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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论：激进左派的问题意识

　　2O世纪崛起的激进左派思潮的理论取向源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我们回顾马克思思想理论演进的过程中会发现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个理论取向上的差异：青年马克思虽然强烈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思想，但却坚持了青年黑格尔派所共有的激进性：即对于革命以及革命主体的探寻始终是其哲学构造的一个主题。但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化，其理论取向发生的转变：基于向黑格尔思想的回归，马克思开始将社会发展视为一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由此，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至此，马克思用对带有某种铁的必然性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关注替代了对革命以及革命主体的分析。这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矛盾。对此，詹姆逊在其《重读(资本论)》一书中指出：“我的结论是《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劳动阶级圣经的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和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这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

　　在我看来，激进左派的思想取向或可视为面对马克思思想中这一悖论而做出的一种阐释。他们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理论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可能的、富有现实性的革命主体。

　　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显性的阶级正在消亡。强大的资本逻辑推动着社会如同一架自动运行的“机器”不断前行。资本固有的矛盾正在被体系内在消化，资本主义灭亡的时刻被无限期的延迟了。随之而来的是，革命是否可能?革命的条件何以可能?后一问题同时引发了关于革命主体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等相关问题。因此，重构历史发展的主体性维度成为了迫切的时代问题。激进左派的各位思想家，诸如吉尔·德勒兹、拉克劳与墨菲、齐泽克、阿兰·巴迪欧以及阿甘·本等等，他们分别作为“后”学思潮当中的一支，虽然理论表述语言各不相同，但其对革命与主体性的探讨却是其共同的理论主题。然而对革命主体的讨论隐含着对主体哲学的复兴。但20世纪是反一主体哲学高歌猛进的年代。如何将这一普遍的理论倾向与对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维度的讨论有机地整合，成为了激进左派的理论难题，同时也促使激进左派对当代元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有的理论贡献。阿兰·巴迪欧在《世纪》一书当中将主体问题作为七个关键词之一，认为今天对主体的讨论与之前对于主体的理解完全不同，今天“所谓‘你是其所是’，作为主体而言，仅仅是一个生成(devenir)的决定。”，由此可见对于激进左派而言，主体的问题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但主体本身却失去其本质性的规定，它转变为某种生成性的观念。今天的革命主体以及由其所带来的革命也正是在富有生成性的、过程性观念当中得以诠释。而激进左派也在保有了这样一个革命的主题而保有了自身的激进性维度。

　　概而言之，在此，我们看到了激进左派的三个基本共相：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共融性；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生成性主体性原则的构筑。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下，当代激进左派提出了各色不同的理论表述。在本文中，我将透过德勒兹的某些思想片段来彰显激进左派所具有的这些普遍共相。在此，德勒兹的思想所代表的不是某个哲学家的基本倾向，它作为激进左派思想的一般形态进入我的讨论视域。因为德勒兹是一个思想的开拓者。他不仅在时间上是激进左派思想的鼻祖，同时他的思想也为激进左派构筑了几乎所有的理论原则。因此德勒兹的思想演进之于激进左派富有典型性。

　　肯定性哲学与革命

　　德勒兹作为激进左派思想传统中的先驱者，其思想中同样包含着对于这种哲学的关注，并拥有其特定的讨论方式。就德勒兹的思想而言，其被“68革命”的政治运动所切割，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68革命”之前，德勒兹着力于哲学抑或文学的典型人物及其思想的创造性阐发，其中包括了休谟、尼采、康德、普鲁斯特与斯宾诺莎等等，这些人物的选取看似没有关联，但却蕴含着德勒兹对于哲学的独特立场；第二，“68革命”之后，德勒兹亲身介人到这一革命当中，并由此体会到了现实的政治运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理论也就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革命理论的构建。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批判方法。并在其思想的晚期展开关于多元哲学的确立工作。《什么是哲学?》一书的完成或可视为德勒兹思想的自我总结。德勒兹哲学的两个阶段之间具有着逻辑的内在关联，“68革命”之前德勒兹关于纯粹哲学的研究是“68革命”之后其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相关政治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德勒兹的哲学从其最初的纯粹形态中就已经蕴含着其政治哲学的基本指向。

　　德勒兹思想的生发植根于当代法国哲学从“3H”(即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向“三个怀疑大师”(即马克思、尼采与弗洛伊德)的转折点之上。德勒兹依赖对休谟和尼采的研究完成了自身对于法国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彻底批判和扬弃。法国黑格尔主义的传统最具影响力的是辩证法的思想。它让苦难变成通向光明未来的必经之路。从而弘扬了否定性的内在价值。战后法国思想界对于黑格尔思想的接纳带来了对否定性哲学的弘扬。虽然这种否定性在诸如科耶夫和萨特那里意味着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但对这种否定性的强调也带来了虚无主义的潜在危险。在历史终结论的启发之下，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等各色终结论在法国思想界甚嚣尘上。终结论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带有着天然的关联。黑格尔的思想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代表，因此，如果要反叛社会思想的保守主义倾向，防止思想窒息在终结论当中，需要新的思想路径。这一路径需要能够激发生生不息的哲学创造，扬弃否定性，复兴某种肯定形态的哲学，这样的思想所激发的行动将不是被规定的否定性，而是积极的、开放性的、未知的。德勒兹选择了尼采作为后一种哲学路径的代言人，由此，在法国一股被称之为“新尼采主义”的思潮应运而生。

　　面对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德勒兹着意于重述对辩证法和批判的哲学内涵，从而，一方面放弃蕴含着妥协性政治倾向的否定性哲学，另一方面，树立充满革命之激情的肯定性哲学。

　　辩证法，在德勒兹看来构成了尼采哲学的一个批判对象。奴隶的道德正是借助于辩证法才得以形成。尼采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阐发了其对辩证法的指责。在德勒兹看来，这种批判并非仅指向康德哲学本身，其最终的批判对象是整个康德的思想传统：“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康德以后的批判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它变成了一种技艺，被思维、自我意识和批评家自身用来适应事物和观念，或者被人们用来重拾一度丧失的决心；简而言之，它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了整个后康德哲学传统的核心内涵。但辩证法却并没有能够带哲学走向未来，而是走向了终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德勒兹借用尼采的批判来强化了辩证法的“原罪”。对于德勒兹来说，辩证法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固有的规定的否定性，而在于辩证法的否定性已经沦为批判家与事物和观念相适应的一个必经中介，那么所谓的否定性所带来的结果最终只能是“精神的背后似乎隐藏着随时准备与任何权利，与教堂或国家妥协的力”。正是这种妥协的力，使得“全面批判就这样变成了妥协的政治学”。这个结局使得“卑贱者重新拥有卑贱的事物”，“反动的人重新拥有反动的决心”，但这绝非意味着批判哲学的全面胜利。“在康德那里，批判未能发现使之得以实现的真正能动的例证。它在妥协中耗尽了精力：它从未令我们克服在人、自我意志、理性、道德和宗教那里表现出来的各种反动力。它甚至具有相反的效应——它使这些力变得更像‘我们自己’的东西。”在这里，将它物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是后康德传统所完成的一种和解之路。主体的能动性也表现在这其中，它意味着辩证地扬弃对自身存在的否定性。尼采(抑或说也是德勒兹)对于康德及其后继者的批判是彻底的。因为它挖掘出了在康德批判哲学所弘扬的人的能动性背后的妥协性。

　　辩证法与批判哲学，进而与政治的妥协性成为了一个问题的多个方面。这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尼采与德勒兹眼中的批判哲学之批判的内涵来看。

　　德勒兹在连续两年内分别在两部著作中(《尼采与哲学》以及《康德的批判哲学》)谈到康德的思想：德勒兹对于康德的发现正如其对于尼采的理解一样是极为独特的。在德勒兹看来，康德的批判哲学之批判的核心观念不仅包含着“划界”，它更意味着“立法”。将批判视为划界，已经蕴含着某种妥协的政治：“战争还没有开始，势力范围就已经被瓜分得一千二净。以下三种理想被区分开来：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每一种理想各有限制，误用或越界是绝对不允许的，而每一种理想不批判的特性就像蛀虫一样深居于康德思想的核心。康德批判中唯一的目标就是辩护，它始于对批判对象的信念。”划界让批判成为无批判的辩护。因为它让批判仅仅关注于防止越界，却失去了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道德和信仰的关注。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带有某种防御式的姿态：“没有任何一个全面批判像康德也这样具有安抚作用，这样具有谦恭的态度。”但只是批判的一方面，同时批判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在理性界限内为自身立法的一面。

　　康德的批判是内在的。“批判不能诉诸情感、体验或任何外部因素的理性批判。”这种批判“以命令取代显现”。由此“哲学作为哲学立法的观念使批判成为批判的观点获得了内在的完整性：他们一起构成了康德哲学的主要成就，即它的革命性成就”。换言之，理性成为自身的法官，它来裁决理性自身的界限。这种看似富有能动性的设定本身却因为批判始终是理性内在的批判而出现矛盾：“理性既是法官又是被告，既是审判者又是起诉人，既是裁决者又是被裁决者”理性立法的困境由此而来，一方面，立法给予理性以能动性，但另一方面，理性作为被立法规定者又彰显了理性的被动性，康德在其体系自身内部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康德理性之立法原则的矛盾早在黑格尔那里就被洞察到了：“当一个人只消意识到或感觉到他的限制或缺陷，同时他便已经超出他的限制或缺陷了。”换言之，划界当中包含着被动与谨慎同时包含着立法的主动和僭越。康德的批判思想之内在张力彰显为理性的二律背反中，辩证法才得以延伸出自身。黑格尔明确指认了这一点：“康德理性矛盾说在破除知性形而上学的僵硬独断，指引到思维的辩证运动的方向而论，必须看成是哲学知识上一个很重要的推进。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这是辩证法的表达方式：即包含着规定性的否定于自身的存在，它在理性内部解决了康德留下的矛盾，即将对自身的划界转变为对自身的规定(即否定)，但由于囿于理性自身之内，辩证法的最终归宿仍然是理性的自我和解，正是这种自我和解才使得批判与辩证法最终变成了自我意识向事物的妥协。这一点在康德那里似乎还并没有真正的显现出来，因为他还并不推崇辩证法，而对于黑格尔来说问题似乎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了。

　　德勒兹通过尼采对康德的批判凸显了其批判性及可能导致的辩证向度的妥协性。他的这一工作有其特有的理论指向。黑格尔主义于20世纪30年代入侵法国以来，辩证法思想就成为了法国思想界津津乐道的一种理论路径。对于辩证法的推崇源于二战以后法国人面对失败所急需的某种精神慰藉。因此从法国思想界对其关注之初就带有着某种消极的意义，辩证法如同尼采眼中奴隶的道德，总是带有着一些复仇和怨怼的心态。随着法国经济政治在战后的复苏及其迅猛发展，辩证法的否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妥协政治开始遭到质疑。在20世纪60年代，某种激进的革命性在思想界暗流涌动。德勒兹是这一潮流的弄潮儿。他以尼采哲学为切人点试图推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能动性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创造性并不来源于否定性，而是源于其正向的肯定性。因此德勒兹选择尼采，因为“尼采的‘是’与辩证法的‘否’相对，肯定与‘否定’相对，差异与‘矛盾’相对，快乐、享受与辩证法的艰苦工作相对，轻歌、曼舞与辩证的责任相对。注重差异的经验主义情感，简言之等级，那是概念的原动力，它比一切关于矛盾的思想都要深刻的多。”于是借用尼采之口对于“批判”的内涵给出了另外一个内涵：“批判不是怨恨的反映，而是一种积极生存模式的主动表达，它是进攻但不是复仇，是某种生存方式天然具有的侵略性，是神圣的邪恶，没有它，完美则无法想象。”

　　显然，这种批判不会导致妥协政治的产生。它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力”，这种力量如同一种冲动，富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它们不需要苦难(否定性)的推动，其自身就是自己力量的说明。而这一肯定性哲学的诞生源于“68革命”对于德勒兹的触动。德勒兹作为这一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看到了支撑行动背后的积极的力量并非源于压迫与苦难，相反它或者是一种革命的激情。面对这一激情，否定性的哲学会失语，革命需要新的哲学话语的构建。德勒兹借用尼采所表达的肯定性革命是能够表达这一革命激情的新的哲学话语，如果说否定性哲学支撑下的现实革命或许需要对生产力的讨论，那么肯定性哲学推动的现实革命需要的却是激情，激情在哲学上表达就是“欲望”。德勒兹的欲望哲学的构建与其对现实革命的关照是无法分开的。

　　生成性哲学与主体

　　德勒兹在革命的激情中看到了欲望，它作为一种推动革命得以产生的内在的“力”固然是保持激进性的必要条件，但欲望的激情需要某种特定主体的支撑才能真正的完成革命。68年之后的德勒兹与伽里塔相遇，其思想从对哲学史的分析转向了激进政治的构建，这是其发现欲望的肯定性意义之后理论的新走向。在其中，德勒兹提出了与精神分析对抗的精神分裂分析，以及对抗固有国家观念而产生的游牧政治，在这两种反抗形式当中，德勒兹为我们呈现了两类反资本主义的新性主体：精神分裂者以及游牧民。

　　革命激情激发了德勒兹关于欲望机制的研究，而对欲望机制的研究同时将德勒兹引向了精神分析。但精神分析将欲望视为一种匮乏，即欲望客体的匮乏，并以此阐发欲望产生的机制。这对于德勒兹来说是一种否定性哲学的变种，是辩证法的结果。基于与之对立的肯定性哲学的路径，德勒兹认为：“欲望并不缺乏任何东西，欲望并不缺乏它的客体，相反，只是在欲望中缺乏主体，或者欲望缺乏固定的主体。”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力量，欲望是一种生产，“欲望生产是生产的生产(productiondeproduction)，正如整体的机器，是机器的机器”。而“社会生产不过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欲望生产。”欲望生产所表达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欲望，它拥有正向的能量，同时欲望生产作为生产的生产意味着欲望是生产本身。这种永恒的生产性意指着欲望永远处于不断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当中。欲望的这种内在的“力”在精神分析当中不是被释放出来了，而是被压抑和篡改了。精神分析所完成的俄狄浦斯式的分析模式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它将欲望进行重新编码，或者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即进行了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俄狄浦斯式的分析模式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俄狄浦斯将分析仅仅局限在了妈妈、爸爸与孩子之间的三角关系当中，将复杂的无意识进行了本质主义的还原，从而使得精神分析最终不过就是一种“树形”哲学的衍生物。其二，俄狄浦斯式的分析回避了这一分析所固有的历史境遇。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对无意识的压抑等并非是人不可磨灭的本性(对于德勒兹来说，人是否有本性，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基于此，反一俄狄浦斯成为了德勒兹构建批判理论的切人点。它试图释放无意识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拒绝对其进行的意义和主体化的阐释。例如将某种现象归结为某种幻象，并在赋予这一类幻象以意义的过程中使得现象获得了阐释。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还原。与之对立的精神分裂分析则试图保持现象阐释的多义性，甚至激发生成新的意义。正如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所意指的意象。无器官身体并非是没有器官的身体，而是器官在身体当中没有被“辖域化”，也即没有获得固定的功能界定：“一具无器官的身体不是一个空洞的、缺乏器官的身体，而是这样一个身体，在其上所有那些充当器官者根据集群的现象被分布，并以分子多元体的形式进行着布朗运动。”无器官身体于是成为了一个“平滑的、不透明的以及延伸的平面”。欲望的肯定性的“力”需要从这种无器官的身体当中获得释放。而在德勒兹看来，“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无器官身体”。因为资本自身包含着流动性和不断增值的进步欲求。这个提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反一俄狄浦斯与欲望以及无器官身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资本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无器官的身体，同时德勒兹认为资本主义与俄狄浦斯之间有密切关联，那么资本就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展开反一俄狄浦斯批判的内在的关键要素。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这一点，在我看来，德勒兹是马克思思想的嫡传弟子。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也同样是一种内在的批判，马克思从未在资本主义之外来探寻革命道路以及革命主体。当德勒兹将资本与无器官身体关联起来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样是内在的。资本自身的流动性构造了一个无器官身体，而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精神分裂者们则是领会到了资本之流动性的革命主体。

　　精神分裂者从根本上拒斥精神分析对它的俄狄浦斯化的解读，他们同时具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们被俄狄浦斯化，我们被阉割了。但是欲望生产足以冲破这种死寂：我们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都是反常者!我们都是黏性的和流动的力比多——无需选择，我们就被解域化之流带动着。”精神分裂者的激进性表现在它的流动性当中，它用这种流动性冲破着资本主义的辖域化的任何倾向，它的存在与资本的流动性具有同构性。因此它可以成为革命之主体。需要强调的一点在于，德勒兹明确地指认：“我们并不是说革命者是精神分裂症者。我们认为，有一个精神分裂的过程，一个破译的过程，一个消除恐惧的过程，唯有革命的行动才能阻止这个过程转化为精神分裂症的产生。”这里是否存在着矛盾?我并不这样看。因为对于德勒兹来说，革命者并不等于革命主体。革命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固定的主体，它成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先定选民，这一规定性与精神分裂症者的本性是矛盾的。精神分裂症者是革命主体，因为德勒兹对于主体性同样做了某种流动性的解读，因此所谓革命的主体并非指向特定的某类人，它或可意指某个过程所敞开的契机，革命只有在这种契机下才是可能的。精神分裂症者之于革命，正是在于它的流动性成就了欲望的生产，而欲望正是革命得到产生的内在动能。在这一意义上说，资本、精神分裂者，以及推动精神分裂者的欲望在其流动性的共同本质上构成了颠覆资本主义的同构关系。而流动性，对于德勒兹来说是其生成哲学的基本特质。

　　生成性是德勒兹哲学创造性的源头。早在对尼采的阐释当中，生成已经成为德勒兹反思“存在”的一个核心内涵，因此赫拉克利特关于存在的界定才进入到德勒兹的视域当中，所谓“生成不是已然形成的事物”，“是说它无法最终定型”。德勒兹对于这种生成性内涵有两个不同的界定维度。

　　第一，生成性意味一种永不停止的“解域化”。它与那种将事物归类的“辖域化”倾向相对立。正如欲望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力不能有固定的主体与客体，它以自身的未定型来否弃任何形式的约束与规定。德勒兹对于生成性这一内涵的强调一方面或可追溯至其经验主义立场，一方面又需读懂他的政治诉求。对于前者，我们需要理解德勒兹对于经验主义的独特阐释：“我总觉得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来自怀特海所规定的经验主义的两个特征：其一，抽象的东西不能解释什么，其本身需要被解释；其二，目的不在于重新发现什么外在的或普遍的东西，而是探究任何新的东西可以据此产生的条件。”⑨因此，经验主义对于德勒兹而言意味着某种探求具体性、创造性和生成性的有效路径。于是德勒兹以休谟为研究对象完成了他第一部研究著作。在其中经验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的建构逻辑(unelogiqueconstructive)，它源于休谟的“所有观念都来源于一种印象(impression)”，对于德勒兹而言，这种印象就是一种感性之流。它使得经验的形成成为“相互区分的观念的一个序列抑或一个运动，这些观念因为相互差别而相互区分，同时也因为相互区分而彼此存在差异。”正是在这种经验主义的语境当中，主体性的问题才可能获得说明。因为对于德勒兹而言，“主体需要通过一种运动，或者作为一种运动来加以界定，主体是一个展开自身的运动。”主体观念所内涵的这个运动包含两个方面：自我超越和自我反思，与之相关的，主体观念中包含了推理与创造两个维度。这样两个维度阐释了主体的生成性。德勒兹关于生成性哲学的构造始终围绕着某类主体性观念的重构。而这种主体性观念的重构最终指向的却是德勒兹的政治诉求。生成性主体需要一种特定的政治理论。由此，生成性获得了它的第二个内涵。

　　第二，“所有的生成都是一种生成一弱势”。“生成一弱势是一种政治运动，它必需一整套权力的运作，必需一种能动的微观一政治。”④微观政治是宏观政治的对立面，对于后者来说，历史是去了锯人们如何赢得强势地位的一个过程。与之对立，微观政治所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如何消解权力的过程。“生成一革命并不关心那些有关革命的‘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它在二者之间进行。每次生成都是一个共存的断块。”换言之，权力的构建本身包含着划界和立法。生成通过介于“之间”的特性解域着任何固定的界限：“一种生成既不是一也不是二，更不是二项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一之间’，它是与二项皆相垂直的边界线或逃逸线、坠落线。”弱势群体只有依靠这种生成性所形成的非此即彼的“逃逸”逃脱权力对他们的操控。权力的划界与立法面对生成如同将流沙置于掌中，越试图将其把握与规训，反而导致生成的流失。也正因如此，生成性也才能逃离权力。同时，生成只能与弱势相关联，它与界限分明的统治群体相对立。

　　德勒兹在微观政治的语境中提出的游牧民的观念。在我看来，游牧民是精神分裂者在微观政治语境中的一个别名。因此游牧民与精神分裂者具有完全相似的特性，它具有流动性的特性，并依赖于流动性来诠释生成性的内涵。如果说精神分裂者依赖于不断破除理性的界限来生成革命的契机，释放作为某种生成性的欲望，那么对于游牧民而言，它在空间一地理学的意义上表达了相同的内涵。首先，游牧民是始终处于流动中的族群，它不同于移民，移民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而游牧民则总是处于流动过程当中，因此移民的空间及其路线仍然是确定的，但游牧民却是开放的。④其次，游牧民通过流动实现的解域化同时附有一种创生性。即“游牧民栖居在、停留于这些地方，他们自身令这些地方得以增长”。换言之，游牧民创造了空间，正如精神分裂者创造了欲望释放的契机一样。他们都在解域既有的界限，游牧民是较之精神分裂者更为直接的思想意象。它所实现的疆域的拓展就是精神分裂突破理性界限的直接表现。

　　由此可见，德勒兹的生成性哲学将精神分裂分析与微观政治理论的构建勾连起来，他们形成了两座不同的“高原”，共同诠释着对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权力操控的批判，以及革命的可能性条件的构建，其中关键在于如何构筑一个有效的革命主体。无论是精神分裂者还是游牧民，他们都以自身的解域化来生成革命的契机，并在这一契机当中拓展革命的可能性空间。

　　结语：何为激进左派的激进性维度?

　　思想因为符合时代的精神才会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德勒兹的思想并非仅仅出自理论家个人的理论偏好所进行的自娱自乐。相反，它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回应。阿兰-巴迪欧在其关于德勒兹思想研究的小册子用“如此遥远!如此切近”来命名开篇的引言。在其《小万神殿》当中，又不无感慨地说：“处于何种原因，他仍然是我们的同代人?同时，又是处于何种原因他是为数很少的与当下不合时宜，却是未来的同代人?”这些矛盾的界定与德勒兹哲学的生成性原则是契合的。当我们无法将其归入到任何一种思潮的界限之内的时候，德勒兹的哲学或许才真正为我们所理解。

　　然而这种不可归类恰恰构成了今天激进左派思想家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理论态度。晚期资本主义的成熟使其成为了一个“完美的罪行”，尽管仍然充满了异化，但其统治体系却日臻完善。其完善性的标志在于它甚至可以通过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将所有对它的批判都纳人到其理论内在的发展环节当中。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德勒兹反辩证法的肯定性哲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构建，其理论内涵突破了这一体系的自我完善的运演机制。欲望生产产生的“力”可能冲破体系自身的规定。这种解域化的倾向在其生成哲学当中被彻底化，从而被激进化。解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状态，它是一个不断解域化的过程本身，其中包含着辖域化、解域化、再辖域化、再解域化的生成过程。这是欲望生产的基本状态。严格说来，并没有任何既定的主体能够诠释这种生成性哲学的基本内涵。德勒兹在此所提出精神分裂者与游牧民都是流动的主体性，他们以其非确定性的特征与这种生成性哲学同构，因此成为了主体性原则的一种诠释方式。两者在不同语境当中的并存更说明了对于德勒兹而言主体性的非确定性。概而言之，对于德勒兹来说，政治的激进性维度也正在这种流动性、生成性以及非确定性当中才可能被凸显出来。

　　德勒兹谈论激进性的独特方式影响深远。这种激进性的诠释方式是对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可能采取的一种态度。时至今日，活跃于理论舞台上的诸位激进左派思想家，诸如拉克劳与墨菲、齐泽克、巴迪欧等都以不同方式继承了德勒兹对激进性的诠释方式。例如：拉克劳与墨菲的领导权概念，作为一个空位的预设，通过话语的链接将各色弱势群体的力量整合起来，但对社会对抗的不消除陛(即所谓的“非缝合性”)的强调避免了任何一种话语链接向统治性话语的转变。阿兰·巴迪欧，在我看来，他关于事件主体的凸显一方面固然带有着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子，但就其直接的思想来源而言，他更倾向于德勒兹在《感性的逻辑》当中对事件的阐发。事件，作为历史一种断裂性的存在，敞开了革命的可能性空间，但在这一空间中，究竟由谁来成为承担事件的主体同样是生成性的。因此被称之为“事件主体”。正是由于事件主体的存在，事件才得以成为事件，事件、主体与真理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

　　如何看待激进左派的激进性维度?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但今天激进左派将其仅仅看成了一个理论问题。巴迪欧在评价阿尔都塞的时候已经指出，“哲学就是一个行动，而不是解释”，但何为哲学的行动呢?“所有的哲学都是一种宣言，哲学实践的职责在于宣布客体的范畴性空洞的边界”。换言之，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范畴的空洞性，为突破这一范畴的空洞性提供前提的活动。哲学由此富有一种政治性。但显而易见，这种发现范畴之空洞性的哲学实践仍然仅仅是理论的。因此，整个激进左派在将对历史叙事的断裂性以及主体的空洞性的强调中总是难以逃脱思辨哲学的帮助。无论是凸显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还是放大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其理论构筑的资源都仍然是理论性的。虽然他们把握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一种理性的规划与进步的强制性，并以不断的生成性作为突破这一完美理性的方式，但这种突破总是难免沦为一种理论的精巧构思，在其现实性上，总让人有一种以概念游戏的感觉。因此当今的激进左派的命运，在我看来，大致有两个：其一，将各色既有的边缘群体的偶然性革命进行理论整理，将其纳入到其激进政治理论当中作为案例，从而最终完成的也仅仅是解释世界的任务；其二，生成性的激进性内涵使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上颇具锋芒，由此获得了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对权力、统治的批判当中实现对权力与统治的颠覆。因此这种颠覆在本质上最终也仅仅是一种对“武器的批判”而已。（注释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