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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列宁的参照怎样才能使我们脱离这种困境呢？一些左派人士希望通过将《怎么办？》里“坏的”雅各宾—精英主义的列宁同《国家与革命》里“好的”列宁对立起来，以便能够（至少是部分地）拯救列宁。前一个列宁把党看做一个职业的、思想上的精英团体，并利用它从外部启蒙工人，后一个列宁则展示了消灭国家、实现人民大众直接管理公众事务的愿景。然而，这种对立本身是有其局限性的；《国家与革命》的关键性前提是国家不可能全面实现“民主化”，因为这里所说的国家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前提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

　　只要我们仍处在国家的统治之下，我们就会合法地充分实行暴力恐怖。因为在这种统治中，民主只是一个假象。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所以没有必要尝试对国家机器加以改进，如保障法律秩序、选举权、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上述指责中仅有的合理之处是，人们无法将1917年导致十月革命爆发的特殊形势同后来的斯大林转向区分开来；使革命爆发成为可能的一系列事件（农民的不满、高度组织化的革命精英）后来导致了那种“斯大林主义”的转折。这就是列宁主义的悲剧所在。

　　那么，列宁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呢？1914年秋天，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除了光荣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之外）都采取了“爱国主义路线”，受战争狂热的影响而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列宁一开始甚至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上报道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为战争拨款投票的消息，是俄国秘密警察蒙骗俄国工人的卑鄙伎俩。在那个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二的战争年代，在自己的国家里摒弃那种应该加入战争的观念并进而同“爱国主义情绪”作斗争该是多么困难！又有多少伟大的心灵（包括弗洛伊德在内）没有屈从于那种民族主义的诱惑呢？即便这只有短短的几周时间！在阿兰•巴迪欧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不啻为一次灾难，整个世界消失了，不仅仅是田园牧歌般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和进步的信念，还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列宁自己（《怎么办？》里的列宁）先前的理论基础也动摇了。他在绝望中不是沉沦，不是自我安慰“我早就告诉过你如此！”这一绝望的时刻，这一灾难开启了打碎第二国际革命历史决定论的列宁主义时代。只有列宁才是这个时代的开启者，只有列宁才是说出这一灾难真相的人。在绝望的时刻，通过阅读黑格尔，列宁觉察出革命的机遇正在孕育。他的《国家与革命》就是与这段痛苦的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列宁的全身心投入在他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可见一斑：

　　以下一点暂时请不要告诉别人：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还放在斯德哥尔摩）。笔记本封面是蓝色的，装订过。我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摘录的以及从考茨基反驳潘涅库克的著作中摘录的一切文字都收在里面，并且还作了很多批语、评注、结论。我想，如果要出版，一星期时间就够了。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考茨基都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不过先要讲好，这一切目前绝对不要告诉别人！[8]

　　战斗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列宁主义乌托邦的内核就在1914灾难的灰烬上升起，在他对第二国际正统的批判性说明中绽放。这自然包含着碾碎资产阶级国家的激进冲动，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国家，其中包含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没有常备军、警察和官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对社会事件的管理。对于列宁来说这不是对于某个遥远未来的理论谋划。在1917年10月，列宁宣称：“我们可以在运动中一下子建立一个由一千万人组成的国家机器，如果不是两千万的话。”[9]对于这个时刻的期待是一种真正的乌托邦。当然人们也不能过高评价《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冲力，因为在这本书中，“西方政治学传统的术语和语法被唐突地废除了”。借用阿尔都塞讨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的标题，后来发生的可以用“列宁的孤独”来概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列宁基本上是在独立地同党内的其他思潮作斗争。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里，列宁看到了革命时机来临的那一瞬间，但他的提议起先被党内的多数派看做是一种胡话，并未得到重视。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主要的领导人也不支持他的革命呼告。从《四月提纲》出发，《真理报》意想不到地使党和作为整体的编辑部发生了分离，摒弃机会主义，反对吹捧和利用流行的民众情绪，列宁的观点真是另类。波格丹诺夫甚至将《四月提纲》同“疯子的狂热”相提并论，连克鲁斯普娅后来也总结说：“我真担心，列宁看起来是疯了。”

　　对于我们来说，列宁不是一个旧教条主义的乡愁式名字；恰恰相反，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我们想重新激活的列宁是一个正在来临中的列宁。他的基本经历是先被抛入到一个旧构架被证明是无效的灾难性环境之中，因而被迫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想想他对一些新问题的尖刻评论就知道了：“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未置可否。”我想要说的不是返回到列宁那里，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重述列宁，在今天的背景下重新激发那种革命冲动。回到列宁的目标既不是怀乡式的重置逝去的革命黄金时代，也不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地将旧的纲领加以调整以便适应“新的条件”，而是在当下的全球条件下重述列宁，重述那种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重新制定革命规划的列宁主义态度。或者更确切的说，在由1919年的灾难导致的进步主义的漫长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崩溃之后。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的概念定义为从1914年到1990年。1914年是资本主义长时期的和平拓展结束，1990年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失败后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的开启。我们在1990年应该做的正是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事情。“列宁”标志着那种超越腐朽的现存的（后）意识形态构架、那种超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去势的思想控制的斗争的自由。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夺回思考的权利。（周嘉昕译）

　　节选自《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