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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黑格尔的颠覆

阿多诺的非同一性观念诞生于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他针对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提出来的。同一性观念是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线索，并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中，虽然说意识、思维、精神要以关联外界对象为前提，并从对象性、外在性、他在性中得到承认，但外界的他在归根结底是为我们的存在，它意味着精神通过他在、在他在之中、甚至作为他在而与自身同一。因此，凡呈现为意识之对象、思维之他者的一切，实质上就包含在同一性的精神或思维之中，是精神或思维自身的辩证性因素。事实就是精神本身的事实，它只是呈现出表面上的他在特征而已。因而黑格尔主张，外物的存在不具有真理性。

阿多诺认识到，德语有一种习惯，即将动词或谓词予以实体化。这样一来，像动词“思维”就变成名词“思想”，像作为谓词的具体事物之共同属性，就变成超越具体个体的同一性实体。因此，所谓同一性，只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出来的问题。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就是这样误用语言的典型。针对黑格尔由抽象而来的、作为事物之共性的同一性概念，阿多诺借助于非同一性概念来突破它的界限。非同一性指的是，感觉、知觉、思维与语言反映的是外界个别事实，而外界个别事实是无法充分把握的。任何个别事实与个人特点、其历史性变化及其与其他事物的种种关系都无法为认识和陈述所穷尽，因为认识和陈述是抽象性的。因此，个别代表着非同一性，它始终流溢于自身的同一性概念的界限之外，为人进一步有所体验留下余地。要认识和把握具体事物，事物的非同一性特点是不可消除的，非同一性观念是不可消除的。

这样，阿多诺就在非同一性观念下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但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阿多诺同朴素实在论保持着距离，因为他辩证地认识到，对于这种非同一性、非概念物，只有借助于概念、借助于同一性作手段，才能做出哲学反思。所以，虽然说非同一性观念指向事实本身，但事实本身并非绝对的，而要以反思为中介，是一种“贯穿同一性的非同一性”。这意味着，确定概念，靠的是事物; 确定事物，靠的是概念。我们既要遵循概念与事物的区分，衡量事物是否符合概念，又要遵循事物本身的自我生成、自我变化、自我区分、自我运动，衡量概念是否充分表露事物。这样，阿多诺不是致力于概念符合事物，而是致力于概念与事物的和解，致力于概念与事物的亲和性，即致力于事物自身在差异性与统一性中的亲和性、事物与概念之间在断裂性与同一性中的亲和性。这样一种亲和性观念显然突破了朴素实在论意义上的反映论，将反映论与观念论结合起来了。

同时，阿多诺截然对立于黑格尔对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关系的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最终是一种肯定性辩证法，尽管它将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矛盾当作逻辑发展的动因，但每一个逻辑层面上的矛盾都可在更高逻辑层面上得到扬弃，非同一性可扬弃进同一性之中。而且在逻辑发展的终点，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最终停顿下来，矛盾最终得到彻底扬弃。与此相反，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是一种否定性辩证法，它将非同一性与同一性置于不可解除的矛盾关系中，认为矛盾始终不可扬弃: “矛盾即同一性视角下的非同一物，矛盾在辩证法中的优先性即用统一性思想衡量不同之物。不同之物触到自身的界限，便超出自身。辩证法即对非同一性的持久意识。”所以说，非同一性永远超出同一性之外，事物永远超出自身的界限、自身概念的界限。要认识具体事物，就要保留矛盾，保持非同一性观念。

正因如此，阿多诺借助“星丛”与“棱镜”式概念来反映外界事物，并拒绝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因为这种同一性概念在确定事物时，用主体作客体的中介、用先验性做经验性的中介，不但有可能因抽象性而遮蔽事物自身的具体规定性，而且意味着同一性对非同一性的统治。阿多诺反其道而行之，用客体作主体的中介，是因为主体无论如何本身首先是客体。脱离客体性，主体便不成其为主体。由客体建构起来的主体，才是具体的主体、现实的主体。所以说，以客体为中介来建构主体，不同于以主体为中介建构客体。这是一种相对于主体的“客体优先性”理论，是非同一性相对于同一性的优先论，经验性相对于先验性的优先论。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带有唯物论倾向，它奉行的宗旨是，消除以黑格尔同一性哲学为代表的“主体意识形态”的统治，达到批判理论的解放目的。

二、对马克思的吸收

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不仅来源于对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颠覆，它还来源于对马克思思想的吸收，而且这种颠覆与吸收是交织在一起的。针对资本主义生产采取的集体劳动、分工协作这一组织形式，马克思憧憬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在马克思的启发下，阿多诺意识到，形而上学中的同一性建构是现实社会生产的精神性表露，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精湛形式。它背后的劳动分工意味着合理化秩序与强制性组织，意味着对个体的统治、对个体全面发展的限制与妨碍。因此，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的同一性理论建构意味着在理论层面上对非同一性的统治。同时，客体与主体的彼此中介同样来自于恒定的生产，它将主体塑造为恒定的自我、自我的恒定同一性，将客体塑造为恒定的实体、状态变化而自身不变之物。这种建立在约束性、强制性基础上的同一性观念割裂了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关系，导致恒定的主体对恒定的客体采取征服和统治的态度。有鉴于此，传统形而上学应当为摆脱了统治因素、取得主体与客体真正和谐的理论所取代。显然，这种理论就是阿多诺自己的非同一性哲学，它谋求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非统治性关系，是人与外界彼此和谐的相互分享关系。而要达到这样一种关系，前提是尊重他在性，赋予自我的他者以自由，摆脱同一性对非同一性的约束与统治。

联系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关系来说，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提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一对概念，为阿多诺阐述非同一性思想提供了重要启发。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力转变为商品，个人被置于交换原则之下。交换原则意味着等量交换，即从量的角度衡量不同的质。它对具有不同的质的劳动予以等量齐观，将具有丰富多彩的质的规定性的劳动者统统予以通约。“可通约性”不但造成人的齐同均一性，造成人的单维度特点，而且祛除了人的主体性，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人的主体性是建立在人的非同一性基础上的。同一性交换价值祛除了非同一性使用价值，就祛除了主体存在的基础。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维系，靠的是它将非同一性的人扭曲为同一性的人，靠的是它维系交换价值下的无主体性、非主体性，毁灭使用价值下的主体性。

阿多诺追随马克思，强调非同一性的使用价值不应当为交换价值彻底同一化，也就是抗拒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殖民化，抗拒同一性在生产领域、社会领域对非同一性的统治。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同一性与非同一性这一对概念同主体性观念的背谬关系。就传统哲学而言，同一性原本意味着主体性的建构，非同一性原本意味着主体性的解构。但是，由于阿多诺意识到，同一性意味着物化与压抑、统治与征服，所以同一性反而背谬性地意味着祛除主体性。相反，由于非同一性意味着伸张个体，反抗社会统治，所以非同一性反而背谬性地意味着建构主体性。阿多诺意图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背谬性、荒谬性，所以他不但致力于建树对立于同一性哲学的非同一性哲学这一理论形态，而且发挥出马克思思想中蕴涵的革命性主旨。或者综合这两方面说，他用批判哲学的语言发挥出马克思的革命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性统治，而这种批判体现为他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此，人们耳熟能详。进而，阿多诺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同自己的非同一性观念结合起来，提炼出一个乌托邦观念。

“为了让生活甚至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下也可持存下去，需要有不可归属于同一性的东西，这东西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使用价值。这就是乌托邦的不可言喻之处。”

之所以说乌托邦“不可言喻”，是因为在充斥着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阿多诺很难找到充分发挥使用价值的具体途径。所以，建立在非同一性观念基础上的乌托邦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它只是对同一性统治的抗拒和反叛，并在抗拒和反叛的意义上成为一种否定性乌托邦。它有别于历史上的肯定性乌托邦，因为历史上的那些肯定性乌托邦都一味沉溺于正面描述，反而在资本主义现实面前显得孱弱无力。相反，否定性乌托邦直接面视的不是乌托邦，而是资本主义现实，因而可以始终保持批判的力度。因此，阿多诺同样无意将否定性乌托邦转变为实证性科学，因为否定性乌托邦本身就有其不可替代的思想魅力，而这种魅力恰恰来自于它的不可言喻之处。可以言喻的，即实证性内容，会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证实与证伪，而不可言喻的，就像康德那种非建构性的、范导性的道德实践性理念一样，虽然无法实证性地具体“建构”现实，却可以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永远保持为“规范”现实的理想。

三、对康德的继承

阿多诺的乌托邦思想反映了他对康德思想的继承，而这种继承尤其反映在阿多诺的道德哲学中。同时，阿多诺的非同一性观念为他的道德哲学置入了否定性辩证法因素。这种否定性辩证法因素意味着，不可以肯定性地确定何为人的道德本质，因为这样一种本质是从同一性观念出发的。它独立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在历史与文化中的变化，先天性地推定什么是正当的，而不是教人从道德情感出发，判定人和事物的道德属性。但是，对于二战期间人们对纳粹大屠杀麻木不仁这一事实，阿多诺深感切肤之痛，并从中得出一种认识，即人类在道德上取得的进步来自于人类在道德情感中取得的进步，道德情感是人在具体境遇中有所体验、有所认识的道德评判标准。所以，在阿多诺那里，同一性伦理观念与非同一性道德情感呈现出一种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确定了他的二元论道德哲学。

这种二元论道德哲学指的是，一方面，伦理规范具有同一性意义上的普遍性，道德戒律呈现为绝对命令，它拥有的效力建立在其约定俗成的权威性基础上，尽管约定俗成的权威性不一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以说，同一性伦理规范既限制和压抑自由的道德情感，又作为压抑性机制而影响、引导由道德情感而来的自由抉择，甚至对非同一性道德自决采取暴力性的统治形式，正像阿多诺所说的那样: “正是伦理习俗中的暴力和恶使得伦理习俗本身与德行相矛盾。”但是，另一方面，没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抉择，人就无法形成伦理规范，也就无法遵循道德戒律。而只有在承认伦理规范这一基础上，人的道德情感才能激发出来，普遍性道德戒律才可发挥效用。而且，由于人们可以感受到彼此间的共性，所以道德情感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因素，这一点为人们承认普遍性伦理规范奠定了基础。结合这两个方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同一性约束与非同一性自由既彼此矛盾、又彼此成全。

显然，这种二元论道德哲学是以康德的实践理性为基础的。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在理论理性中保持为矛盾性悖论的，在实践理性中要得以扬弃。这是阿多诺能够在道德哲学中结合伦理规范与道德自决的理论基础。同时，阿多诺将马克思有关实践的思想吸收为一种否定性乌托邦，将这种乌托邦展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现象的批判，并在此意义上将康德的实践理性同他吸收的马克思的实践思想结合起来。这意味着，阿多诺建构否定性乌托邦，目的在于，在批判资本主义统治现象的同时，解决同一性伦理规范与非同一性道德自决之间的矛盾。但是，以否定性乌托邦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其特点必然是思辨性的，有实践冲动的乌托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理论理性。正如西方学者评论的那样: “在阿多诺那里，这一目的是否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规范性认识理念，还是说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性乌托邦，而且在何种意义上是这样一种理念或乌托邦，自然并不总是清晰可见的。”

但是，正是由于在“规范性认识理念”与“实践性乌托邦”之间，阿多诺的重点“并不总是清晰可见的”，所以我们可以判定，阿多诺的思想另有重点所在。而这一重点想必在于，他因循康德以审美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这一思路，在相当程度上将对社会性统治的批判落实在艺术中。或者说，他的道德哲学最终走向艺术。在艺术当中，无论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还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精神都绝不沾染丝毫暴力和统治，因而可以说取得了纯粹的自由。阿多诺的这种思想可追溯到康德美学的无功利性、无目的性思想上去，它无意符合需要地改造与利用自然与他人，更无意征服与统治自然与他人，在以他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他人为手段这一意义上达到了自由。这种自由观显然符合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即承认他人的他者性这一思想。阿多诺有一句著名的话: “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这句名言既意味着，阿多诺主张，针对不道德、伪道德、强制性道德，要做出一定程度自由与自决的抗争，借助非同一性的道德自决反抗占统治地位的同一性观念; 同时也可理解为，阿多诺在一定程度上意图逃逸出这种现实性抗争，因为现实性抗争往往带来阿多诺所反对的暴力。相形之下，艺术彻底摆脱了统治和暴力，非同一性的艺术美是自由的象征。逃逸进艺术，也就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达到了自由，而自由是包括阿多诺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殊途同归的宗旨所在。对于这种逃逸，我们不能仅仅做消极性理解，因为任何一种批判本身也要接受批判、反思和限定，而一定程度上的逃逸恰恰是对抗争的反思、限定和补充。

四、余 论

阿多诺在表述同一性思想时，习惯于将“概念”等同于“同一性”，并进而将“同一性”等同于“统治”、“暴力”等等。例如，他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讲到，认识与权力是一回事。这样，他便径直从认识论过渡到对权力与统治的批判，而这种过渡是否合法，却有待于进一步辨析。因为，即使认识论中的同一性概念带有人统治自然的欲望，概念也是必要的、合法的。而仅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意义上，同一性概念带有的统治色彩才是值得批判的。而且，如果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可以将认识径直归结为统治欲、权力意志，那么阿多诺本人关于统治的批判性话语也可理解为，他是在贯彻自己的批判性话语权力与思想统治。应当说，这一问题是一个理论内容与理论形式的循环问题，或许是批判理论无法完全避免的，因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包括以非同一性为原则的对统治的批判，本身都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应当彻底放弃意识形态批判，因为只要意识形态批判不断做出自我反思，它就可以尽量涤除自身可能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样，即使阿多诺批判统治的话语不能完全免除本身就是统治性话语这一嫌疑，即使阿多诺从认识论径直过渡到对权力与统治的批判，这种过渡的合法性仍值得进一步研究，他对统治的批判仍有其必要性与合理，因为理论表述上过渡得略显牵强，不足以遮掩理论内容的价值。而且仅就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对黑格尔的颠覆、对马克思的吸收、对康德的继承来说，他对统治的批判就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注释略）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 2 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