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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库塞不仅是“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且是“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众所周知，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马尔库塞一直致力于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最终在《爱欲与文明》（1955 年）中提出了“爱欲解放论”，这是理论界所熟知的。但在此之前，马尔库塞借鉴现象学的方法，尝试将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却并不为人所熟悉。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说，“马尔库塞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新左派思想倡导者闻名于世，但是在 1928 年 -1932 年间，他在弗莱堡师从海德格尔学习哲学，海德格尔的踪迹微妙而悄然地印在了马尔库塞的成熟思想中。有评论家认为，即使晚年的马尔库塞本质上仍然是一名‘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者’”[1]。马尔库塞后期提出“爱欲解放论”的“拐点”正是起因于早期将三种学说的结合，也就是说，马尔库塞将“劳动解放论”发展成为“爱欲解放论”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国内研究通常专注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方面，而忽视马尔库塞早期以现象学为中介，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理论交汇的尝试。

　　一、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的理论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作为 20 世纪同时并存的三种重要理论思潮，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初一看，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现象学、存在主义联系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从三种理论的产生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和存在主义都产生于 19 世纪，而现象学运动则肇始于 20世纪之初。三者产生时间不同，关注问题的焦点也不同，三者的交汇和对话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到了20 世纪中期，伴随着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呈现，三者出现了理论交叉和汇合的契机。

　　首先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汇。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于 19 世纪，它们作为黑格尔哲学之后最重要的两种思潮，一定意义上都是“后黑格尔哲学”的产物。哲学思想史家卡尔·洛维特在回顾和总结黑格尔逝世 12 年后新思潮的发展状况时说：“恰好是 1843 年这一年决定了以后一百年哲学的命运，这一命运现在才有变得可见了。在这同一年里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这些 19 世纪的最后一批亦或是第一批哲学家们想理解从现实得出的共同原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或一种纯粹的‘理性’或一种绝对‘精神’，而是处在赤裸裸的存在当中的人本身。”[2]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理性哲学的最高峰，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都从黑格尔哲学这个大背景下产生并与之发生交叉，这些“新思潮”无疑都携带着“和黑格尔哲学博斗的痕迹”。

　　其次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理论融合。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同样是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潮，二者在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和克服近代哲学所带来的心物二元论上，彼此能够汇通和交融。实际上，自从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产生以后，现象学发展到了海德格尔那里就已经发生“转向”。现象学从一种作为“严格意义”的意识分析的方法，逐步发展为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揭示”，1927 年的《存在与时间》便是这一转向的“路标”。即使到了晚年，海德格尔也仍然坚持这一立场，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仍然停留在意识的内在性当中，而他自己“此在的现象学”则“一向在外”。正如法国哲学家费迪耶等人所述：“此—在这一表达中的‘存在’的意思就是生—存之出—离性（die Ek-statik derEk-sistenz）。因此，认识到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曾经产生不满，这一点是重要的。这种不满产生之后，海德格尔的工作便是研究，在意向性中本源地包含了什么。就其根据深思意向性，这意味着，将意向性建立在此—在出离性这个根据上。一言以蔽之，必须认识到，意识是在此 - 在中得到根据的。”[3]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这种“转向”和融合，极大影响了后来的马尔库塞和萨特等人，而他们的努力又直接影响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融合。

　　再次，是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仅就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而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种完全不相关的思潮，但是，在哲学的本体论上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到，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同样有其相通的一面。20 世纪初，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借鉴其他理论学说，现象学运动的产生，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嫁接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评价的：“在马克思主义危机和海德格尔哲学之间会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呢？虽然两者的联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仔细观察以后，这种联系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牵强附会。”[4]实际上，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二者除了相异和对抗，二者在相通和交融方面也一直没有停止。到了 20 世纪 30-50 年代，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外不仅是个客观存在的流派，而且二者的交融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还有强化的趋势。近年来一些国内研究者指出：“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抗也曾存在过。例如在东欧和苏联，胡塞尔的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是一种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今天，现象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融的趋势占主导地位。”[5]

　　概而言之，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交融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纲领和方法之间的交融，二是在实践哲学方面的交融，三是在社会哲学方面的交融，四是在认识论与科学理论方面的交融。”[6]当然，这个评价还主要是就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来说的。现象学发展到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马尔库塞是最早的尝试者。

　　二、马尔库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及存在主义所作的理论交汇

　　这种理论尝试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存在主义之间确实要有共通性。上述三种理论的相似性表现为对异化的反抗和对人本身存在状态的共同关怀。以现象学为中介，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关注人的异化问题，这是当时理论界的共同主题。至于以现象学为中介，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者究竟是谁影响谁其实并不重要。卢卡奇在 1967 年版《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回顾说，“异化问题”是当时“所有哲学争论的焦点”“，在这里，谁起头，谁影响谁的问题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7]。马尔库塞以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为中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在对人现实处境的理解上相通。在早期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现实被马克思称为异化状态。它的直接表现是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奴役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力图以共产主义运动探求人的解放道路。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虽然对“常人”的分析和概念和马克思不同，但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之处。这就是在海氏那里，人的异化被称之为“非本真存在”。“非本真的存在”就是沉沦。海德格尔同样要求对“此在”的超越。这反映的正是当时人们的存在现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有志青年面对德国战败的现实，在思想上一度陷入迷茫和混乱，而当时学院化的哲学并不能对人们生存的苦闷现实提供帮助，它所提供的只是僵硬的哲学知识和程式化的教条。哲学的基本状况和人的生存现实严重脱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人需要一种能够切中人们具体感受的哲学。马尔库塞谈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正是在这种普遍沉闷的背景之下出场的。“那时当局也在向我们灌输哲学思想，但当时的学术界被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所主宰，然而突然间，《存在与时间》作为一种真正的具体哲学诞生了。海德格尔谈到‘生命’（此在，Dasein）、‘实在’（实存、Existenz）、‘他们’（常人，dasMan）、‘死亡’（终结，Tod）、‘关切’（操心，烦，Sorge）。它好像就是对我们说的。”[8]直到 1971 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为何能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时，马尔库塞说：“确切地说，和其他人一样，我当时之所以首先相信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结合，准确地说是因为两者都坚持对实际的人的生存、人类以及人类社会进行具体分析。”[9]马尔库塞这两段话所表达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合的背景和动因。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在对人存在状态的揭示上相似。面对人的异化和沉沦，马克思主义诉诸人的社会历史性，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诉诸此在的具体性生存。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揭示人存在的真相上，都切中“事情本身”，三者殊途同归。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人是具体的历史性的存在“，具体的历史性的存在”就是处在各种特定的条件中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目标就是揭示了这种现实，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可以和现象学交汇的。马尔库塞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段话为例来说明，“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撇开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0]马尔库塞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这个前提，和现象学一样，既不是从什么既有的权威理论出发，也不是从什么现成的体系出发，而是从真正的“事情本身”出发。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学的描述。就此，马尔库塞不仅就这段话而且对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做了如下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人类生存的揭示是从对历史性意义的充分洞察开始的。从根本上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的方法是纯粹现象学的方法：‘历史的人’的状态只能通过他本身具体的全部活动来揭示，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在人的历史和活动以外的固定方式来揭示人本身。……至于这种方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切中它的对象方法，这正是我们要探究的。”[11]马尔库塞认为，通常人们只是认为《形态》是马克思对自己历史唯物主义的正面阐发，但是，人们却很少追问马克思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马克思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使用了“现象学还原”的办法，即马克思从人类的现有存在状态出发，通过向前“回溯”的办法得到这一结论。那么这种“回溯”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回溯的方法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和揭示。因为在人类的经验现实中，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历史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固定不变的“原点”摆在那儿等你去“回溯”。所谓“回溯”，其实是对人类真实存在状况的一种揭示活动。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切中了现实。

　　其三，历史唯物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在最终要达成的目标上一致，它们都要求对人的现存状况的超越。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扬弃异化，海德格尔则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试图克服此在的沉沦；二者的差异是，为了扬弃异化，马克思诉诸现实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主体，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则从肯定此在的有限性开始。为此，马尔库塞重点阐述了海氏分析的“向死而在”，即此在作为“向死而在”是人生在世的现象学实情，它始终呼唤着此在的自身超越。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自身超越只是通向“本真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和机缘。此在的大多数情况正好是“沉沦”，即常人状态。说此在的在世是常人状态不是贬义，而是说常人的在世恰恰用操劳和忙碌掩盖了此在的“向死而在”。海德格尔区分了“日常的向死而在”和“本真的向死而在”，“日常的向死而在”并不引起人的终极关怀，因为人们总把“死亡的确定性”这一事实和“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混为一谈，并且常常用后者代替前者。“日常的向死存在作为沉沦着的存在乃是在死面前的一种持续的逃遁。”[12]常人就是用这种“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代替“死亡的确定性”。但是，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的分析表明，事实上死亡总是我的死亡，死亡具有“向来我属”的性质。因此，人面临着真正的深渊和决断。意识到深渊并真正做出决断，这才是“本真的向死而在”。“本真的向死而在”才能真正唤起此在对“沉沦”的真正超越。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马尔库塞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生存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共通性。在通向克服异化的具体途径上，马尔库塞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马尔库塞由最初被二者的相似性所吸引走向了逐步看到二者的差异性。这对马尔库塞后来放弃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而走向马克思主义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三、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理论延伸

　　马尔库塞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转折”呢？在马尔库塞看来，当海德格尔把此在的非本真状态称之为“沉沦”，并要求此在摆脱物化和沉沦时，海德格尔的此在所要求的存在是具体的，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就在“此在”究竟以何种方式去真正克服此在的物化和沉沦时，海德格尔突然止步不前了。马尔库塞认为，恰恰是在这个地方，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脱离了历史。“按照（海德格尔的）‘现在’和此在分析，必然问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确切地说，就其根本而言，究竟什么是本真存在？本真存在如何可能？仅仅提到‘日常此在’，这两个问题其实仍然是毫无内容的；也就是说，常人既不要求明确的权利也不承担相应义务，而这作为生存问题正是常人必然拥有的两个特征。”[13]但是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此在完全是“中性的”，海德格尔的步伐就到此为止。因为海德格尔的此在是“中性的”，它们也就是无历史的。海德格尔要求的是“具体的此在”，但实际上达到的仍然是“抽象的此在”。这就是说，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一旦真正要求面向自身时，因为此在本身脱离了历史，此在分析其实贯彻不下去。马尔库塞在谈到自己最终放弃海德格尔学说的原因时说：“我很快认识到，海德格尔所谓的具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装样子的，是虚假的具体性，实际上，就像当时主导德国大学的哲学一样，他的哲学既抽象又脱离实际，甚至逃避现实。”[14]沃林在《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也引用马尔库塞的话评论说，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的结局只能是“虚假具体性”。“除非基础本体论关注的事情转变为具体的历史观念，否则这些事情注定停留在抽象的和离题的层面；通向‘哲学具体性’的雄心壮志也将蜕变为虚幻的‘虚假具体性’。”[15]

　　除了海德格尔的此在没有真正的历史性，马尔库塞还发现海德格尔使用的“现象学”这个方法上的局限性。海德格尔哲学在方法和达致目标的具体途径上同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马尔库塞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仅是知识的真理，而且是生成的真理。……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和历史性相关的全部知识领域——存在、存在结构，和历史生成的能动性全被囊括其中。”所以，现象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结合。这个结合一定会产生新的“效应”：“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将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情境开始——这种揭示通过认识历史性的认识，获得对整个社会存在一种新视域，这种新视域将是一个根本性的革命变革。”[16]马尔库塞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进行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与延伸工作的。这种理论创新尝试就保留在 1928 年至 1932 年间的一系列论文当中，其中《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马尔库塞早期的这种艰难而珍贵的尝试，被称之“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后来被理查德·沃林及其同事汇编出版。

　　正如沃林的评价所说，1932 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的发表彻底改变了马尔库塞思想探索的方向。马尔库塞开始由认同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逐步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到马克思主义那里。但是，一直到提出“爱欲解放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理论，在马尔库塞的理论建构中都始终存在。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象学、存在主义进行理论交汇与延伸的尝试，共有三个阶段：一是尝试以现象学为中介把存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二是这种尝试的受挫让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并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三是探求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构建爱欲解放论。这三个阶段经历了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而若没有早期将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交汇的尝试，就没有后期的爱欲解放论的提出。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马尔库塞早期作品的研究，这对解析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理论关系，创新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十分重要。

　　注释：

　　[1][4][8][15]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43、147、145、152 页。

　　[2] 卡尔·洛维特：《克尔凯郭尔与尼采》，李理译，《哲学译丛》，2001 年第 1 期，第 29 页。

　　[3] F·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 年，第 3期，第 56 页。

　　[5][6]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第 368、367 页。

　　[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7 页。

　　[9] [14] Heideggerian Marxism, edited by Richard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Press Lincoln and London, p.166;p.16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6~67 页。

　　[11] [13] [16]Herbert Marcuse: Contributions to a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ierialism. FromHeideggerian Marxism, 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Lincoln and London, p.6;p.15:p.2.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92 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