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11年是多事之秋，世界经济危机尚未过去，欧债危机阴魂不散，经济滑坡、公共支出的削减和财政紧缩，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人们日益意识到西方国家在克服危机中采取的措施是不对称的，它可以为陷入破产困境的银行慷慨解囊，却对公共教育、养老金、医疗和其他福利十分苛刻。马克思运用的商品、货币、价值、积累、再生产等范畴，并不仅仅是理论范畴，它们就是组织我们生活的总体性，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的超验的先验”。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当前，资产泡沫和经济危机使城市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成为新的焦点。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在今天主要是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实现的。大卫•哈维发表的《金融危机的都市根源：重申城市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一文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市斗争有着长期的历史，巴黎公社、西雅图大罢工、布拉格之春都是显著的事例。但长期以来，我们低估了城市反抗的潜能和作用，认为它们是中产阶级的市民运动，缺少革命的潜能。当前，资产泡沫和经济危机使城市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成为新的焦点。今天我们必须重申城市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生产领域的阶级关系革命化的重要环节。“占领华尔街”运动恰恰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拉帕维塔斯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冲突和不平衡所导致的。从金融危机到今天欧洲债务危机的因果链表明，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并没有过去，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在延续。2008—2009年的国家干预平息了银行的危机，缓和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衰退。但是，欧元区危机却在2010年爆发并持续恶化，金融化的疯狂是深度和结构性的。左派接下来必然做的工作是，提出克服危机的激进的措施，与过去几十年来支配左派的欧洲主义决裂。

　　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除剥削工人外也剥削消费者，使消费者成为金融机构债务的人质。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把“金融资本”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皮特认为，这一概念对今天的资本主义批判具有特殊意义。上世纪曾流行的“管理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今天看来，这两者又重新合而为一了。公司的高管就是公司的股东，他们更重视公司股票的升值，而不是真实产值的增加。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平等，二是出现了新的剥削形式。工业资本主义主要剥削生产工人；金融资本主义除剥削工人外也剥削消费者，使消费者成为金融机构债务的人质，它依赖于短期记忆和不计后果的投机与消费，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哈文则强调，金融资本主义必须置于想象政治学的范围内，从文化上进行批判。他把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想象形式，并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仍然是今天分析金融现象的基础。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支配想象力和价值的辩证法的斗争。

　　关于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保罗•斯威齐和他的弟子贝拉米•福斯特等人认为，金融化是由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带来的，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危机和萧条时代，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大大减少，资本日益流向金融部门，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此外，法国的经济学家杜梅尼尔和列维也认为，金融化的发展使金融资本部门的影响日益增大。为维护金融资本和上层精英的利益，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由此产生出了新自由主义体制。因此，新自由主义代表着金融资本的完全胜利。

　　大卫•科茨不同意上述观点。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结构危机造成的，“其成因与金融化过程并无直接关系”。在其过去几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二战后的社会积累体制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到1973年发生了危机。1970年代末在英美出现了自由市场改革，由于其信条措施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的版本，因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不是金融化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在应对自身危机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

　　在《朝向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一文中，希腊学者索提罗波斯基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思想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是一体的，它们之间的分歧不是根本的。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是共谋关系，把当前的危机归结为金融资本的贪婪，用产业资本去压制金融资本是不可能医治金融危机的。“要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的是关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而不是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凯恩斯的）”，因为“凯恩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在社会运动的实践不能突破资产阶级剥削统治这一界线的前提下进行的”。

　　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

　　资本主义不顾生态绝对极限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系统是不可持续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限制是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辩论的核心问题。齐泽克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四种冲突和对立：生态灾难、知识财产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操纵、被包容者与被掩护者的隔离，它们构成资本主义的根本限制。在布瑞德和福斯特的进一步讨论中，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伊斯塔法•梅扎罗斯的社会物质代谢再生产的研究和福斯特自己的生态物质代谢研究被辩证地融合在一起，试图以此揭示马克思物质代谢概念的全面意义。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物质代谢模式，它冲破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客观限制，把一切都纳入自身的资本积累逻辑之中。这种不顾生态绝对极限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系统是不可持续的。麦格道夫也撰文指出，鉴于世界的环境及其人民受到的巨大伤害，今天正是必须考虑如何组织与自然系统和谐的真正生态文明的时候。这不仅是伦理问题，而且是人类生存问题。

　　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问世，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偶像第一次受到严肃的挑战。希格•拉图什提出的“解增长经济学”（Degrowth Economics）概念已经在欧洲流行。2008年巴黎召开了“致力于生态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的经济解增长”会议，2010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发表了“解增长宣言”。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解增长是不可能的；只有解除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才能实现解增长。正如拉图什所说：“生态相容的资本主义理论上是可设想的，但实践上是不现实的。”

　　“灾难资本主义”

　　当前的危机为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以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为基础的新的积累周期。

　　与“解增长经济学”概念一样，诺曼•克莱茵提出的“灾难资本主义”概念也日益流行。福斯特认为，“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是灾难的积累”，现在到了“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的时候，“今天更重要的斗争是推翻灾难体制，创造一个实质平等的与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的系统，一个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

　　克莱茵的“灾难资本主义”概念除了揭示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本质外，还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是依赖于灾难为其创造条件的。在资本主义时代，不仅自然灾难，如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印尼海啸，甚至生态危机都为资本主义积累和投资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条件。沿着这一思路，胡斯分析了当前的危机为资本主义提供的新的机会。他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是国际资本的转折点，为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以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为基础的新的积累周期。

　　“灾难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分析，但无疑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更彻底的否定态度。一些人看来，在人类遭受各种灾难的今天，如社会与经济日益不平等、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扩大、地球环境永无止境地被破坏，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解放意义。这也是今天本雅明的悲观主义越来越受到左派重视的原因。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