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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转向，在社会理论的演进中，并非只是增加了一个分析维度。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空间之维刷新了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基础，亦因此在不同理论层次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既包括元理论层次的历史叙事问题，又包括各种对当代社会历史发展动态进行分析的中层理论（如资本积累、城市化、社会运动等）以及旨在实现更好生活追求的新型政治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也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和繁荣大业所直接面对的现实和理论问题，需要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做出恰当的回应。本文旨在阐明空间转向——地理学想象形成以及在其中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重大变迁——的历史语境和逻辑，揭示其历史叙事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学从现代化向地方之生产的转移。更具体地说，当代以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理论，无论在目标上还是逻辑上，都从在启蒙时代确立的线型历史观中以欧洲命运为中轴的文明提升，转向地方不同可能性的探索。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寻求对新自由主义话语主宰的全球化以及更深层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替代的思想和社会运动中，空间视角成为各种话语的中心。

　　一、地理学想象力：空间转向之理论意味

　　空间转向问题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之相应的则是空间视角在各学科和论域中的增生扩散，从地理学到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甚至文学，都在谈论空间，都发展出各自的空间理论，以空间作为切入建构多学科或跨学科联盟的呼声也不小。因此至少从表象上看，被称为“空间转向”的是一种宏大理论趋势。空间转向，作为一种思想事件，它的形成体现了辩证的特征：一方面，英语世界的地理学家们，如哈维等人把“时间”概念以及“干预”观念引入地理学；另一方面，以列斐伏尔、福柯等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们，把分析的视野从时间转向空间。没有这两个方面的融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极具吸引力的“地理学想象”，不可能形成今天多学科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的最重要成果是重新定义了空间，从而重新定义了地理学知识和人类通过空间营造体现出来的生存实践。

　　本文聚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趋势的形成中起着十分特殊的作用——那些对空间转向产生过实质性贡献的多数理论，不是直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激励，就是出于对其回应。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数激进学者仅仅限于政治学想象来审视空间转向。不过，在这种宏大趋势中，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一个局部的论题，如果不考虑到更广泛的各种理论动态，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会限制理论和政治的潜能。特别是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等处在聚光灯下的理论家提出的大观念及其政治学后果，而缺乏对那些理论所推动的历史叙事逻辑变化以及更大范围内形成的各种有说服力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分析的中层理论的研究。

　　在本文中，我们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某些变化（特别是激进思潮的兴起）为例来解读空间转向的形成及其代表的社会理论在基本方法论上的变化。地理学作为处理空间问题的专门学科，当然不能说它内部会出现向空间研究的转向。不过，它对空间理解的视角变迁，以及借助于这一变迁而逐步占据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在直接意义上见证了空间问题在当代的特殊性以及围绕其产生的各种理论叙事之意义：从必然性和决定论走向偶然性和情境论。这正是社会理论之时间偏好转向空间偏好（即空间转向）的基本含义。这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评价问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一样，地理学也经历了一个实证化的阶段。不过，这一路向隐含着一个极大的问题：拘泥于对象的事实性质，而走向实证的过程中，批判理论家便从其外部提出了城市地理学批判，例如德波在《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论》（１９５５）一书中，曾要求回应由资本主义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由汽车、可口可乐等现代事物堆积而成的景观所带来的对人类感觉的影响，从而打开了新的社会想象。在地理学内部，真正沿着这一方向的突破，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这一时期地理学的突破产生了多种动态。

　　首先是批判地理学或激进地理学的诞生。《对立面》（Antipode）杂志在1969年的创办是其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激进地理学是一个具有内部张力的批判理论运动，在其中，无政府主义是主流。就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Ｊ.布劳特是其中杰出代表，他曾在《帝国主义地理模型》（1970）一文中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地理知识进行了批判，而布劳特后来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1993）则是地理学领域对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最深刻的批评著作之一。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形成。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卡斯特的《城市问题》、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同时出版是其重要标志。尽管在一般研究中，城市社会学并不被简单地纳入地理学，但城市问题是当代地理学研究的焦点，这三位学者的理论也都成为当代地理学的重要资源，尤其是有关后现代地理学的核心思想，特别是哈维本人是作为地理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因此，我们亦可将之作为地理学内部的事件。

　　再次是70年代中期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复苏”。作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地理学具有很深的人文主义传统，这里的“复苏”便是针对主流实证化而言的。段义孚（Yi-Fu Tuan）、巴铁摩（Anne Buttimer）以及拉尔夫（Edward Relph）等人是这动向的重要代表，他们基于人类经验所推动的地理学的深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拉尔夫的《地方与无地方性》（197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976年公开发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1977）等都成为相关领域的经典。

　　最后，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英语世界出现了非常庞杂的地理或空间理论的“爆发”，奠定了90年代批判地理学的总貌。“后结构主义”主要是指福柯、德里达等学者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法国理论，他们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就人文地理学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它实质性地摆脱了德国哲学的影响，而沿着法国20世纪哲学的路线并由美国的政治学论题牵引着发展。（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等不同的名目便是在此背景中获得自己地位的。在这一动态中，因为对权力与话语关系的分析，福柯始终是最显著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近年来批判地理学的主要旨趣，即从空间建构入手对传统权力话语进行批判。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的突进来看，“空间转向”很难被视为某种单一性质的理论动态。实际上，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研究来看，人们对空间的普遍兴趣只是表达了一种理论态度：告别传统以实证主义为特点的方法论以及历史叙事上的决定论。

　　如某些学者所言，“无论牛顿或后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有关自然界是什么，却无人体验到那种不是由特殊社会文化形式所中介或构造的时空决定作用。”这正是列斐伏尔有关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这个思想的基本含义，也是今天各种空间理论的共识。对空间的广泛兴趣表征的是，理论界试图基于这个共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从而打开创造多样性生活的可能性。反本质主义、后主体哲学、反决定论（包括目的论和宿命论）之批判视角，以及多元、差异、公正、少数等正面主张，有关空间理论中的流行，只是其后果或征兆。本文不展开对这些主张的详细评论。在这些主张之间也存在着争论，由此亦引发了更大的地理思想的论争，比如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塑造的环境和社会形式，在今天迫使人们对作为社会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地理学想象之意义、使命及其哲学基础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不少地理学著作便是围绕此中心而展开的，在其中，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1989）、格里高利的《地理学想象》（1994）、哈维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皮特的《现代地理学思想》（1996）、马赛（主编）的《今日人文地理学》（1999）等处于显著的位置。有关２０世纪后半叶人文地理学进展的读本也反映了这种趋势。当然，这一趋势更重要地体现在大量有关空间、地理、城市、全球化、现代性论题的研究中，例如，泰勒的《现代性之地理历史学解释》。理学著作便是围绕此中心而展开的，在其中，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1989）、格里高利的《地理学想象》（1994）、哈维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皮特的《现代地理学思想》（1996）、马赛（主编）的《今日人文地理学》（1999）等处于显著的位置。有关20世纪后半叶人文地理学进展的读本也反映了这种趋势。当然，这一趋势更重要地体现在大量有关空间、地理、城市、全球化、现代性论题的研究中，例如，泰勒的《现代性之地理历史学解释》。

　　总的说来，“空间转向”代表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学的宏大变迁，而非某种狭义的思潮，它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个领域，不仅产生了许多中层社会理论，而且也拓展了知识学前提。这一总体动向的成果，可以用”地理学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来描述。imagination可以译为”想象“或”想象力“，前者指通过研究和教育传统而形成的知识，后者则侧重于由于特定背景所支撑的知识实践能力。”地理学想象“包括上述双重含义，它具有历史诗学和政治想象等多重抱负。”地理学想象“这一提法的流行应归功于哈维，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通过参照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一语而发展出有关地理学想象的思想。后来，格里高利曾经以此为题发表论著提出更宏大的知识构想，为其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强调的是，用imagination来指称或替代”知识“，本身就表明了一种知识学立场的转换，从客观知识（即近代认识论传统所确立的真理符合论）和代表全能理性的科学向主观知识和局部经验的转换。这是由结构主义推动形成的后主体哲学之知识氛围的一般特征。在这一氛围中，空间转向使“地理学想象”替代了“空间科学”。

　　地理学想象，体现了“联接、跨界和越轨”（connections,crossings,and transgression）等特征，即把当代创造性的和进步的政治学之中不同观念接合起来推动伦理和批判的实践。把不同知识领域、不同立场，以及理论和实践联接起来，打破学科、话语的藩篱以及它们与权力的联系，从而创造全新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

　　这一知识旨趣，从左翼激进主义来看，无疑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寻求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失败，它是后１９６８年代激进左派通过知识学在政治上突围的另一种思路，对应于各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版本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当然，在这一知识路径中，同样包含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路线，这些路线无论是来自更远的传统（如莱布尼茨的时空观），还是新近的产物（如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法国理论），都在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失败之后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资源。正是因为这一点，地理学想象异常复杂。

　　不过，无论地理学想象在渊源和构成上多么复杂，有一点仍然是清晰的，这便是其对启蒙运动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人类发展模式（话语和实践）的批判。与其他知识领域一样，这一批判因为对上述进程的不同定义，采取了资本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发展主义批判等不同表述。又因为这些对象都是欧洲的产物，在更深层的知识学层次上，地理学想象又包含着对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对这种话语和权力之理性崇拜和主体的自我陶醉的批判。这些批判，最初并非源自地理学传统，而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事业，地理学想象综合它们形成新的知识和政治实践。这也说明了在地理学对发展主义的批判中为什么会存在着显著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合流，为什么地理学想象也热衷于后现代化。

　　简言之，“空间转向”以及“地理学想象”，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化革命失败之后形成的激进知识实践的一个部分，它试图通过“空间”和“地方”视角再度打开资本主义话语和权力所封闭的历史和物化了的日常生活实践。由此得到的基本教训是，在资本主义主宰了人类历史实践和想象的背景下，如果不在话语上清理资本主义以及支撑它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我们就不能开创更好的未来。因此，从历史诗学和政治学角度来说，地理学想象的最重要意义同样可以表述为打开地方性实践的地理学想象力。这正是贯穿于人类文明历史的最深刻的逻辑和难题。

　　二、“空间生产的知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之性质

　　在地理学想象的演进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最重要的支持性资源之一。当然，它亦受益于这一过程，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升级是其主要成果之一。在狭义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由哈维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动态，它强调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两个维度分析资本主义（即现代性）城市化过程从而揭示开放未来的可能性。在广义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代表着由列斐伏尔提出的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动态。

　　向空间、城市、地方的转向，带来了许多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抱负不在于理论本身（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社会。城市以及更广泛的空间问题，成为实现这一旨趣的抓手是否可能？更进一步，这种理论上的转向，提出了哪些问题，且具有何种启示？虽然这些问题是我们对其分析后提出的，但它们却始终贯穿于上述两层含义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更精确地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兴起及其能够在整个地理学想象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在直接的意义上，都得益于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卓越工作。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丧失革命——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以起义和议会斗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解放形式——机会背景下，这些理论家以城市为落点重新思考新的革命可能性。在他们的理论进路中，无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间接的方式，都包含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这里我们用列斐伏尔和哈维的学术经历进行分析。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见证了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迁，也见证了空间转向面临的难题。我们以城市权（right to city）和差异权（right to difference）作为线索将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联系起来。2012年，哈维出版了《反叛的城市：从城市权到都市革命》向列斐伏尔致敬，后者于1967年撰写《城市的权利》、1970年出版《城市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奠定了政治学之维。列斐伏尔强调，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斗争的领域和形式发生了重要的转移，城市成为中心问题。在他看来，新的斗争应用的不是“空间的科学”（生态学、地理政治学、发展规划等等），而是“空间生产的知识”。他做了一个类比，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拓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在今天，有必要把“空间的科学”升级为空间生产的知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完成了《空间生产》，为后来全部的地理学想象提供了基本思想：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也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全部空间转向中处在核心的位置：它不仅定义了城市和空间在当代寻求更好生活的历史实践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直接把“空间生产的知识”作为理论研究和“科学”的目标。尽管哈维对城市权的理解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列斐伏尔有所不同，但有关这一基本思想的讨论，两者是一致的：主张城市权，就是主张对城市化过程的控制权，对我们城市形成和再造方式的控制权，以及我们以根本的和彻底的方式对城市进行再造的权力。这个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思想在当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化，亦反映了人类的一般历史诉求：成为自身的主人。

　　通过这一立场，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原委，而且还可理解其内含的问题。安德森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领域转向了文化领域，他对此持批评立场。然而，这个事实与另一个更深层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即２０世纪形成了与马克思时代具有明显差别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设想的以无产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解放成为问题。列斐伏尔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早期著述便试图通过日常生活以及现代性的结构分析来寻求政治的潜能。

　　值得注意的是，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脱离以工人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解放实践背景下，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更广泛的激进知识分子，大多采取了意识形态批判或文化批判的思路，即便像霍克海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定义为批判理论的内核、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作为落点来揭示现代社会结构的矛盾，他们的批判都呈现出后来所定义的话语批判特征。这一点可以从国内关注较少的意大利学者塔夫里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塔夫里在1968年出版的《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创造性地在建筑学领域引入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塔夫里看来，意识形态批判的特殊任务之一就是推翻永恒性和“价值”比较历史学的有效性，以及制度的神话。

　　尽管这种批评主要表现为对职业、专家话语的批评，但批评本身恰恰并非如流行做法那样以一种虚假的意识反对另一种虚假的意识，从而表现为价值上的口水战，而是一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理解。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批判恰恰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这一点上，塔夫里远比其他领域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一般研究偏爱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在这三元结构中，空间的再现即专家的和职业的，亦即意识形态的话语。不过，对话语的批判，是否能通过语言学的分析和他者（如阶级、种族、性别、生态等）立场的主张就能够实现，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多数后现代社会理论或文化理论的回答。与之相伴的倒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就建筑领域来讲，塔夫里强调建筑的这一特征：类型学、技术和生产关系、与自然以及与城市的关系在建筑关联域中有可能体现符号性，蕴含意义，并且强化其范畴，在这个范畴中每一种因素都在历史的制约关系中起到各自的作用。由此可以肯定，其讨论中已充分体现了多种要素之间的“过度决定”的辩证结构观，这是后来阿尔都塞在理论上所阐明的主题。

　　在整个空间转向浪潮中，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各种更新或升级，其重要的成就便在于对资本主义城市历史进程及其当代趋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列斐伏尔在这一点上是有重要贡献的，但又恰恰被他的统一性空间元理论诉求所压抑了，这又是多数后继者和研究者所忽视的。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将城市发展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问题，从策略上看，同时具有退守和进攻两个维度：在丧失了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机会的背景下，他试图以城市作为突破口，一方面从空间角度解释了革命条件（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试图在总体革命想象中以城市权为落点完成他的日常生活革命设想。

　　在出版《空间生产》的同时，1973年列斐伏尔还出版了一本较早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文集《资本主义的残存》（该著作1976年便译成英文，而前者则迟至1991年）。在该著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视角，强调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意义，并分析了资本主义残存的原因及革命方向。在其分析中，空间不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而是它的具体的表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正是通过空间生产实现的。基于上述原因，列斐伏尔仍然强调“总体革命”而贬低在既有资本主义空间（即生产关系）中的改良意义。资本主义从空间中的商品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一思想正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重要的贡献。稍后他在《空间：社会生产和使用价值》（1979）一文中具体地分析了这一观点。这个观点，尽管在后来哈维的研究中得到深化，但其意义与价值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重视。它实际上指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已经转移到狭义的商品生产（即劳动）过程之外。这一点正是我们时代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核心方面。在列斐伏尔之前，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家庭和权威”以及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触及这个问题，但其文化批判带给人们的印象是始终走不出意识形态圈子。后来阿尔都塞借助于结构主义的主体理论，从劳动力再生产入手清晰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已经转移到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之外。

　　以《空间生产》、《社会正义与城市》和《城市问题》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为摆脱意识形态批判怪圈打开了空间。除了列斐伏尔具有元理论性质的宏大建构，哈维实际上试图把意识形态问题移到城市化过程之中，而卡斯特则在生产过程之外以城市消费为落点思考阶级斗争重组的可能性。这一进展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物质过程分析拓展了思路。尽管卡斯特后来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但哈维及其学生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借助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哈维强调，空间形式并不是社会过程在其中展开的无生命对象，而是这样一种物，它以“社会过程就是空间”

　　这种方式“包含”了社会过程。也就是说，城市生活并非一种“物自体”，而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人、社会、自然、思想、意识形态和生产等各个方面。基于此，他套用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概念提出“地理学想象力”。在哈维看来，地理学想象也即是空间意识（spatial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使得个体能够认识空间和地点在他的一生中的作用，关心围绕着他的空间，以及认识到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交流被分开他们的空间所影响着。哈维强调”唯一充分地理解城市的概念框架便是同时包含并建立在社会学和地理学想象上的那种框架。我们必须把社会行为与城市呈现为某种地理和空间形式的那种方式联系起来。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某种特殊的空间形式被建立，它便趋向制度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社会进程发展的未来。“所以，哈维非常明确地将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要素之间的关系置于理解城市的中轴位置，并且试图从使用价值角度重构马克思的《资本论》，创造他所称的“人民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维持续地推动着对资本主义的地理学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时空压缩”、“弹性积累”、“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剥夺性积累”这些中层理论，还是其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主张为标志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都产生了很大的理论和政治影响。当然，在这一方向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并不只有哈维。例如，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经典的《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一书，可以说是80年代从劳动分工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以哈维为代表来观察“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进路，能够反过来更好地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的深化。我们看到，哈维及其学生们一方面聚焦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并通过对这一进程的理解发现实际干预现实发展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则深入批判流行科学和价值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从而推动历史叙事和知识学的进展，并因此打开新的革命实践所需要的历史诗学。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可回避的前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知识学上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过程的分析，又是这种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拜物教批判，从而还具备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这个特点说明了哈维四十年如一日坚持在教学过程中阅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因。从其学术生涯看，探寻隐含在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社会进步，这是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冲动，而他能够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出杰出的理论贡献，原因也在于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理解。他自己曾断言，尽管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的界限》是其最少受人关注的著作，但却是他全部研究的基础，也因此是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由于这一忽略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在此，我们以另一个例子来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这个主题的意义。1989年，哈维出版了在学术界具有极大反响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一书，这部著作与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具有相同的立场，即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他并非仅仅从形式角度揭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而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批判上，而是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阐明了这种文化经验的形成、性质和内在机制，因此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对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来说，“空间生产的知识”始终包含两个维度：以资本积累为焦点的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以及对流行话语的意识形态批判。两者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联接和维系的，这也正是它在形式上与更宏大地理学想象的不同之处。就后者来说，由于受福柯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话语批判始终是显著的趋势，多数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亦不例外。例如格里高利，他较早地推动了福柯理论在地理学中的应用。他曾论证地理学知识通过四种话语策略塑造了殖民想象的产物：把时间和空间绝对化，展示世界，使主题（和主体）规范化，以及使文化和自然抽象化。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种研究从地理学角度深化了对殖民主义世界观和欧洲中心主义科学观的批判。不过，这一方向不恰当地过度发展，亦产生了明显的问题：大量的分析实际上都是如何看待问题的立场争论，而非对问题本身的分析。福柯的权力和话语关系理论实际上成为不同的或替代的知识诉求的前提，“空间生产的知识”被置换成凭借不同知识进行空间生产的权利诉求。由此，权力话语的批判替代了对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的分析。如果仅仅在这一层次上来理解“空间生产的知识”，问题将会被扭曲。

　　实际上，只有通过历史地理的实际形成过程（即权力的过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欧洲中心主义知识的问题所在。在这一点上，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相关的直接成果，以及更广泛的其他历史和社会理论成果，亦是处在理论进展的最前沿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方面，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同时达到高潮，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一些激进学者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例如，布劳特关于殖民主义的世界模式研究，弗兰克关于长时段世界贸易体系研究，在直接意义上，都深化了由沃勒斯坦开辟的世界体系和布罗代尔主张的长时段视角。基于这些研究，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对以制图学、地理学为代表的西方理解和定义世界的知识传统和世界观的局限，从而亦能更深入地理解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关系理论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史密斯等人对“自然的生产”的研究，从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过程出发论证了当代生态学的主题：人类沉醉在虚幻的对自然的胜利之中。与一般生态学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重新弥合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当代首要问题，而是通过政治经济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确立，从而在话语上为寻求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打开了空间。也就是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不仅与法兰克福学派推动建立的启蒙批判具有相同的旨趣，而且还试图在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中打开新的实践空间。

　　在上述两个以地理作为落点揭示当代世界模式之欧洲中心主义实质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动态中，不仅始终包含着为别样想象扫除意识障碍的话语批判，而且始终试图通过历史矛盾运动分析为当代斗争找到落点和规划道路。哈维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无疑集中代表了这一特征。在此，我们不能完整地叙述全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成果，只是以列斐伏尔和哈维为线索简要地描述了其整体性质。这一理论进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卡兹尼尔森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1992年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一书，在该著的前言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工具，重要原因便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在城市问题上的良好理论表现。在此，我们进一步强调的是，如果这一理论动态不只是在理论上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而且为寻求解放斗争的认同基础和斗争提供了积极的思路，那么，由他们提出然而尚有待完成的有关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地方发展的中层理论也正是我们工作的入口。

　　三、“中国梦”：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理解当代中国的境遇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就其理论性质来说，是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情境中由马克思主义生发出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其着力点并不在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当代中国是无关的。实际上，在流行的“全球化”语境中，较之过去，中国今天更需要列斐伏尔所称的“空间生产的知识”，或者哈维等人所称的“地理学想象力”，并借助于这种知识建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并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空间生产的知识”的有效性有赖于回应当代社会历史发展各种问题的具体理论。在这里，笔者强调一个宏观主题：理解作为中国本土地理想象的“中国梦”及其“全球化”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亦面临一系列由发展带来的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理论争论。例如，道德是在滑坡还是在爬坡、市场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公平还是效率优先，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在今天，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当中国的GDP位列世界前列时，不仅我们面临着各种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压力，而且国人似乎在价值上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迷失之中。例如，我国汽车的产销量已成为世界第一，钢材水泥的产销量也是如此，当下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红火的建筑工地，几乎没有哪一个城市例外，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不少城市遭受持续雾霾之困。目前中国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然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上述这些现象说明：当代中国的转型，已不只是GDP所代表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国人生存方式的现代性转换；同时我们的发展方式并没有超出西方现代性的范围。

　　近年来，许多国外学者批评中国的发展重复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当然，说中国的发展方式并没有超出西方道路，这并非是说中国在制度上重复了资本主义，而是指对工业和市场的过分倚重，从而陷入了波兰尼所称的政府／市场二元结构，且进一步产生了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一致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一问题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值得深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益凸显的“接轨”或“国际化”话语，非反思性地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许多做法设定成现代化的标准。在这些标准的支配下，现代化变成了缺乏历史和地理想象力的社会机械进化。在今天，全球化话语便是最大的征兆。

　　全球化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分析概念，还是一种历史叙事的修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话语，在意识形态上，它是现代化的变体。从国际领域看，随着对现代化神话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逐步退出话语领域，而全球化则成为“人人爱唱的歌”。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增强从而形成全球文明，这是无须在今天用“全球化”来陈述的事实。“全球化”作为话语的流行，其核心在于消解了“现代化”之中具有明显目的论痕迹的由欧洲定义的“现代”之时间意识，代之平面化的“全球”空间意识。这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秘密，即仍然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向同质性的资本化的全球空间的生产。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本发展的趋势：（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基于上述论断，当代大部分全球化理论都将马克思视为自己的先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马克思作为证据来证明资本生产在全球的扩散是一种合理现象，那么这恰恰歪曲了他的理论。马克思始终反对把一切地点都变成资本生产以及万物商品化的那种现代性规划。不过，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许多地方已超出了马克思基于自己生活的时代条件的分析，其中之一便是生产制度已经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即万物商品化的直接结果便是空间的资本化。这实际上正是当代“全球化”话语所致力于辩护的东西。

　　对于这一话语，并非没有人警觉。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一直遭到理论界的批评和各种社会运动的抵抗。与之并行，作为更加有力的力量则是各个地区，包括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重塑本土想象，推动地方的生产。也就是说，从全球的现实来看，全球化亦表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无论是基于现实的压力，还是地理学想象的呼唤，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建构几乎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追求。在上述背景中，“中国梦”并不仅仅代表近一百七十多年来在西方现代化压力下民族复兴和繁荣的历史要求，而且代表在当代全球转型中创造新文明的现实追求。在此意义上，它亦是一种面向未来可能性的地理想象，一种与流行的资本生产不一样的空间生产，一种与西方现代化不一样的文明模式的创造。

　　因此，从实践角度来说，“中国梦”代表着地理学想象所揭示的那种历史诗学。话语的深处是诗学，历史的深处是未来，是否能够通过梦想的诗学打开未来，取决于这种诗学所触及的历史深度以及由此获得的力量。显然，这有赖于我们对诸多社会矛盾的分析。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生长过程中一再触及的问题。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地理学知识的过程中，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皮特便强调社会形式及其社会科学主流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功能性，并由此出发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建立在社会矛盾分析上。这也是塔夫里在建筑学领域中所主张的。在塔夫里看来，意识形态的批判带来了历史分析要求，但这一批判也面临着一个逻辑上的困境，即“历史不会提供答案”。因此，在他看来，“目前的任务并非来自历史的制约关系，历史学家不应将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的延续性奉若神明。更确切地说，对历史的剖析必须密切结合现实的论争，认识其模糊性、价值及其迷惑性，向建筑师提出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可以自觉选择并且不受观念所左右的问题。换句话，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矛盾性并且在这种矛盾的现实中严格地赋予历史一种创造新的形式世界的使命”。这也正是哈维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家致力于推动的。因此，全球化的矛盾构成他们近期分析的焦点。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德里克关于“全球现代性”的看法。在他看来，全球化对现代化的替代产生了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我们并不能通过采用别的术语把问题取消。他主张用“全球现代性”来描述当代全球状况：一方面，通过承认西方现代性在全球扩散的事实充分警惕全球化话语的目的论；另一方面，则必须认识到“统一和分散、同质性与异质性、历史遗留与当今现实，这些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种殖民遗产的残余，同时也打开了一种新的空间，使得人们能够将全球化转化为一种有利条件，有利于地方共同体为生存和正义而进行的日常斗争”。

　　“中国梦”在今天的表述，体现了由历史理解产生的话语深度。我们有理由予以更多的期待，把地理置入社会历史进程中，从中国与世界历史的相互建构过程中丰富这一地理想象和地方空间生产实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