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

谈论“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后马克思主义”。目前国内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研究和理解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了“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范畴来框定“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出现的不同视角和派别。1还有其他研究者提出了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划分和看法。2我们认为，在研究伊始，对这一派别做一概要的划分很有必要。但重要的是找到“后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派别的根本特征，并依据这一特征使之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派别区别开来，进而廓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并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基于此，我们倾向于对“后马克思主义”做一简单划分，即从把广义和狭义这两个视角来划分“后马克思主义”。

首先，先谈广义上的划分。我们认为，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它包括国内学者多已熟悉的西方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立足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的立场，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理论进行批判分析，这一点在德里达、鲍德里亚和利奥塔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如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及其方法试图彻底摧毁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自然也包括在其解构和摧毁之列；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其早期还试图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到了70年代中期之后，他在《生产之镜》一书中，试图从“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视角来动摇马克思哲学的根基，尤其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及其唯物主义的理论。利奥塔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后现代论”者，他对宏大叙述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攻击已众所周知。然而，对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解构哲学家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具体方向，也没有进行任何学术上的努力和建构。

把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奠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当然主要是从学理和逻辑上所进行的划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被称为“Post-Marxism”，而非“after-Marxism”原因之所在。像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所著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从时间上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追踪研究，其显然是在“after”而非“post”的意义上之所为。另一方面，对“后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这一逻辑划分，并不说明在时间上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左派思潮没有限定，我们认为，这一时间大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标志着广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五月风暴”也是划分西方各种思潮的重要分界线。显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广义界定，虽然名为“广义”，但其实已经把当代西方的某些左派思潮排除在外了，如当今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因为无论从那一角度看，哈贝马斯并不赞同德里达等学者的解构哲学，而是主张他的“交往理性”等新理性哲学思想。因此，尽管哈贝马斯试图“建构”和“发展”自己所谓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他还专门著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但由于其思想与解构哲学思潮格格不入，自然也就不应该被划入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应该说，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广义上的划分，与国内学者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概念，在具体的规定和外延方面相当接近，但我们并不主张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之外产生更多的概念，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理解上的困难。当然，我们也不同意国内有些学者把哈贝马斯（J. Habermas）这样的社会批判理论家，或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这样的解释学家划入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因为如果这样，“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就显得太大，成了什么都可以“装”“填”的“大口袋”。[1]

其次，我们谈一下“狭义”角度的划分。应当说，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它是由英国著名学者拉克劳、墨菲于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率先正式提出，并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一种理论思潮。在该书中，拉克劳、墨菲通过对“霸权”（hegemony）问题的谱系学考察，试图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多元、激进、民主”的左翼政治理论，并正式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新“发展”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由拉克劳、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思潮及其延伸，包括2000年之后拉克劳、墨菲、巴特勒与齐泽克等学者的争论。所有这些与后现代思潮相关，但致力于从左翼思潮的不同视角重新建构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和尝试，也应该被视为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

自从拉克劳、墨菲1985年提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之后，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理论属性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并逐渐超出哲学和政治领域，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和渗透，并引发了一场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争。D. 福格斯（David Forgacs）于1985年在《今日马克思主义》 杂志上撰文，对拉克劳、墨菲的观点基本上持肯定立场，但他认为，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他们书中的理论成功地与社会实践的相结合。但对拉克劳、墨菲持激烈反对的也大有人在。1987年英国的《新左派评论》杂志在其第163期上刊登了有关诺曼.格拉斯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长文，对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评。格拉斯主要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拉克劳、墨菲进行批判的。他认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在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什么“后马克思主义”，而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其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一批评，同年，拉克劳、墨菲则在《新左派评论》第166期以“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为题目回应了格拉斯的激烈批评。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主张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来发展，而不应当被当作宗教教条，绝不能像格拉斯那样一味地抱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及其结论不放。他们认为，在20世纪的今天，工人阶级的作为革命主体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面对着多变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形式，工人阶级也必须改变其新的策略，肩负其“民主”的重任，并在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注意“霸权”的策略，等等。 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一争论，深化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2]之后，拉克劳又在1990年出版的《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就《策略》杂志提出的有关“后马克思主义”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回答。然而，回头来看，我们不得不说，1985年前后围绕着“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之争只是一种稍显“粗糙”的争论。这一争论仍然受限于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性质之争。21世纪之初发生于巴特勒、齐泽克与拉克劳三人之间的争论明显地把“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之争提升到了另一个更高“档次”。在《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一书中，他们三人分别从各自不同视角（女权主义、黑格尔主义和精神分析）对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展开了争论。[3]将后马克思主义有关偶然性与必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解构与建构、现代政治与后现代政治、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等诸多社会问题推到了社会的前沿，并使传统哲学有关普遍性与偶然性这一古老问题在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的视域下被重新活跃起来，获得了新的生机。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之争，已经跃出自己的理论视域，触及到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古老问题，并对这些古老问题在新的视域下提出了新挑战。这是我们在此加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缘由之一。

总之，围绕着“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理论属性的争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争论本身，并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问题，诸如“后马克思主义”与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晚期马克思”等概念的区分。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需要国内学界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本文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上的划分，希望有助于国内今后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4]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陷入纯粹的“概念”之争，而是应当在廓清“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范围和理论特征后，迅速地进入到具体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的维度，进一步扩大视野，拓宽研究的范围。下面本文只就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特征做一简单分析。

                            二

首先，从理论内容和历史渊源来考察，“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后阿尔都塞的思想基础之上建构的，以“霸权”（或译为“领导权”）理论为核心的左翼激进政治学说。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墨菲本人就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所以，其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应当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学说，特别是阿尔都塞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结构理论的研究，对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并认为早期的马克思思想是不成熟的，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而后期的著作则代表了马克思成熟期的思想，属于“科学”的领域；然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将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决定位置，个体的人的能动选择、反抗作用完全被抹去。拉克劳、墨菲感兴趣的是阿尔都塞对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意识”及其结构思想的研究。这一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提出的“阶级意识”，以及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它对理解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有关“阶级”和“革命”的理论分析及其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葛兰西的政治学说对拉克劳、墨菲的影响则更大。因为《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的核心概念“霸权权”就直接来源于葛兰西。葛兰西在其著名的《狱中杂记》中，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西方国家取得胜利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省，并得出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不同东方落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结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成功地利用文化霸权，而不是仅仅依赖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其统治。所谓文化霸权并非通常理解的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压迫反抗的单一关系，文化霸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支配者与反支配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在这场文化能力的角斗中，既有主导阶级的支配、统治 和从属阶级反支配、反统治，同时还存在不同阶级为了换取其他阶级、阶层的支持与信任而做出的妥协与让步。循此思路，拉克劳、墨菲对马克思学说中的“霸权”概念进行系统的解构。为了创立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学说，他们抛弃了传统马克思的主要方法和理论立场，从“霸权”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说。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他们对第二国际以来有关霸权思想演变进行了谱系学的考察，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等理论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重新确立阶级构成、主体身份和主体行为，认同和差异的一套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他们的考察结果表明：社会的日益分化和分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工人阶级的统一性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但“霸权”范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与本质主义逻辑具有内在关联的范畴，是一个还未被完全彻底打碎的核心范畴。正是霸权范畴，才使工人阶级得以本体化为一种真实的具有普遍性的主体。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工人阶级作为主体的时代已经彻底消失了。马克思那种建立在某种普遍性之上的必然逻辑也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偶然性逻辑，一种在不同的景遇中，在差异逻辑中取得认同的非普遍性的主体身份。

拉克劳、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要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加以解构。他们认为当下至为关键的是要重新整合“霸权”理论，使“霸权”范畴脱去其本质主义的枷锁，并使其建立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复杂的基础之上，从而为实现其激进民主的政治构想创造理论条件。因此，霸权是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与偶然逻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构建以“霸权”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拉克劳、墨菲就提出以“链结”（articulation）为基础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完善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其次．在方法论上，“后马克思主义”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特征：那就是围绕着“霸权”范畴所进行的解构和建构并举的方法。这一特征是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也是在此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这一特征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必须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的解构；二是并不能像后结构主义那样，只是进行“破坏性”的解构工作，而应当从事“建设性”的工作，以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因此，从这两个特征看，拉克劳、墨菲为他们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他们的这一努力，无论结果如何，还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为了构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他们综合了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后分析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用拉克劳的话来说，“有三个来源激发我的灵感：现象学、后分析哲学以及其他总体上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5] 这一研究方法上的综合，使它区别于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思想方法上的革新，本身就可能包含着理论上的创新。对于这一方法论上的特征，拉克劳在《我们时代的革命新反思》一书中做了详细的回答。

然而，如若仔细考究，对“后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的还有其他的思想家，如德里达和福柯这些后结构主义者及其话语理论。拉克劳、墨菲抛弃了传统的“宏大”叙述理论，认为社会是按照“链接”原则，而非传统的必然性的逻辑所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话语差异系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之内，而是在一个开放的、非稳定的、具有偶然性的解释过程中。这就是他们把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其社会分析的典型表现。但是，与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拉克劳、墨菲并不只是进行解构性的“破坏”工作，认为社会完全是破碎的、断裂的；相反，他们认为其所要建构的社会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这一稳定性应该建立在“民主、多元和开放”的氛围之下，这一氛围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土壤。因此，社会主义、激进民主和话语理论就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其实，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与哈贝马斯对现代交往理性的重建有着某些类似和相通之处。哈贝马斯通过对传统“工具理性”的批判，试图把他现代理性建立在“理想话语交往”的基础之上；同样，拉克劳、墨菲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试图把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在理想的、多元的政治认同的话语理论之上，只是二人建构的哲学基础不同而已。

                             三

“后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之后出现的一个新流派或理论学说，因此，对其理论内涵及其性质的考察，应当引起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的密切关注。首先，就性质而论，虽然“后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其并非是反马克思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但我们还并不能完全赞同他们的一己之言，而是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拉克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等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性中的多样化的方面。[6]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历史中，由于其本质主义及其理论的贫乏，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时代要求，不能解释由于科技革命等造成的新问题，所以需要从最新的时代问题出发来重新阐释和解读马克思的理论，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如此，如果仔细考察，我们还是能发现“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误读，如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误认为是“经济决定论或还原论”，是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本质主义理论，等等，这些观点都是不足取的，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批驳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身份或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7] 理论，不但彻底摧毁了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且把其他“边缘群体”置于与工人阶级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这也大有商榷的必要。后马克思主义把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乏民主的内涵，所以要用他们的“激进民主”理论来加以完善和补充，其理论上的“空想”成分多于现实中的可“实践性”，而且，也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从来就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这一点，甚至连一些西方学者也反对拉克劳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用美国学者凯尔纳等人的话来说，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多种理论的“大杂烩”，“他们观点中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价值，的确，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一桩新发明，需要一种后结构主义的霸权逻辑，而不是一种在马克思那里早已被强调过，只不过在后人的歪曲中被丢失的东西。”[8]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发展和当今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观点或结论，或在19世纪所做出的某些具体理论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的确是不合适宜了，需要根据新形势，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加以总结，从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到“与时俱进”。例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革命的预测，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这一预测失败的重新研究，必然会涉及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重新评价问题。而“后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敏锐的理论洞见力。因为对马克思有关革命理论的预言的重新思考，必然要涉及到革命的主体，以及当代社会中社会行为主体的身份及其变化；而引起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20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以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的扩张趋势。但令人遗憾的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显然并不在于对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进行批判解构，而是力图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性地反思、修正和改良，当然其中也不乏某些创新。但无论如何，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对之加以拒绝，将它视为垃圾或糟粕一扔了之。我们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我们不必拘泥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是要吸其所长，在新形势下重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应当成为时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