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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洛克莫尔:社会批判理论之后

来源:《哲学动态》2012 年第 9 期 发布时间:201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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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人类曾尝试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改变社会,包括哲学、宗教、科学等等。在西方传统中很早就产生了将哲学和社会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的努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哲学的社会作用提出过要求,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有洞见独立于心灵之外的实在本身的特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行为以至善为目的。哲学能够改善人类命运这一观念一直回响在西方传统之中。在现代,康德认为理性内在地和人类的目标相一致,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揭示了当今时代的秘密。

  19 世纪产生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相反的观点,它认为哲学不是对问题的解决,哲学本身就是问题。因此,黑格尔关于 “哲学总是事后到来”的信条被其批评者认为,他提出了哲学无能论,这没有提供改变现状的思想来源,不会也不能对问题的解决做出任何贡献。

  直到黑格尔,西方哲学家们常常认为自己肩负着社会使命。黑格尔之后对哲学的社会相关性的信仰缺失是导致 20 世纪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运动的因素之一。这场曾经看似前途光明的运动,今天由于各种意图和目的而终结了。社会批判理论所做出的承诺现在看来似乎也不能实现了。本文试图对产生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做出深刻的思考。我将论证两点: 第一,这种形式的社会批判理论建立在一种内在矛盾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个矛盾导致了、事实上也必定导致它的衰落。第二,社会批判理论仍然是可能的,但却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那种形式。

  一 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

  和国家社会主义一样,社会批判理论是其时代和环境的产物。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民主政治短期实验的魏玛共和国的解体过程。使阿道夫·希特勒走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权力之路的社会形式,同样也影响了 1923 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立。大约在同一时期,马丁·海德格尔在政治上转向了纳粹主义,他以其存在论为理论基础隐晦地认为纳粹将为德国人民带来光明的前途,也正是因为纳粹,他背叛了思想而为非思想服务。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成员是犹太人,他们被遣散和驱逐。

  社会批判理论最早产生于霍克海默的一项研究课题的框架之中。霍克海默于 1930 年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并成为 《社会研究杂志》的首任主编。在 1937 年写作的一篇重要文章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倡导注意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基本区别。霍克海默认为,笛卡尔的 《方法论》代表着传统理论,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代表着批判理论。我们记得笛卡尔在他的讨论开始之际指出,因为评论者们彼此不能达成一致,我们就需要一种使大家的讨论奠基于其上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被康德称为达到知识的可靠道路,就这一点而言,康德是一名笛卡尔式的人物。由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代表的批判理论所关心的不是社会的发展,而是要批判社会。

  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分的最初表述是不清楚的,也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澄清过。他的总体关切植根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回应。一般而言,他所理解的传统理论关心的是在以往讨论的社会界限内解决或处理某些问题。而批判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批判理论,关心的是解决社会问题,但却以改变讨论本身为代价。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这可以被描述为解释但却不改变世界与解释同时也改变世界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产生于对以往西方哲学传统的回应。从柏拉图到康德,一系列重要的西方哲学家都支持这种柏拉图式的观点,即哲学具有不可或缺的社会作用,只有哲学家才能最终有所知。柏拉图在 “洞喻”中说明了这一点,推断哲学不但是最高的人类生活形式,而且对于社会生活也必不可少。相同的基本观点在两千多年后的康德理论中重现。康德在他博大精深的哲学中指出,人类理性内在地和人类的本质目标相一致。因此,正如苏格拉底早已在古希腊时期所指出的那样,要创造一种具有社会相关性的理论所需要做的全部,就是坚持考察人生。因此,哲学实践变成了对怎样生活、怎样更好地生活和怎样生活得更好等深层次问题的回答。

  二 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之后的一代人对黑格尔的接受。当 1831 年黑格尔逝世时,广义上被称为黑格尔学派或者更准确地说对黑格尔思想感兴趣的那些人,很快就分裂成了所谓的黑格尔左派和右派。学派的分裂出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当事人与德国大学体制的关系,他们关于有组织的宗教的不同观点。黑格尔右派稳稳地占据着大学的教职,他们倾向于认为黑格尔支持宗教,因此从宗教方面解释黑格尔。黑格尔左派,除了埃德加·甘斯外都处于德国大学体系之外,认为黑格尔右翼对黑格尔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左派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是对宗教的支持、对现状的肯定和对德国复辟的认同。

  对黑格尔的这种解读基本上是错误的,后来它僵化为一种标准状态。这种解读有两个方面的错误。首先是认为黑格尔的理论导致或者意在导致一种基本的宗教观,这是错误的。和黑格尔右翼不同,黑格尔并未给予宗教以特权,相反他使宗教服从于作为认识来源的哲学。《精神现象学》提出了一种认识理论,认为宗教建立在表象基础上,它还不是哲学,哲学建立在概念基础上。在黑格尔看来,表象是一种传统的但却有缺陷的认识方式,而认识方式的顶峰是哲学。换句话说,宗教指向仅仅靠哲学才能认识的东西。可见,黑格尔并不赞赏宗教高于哲学,恰恰相反,他在认识论的基础上以哲学取代了宗教。更进一步说,黑格尔从未宣称过历史或者世界历史在现代德国国家中终结。

  根据这种黑格尔左翼的解读,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问题本身而不是对问题的解答。这种解读在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达到了标准状态。恩格斯在他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简洁地陈述了他的很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哲学上自学成才的恩格斯,在这本小册子里论述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与这种传统的关系。恩格斯对马克思与现代哲学的关系的解读所依赖的是费希特和谢林。在1797 年的 《〈知识学〉第一导言》中,费希特区分了唯心主义和实在主义,将其视为两种不相容的哲学形式。在《论现代哲学的历史》的讲演中,谢林区分了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基本上代表着否定哲学,这种哲学未能掌握社会状况,而他自己的理论则是肯定哲学的代表。

  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恩格斯暗自相信费希特的观点,将唯物主义置于外在于哲学或者超越哲学的位置; 他同样也相信谢林,认为唯心主义不能认识只有唯物主义才能认识的东西。恩格斯认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问题在于,当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和超越哲学的方法之间做出选择。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并终结。黑格尔和其他唯心主义者一样,不能解决那些真实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仅仅能够通过唯物主义的方法获得解决。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理论受同时身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费尔巴哈的启发。费尔巴哈这位一只脚在唯物主义中另一只脚在唯心主义中的哲学家,向马克思指出了走出唯心主义并且通往唯物主义的道路。

  恩格斯对现代德国哲学性质的诊断既是有影响的又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没有受过哲学训练,他对哲学所做出的基本的错误解释就不足为怪了,比如他认为物自体问题可以通过实践和工业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是西方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几位思想家之一,但是认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则是错误的。恩格斯将马克思描述为超越哲学之外的唯物主义,这是更有问题的。既然 “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形式,马克思在与该术语相关的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是很不清晰的。但是,他提出马克思是一名批判性的思想家则切中要害,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关切社会的变革,这也是马克思本人提到的。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读将政治经济学和真正的历史辩证法结合了起来。他认为,马克思观点的详细展开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这种批判预设了一种唯物主义视角,使马克思能够抓住真实的历史主体。在恩格斯看来,正是因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决裂,他才能够有所突破从而达到社会现实。

  在意图和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马克思着手形成自己理论立场的著作和他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也存在着差别。马克思的意图很清晰地表述在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著名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这里,和康德、费希特一样,他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提纲》的第十一条中,他宣布他意在改变世界。马克思清楚地提出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实践路径被广泛接受了。那些在恩格斯看来要在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按理说既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也没有成功。

  后世思想家的理论总是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认为前人对问题的解答是失败的,在对老问题提出新解答的过程中,他们修改了前人的理论,一般来说也改变了讨论的方向。就与前人的观点而论,尽管这些改变都是真实的且有时是重要的,它们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差别。尽管有违初衷,后世思想家们是在延续着、改变着、重组着之前的哲学传统,但却没有与之决裂。因此,费希特没有与康德决裂,勿宁说他是在康德的基础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康德。黑格尔对康德和费希特具有类似的关系。

  虽然马克思也许曾经试图抛弃德国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他未能做到,并且他仍然试图把握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能在哲学之外解决,相反,应该在哲学内部解决。一个人有可能做到对哲学视而不见而抛诸脑后并且放弃哲学关怀。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既抛弃哲学、又在解决哲学难题方面做出贡献。

  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引证了一系列的因素,包括所谓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这个假定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据说对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十分重要,它和 《资本论》第二版 “跋”中的一些晦涩段落相照应。马克思的意思在这里是不清楚的,但是显然没有一个简便的方式比做出如下说法更强烈的论断,即马克思在做出改变之时试图采用他在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方法论路径。

  恩格斯坚持的那种假定的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他的文本中也从未得到解释。在费希特的头脑中有一种认识论解释,认为主体是唯心主义的,客体是唯物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恩格斯信赖费希特的这一观点。既然马克思像费希特一样,将其理论奠基于作为 “有限的人类”的主体概念之上,那么断言马克思离开唯心主义而转向唯物主义就是有待解释的。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桥梁。但是,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或者说他自己的理论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唯物主义的,这个论断缺乏证据。

  最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马克思从哲学起步,但是他的著作却表现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持续增加的关注。就其对政治经济学的投入程度而言,马克思当然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者不同。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而与其他人有所不同,黑格尔和费希特也以不同的方式关注政治经济学,黑格尔还写了一本关于杜阁尔德·斯图尔特的书,这本书后来遗失了。

  三 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贡献

  我们可以从上述论述中总结出两点。第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本质区分而非程度区分为基础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批判理论提供了模板。这种区分作为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特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还有关系稍远点的埃里希·弗洛姆、卡尔·威特福格尔、雷蒙·阿隆等人理论贡献的基础是成果丰硕的。第二,这种区分起源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解读,它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解读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或者社会批判理论所依赖的这种区分后来在该学派第二代最醒目的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著作中被消解了。

  哈贝马斯的写作范围很广,他是当代最博学的学术人物之一。有几个原因表明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很重要: 首先,这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遗产有深思熟虑的判断; 其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试图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它依赖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第三,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分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而哈贝马斯要使所有形式的这种重要区分具有可行性。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要讨论哈贝马斯思想的全部,而是要集中于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那种基本区分之间的关系。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跨越 30 多年,零碎地出现在一系列文章和专著中。在他的著作中,这种解读的作用变化不定。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句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综合陈述。更进一步说,今后他也不可能对此给出一个论述,因为他的兴趣已经超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并且转向了如何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据我所知,在大量研究哈贝马斯思想的二手文献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注意到,没有人就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做什么重要的研究。为了考量他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有必要对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的框架做一个回顾性的重建。

  一般而言,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否定了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或许认为根本没有任何差别。哈贝马斯从来没有真正讨论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确切关系这一问题,实际上他通过运用包括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 “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回避了该问题。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一般特征是他不坚持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他对这种连续性持批判态度。第二个特征是他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神圣化但却棘手的本质区分。第三个特点是他表明,通过恢复准康德式的完全自由的主体,他的交往理性理论能够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怎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呢? 我们可以用既概括又具体的术语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般的回答是,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具有实践意图的历史理论。在他的解读中,“实践意图”这一术语表明了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关心。马克思曾在很多地方暗示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那时哈贝马斯也常在 “关切人类解放”这样的标题下涉及这种关系。在最初或者其著述的解释阶段,哈贝马斯站在对马克思做哲学化的解释者一边,对传统哲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并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别。但他还不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者。在接下来的讨论的批判阶段,他很快拓宽了他的批判态度,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包含在他的批判对象之中。他详细阐述了对马克思的认识论批判的开头部分,后来在后续著作中展开了这个认识批判,并为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提供了基础。

  接下来的批判阶段始于将历史唯物主义置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努力。哈贝马斯悄然效仿科尔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具有实践意图的、可证伪的历史理论。在这一点上,他引入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并且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保持着对这个批判的修改和复述。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没能提出具有实践意图的历史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在后来关于这一点的论述中,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以具有目标指向的劳动作为他的基本概念,但是马克思未能区分劳动和交往。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方法迫使他将反思层面的活动和体力劳动相等同,也就是说,将整个文化领域降为作为基础的经济层面。

  这个批评很重要,也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经常拒斥所谓的资产阶级哲学立场,而青睐被夸大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主张。比如,科尔施谴责所谓的缺乏前提的资产阶级哲学关怀;卢卡奇认为当前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还原到商品之谜中去的。相反,哈贝马斯将传统哲学对认识论的严格性的关心引入马克思主义传统。以此方式,他指出将认识论批判和社会批判在同一理论框架中整合的必要。如果哈贝马斯没有做别的什么的话,由于他坚持在理论中尊重严格的认识论标准,他悄然坚持终结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辩护。这是他的巨大贡献。

  哈贝马斯在这个阶段的批评可以概括为分两步走的论证: 其一,马克思的理论缺乏反思的维度,因为它将交往等同于劳动; 其二,马克思的理论不能有反思的维度,因为它不认可在劳动和交往之间的本质的、必要的区别。实际上,这是从马克思的角度做出令人满意的认识论分析之不可能性的否定性论证。用与批判哲学紧密相关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对历史唯物主义不可避免的认识论缺陷的先验分析。如果我们不仅仅是由于理论的缺陷而拒斥它,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纠正这种认识论缺陷。

  在后来阶段哈贝马斯转向了这个问题,也就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的重建阶段。这个短暂但十分重要的阶段包括两部分: 对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重建的元理论反思和将这种反思贯彻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元理论反思在题为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文集导言中占据了不足一个段落,它试图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可能性基础。哈贝马斯区分了 “复兴”、 “修复”和 “重建”,认为 “重建”意味着为了实现理论的内在目标而将理论打碎,然后再将其还原。他认为对于那种需要修正、而其自身潜力尚未枯竭的理论来说,这是它得到发展的正常程序。

  他关于理论重建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它假定一种理论的内在目标是可识别的。很明显,这和康德宣称他比柏拉图更了解柏拉图的理论有关。另一方面,它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观点,认为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做出发展是可能的。黑格尔的这种观点以其将哲学史解释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一系列成功的分析为基础。很明显,这两种假设都不正确。但是,如果承认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有可能成功的话,就必须接受这两个假设。

  哈贝马斯在可以恰当地称之为 《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长文中开始了这项工作。在这一点上,他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认为它的缺陷在于对经济视角投入过多。毫不奇怪,既然哈贝马斯反对马克思据说是将交往降为劳动的观点,他主要关心的就是重建后来被他描述为琐碎无意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分。

  即使我们接受为了实现理论的内在目标而重建之的观念,哈贝马斯提出的那种重建也是有问题的。哈贝马斯没有说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以取代马克思所宣称的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哈贝马斯试图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尝试很有趣,这种尝试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即使哈贝马斯成功地重建了上层建筑原理,它也不能被公认为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更好的说法。

  在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哈贝马斯很快放弃了这种努力。很明显,在含蓄地批评自己早期试图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有望成功的形式的努力时,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有瑕疵的,已经不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而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代表了他试图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努力之所及,它主要致力于一种意在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被放弃的批判,从而支持他自己的理论。在其超过 1100 页的题为 《交往行动理论》的巨著中他阐述了这种理论。交往行动理论就是要在公认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未能成功解决人类解放这一具有社会相关性的任务上取得胜利。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经济理论。他的抨击集中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或价值理论。令人吃惊的是,他以准现象学的语言陈述了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三点批评: 第一,由于借鉴了黑格尔 《逻辑学》,马克思没能预设体系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分。第二,马克思缺乏把传统生活形式的毁灭与后传统生活形式的对象化区分开来所要求的标准。第三,马克思错误地将生活世界屈从于所谓的体系强制性的一个特殊例子进行了普遍化。

  哈贝马斯含蓄地承认他的反驳具有不对等的价值。这几条反驳中仅仅第一条和剩余价值理论直接相关。现在看来,很明显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把交换价值的计算视为是劳动时间的功能,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合理的。但这并不表明价值理论作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结果在单个工人身上是无用的。更一般的问题是,为什么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

  四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解读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考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组成部分。对交往行动理论的评价超出了本讨论的范围之外。哈贝马斯解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方面都可以进行有效的讨论。例如人们可以就他对意识形态、对象化、危机理论或者劳动价值论等核心概念的解释来讨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人们也可以阐述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二者与主流哲学传统的关系、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的理解等等。或者人们也可以集中讨论哈贝马斯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产阶级哲学内部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

  在当前语境中,我将悬置这些关切而仅仅集中于一点,即他在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在批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前后不一致性时,为了突出认识论的重要性,哈贝马斯应用了不附带特殊辩护或主张的规范哲学标准。

  哈贝马斯的批判集中于意识形态理论,正如他所注意到的,他认为,这个理论按理说是自相矛盾的。可以用如下方式重构哈贝马斯的这个批评。意识形态理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都很重要,但却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我们可以联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认的区分来理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与一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运动的解读不相容,而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单向作用相一致。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和马克思的理论相抵触。

  这个批评很重要,不应当被轻易忽略。它反对任何种类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如果被应用于任何理论家身上的话,比如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则它必须适用于所有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除非求助于特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结果将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失效,因为实际上它不可能在自身内陈述或评价它的认识论主张。然而,就马克思而言,这种情况是错误的,马克思理论并未依赖他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过意识形态问题。但是经常有一种臆断,认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阐述要么是马克思所为,要么至少和他的观点一致。如果要做出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重要的这一论断,人们就需要阐明相关的论点,即在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中不断出现的、因此也是前后一致的 “颠倒”比喻,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概念相同或者紧密相似。然而,这种等同是错误的,因为意识形态与错误的意识相似,从中不可能抽出真理主张;而 “颠倒”作为马克思的术语,与错误的表象 ( Schein) 是真理表象 ( Erscheinung) 的一种有限形式一样包含着真理的内核,例如在马克思关于被颠倒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著名论断中。

  五 社会批判理论之后

  正如所提到的,就意在以严格的认识论标准来衡量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阶段的解读是非常有用的。在理解 “批判”的三种方式中存在明显的张力: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概念中的社会批判,康德批判哲学中对知识的一般条件的分析批判。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被解释为如下观点,即对知识的一般条件的分析,也就是认识论批判,在造成社会变化方面,不如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效。社会批判理论立足于也折戟于主张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的本质差别。它认为传统理论不触动一切,而所谓的批判理论则声称解放的潜力取决于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在本质上的不同。哈贝马斯正确地指出,在意识形态理论层面存在着认识论的不足,不能自圆其说。简言之,在这个理论中没有理论家的位置,因此没有办法证实较高层次的社会思想与当前的社会条件的关系。然而,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言语共同体的药方暗中破坏了社会批判的目标,这是认识论批判的代价。并且,这个批判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按理说是正确的,但如果指向马克思的话,它既不正确也没有效力。

  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于青年黑格尔派反对黑格尔的努力。青年黑格尔派错误地将黑格尔视为一个反动思想家,过度强调了马克思和他的前辈之间的差异。社会批判理论的理念奠基于对被恩格斯描述为后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不是程度上而是本质上的差异的错误把握。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哲学,这是错误的,但认为他改变了德国唯心主义前辈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这则是正确的。

  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具有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努力是动机良好的社会实验,尽管它失败了。社会批判理论预设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观。它奠基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理论之间假定的本质区分之上,前者被认为具有连续性,后者则被认为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断裂。

  在恩格斯看来,传统理论在德国唯心主义中达到了顶峰并终结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恩格斯的观点被如下两点瓦解了: 第一,对他的陈述的细致思考表明它们很不准确地描述了主要理论。说哲学作为整体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并终结了,这是错误的。轻易说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是通常所称之为的德国唯心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并终结了是更加错误的。后一个论述反映了黑格尔自己对他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但它却与另一种黑格尔的观点相矛盾,即哲学在思想中反思它自己的时代,因此它总是回顾性的。这个论述进一步地与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持续展开相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的观点的局限性,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变得更简单而是更复杂了。即使不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马克思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话,结果将会如何呢?

  第二,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发生了断裂,这是错误的; 但是认为马克思批判并在推进黑格尔的某些重要命题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命题则是正确的。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就如同黑格尔与康德以及与以往哲学传统中主要人物的关系一样。进而,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后世思想家如果不是简单地对哲学视而不见的话,他们就会在前辈的基础上试图将讨论推进到超越他们所介入的阶段,从而形成与前人不同的理论。进一步说,在社会批判的但不是传统的理论、和非社会批判的但却是传统的理论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异。

  要求不同理论之间具有本质差别的社会批判理论现在终结了。社会批判理论以两种理论的本质差别为前提,其中一种理论尊重传统的认识论标准,不触动现有的一切; 而另一种理论不重视认识论标准,但却致力于社会变革。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因为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理论既可以尊重传统的认识论标准,也可以带来社会变革,即使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似乎远离了社会变革。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没有理由因为认识论批判而抛弃社会批判。现在和以前一样,社会批判理论的实验保持着对一些观念的必要批判,比如为美国革命提供了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以及与亚当·斯密的经济效率观一起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基础的自然财产权理论,等等。

  社会批判理论不是一种使一切保持现状而要产生社会效用的努力,然而它失败了,因为它依赖于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虚构的区分。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放弃社会批判,现在甚至比 20 世纪头二十年它刚刚产生时更需要社会批判。社会批判理论需要在主流西方哲学传统之内而不是之外被恢复。在主流哲学中有着根本不同的路径,包括对可能性的一般分析的理念和在理论的平台上对具体实践问题的分析。现在和以前一样,社会相关性不是与始自古希腊的西方哲学的使命毫不相关,而是密切相关。当然,这是苏格拉底的 “未经考察的人生不值得过”的主张的一个方面。我相信哲学专注于从社会境况中产生的困难,通过理论分析,哲学后来又回到了这种社会境况,因此它极具社会相关性。黑格尔相信思想具有巨大的力量,他认为哲学只发生在事后。人们不常注意,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被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很有名的段落中做出了如下释义: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无论是错误时还是正确时,都比通常所理解的更有力量。确实,这世界不由其他东西所主宰。”(注释略) (翻译 员俊雅 校对 王 齐)

  (作者单位: 美国杜肯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