数为一。”[4]这样，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变成了巴迪欧意义上的纯多（des multiples），而我们曾经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纯多看成是大写的一（UN）。而齐泽克也指出，“某一能指——即拉康所谓的大写的一（UN）——‘缝合’了整个领域，并通过体现它，完成了其统一性。”[5]

　　实际上，巴迪欧和齐泽克的批判不仅仅指向了传统的阅读，也指向了阿尔都塞本身，即阿尔都塞与传统式阅读的区别仅仅在于，阿尔都塞的大写的一是隐含的，而传统阅读的大写的一是显现的。阿尔都塞仅仅在于要看到传统阅读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即那个隐藏用来看的装置，殊不知，这种看的装置本身就决定了哪些东西可见，哪些东西不可见。而不可见之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具备看那些东西的能力。但是这些被大写的一所排斥掉的东西（在阅读中表现为与大写的一的逻辑不一致的文本）存在着，并作为一种剩余物（surplus）存在着，它是作为真（réel）或者无意识的力比多而存在着，在文本中，它表现为对大写的一的逻辑的撕裂。

　　于是，真的症候出现了，这种症候并非是阿尔都塞那种简单的诸结构的结构意义上的症候，更重要的是，这种症候是作为文本本身的真之存在的症候。也就是说，作者的无意识浇筑了作为剩余物的文本，而剩余物的文本撕裂了大写的一的整体逻辑，让那个看似平滑整齐的表面出现了裂缝，真的深渊一下子在这个裂缝中涌现出来。那么，这种可以用来撕裂文本同一性的文本就表现为真的症候，这种症候对应于文本书写者的真之症候，即在书写状态下，作者无意识在字里行间的流露，并在某一瞬间，突破了意识的压抑，以文本的方式湛现出来。故而，任何的既定的文本都不是那种平滑整齐的文本，任何由人所完成的文本必然是症候式的文本，因为在他们所写就的文本中，本身就有无意识的涌动，在这种涌动下，必然会扯裂文本中大写的一的逻辑。这样，文本表现为一种挤压、冲撞、撕裂的状态，我们在文本中看到的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看到了地壳运动所挤压形成的山脉，看到了地壳分离运动的沟壑。整篇文本展现了一种复杂的地貌学结构，而症候式阅读所运作的地方并不是那种一马平川的平地，而是那种凸凹不平的文字，在这些作为症候的文字中，我们才真正突破了被构建起来的大写的一的幻象的循环，向真敞开了大门，也只有在直接面对作为症候的文本中，我们才能面对那些“听不到和无法辨识的记号”。

　　二、作为缝合的概念

　　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文本的书写着不是一个被动的对象，而是作为主体出现的。尽管在拉康精神分析学派那里，这个主体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主体，一个带着斜杠的$，那个笛卡尔式的充足性的我思主体已经被彻底分崩离析。但是这个被打上斜杠的主体必须要面对对象，那个作为大写的一的崇高的意识形态的对象。

　　事实上，在晚期的阿尔都塞那里，已经明确的一个概念是，主体是被意识形态所询唤出来的。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起作用’或‘发挥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我称之为询唤或呼唤的那种非常明确的作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所招募所有的个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的个人）。”[6]主体是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主体被意识形态的大写的一所撕裂，成为残缺的存在。但是这个残缺的存在总是面对一个绝对的剩余物，即对象小a（objet petit a），它是使主体成为主体的东西，在拉康的幻象公式中，被阉割的主体与那个在主体之下永远捕捉不到的对象小a存在一种关系，即$◇a。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公式，即对象小a是主体欲望的成因，驱动了主体的运动，但是这个对象小a又是主体的绝对的残缺，而对象小a的残缺使得主体那个大写的一的梦想处在匮乏之中，而对大写的一的追求，势必让主体不停歇地去追求对象小a，但这个运动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作为主体的文本作者的困境了，在书写的时候，那个将要成为统一性的文本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大写的一，即这个大写的一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之下幻象。但是，残缺的主体$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它与这个绝对的大写的一始终存在着一个距离，一个残缺，这是横亘在主体与作为大写的一的幻象的文本之间的绝对的裂缝，这个裂缝本身构成了让主体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的对象小a。文本作者的两难可以概括为：

　　（1）主体必须完成了那个一，那个统一性的文本就是让其成为写作主体的绝对性的目标。为了达到那个绝对的大写的一，他必须竭尽全力，排除任何可能对大写的一造成障碍的一切缺憾，这样，在主体与大写的一之间的绝对距离的对象小a的弥合成为主体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2）更深刻的困境在于，那个对象小a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获得的，就如同吊在布尔丹之驴面前那根胡萝卜，驴总是能看见它，但总是咬不到它，而正是这根胡萝卜让驴不停地前进。在文本的创作中，作为主体的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弥合所有的文本裂缝，以保证文本的整全性。但是，主体在写作中始终面对的是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的过程，文本的裂缝从未真正消除过。

　　在这样悖论性的运动过程之后，比布尔丹的驴稍稍聪明一点点的主体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整个游戏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玩法，他们不需要真正弥合裂缝，他们所需要做的仅仅只是用一块遮羞布抓住他们需要掩盖的部分。用齐泽克的一则笑话来说，人们都以为主体是在用遮羞布遮住自己的阳具，但实际上主体需要遮羞布遮住的恰恰是主体根本没有阳具。这个逻辑同样可以应用到文本的症候式阅读上。作为主体，作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他们所需要遮掩的部分给遮掩起来，这样，让读者至少不能马上看出问题所在。那么究竟什么是作为主体的作者的遮羞布呢？

　　我们还是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来回答这一问题。阿尔都塞在谈到古典经济学时，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

　　最初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劳动的价值？古典经济学生产这一回答的那一段文字，就其严格的、完全站得住脚的内容来说，可以表述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这一回答中有两个空白，两个空缺。马克思指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回答中的这两个空白，但是马克思由此向我们指出的只是古典著作本身在沉默时已经表述出来的，而在表述中没有说出的东西。因此不是马克思告诉我们古典著作没有说出的东西，不是马克思从外部干预，给古典著作附上一种语言，是的古典著作的沉默得到揭示，相反，古典著作本身告诉了我们它所沉默的东西：它的沉默就是它特有的话。[7]

　　阿尔都塞明确阐释到，在马克思《资本论》所引述的古典经济学中，存在两个空缺，这两个空缺就是症候式文本。这种症候式文本之所以产生，原因正是在于主体在表达上的不逮性，而这种不逮性又源自象征界的伪完整性，而这种伪完整性又维持了大写的一的幻象性存在。简单来说，即作者认为其文字本身可以完全地表达出他想要表达出的意思。但是，阿尔都塞在这里指出的问题是，“劳动”这个概念在这样的表达中会出现严重的逻辑漏洞，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达还原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什么在维持劳动？”“什么是劳动的再生产？”。在阿尔都塞看来，“劳动”是无法再生产的，那么，将后面的问题改成“劳动者”即“劳动者的再生产”，问题解决了吗？阿尔都塞仍然质疑道：“这个回答就变成了‘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者的价值’。但是，因为劳动者并不等于劳动，所以句子末尾的术语‘劳动者’和句子开头的‘劳动’就互相矛盾。”[8]这个尴尬的境地等于是说，在现有的语汇之下，根本无法弥合存在于文本和逻辑之间的巨大裂缝，现有的能指已经无力承担这个任务，这样，我们就需要新的能指来填补这个空缺。

　　这也是阿尔都塞最欣赏马克思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马克思没有成为布尔丹的驴，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能指——“劳动力”，一个之前根本不存在的语汇，一个在之前没有任何意义，所指为空的能指。于是“劳动力”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即“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出现，根本不是从逻辑上对之前的古典经济学问题的解决，而是一块标准的遮羞布，将裂缝挡住，让阅读的读者直接从“劳动力”这块遮羞布上顺利通过。但是阿尔都塞在这一点根本误解了马克思，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能够看到古典经济学视而不见的东西的机制，也就是使马克思看到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的机制。”[9]对于阿尔都塞来说，那个所谓的“劳动力”预先就存在着，在那里，马克思只是从古典经济学的地面上将其挖掘出来，让其成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但是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式的症候式阅读中，马克思的“劳动力”根本就是一个之前不存在的概念，它的出现，或者说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生产，完全是出于对文本的裂缝的缝合，这纯粹是马克思自己的创造，其创造的基底是对象小a，而对象小a驱使作为主体的马克思去缝合残缺的主体与大写的一的幻象之间绝对的裂缝，“劳动力”是一种填充物，它的出现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逻辑层次上的断裂，而仅仅只是一种替代性的方案，或者说一种次好的快感与满足。实际上，在缝合之后的象征层面，只是完全了在想象层面上的大写的一的幻象，在空洞的“劳动力”概念之下，下面仍然是空空如也。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症候式阅读踢中了分析哲学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最痛楚的地方。分析哲学和分析马克思主义都强调概念的绝对明晰性与语法句法上的确实性。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曾评述道：“我发现《读资本论》极其不明确。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理智活动精确性的坚定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欢迎。……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10]这样，对于分析哲学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来说，概念必须以定义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在一定的语法和句法规则下进入到表达之中。也只有这样，文本的表达才具有意义。但是，如果概念只是用来作为缝合象征界的裂缝的遮羞布的话，那么概念根本无法被定义，或者说，这样出现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概念。如同一个破布上的洞是什么形状，用来遮住这个洞的概念就是什么形状，而且，任何象征界上的裂缝的形状是绝对不规则的，任何人类语言中的有形表达都无法完全遮住这个破洞。如果分析哲学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要一意孤行的话，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被主体所遮掩住的对象小a的匮乏，又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任何严格的语词上对概念的界定必然是有限的，而这类概念的出现的原因正是无法用现有的有限的词汇来概括这种独特性的状况，才不得已而为之，用一个从来不存在的能力避免人类语言力所不及的窘境。而分析哲学对概念的要求都是在现有的语词之下对概念进行重新阐明，这样将人类语言的有限性与裂缝的不规则性、漂浮性、独特性、难以驾驭性（用巴迪欧的话说，这就是绝对的无限）的矛盾再一次显露出来。马克思曾经小心翼翼用“劳动力”遮住伤疤的地方，又被分析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地揭露出来，柯亨就在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一个辩护》中详细地“分析”了“劳动力”的概念。

　　这样，对于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来说，用概念缝合象征裂缝的做法成为了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人们发明出新的概念，新的能指来遮蔽掩饰不住的洞。葛兰西发明了霸权（hegemony），阿多诺和本雅明发明了星丛（constellation），尼采发明了谱系学（genealogy），福柯发明了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阿尔都塞发明了症候式阅读，而拉康发明了对象小a。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不可界定的，它们都是充当着缝合的填充物出现的，是主体面对大写的一的绝对不可能性而被迫采取的次好姿态。

　　三、作为不可能的未来

　　必须说明的是，作为缝合的概念尽管遮蔽了裂缝，让象征界仍然看起来像是一个整齐光滑的一，但是由于缝合的概念是一种次好选择，它仍然是文本的症候。也就是说，新概念的出现并没有真正解决文本之中的裂缝问题，作为主体的作者只是用难以理解的新概念敷衍了我们，而对于读者，这些概念成为了最大的难题。因此，对这一类概念的解读本身就是症候式阅读的范畴。这里包含了两个逻辑：

　　（1）作者利用新概念跳过去的地方，并不等于我们作为读者可以轻易的跳过去。因为，作为缝合的概念是不可分析的，也是难以理解的。正如我们已经指明，现有的语汇根本无力阐释这种概念，任何对这种概念的阐释都是对这些概念的歪曲和异化。

　　（2）但是，面对这样的概念，我们仍然不得不要做出自己的抉择。因为，如果我们不在阅读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理解的话，文本对于我们来说，就会变成天书，变成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天堑。

　　在这样的逻辑背后，引出了一个更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命题，什么是阅读？或者在本文中，更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是症候式阅读？阿尔都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症候式阅读仅仅停留在挖掘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之上。他给我们的许诺是，相信我把，往深处挖，那里一定有一个一。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如何挖掘，那个一，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画饼充饥。于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根本走错了方向，尽管他提出了症候式阅读，但是他自己只是玩了一个乾坤大挪移，症候式阅读是什么这个难题被他原封不动地踢给了我们。

　　还是回到阿尔都塞自己的文本去看看吧！阿尔都塞说道：“认识，它的唯一职能就是用特殊的手段在对象中把对象所包含的两个部分即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区分开来。使用这些特殊手段的目的是消除非本质的现实。”[11]阿尔都塞的意思很明确，那种特殊的手段就是症候式阅读，而症候式阅读可以把文本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区分开来，最后消除非本质的东西。在非本质的东西，或者用更准备地话来说，在意识形态的东西被消除之后，就只剩下本质的东西，一种原原本本意义上的真。不客气的说，阿尔都塞还有一种本质主义的残余，因为他相信，在非本质的下面还存在一个绝对的真，即他所谓的总问题的结构。那么套用《读资本论》的原始情境，所谓还原非本质下面的那个真，就是回答一个本真的马克思，一个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玷污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在其中的意图也一目了然了，这是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挣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之后，阿尔都塞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唯一合法的先知。正如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不客气地批评道：“这种形势让阿尔都塞主义可以去引入一种新正统性，这种正统性用警示的符号取代了日丹诺夫的机关枪。”[12]回想起来，诸多打着“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的口号不都是为了这种正统性而正名吗？当人们提出“回到……”的逻辑时，其实忘却了，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供他们往回返的动力，那个所谓的“回到……”的逻辑全部是一种幻象。

　　但是，我们又遭遇了困境，即如果我们无法回到那个绝对的一，那么我们阅读是为了什么。用齐泽克话说，一旦大写的一被杀死，我们自己也终结，因为驱使我们前进的死亡驱力不存在了。倘若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进行症候式阅读呢？在症候式阅读背后，难道不是在拆解我们人类站立的最后的希望吗？如果原本的一不存在，我们又如何生存？这样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像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宣布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然后蜷缩在我们自己那可怜的躯壳，瑟瑟发抖？

　　答案并非如此。因为阿尔都塞们的错误在于，它们将那个大写的一指向了过去，一个原本在先的过去，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考古学的工作，从深埋的地下找到那个大写的一。因此，对于他们说，他们症候式阅读的语法是“回到……”，所谓的症候，只是考古学的碎片，如同在今天的考古学工作中，挖掘出来的物质材料，不过是用来证实一个远古的一的存在，而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是一种历史的复原，对原本的真采用拼贴与想象，复活出一种象征性的一来。齐泽克曾带有戏谑性地指出：“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就绝对地杀死了那个神圣的大物”[13]同样，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格式来说，当作为主体的作者让文本道成肉身之后，原本的一（作者创作时所建立起来的一的幻象）已经被绞死在文本之中。齐泽克对于“回到……”的公式有一个很有趣的改造，即“从……回到……，然后再返回来”，在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的例子中，齐泽克的公式可以表述为“从阿尔都塞回到马克思，然后再返回来”。对于齐泽克式的改造之后的公式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

　　（1）首先，我们要相信，阿尔都塞创立症候式阅读法，是真心实意地要回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的。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没有一点虚妄，因为，在他写作《读资本论》以及在巴黎高师与弟子们一起研读《资本论》的时候，他真的相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而这个马克思被意识形态的误读所遮蔽了。因此，阿尔都塞的“回到……”是一种基于阿尔都塞自己的想象性关系，而那个马克思成为驱动阿尔都塞完成《读资本论》写作的动力（反过来说，阿尔都塞对于那个真正的马克思存在着一种欲望关系）。

　　（2）但是症候式阅读法所揭示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的存在，那个作为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形象只存在于阿尔都塞自己的脑海中。因此，一旦阿尔都塞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抵达作为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时候，路线迅速折回，回到了阿尔都塞本人那里，即阿尔都塞完成的是一次镜中自舞，那个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不过是阿尔都塞自己折返的工具而已。那么，马克思的一就是阿尔都塞的一，在某种意义上，对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探寻，阿尔都塞完成的是自己的自我救赎，那么在《读资本论》中的症候，毋宁是阿尔都塞自己的症候的映射。这种映射关系最终指向的是阿尔都塞自己的道路，即他自己未来的何去何从。换句话说，大写的一的马克思不是一具棺材里的木乃伊，而是阿尔都塞自己的未来的希望，一篇启示录，一个永远不能降临的弥赛亚。

　　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立即可以明白，症候式阅读根本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一个不可能的未来。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拉康式左翼，并不放弃希望，而是将那个大写的一留给了未来。这就是为什么巴迪欧、齐泽克、伊格尔顿、朱迪丝·巴特勒、让-吕克·南希、雅克·朗西埃、安东尼奥·奈格里、彼得·霍华德、阿尔贝托·托斯卡诺、布鲁诺·波斯蒂尔重新去谈共产主义观念的问题。因为，那大写的一，大写的共产主义观念不是现成的存在，是一个尚待我们去创造的未来的可能性。巴迪欧说：“通过全球性的和普世性的知识行动，同真理的零零碎碎的实验（这些实验往往是特殊的和具体的）相结合，实现真正普世性的变革，我们就能在个体的意识中，给予共产主义假设以新生，或者是大写的共产主义观念的的新生。”[14]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症候式阅读法如何指向未来？如果不从巴迪欧他们那种虚空式的共产主义观念来看，文本的症候式阅读有什么意义？首先，当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尤其是那种作为缝合的概念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道槛，一个由于作者敷衍而留下的难以逾越的槛。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概念面前，根本不存在原本的解释。就如同在监狱里写下《狱中札记》的葛兰西何曾会想去对霸权概念给出完整和清晰的解释？当作者跳过去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去摸着石头过河，这实际上是作者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样，即便我们回到原作者那里，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对于文本所承载的东西的认识。那么，对于这样的概念，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完成一次穿越。那么症候式阅读变成了一次生产式的想象过程，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想象界、真界和象征界才真正地被搅在了一起。阅读的主体在对症候式的文本的理解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而试图获得象征界上的一。那么，症候式阅读是一种生产式的阅读，它是对文本的继续完成，它的目的是文本的未来的一，即文本真正的完成状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同作为主体的作者一样，作为主体的读者，即便是在症候式阅读下，文本的真正完成也是难以企及。一方面，作者留下的问题的裂缝太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不断地去完成这项工作，在马克思逝世一个多世纪之后，马克思的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发挥我们的智力去填补他所没有完成的东西；另一方面，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后人的完成不是使裂缝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甚至开启了新的裂缝的可能性。比如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阿尔都塞就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对人道主义的解读提出激烈地批评，阿尔都塞认为这些人道主义的解读完全是囿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这样，在后人的努力中，马克思文本之谜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成为更大的谜团。这样，文本的大写的一，成为了一种绝对的不可能。尽管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仍然是症候式阅读的目标，就如同一个医生，在道义上对于患者有着救治的职责，尽管他也知道，将眼前的患者变成一个全身没有一点问题的健康的人是不可能的。

　　对于症候式阅读来说，我们的目的尽管是指向未来，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更多是对症下药，有什么样的症候，就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基于症候的精神分析的病理学的态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文本的病理学。这种文本的病理学要求，我们并不是把文本看成绝对健康和无问题的文本，而是一种带有诸多症候的病理学上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不可能被我们当做圣经式的传道书来阅读，更不是圣人之言，字字珠玑。它本身就是病态的文本，而我们的任务就是面对诸多症候，让我们自己的思想在病理性的文本中穿越，去对文本进行临床诊治性的或者说生产性地完成。阿尔都塞并没有走到这里，因为他的文本病理学是原发性的，因此他的诊治方案也是按图索骥式的。我们的文本病理学是创造性的，即在不断的尝试和实验中找到完成文本的道路。

　　注释：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2-203页。

　　[2]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译本根据法文原文略有改动。

　　[3]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4] Alain Badiou, L’Être et l’Événement, paris: 1988, p. 32.

　　[5]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6]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于陈越主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7]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8]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9]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0]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1]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12] Jacques Rancière, Althusser’s Lesson, trans.by Emiliano Battista, London: continuum, 2011, p. 35.

　　[13] Slavoj Žižek, On Belief, London: Routeledge, 2001, p.89.

　　[14] Alain Badiou, & Slavoj Žižek,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Verso, 2009, p.14.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