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皮凯蒂的 《21 世纪资本论》 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一个事件 （Even）t。“事件”与“事情”的区别在于，前者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而后者只是已有可能性的结果。可以预见，该书的出版将会引起全球知识界对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兴趣，引发对出身与继承、国家与市场、自由与平等问题的讨论。这本书被译为 《21 世纪资本论》 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这本书更多的是讨论财富问题，而不是资本问题。其实，与其说皮凯蒂用这个书名是在向马克思致敬，不如说是在向知识界主流挑战。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皮凯蒂将其著作命名为 《21 世纪资本论》，这简直就是向知识界发起直接的挑战。书名如此令人震惊，不仅仅在于它是对马克思巨著的明显引用，更在于皮凯蒂一开始就通过让人们想起 《资本论》 的方法，把自己的分析同当代大多数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划清了界限，以此表明他是在回归一个更古老的传统。”［1］

　　从本质上看，皮凯蒂的书是一本关于财富的书，而不是一本关于资本的书；是一本资本与财富史的著作，而不是一本资本或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著作。在皮凯蒂的书中，资本没有被定义为用于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资料，而是定义为人类创造的一切可以市场上交易的所有价值，不论这些价值是用于赚钱还是享受。虽然皮凯蒂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他把 300 年的财富史和不平等的变迁做了基于历史大数据的描述。“但是，对于为何会出现不平等和寡头政治倾向，他的解释有严重缺陷。他的建议，作为不平等的补救措施，如果不是空想，那么也是幼稚的。他确实没有为 21 世纪的资本提供一种动作模式。为此，我们仍需要马克思或他的著作现代版的‘等价物’。”［2］

　　如何理解皮凯蒂的理论和政治立场？我们认为，他的理论立场介于马克思式对资本主义的灾难论解释与库兹涅茨曲线的乐观主义解释之间，他的政治立场介于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与激进左派之间。对前者来说，面对资本主义“我们别无选择”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对后者来说“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皮凯蒂相信，现有的世界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 19 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3］。同时，他又认为，从 20 世纪“社会国家”的成就和再分配政策工具的运用来看，资本主义又是可以改进的。因此，我们无需在消灭资本主义和放任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自己的立场是超越左右的。

　　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

　　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变化是西方经济学科学范式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特征是使经济学与道德和政治脱钩，成为价值中立的纯粹科学。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 1932 年的 《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 给经济学下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把人类行为作为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资源配置的纯技术性科学。皮凯蒂把自己的著作视为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回归，是对 19 世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的继续。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皮凯蒂是“21 世纪的李嘉图”，而不是“21 世纪的马克思”，因为李嘉图的稀缺性原理不同于马克思立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但是，就经济学既要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又要研究阶级关系的变化而言，皮凯蒂与马克思传统仍然是有联系的。

　　皮凯蒂把马克思称作 19 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工业化时代生产发展的原动力，而且指出这种发展是以牺牲工业无产阶级为代价的。在皮凯蒂看来，马克思的结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历史根据的：“无论如何，在 19 世纪 40 年代资本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4］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才宣告：“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5］后来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通过利润率下降规律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皮凯蒂看来，马克思的悲观预言没有实现，因为技术进步的增长效果部分地平衡了资本积聚带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但皮凯蒂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 21 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 19 世纪的影响。”［6］20 世纪末欧洲发达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皮凯蒂用 300 年的历史不仅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而且证明了库兹涅茨基于 30 年的材料所提出的“倒 U 字”理论的错误。

　　如何理解皮凯蒂的回归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含义？把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拉回到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固然是“回归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之一，然而，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回归”的其他方面就不能理解他的著作。皮凯蒂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内在地包含着道德和公共政策的政治含义，这一点直接针对的是新古典主义。皮凯蒂明确说他不喜欢“经济科学” （economic science） 这一表述，因为这一概念表现出当今经济学帝国主义特有的傲慢自大，因此，“我更喜欢‘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这一表述，它可能显得有些过时，不过在我看来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7］。目前的经济学在他看来存在着致命的局限性，它牺牲了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启示，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正如他所说的“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8］。皮凯蒂是欧洲思想传统培养的社会理论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波士顿教书时的梦想就是回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书，在那里有吕西安·费夫尔、布劳岱尔、列维·斯特劳斯、布尔迪厄、莫里斯·古德利尔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与其说皮凯蒂想成为一个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标准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更想成为法国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那些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声望推动社会进步和自由民主事业的知识人，就像萨特、福柯、德里达和布尔迪厄等人那样。皮凯蒂在谈经济学现象时，总是不忘记数据背后的生活意义。比如，国民收入的增长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结构，而且是人们的生活，每年增长 0.1%的社会与每年增长1%的社会经过一段时期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别。皮凯蒂的政治经济学也包含着哲学的思考和价值维度。皮凯蒂指出：“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常理。每个重要政治巨变的核心都包含着财政革命。”［9］皮凯蒂的研究没有追求经济学式的纯数学描述，而是试图把理论逻辑与历史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如何表述皮凯蒂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我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解释。哈贝马斯在谈到马克思的 《资本论》 的研究方法时指出，“通过他的对商品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达到的基本的价值理论论断使他能够同时从观察者的视角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描述为危机缠身的资本的实现过程，同时又从参与者的历史视角描述为冲突缠身的阶级互动过程。”［10］前者是马克思理论的系统理论优势，后者是它的社会理论优势。通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客观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矛盾关系的核心线索，以及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之间的互动规则，“运用这些规则，关于价值自我维持的过程的系统论断可以被翻译为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判断。”［11］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 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他通过两个基本定律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根源做了理论的阐述，而他的大量文学历史材料对不平等的历史表现做了经验的描述。

　　皮凯蒂的研究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理论工作者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也不能停留在印象式描述上。我们既要解释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趋势，又要解释这一过程对人的生活和阶级关系的影响。

　　回到 《人权宣言》：自由民主主义规范立场

　　皮凯蒂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在于，他认为 21世纪的资本主义正在回到 19 世纪初的极端不平等年代，在那个时代，一些人可以依靠遗产过奢侈的贵族生活。皮凯蒂的批判基于这样一种规范立场，即人际间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应该是来自劳动和努力，而不是来自不合理的租金或遗产继承。这种立场既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它要求社会消除一切不合理的不平等，只保留合理的不平等。皮凯蒂为什么持有这样的立场，这既与他的生活经历，也与近几十年来正义理论的发展有关。

　　皮凯蒂回顾自己的规范立场的生活世界基础时说：“1989 年我 18 岁，那一年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还是柏林墙倒塌的一年。我们这一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或者对于苏联没有丝毫的喜爱和怀念。”［12］这一陈述的意义何在？皮凯蒂对苏联模式毫无好感，却对法国革命的理想情有独钟。作为“68”的一代，他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繁荣的“幸运时代”，后又经历了 20 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复辟和极端不平等的年代，不同历史经验的对照构成了他思考问题的经验基础。自从 1970 年代罗尔斯的 《正义论》出版后，在西方一部分学者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被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问题所取代。罗尔斯强调，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必须公平地对待所有人，消除一切影响人的生活的道德任意性因素，包括出生和才能造成的不平等，保留个人的努力所产生的不平等。德沃金认为，平等是至上的美德，应该消除一切与人的选择和努力无关的不平等，保留与它们相关的不平等。这些理论显然对皮凯蒂确立自己的规范有重要影响。

　　皮凯蒂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正当性的规范理念追溯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源头。法国 《人权宣言》 第一条说：“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第一句话可以为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原则的宣称，第二句话可以理解为通过平等原则对自由原则进行限制。显然，皮凯蒂的观点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一致的。皮凯蒂对 《人权宣言》 第一条的理解包含着现代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双重逻辑，即现代社会应该有两个逻辑，一个是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本逻辑，一个是以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再分配逻辑，两个逻辑都可以用 《人权宣言》 第一条款来解释。虽然人们对“公共福祉”应包括什么样的实质内容是有争论的，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在笔者看来，是否承认现代社会的双重原则，是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标志。

　　以上可以看出，皮凯蒂的理论所依赖的规范立场并不激进，但足以提供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立场。皮凯蒂对公平正义规范的诉求表明，经济学家不是价值中立的数据处理器，他必须拥有在当代道德水平上可以加以辩护的规范立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皮凯蒂的规范诉求缺乏革命性，因而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宰世界的时代，这种规范立场具有积极的意义。

　　财富不平等重要吗

　　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认为，皮凯蒂的理论框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第一，他没有从资本主义本质出发揭示出它的不平等的根源，因而没能对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趋势等作出客观的因果解释；第二，皮凯蒂运用的资本概念是模糊的，他没有把资本理解为生产资料或剥削工具。前一个缺陷意味他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历史描述的水平，这就使得他的两条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实际上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描述性规律；而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规律，后一个缺陷意味着皮凯蒂的理论混淆了资本与财富，用财富的不平等取代了生产资料占有制上的不平等。这些批评有其正当性。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些批评，我们还是要问，难道财富不平等就不重要吗？笔者认为，即使皮凯蒂没有触及到资本的本质，他对财富的不平等讨论仍然是重要的。

　　皮凯蒂对不平等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经济层面上，如果初始资本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而且资本收益率一般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社会将会越来越不平等，这是对经济不平等的客观的经济分析。同时，资本的收益率受资本规模影响，大资本比中小资本有更高的收益率；在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工人和资本家的集体谈判力量是不同的，因而工资增长率不仅取决于增长，也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变化。

　　在描述社会不平等的特征时，皮凯蒂引入了“财富寡头制”和“遗产资本主义”这两个重要概念。财富寡头制是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全球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集中在财富最多的前 10%的人的手里，特别是前 1%的人的手里。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不仅是财富不平等结构的恢复，而且是遗产社会的复辟。在皮凯蒂看来，财富不平等问题与资本主义系统是否完善无关，也与有钱人的贪婪没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富豪的财富来源如何，他们的财富就会自动地产生出更多的财富，这就是遗产资本主义的本质。皮凯蒂形象地说：“高老头的意大利面食可以变成史蒂夫·乔布斯的平板电脑，1800 年对西印度群岛的投资到 2010 年可能变成对中国或南非的投资，但资本的深层结构是否有所不同？资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和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13］皮凯蒂承认，遗产型资本主义或者说继承型资本主义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候都是遗产型社会，即很少有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在收入等级中所处的位置。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少数人有遗产。今天，随着社会平均财富的提高和不平等的加剧，不仅少数超级富豪拥有遗产，介于最富有的 10%富豪与 50%穷人之间的 40%中产阶级也进入到遗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的收入除了自己的消费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代，于是，当今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世袭中产阶层”。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皮凯蒂用“财富寡头制”与“遗产资本主义”概念描述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特征是非常有意义的。人们对正义的关注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关注代际内的平等，二是关注代际间的流动性。而“财富寡头制”和“遗产资本主义”恰恰抓住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越来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另一方面，这种不平等又通过“遗产资本主义”在代际间固化，结果是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在当今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中，皮凯蒂突出财富不平等问题有多方面意义。

　　第一，自“68”革命后，西方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出现了“后物质主义”转向，许多学者认为，对经济不平等的批判已经变得不重要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和焦点不再围绕着收入和财富分配展开，而是表现为围绕着自我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后现代主义认为，围绕着文化和符号权力的斗争已经取代了阶级间围绕着分配和生产地位的斗争。我们不妨看看哈贝马斯这一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他认为，随着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扩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已经发生了变化，经济危机和财富不平等问题已经被“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所取代。我们今天社会的病症不是财富的不平等，而是生活世界的官僚化和金钱化。

　　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为时过早，这最多是描述了 1950~1980 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从皮凯蒂的 300 年历史观之，资本主义的趋势没有改变。今天的历史已经证明，加尔布雷斯 1950 年代所说的“富裕社会”已经被贫富两极化的社会取代了。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劳动者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改变自己在财富等级中地位，如果超级富豪无论如何挥霍仍然富有，如果贫困不仅意味着生活享受的差别，而且影响到教育、医疗、休假、旅游等人类的基本需要，那么，财富的不平等就不再是心理的感受，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痛苦。皮凯蒂的著作在文化和符号权力理论、承认理论、认同理论余波未了之际，及时地把经济不平等这一古老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可以说是对社会批判和公共政策辩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二，食利者社会或遗产型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巨大的挑战。食利者社会与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是相冲突的。“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更多的是由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由遗产和租金。”［14］虽然有人主张区分财富排行榜中通过继承而成为富豪者与通过创业致富者，也就是应该区分彼尔·盖茨和与利利亚纳·贝当古的财富。但是，在皮凯蒂看来，不论财富的来源如何，只要钱生钱的逻辑存在，最终结局是一样的，“当盖茨在退休之后其财富也在保持同样的高速增长。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照自身规律增长，而且只要规模足够大，那么财富可能会连续高速增长数十年”［15］。

　　第三，极端的不平等是对民主制度的挑战。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控制的不平等会瓦解民主的社会基础呢？皮凯蒂没有解释，但从他的著作不难找到线索。首先民主要求人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即使存在着不平等，其不平等也仍然处在道德合理性和政治可接受性的范围内。极端的不平等之所以对民主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通过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累积效应，把一个社会撕裂为两个世界。如果未来世界不仅有由于继承财富造成的巨大的不公，而且还有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16］其次，民主需要共同的意愿和参与能力，极端的贫富分化和极端贫穷的存在，不仅会损害民主参与的意愿，而且人们会因为贫困失去接受教育和培养自信心的条件。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对社会的要求是每个成员都不应该因任何理由被遗弃。除非能实现社会包容与和谐，否则，民主社会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与民主是矛盾的。

　　“社会国家”是否值得捍卫

　　皮凯蒂的中间立场还表现在他对社会国家的态度。社会国家就是我们常说的“福利国家”。对待福利国家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左派认为，福利国家是戴着面具的资本主义；右派认为，福利国家是偷偷摸摸的社会主义。现有的社会国家体制是有缺陷的，效率低下、官僚化和损害人的尊严是人们对福利国家指责的理由。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福利国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发明，也是现代社会的巨大成就。按照 T.H.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社会福利是继自由权利、民主权利之后的第三代公民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说 《21 世纪资本论》 在时代诊断和批判上的重大贡献，是揭示了当今资本主义正在向财富寡头制和食利者社会的倒退，那么用以对抗这种倒退的则是他的社会国家重建论。在解释本书的写作动机时，皮凯蒂明确地说，他分析自 18 世纪以来财富分配以及贫富不平等结构的演变，是希望提炼出有益于未来的经验教训。新自由主义是极端反“社会”的。撒切尔曾经说，根本不存在社会，存在的只有个人和家庭。基于这一立场，新自由主义试图取消一切妨碍市场竞争的社会保护，消除国家对市场分配的干扰。激进左派也反对福利国家，认为它把经济平等和物质富裕作为社会解放的目标，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束缚。因此，在他们看来，即使福利国家成功地实现，它也只是一种带着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皮凯蒂虽然很年轻，但没有陷入愤世嫉俗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看来，“以 20 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社会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这些制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17］。

　　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人类在 20 世纪取得的重要成就，遗憾的是，今天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20 世纪福利国家的繁荣得益于一系列条件：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强化了人们休戚与共的社会感，战后每年 5%的高增长使人们愿意支持公共开支，民族国家的独立的财政和金融体系使国家具有再分配能力。但是，这三个条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所有国家竞相减税，每年不超过1%的收入增长削弱了人们对福利国家的支持，社会的网络化、高流动性瓦解了福利国家依赖的社会团结，全球化使民族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能力大大减弱。因此，欧洲许多福利国家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

　　但皮凯蒂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不是经济支撑能力问题，而是政治意愿问题。他指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人从来没有这样富有，国家从来没有这样贫困；从技术上说许多国家负债累累，已经破产，而私人却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这一悖论表明，福利国家面临的困难不是客观的物质限制问题，而是社会理念和政治意愿问题。20 世纪福利国家的成功也表明，通过资本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国家可以为社会福利筹措到充分的资源。因此，福利国家的关键不是经济，而是政治。皮凯蒂主张对超过一定水平的富人财富征收 5%或 10%的资本税，对收入征收更高的累进所得税。这些措施并不十分激进，它容忍了相当大的有违于“社会福祉”的不平等。即使如此，这一方案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这正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拯救社会国家？皮凯蒂特别强调要扼制不受控制的全球化趋势。“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赌注都押到民主上……民族国家仍旧是适当的平台，21 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使社会和财政政策更加现代化，发展新的治理形式和介入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18］皮凯蒂强调，民主制度要恢复对资本主义的控制，必须对民主和资本主义进行不断改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对社会国家的改造首先要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其次是实行更高的资本税和累进所得税，最后是提高社会国家的透明度，改善其管理。概括地说，就是通过资本税减少资本存量的不平等，通过累进所得税降低收入流量不平等，通过信息和管理的透明化提高对福利国家的民主控制。通过这些措施，皮凯蒂希望调和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冲突。

　　结语

　　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 《21 世纪资本论》 的观点并不特别新颖，实践立场也不够激进。右派可以指责他危险地跨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营，左派认为他仍然止步于资本主义世界。表面上看，这种理论两面都不讨好，然而却是它受欢迎的原因。在我们时代，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是不满的，正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表明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方案没有产生出来前，人们必须容忍皮凯蒂式的不完美方案。我们需要从他的著作的平凡中读出不平凡。在自由主义声称“我们没有选择”和左派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两者之间，他抓住那些可以改变的东西，这就是在21 世纪基础上完善福利国家。这一立场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对我们思考全球资本主义问题，而且对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努力解决的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不平等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皮凯蒂本人所说：“中国读者初读时可能会觉得事不关己，甚至以为目前欧美这种日益增长的对不平等现状的担忧仅限于发达国家，这些富国的烦恼与中国相去甚远，中国的要务是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保持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的迅猛势头，改变贫困人口的命运。这恐怕是完全想错了。”［19］中国今天面临的不仅是发展问题，而且还有分配问题。中国要想从诸多矛盾中开出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必须认真思考资本主义 300 年的教训。

　　参考文献：

　　［1］［2］ 保罗·克鲁格曼.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新“镀金时代”——评托马斯·皮凯蒂的 《21 世纪资本论》 .国外理论动态.2014 （9） .

　　［3］［4］［6］［7］［8］［9］［12］［13］［14］［15］［16］［17］［18］［19］托马斯·皮凯蒂，巴曙松等译.21 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9、11、592、34、507-508、32、116、435、454、430、495、591、XVI.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10］［11］ Ju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 2） . Polity Publisher，1987：334、336.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