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琴:“经济马克思主义”者——罗伯特•布伦纳
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布伦纳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历史理论”颇受学生欢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位在英语世界引发“布伦纳之争”的资深教授,被学界冠之以“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强调经济背后的超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共同体的作用)、“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从经济学的视角来探索马克思的社会与历史理论)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坚持用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财产关系作为总的框架性原则来考察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等诸多头衔。
和安德森一样,布伦纳的“经济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英国历史学派特别是希尔顿和多布的影响;但不同的是,布伦纳更多的是诉诸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布伦纳认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一是“分工模式”,即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表达出来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理解。其基本要旨在于强调分工的自我发展,认为分工直接代表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它会伴随市场扩展而采取相应的形式,继而决定社会财产与阶级关系。据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伴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展而孕育的结果,而这一切是分工自我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二是“生产模式”,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以及其他后期著述中所提出的过渡模式理论,但可惜马克思没来得及将它完善。其主旨在于凸显社会财产关系系统使得社会再生产得以可能并因此构建了后者,特别是家庭和阶级的再生产。据此,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源自于一个具有矛盾性的再生产过程,而正是让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构建和延续的封建社会财产关系,最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布伦纳认为,第一种模式更具启蒙色彩和斯密式的痕迹,而这正是后期马克思所力图避免和批判的。
需要注意的是,布伦纳的“经济马克思主义”,除了对马克思本人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也包括多布的中介。在布伦纳看来,正是多布为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路径——也即任何经济发展理论的建构都必须立足于历史具体性的视角。通过多布,布伦纳发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源起,必须在新兴的生产关系中寻找。这就意味着在研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能单纯地从线性的生产力(特别是技术)自我发展论的视角出发,而是要从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即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借助于超经济手段而占有剩余产品与农民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有限使用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换言之,并非单纯的贸易或商业资本的全球扩展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必然灭亡和资本主义的必然兴起,真正原因要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其所构建的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系统中去寻找。这也是二战后英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旨趣所在,不过后者的叙事模式更多偏重于从破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出发。
作为“经济马克思主义”之分析框架,布伦纳提出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指的是决定微观经济学(即个体作出合理选择)的宏观结构——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可以说,社会财产关系是更标准的生产关系。其理由有二:其一,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术语有时仅仅指在某种程度上由生产自身(即劳动过程的合作和组织形式)决定的生产在其中得以发生的社会结构性框架。在布伦纳看来,这一定义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产关系定义的一种误解。其二,社会财产关系概念既有助于强调垂直性阶级结构关系,即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系统,也有助于分析剥削者内部和生产者内部各自的水平性结构关系系统。所有这些水平的和垂直的阶级关系一起构成了个人或家庭获取生产资料和/或社会生产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并因此界定了个体经济活动的基本限制性条件。换言之,它们不仅规定了个人可处置的资源范围,也决定了个人获取这些资源和收入的方式。而这种规定性力量,源自于它们本身是集体再生产的结果,是超越任何单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外的;其实现途径则是组建政治共同体,以构建和维持集体性的社会财产关系,并通过暴力来加以捍卫。可见,社会财产关系决定了再生产的规则,人们只能在既定社会财产关系的框架前提下从事一定形式的再生产,由此就诞生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总之,社会财产关系既具有历史具体性,又具有政治再生产性。如此一来,追溯社会发展历史与理论的因果关系链条就从对某种铁定法则或规律的寻找转向了对具体的、历史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财产关系的考察。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