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阶级斗争到个体的实验性介入
马克思在其于1851至1852间著就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开篇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可以说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8页，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恰恰在四年前，他在那本激发了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热情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里一语道破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历次革命之天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就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7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8。]
当看到古代宗教被基督教思想击败，后者又被启蒙思想取代的时候，资产阶级对自己创作的自由竞争拍手称快；而当马克思声言将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变成共产党人的宣言时，他们恼羞成怒：资本主义当然和以往的奴隶制、封建制不同，因为它是永恒的，它正实现着并实现了人类的发展和普遍幸福。
资本主义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但并不因它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在马克思看来，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压迫和斗争史，而推动历史发展的正是不断发展和积累的生产力。为了保住既得成果，即新的生产力，人们宁愿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和所有制的组织形式。
当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厂手工业，身份低微的第三等级一跃成为手握资本的有产者，被统治和压迫的阶级在现代工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情况下却日益赤贫并且为数递增，整个社会简化为两个阶级之对立的时候，这个脱胎于旧制度的新体制的特殊性就逐渐明了。说它是特殊的，是因为它出生于历史的逻辑但却必然要否定这个只不过不断改变其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之逻辑。
因为，生产力的积聚使资本主义这个曾经召唤出了人类最大奇迹的魔法师再也无法驾驭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魔鬼，不仅如此，它还因此而唤出并教育了那个将要消灭自己、并且曾经在历史上参与了一切阶级斗争因而不断成熟的特殊阶级。这个因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农民的加入而不断壮大的阶级，将消灭人类历史上存在已久的阶级对立，通过一己之解放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最终消灭国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48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8。]虽然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作为历史发展之动因的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使命，还必须不断尝试、不断革命。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他们的努力都是必定要遭到失败的。然而，只有在经历失败和挫折之后，无产者的力量才能逐渐强大和成熟。
巴迪欧也倡导“工人”，尤其是外籍劳工等没有财产、身份和媒体的无产者，以革命、起义、动乱等暴力方法来推翻现存的国家体制，而代之以一个将政治学真理、即普遍解放和平等主义作为旨归的新体制，因为他们“对于所有那些可以一个组织有序的方式从经济资本及其仆从之已实现的霸权那里抽身而出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通名（genericname）”[AlainBadiou,TheMeaningofSarkozy,tr.DavidFernbach,London:Verso,2008,p44.]。这其实是尼采式成为虚无而非欲求虚无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激进姿态。既然首先要从经济那里抽身而出，那么经济就绝不可能是革命的条件和基础，否则“工人”将永远陷入经济服务（theserviceofeconomy）所必然造成的冲动、怀旧和无能为力等情绪中，而不能实现普遍解放和平等主义并生成为革命主体。那么，支撑革命及其主体之生成的是什么？
这要从巴迪欧的本体论说起。任何境遇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都有一个结构。然而，任何结构都只能言说境遇的实存及知识，但却远不能完全涵盖支撑它们的存在和真理。至多只能说前者只是对后者的一部分进行了运算和计数，另外更大的一部分则被纳入匿名的、非法的，因而不可判定的黑暗背景当中。境遇的结构将后面这个部分命名为空无（void），也可称为不连贯一致的存在（inconsistentbeing），或曰实存度最小的存在。犹如不可能性是可能性的无意识背景一样，空集是数学大厦的基础，空无是实存（existence）得以发生的背景和地方，因此它也是实存之到作为存在的存在上去所必需的缝合点。
由于境遇空间不以经济作为基础，更遑论物质生产条件之积累，革命主体之生成与历史无关，与生产力的发展无关，甚至与无产者这个特殊的阶级及其成长也无必然关系。经过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尤其是非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调，巴迪欧已将作为现实（reality）和可能性的经济基础完全弃之不用，因为后者作为现存世界的既成结构或先验逻辑，本身与“那个关于人类命运的理念”[AlainBadiou,TheMeaningofSarkozy,tr.DavidFernbach,London:Verso,2008,p98.]，即共产主义不仅不相容的，而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不相容在根本上就是实存对存在本身的形式化和由此而来的背离，可以将之类比于海德格尔非本真的存在状态对本真的存在，拉康的象征界对实在界的既显示又遮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说实在界是象征界的僵局，而巴迪欧却得出一个反向结论，“形式化是实在界的僵局（im-passe）”[AlainBadiou,TheoryoftheSubject,tr.BrunoBosteels,London:Continuum,2009,p23.]。既然现实只是作为实在界的一种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而实存，那么现实所声称的任何合法性在其实本体论上并没有依据，现实总是需要消灭的。在这一点，巴迪欧和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不谋而合“如果诸存在者的先验指数是世界的（逻辑）基础，那么说‘世界应该生于新基础’就是有这很好理由的。”[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tr.DavidMaceyandSteveCorcoran,London:Verso,2010,p226.]“生成的一切，总应当要归于毁灭”[【德】歌德：浮士德，第81页，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4。]。
但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宣言》发表，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红色年代”结束，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作为那个朝向作为整体的人性之解放的自然而然的历史运动的推动因素”的工人阶级的时代已经结束。实存的只是被和统治阶级对立起来、被锁在那个唯一的“民主”世界外面的、被排除的穷人、“东方人”、外籍移民、非法劳工，等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打着议会民主制的幌子大肆复辟“财产服务”，“更令人奇怪的是，1958年以后的政界看起来是走向传统的和可分等级的阶段，而非根据实验而定的阶段”[【英】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第290页，杨保筠刘雪红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8。]左派则越来越倾向于在国家框架之内活动，因此与右派的界限趋于模糊，甚至在1993年立法选举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之后完全崩溃了。所以，至多只能说，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共产主义假设之分散的斗士”[AlainBadiou,TheMeaningofSarkozy,tr.DavidFernbach,London:Verso,2008.p113.]。
拉康宣布治疗的目的就是将无能无力提升为不可能性，即摆脱财产服务的束缚，巴迪欧则明确将之变成个体的自我治疗，即任何有朽的个体性动物可以通过一个决定、一次打赌，或者一个选择而判定一个本来不可识辨的事件属于境遇，从而改变此境遇里的诸多（multiple）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改变境遇的整个结构、或者说先验逻辑及事态。在这个过程之后，有限的个体才可谓普遍真理的质料性支撑。
“主体是一个真理的有限实例、一个不可识辨者之被识辨了的实现，它力迫出决定，使不平等的东西失去资格，并且拯救奇独者（thesingular）。”[AlainBadiou,BeingandEvent,tr.OliverFeltham,London:Continuum,2005,p409.]
不过，在真正的政治学被创造出来之前，任何这样的行动都还只是共产主义假设的实验。概言之，巴迪欧将马克思置于历史背景中的阶级行动转换成境遇里的任何个体都可以践履的冒险介入，甚至有时候“工人”间的联合也可以不予考虑。“当你认为必要，并且认为那个事情正确时，就去做，不必在意有多少人同意你的看法”[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阿兰•巴迪乌访谈，刘胜坤、薛君彦、贾丽珍编写，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
二、主体的诘难：主体性代替了历史性？
根据境遇的结构及事态，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内的各个命题具有不同的值，因而占据着不同的等级和地位。但是，作为存在之专名但却不得不被境遇结构冠之以不可命名者而陷于黑暗之中并且无一例外地被包含在任何命题或实存者那里，空无对于这些命题或实存者具有同等意义，而它们对于空无也是等价的。因此，一切法律、秩序及逻辑如同现实一样，也没有其所宣称的永恒性及合法性。所以，革命、暴动等志在推翻境遇现存结构或逻辑的激进行动并非本来就是反动的，而是存在本身的命令。在这个意义上，境遇的结构必然总是处于变动中，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如同其他国家组织形式一样也是要被消灭的。只不过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需要以物质条件的积累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作基础，不是一个线性的历史进程或喜剧对悲剧的更迭，而是结构的移动，或者说实存者间横向的先验关系的根本改变。可以说，巴迪欧用复数的小写的境遇空间代替了唯一的大写的历史，用拓扑学代替了政治经济学，用个体的激进创造代替了人类的必然使命。经过这种改写，革命就不受时间和历史的限制，事件和例外应该成为常态。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下间歇期里，抽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背景，用本体论关于空无对一切形式结构或计数机制的拒绝和普遍被包含的观点，巴迪欧可以说明个体必须、并且总是能够用激进介入来完成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的任务。但是，对于这种激进个体能否实现政治学真理，无论是巴迪欧在后马克思阵营内部的朋友还是对革命本能地避而远之的保守主义者都抱有质疑。这些质疑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为个体的“工人”要改变境遇的结构和事态而必须作出的选择、打赌和决定是关于一个事件的，即他首先必须判定某个事件其实是属于境遇的，因为此前事件之为事件是由于它不能被境遇的既定结构所计数。决定事件属于境遇，意味着瞬间改变既成结构并建立一个新结构。但是，事件并不是有待生成为主体的个体所成就的，而是已经发生的。同时，事件之为事件还在于它造成了本体论话语，即集合论的僵局，因为只有它才属于其自身。此外，事件不能实存，因为它的显现就是为了消失不见，所能实存的只是它的踪迹或后果（consequences），因此准主体只能通过事件所留下的后果反溯地识辨事件。所以，虽然事后我们可以说德国纳粹主义只是对作为真正事件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拙劣模仿，谁又能说整天作着骑士梦的堂吉诃德就没有作出一个真正的决定呢？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将事件的朝向总是定位为善却是具有辉格党色彩，“它是从一个反溯性的（我们的）能指框架使我们认为我们是‘现代的’，我们已经改变了，因此至少一个‘事件’必定已经发生了”[JohnMullarkey,Post-ContinentalPhilosophy:AnOutline,London:Continuum,2006,p104.]。
其二，如同任何既定的结构和现实都不能穷尽存在和实在，个体介入所发明的新结构或先验逻辑也只能是局部的。当然，巴迪欧认为政治总是局域的，但是他要通过局域的来实现全局的。所谓全局的，就是境遇里的任何谓词都不足以称道的普遍真理，之所以奇独者能够成为普遍真理的承载者是因为“普遍的就是那作为一个奇独性而浮显的东西”[PeterEngelman,ed.,AlainBadiouandSlavojZizek:PhilosophyinthePresent,Cambridge:PolicyPress,2009.]。这在政治学就是共产主义假设、普遍解放和平等主义，它是哲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据。但是，局域的如何实现全局的？在马克思那里，这是一个线性的不断接近的过程，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数最多的第三等级获得权力，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殊的国家（即事态、结构的结构）形式消灭国家，从而实现全人类、人性的普遍解放。通过局域的实现普遍的真理，在马克思那里是说得通的，因为无产阶级是特殊的，而且它要通过不断的失败和由此而来的不断壮大来实现这个理想。但是，个体的当下介入所产生的任何有限结构和事态如何立刻就实现了政治解放的真理呢？至多也只能说它在一瞬间实现了真理政治学的真谛，犹如海德格尔认为单只艺术品显现了真理，保罗•利科认为每次交流显现了部分真理。但是，艺术品不止一件，交流不止一次，介入也总是可能的；为了达到利科所言的“末日审判意义上的”真理，巴迪欧的介入应该是只强调动态的介入本身，即他应该赞同德勒兹将大写的生成作为任何生成的目的，而不是强调介入的结果，即“要为普遍化开启一个独一的程式，并且通过那个程式而构建其主体”[ibid.]。这种坚持能够为巴迪欧的反无政府主义之姿态辩护，但却难以说明奇独的主体与普遍真理、主体与真理、政治与哲学的有效互动。这样，在巴迪欧那里就内含有一个综合了马克思和德勒兹，海德格尔和利科，但却难免矛盾的论点。
其三、介入并不保证普遍真理的实现和主体的生成可以在实际上避免恶。巴迪欧在其于法国读者中间引起强烈反响的著作《伦理学：对恶的理解》里，力图推翻康德和列维纳斯式自由-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扭转被颠倒的善恶关系。他认为，先有善，即先有对肯定真理、勇往直前和继续行动的勇气，然后才能谈得上恶。因为恶只不过是善的倒错、无能为力于真理之创造，一言以蔽之，恶并无任何本体论意义。具体地讲，恶采取三种形式：背叛了对事件的艰难忠诚、用一个拙劣的仿制品代替了真正的事件、恐怖或者说普遍的主体化。由于真理并不是从现实及可能性那里演绎出来的，而是通过有朽的人-动物的对非现实和不可能性的选择而创造和复活的；并且，经历这个过程后，人-动物才能生成为主体，所以巴迪欧把主体叫作“忠诚的一个承载者，它承载一个真理过程。”[AlainBadiou,Ethics:AnEssayontheUnderstandingofEvil,tr.PeterHallward,London:Verso,2001,p48.]由此而来的诘难是，如果巴迪欧承认“最严重的打击是未预料的打击、事故、神秘的自杀……但是，已被预料的打击也有某种尤其令人恶心的东西”；[AlainBadiou,TheMeaningofSarkozy,tr.DavidFernbach,London:Verso,2008,p22.]姑且承认作为真理之无限和不朽的承载者，可以通过动物性个体的一个决定、选择或打赌而生成，那么，这个有限有朽的个体是否已经预料到自己的所思和所为的后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不同那个信誓旦旦要作某事并且作了此事的人、那匹为赌马者所最钟爱的、并且最终跑了第一名的马一样令人压抑和失望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除非被一个不能从时代终结那里都推演出来的新颖性（novelty）所标示，就没有开端”[AlainBadiou,TheoryofTheSubject,tr.BrunoBosteels,London:Continuum,2009,p48.]，那么，它如何能够保证自己在实际后果上不会背离真理和已发生的事件呢？
费尔南•布罗岱尔在其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短文《卡尔•马克思》中说“马克思不单是历史学家，不单是社会学家，不单是经济学家，更不单是政治学家。他同时具备着历史的整体观和长时段观，所以在马克思身后，历史就再也不能是以往的那种历史了。”[【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卡尔•马克思，张慧君译顾良校，中央编译局
http://www.cctb.net]现在的问题不是马克思是否正确预言了历史的发展和普遍人性的解放，而是承载了普遍真理的激进主体是否还需要历史。“我们可以思某些多的历史性，但是我们不能思一个大写的历史”[AlainBadiou,BeingandEvent,tr.OliverFeltham,London:Continuum,2005,p176.]。小写的历史性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德勒兹之后解决了自现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那里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着法国人的主客关系问题，它是客体间的主体，从而是是拓扑空间的一个事件性位点，一个时间性的点，它在知识体系中刺破了一个孔洞。只有通过它，空无及其意义才能彰显出来。但是，即便承认在哲学和政治学，一般性和奇独性，全局的和局域的之间的鸿沟可以通过有限的个体向主体的生成而瞬间打通，那么从普遍真理向只能是非总体化的新结构的有效转译是依然是巴迪欧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三、人定胜天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关于资本主义的走势，巴迪欧认为马克思的预测是对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的确是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预见的世界：全球市场的世界”[AlainBadiou,TheMeaningofSarkozy,tr.DavidFernbach,London:Verso,2008,p5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处的形势类似于马克思当时的环境，我们的使命也与马克思以及巴黎公社的发明者而不是与列宁以及十月革命的战士们的目标相似。无独有偶，齐泽克也认为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意识形态、而非后意识形态中。”[蒯乐昊：专访齐泽克：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7期，南方报业集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之路线仍旧适用，对于马克思，我们需要忠实的是他的思想而非他的文字。
在人们所拥有的这一个世界里，巴迪欧呼吁奇独的个体去承载普遍真理，从而为自己的境遇空间创造出具体的历史性。齐泽克也赞同“意识形态不再是大的政权方案或哲学方案，而是非常琐碎、微小、微不足道的个人体验，遍布在你的日常生活、以及你与他人的互动之中。当我们以为我们遗忘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今天恰恰是以形态最强之时，因为当人们认为没有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就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同上。]真理并不局限于政治学，有限的个体也可以在科学、艺术和爱情领域里撕裂现成结构，彰显其底层固有的无序和不连贯，并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化以创造实在界向象征界，先验性向内在性穿透的通道和地方，从而实现对于所有个体都中立无差的普遍真理。
这种激进介入的姿态对于已经失却了曾经是“无限者”之名称的上帝，并接着失却了“人”的后现代人来说，不啻醍醐灌顶。可是，且不说人们对于马克思是否实际上塑造了今日资本主义制度的面貌莫衷一是，即便有限的个体可以创造一个个小写的历史性，它们能摆脱理性的狡计和历史发展的逻辑吗？有事件发生吗？或者，最终它们的成功不过是“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更加强壮地在他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2-13页，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马克思决心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虽然直接拒绝以经济作为政治解放的物质基础，巴迪欧也不能拒绝别人以他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为借口来批评他的解放政治学，“巴迪欧不可能思资本，确切地说是因为资本已经思了巴迪欧。”[NicholasBrown,AlainBadiouandSlavojZizek:WaitingforSomethingtoHappen,ProjectMuse,Volume4,Number3,winter2004,p309.]。布朗通过援引德勒兹、瓜塔里（Pierre-FélixGuattari）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恰恰在任何境遇或社会的僵局之点进入这个境遇或社会，因而逃脱了其再现和编码的事件性位点、就是威胁和纠缠着它们的那个一般的多性（genericmultiplicity），即空无。如此，任何介入和创造最终都只能是对现状不满且不能适应的青年内部的一场无谓的反叛或历史的重复。
布朗的态度未免太过悲观，甚至根本就是为资本主义及保守主义作最经济节约的辩护。其实，巴迪欧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他除了说明从动物性个体向无限主体的剧烈生成，还强调个体要鼓起勇气维护一个与既定的事态（国家）不同的集体性持存，因此有待承载真理的奇独者也需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数学作政治化的使用，表明将本体论政治化的可行性，因此，他对政治境遇的事件进行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科学、艺术和爱情三个境遇里的事件。最终，“每个主体都是政治的”[AlainBadiou,TheoryofTheSubject,tr.BrunoBosteels,London:Continuum,2009,p28.]，“每个境遇都不得不生成为一个政治境遇”[PeterHallward,ed.,ThinkAgainAlainBadiouandTheFutureofPhilosophy,London:Continuum,2004,p.7.]。
然而，将所有事情考虑在内，政治创造的确更稀少，当然也更具冒险性，所以，主体和政治学都是稀少的，“在艺术领域我们习惯于天才论，但当天才论浮现于政治顺序中时，我们却认为受到了极大的冒犯”。[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tr.DavidMaceyandSteveCorcoran,London:Verso,2010,p152.]不过，恰恰因为如此，政治学的真理才以奇独的方式更直接地向所有人宣布。任何积极的理论最终都教导我们，总是需要作的事情，总是有需要抓住的机会和完成的使命；因此，在一个迟缓无张力的世界里，在冰冷的物的重重包围下，通过“将一个存在者作为一个准-存在者或者某种并非分立的事物来理解”[AlainBadiou,BriefingsonExistence,tr.NormanMadarasz,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6,p47.]，数学家才成为数学家，缺乏客体的现实最终才返回到主体的那一边，同样为了激活解放政治学真理，除了通过激进介入而生成为政治主体，我们别无他法。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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