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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人类正步入以航天、核能、计算机、电信等技术为引擎的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共时性、互动化、网络化特征。由此，“空间”问题也成为自然科学、建筑工程学、地理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显然不能忽视这一前沿课题。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关于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如何可能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下面将专家学者们讨论中的各种观点综述如下。

　　1.问题的提出及其社会学术背景

　　空间问题历来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空间从来都是与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空间与时间都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而不同机体的运动具有不同的空间形式。一般来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物质活动、交往活动与精神活动的统一，因此，在人类多样的实践活动中存在不同类型的空间形式，而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也利用、生产、建构和创造出了不同的空间形式：它既包括先于人存在的物质空间、能量空间、信息空间和生命空间，也包括人类创造的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理论空间、文化艺术空间、客观知识空间、虚拟空间和赛博空间。正由于每一种实践活动都存在各自的特殊性，因此相互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与矛盾，而这种内含的差别与矛盾在特定的条件下还可能会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并导致某种“空间的困境”。因此，从哲学上考察与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存在形式的空间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存在于物质活动、交往活动与精神活动三个领域中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如何才能摆脱空间困境，克服空间的殖民化，是一直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难题之一。哲学自觉地承担起这个克服人类空间困境的工作。

　　有学者指出，可以说，人的全部活动都在为解决生存空间这个问题而努力，一部凝聚人类最高智慧的哲学史，就是不断寻求解决人类空间焦虑的历史。福柯指出：“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 在20世纪，人类爆发了空前的空间危机，这种危机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两个层面上展开，二者是人生存的一体两面。物质空间的丰富和拓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精神空间，精神空间的丰富使人不会迷失于物质空间之中。对物质空间的研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而对精神空间的研究增强了人的自我关怀。然而，现代人的外在空间与内在空间出现了双重恶化。进入现代社会，物质空间急剧恶化，两次世界大战和地区性冲突又使人的精神空间出现了问题，对人的“主体性”渐觉悲观，对“人之为人”的超越性倍感怀疑。

　　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后果向人们呈现了物质空间的困境，由此加剧了人的精神空间的危机。现代日常生活是人们激烈争夺物质空间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断实施对精神空间的殖民，物质性空间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从空间角度来看，人已经丧失了立体的存在成为“单面人”，而全球化推动了西方的生存空间问题向全球扩展。

　　另有学者认为，从现实观察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正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的空间问题。许多看起来孤立的事情都与空间有关，如就业，表面上仅仅是提供劳动并获得报酬的过程，然而，联系到空间来看，它就是一个生存空间的开辟、占据、维持的漫长经历。高昂的房价看起来只是开发商的诡计，但实际上它是城市的空间密度、拥挤程度的“正常”指标。社会分层虽然与职业、收入、声望等因素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按照复杂的差异化的空间形态进行分布的。诸如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主权海权、国境边境勘测等等都是空间事实的不同形态。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地球表面不会增大，但全球人口数量在增加，耕地减少，城市拥挤，能够提供舒适便捷生活的区域相当有限，而贫困、废弃物、污染、气候变暖、沙漠化、土壤退化的威胁从没有消除 。这至少意味着人们为了获得并维持自己生存空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论者指出，除了西方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对空间概念的探讨外，地理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也都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空间进行研究。空间感知、空间感、空间智能等问题常常出现在心理学、拓扑心理学的范畴中。文化研究、美学、文艺理论也热衷于谈论空间表象、空间文本、空间符号一类的概念，并且广泛讨论艺术空间、叙事空间等论题。网络虚拟空间、赛博空间（cyberspace）也引起了学者极大的兴趣。但是，在这种纯粹技术化、专业化的视野中，作为一个需要整体把握的空间消失了，作为一个我们随时随地亲身经历的空间消失了。在这里，没有所谓的空间问题，而只有具体的技术问题。但从根本上说，现代空间是个体与社会、人文与技术、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融合的复杂空间，单一的技术视点很难把握其中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代空间实践的复杂性不仅需要各种专业化的研究，更需要对空间给予整体性的思考，需要从哲学、理论的层面对空间问题、空间危机的本质给予基础性的分析和理解 。

　　也有学者指出，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出发，全球化是资本在世界范围的全面展开，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有学者甚至将其看作是一种新“帝国”的形成。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模式提出许多挑战，并开启了传统研究中许多被忽视的领域，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运行中资本的空间布展问题，使空间的生产与规划和资本的权力结构关系日益凸现出来。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时间以其绝对的优势支配着空间的话，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时间的极限化，空间取得了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全球化就是资本在空间的布展，正是在这一布展中，才可能产生后殖民主义所谓的区域性抵抗问题，这当然是资本逻辑的另一面。

　　论者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全面渗透，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在否定资本的总体化逻辑时，强调差异与本土的解放作用。如果从资本的全球布展来看，这一批判资本全球化的方式，在深层上恰恰合乎资本全球布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具象化的资本布展，而且是一种抽象化的逻辑，资本在全球布展中的异质性与本土性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体现了这种抽象总体性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使任何本土都被纳入全球化之中，没有经过全球洗礼的本土已经不再存在，这时将本土与全球分离开来，这恰恰是一种怀旧式的幻想。当然，并不是说本土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但必须放到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布展中进行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面对全球化时，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 。

　　还有学者指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地平线上，空间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轴心悄然打开，为工业资本增值服务——围绕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空间组织，工厂、道路、市场、运河、港口等支配性空间要素以及生活空间和管理机构等附属性空间要素组装成工业城市。整个城市就是一部无情浇灭人的情感自由的机器，就是资本的游戏场。占有一定的城市空间，借以充当工业资本增值的一个环节，加入工业生产实践活动，成为人们本能的冲动和不懈的追求。在空间生产领域，空间规划、空间设计、空间建筑、空间营销、空间管理的实证方面因此获得长足发展，而空间生产的文化价值基础发生了动摇，理性与价值之间协调一致的链条在此面临断裂的危机。因此，秉承19世纪马克思追求“人类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为指向的批判精神，在空间生产实践中对空间的拜物教属性及其推动的空间的资本化进行分析和批判，理应成为当代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使命与责任 。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新生产实际上发挥着比物质的生产更为重要的作用”的思想，资本在拓展物质生产空间的同时，必然通过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开辟出比物质生产空间更为重要的社会空间。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疑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领域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就是“占有空间并创造出新的空间”；詹姆逊在文化批判领域把资本的空间理论进一步表述为“全球化的政治图谋”和“世界体系中空间萎缩的情感”；而大卫•哈维更是直接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的口号，试图通过“时空压缩”，即社会关系中空间的收缩和时间的减少，来刻画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从再造社会空间的角度寻求社会解放的道路。可见，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空间已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共存性与具体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验证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重要实据 。

　　2.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无论是以主动的方式，还是以被迫的方式，我们都身处一个仍在不断拓展和深入的现代社会之中。现代性既是一种社会组织模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知识观念。作为进步的象征，现代性曾经给予人以解放的希望；然而，自由与宰制同步发展，自主性与依赖性并存，解放与压迫共在……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悖论性存在迫使我们必须反思自身的知识结构、认识能力与实践方式。

　　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无论在社会的技术基础，还是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高新技术的出现、知识经济的形成以及交往方式的全球化等。当然，也出现一些所谓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问题、人口问题以及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等。西方社会科学家发明了许多新词，如“服务型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力图以此来描述社会的新变化。后现代话语或许可以说是这些概念和努力的总称，这些话语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的确反映了社会实在的变化。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本身的变化会引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其学科结构的改变，打破以往学科界限，而采取多学科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显然，当代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全球化等新变化和新特征，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客观的知识研究态度和学术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会越发展，复杂性程度越高，人们以及社会组织的交往越广、越频繁，就越需要作为学术机制和“规训”的科学知识体系的理性反思 。

　　另一种观点认为，研究视阈是理论的主体性内核，是主体考察研究对象的角度、层次、基点、线索、方法，往往凝结并表现为一个理论的核心范畴；视阈转换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内容和根本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视阈转换也就是范式转换。从视阈与时代的关系看，时代主题的转换决定研究视阈、理论范式的迁移；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具有新的主题，把握当代复杂社会，尤其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阈。正如列斐伏尔所说，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都市化社会，也就是从以工业革命、殖民扩张、旧全球化为背景，以革命、斗争为主题的时代，深刻地转入以新技术革命、都市化、新全球化为背景，以发展、和平为主题的时代。

　　论者认为，与时代主题的这种转换相一致，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社会理论的创新成为知识生产领域的重要现象，新理论、新流派、新思潮、新学科、新范式不断涌现。其中有两个流派或思潮因其研究视阈的独特性、重要性、基础性，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以列斐伏尔、哈维等为代表的空间生产理论，二是以古莱（Denis Goulet）、克拉克（David Crocker）、可思波（Des Gasper）等为代表的发展伦理学。空间生产理论注重揭示“空间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伦理学注重揭示“伦理与发展”的关系。它们对“空间”、“伦理”或者说“空间性”、“伦理性”这两对传统范畴的现代激活，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复杂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揭示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社会理论研究视阈从“进化与传播”向“空间与伦理”的深刻转换，揭示“空间”与“伦理”的内在关联、双向互动关系，建构自觉的“空间—伦理”视阈，对推动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

　　还有一种观点指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问世后，后现代主义思潮从艺术审美领域挺进社会和政治思想领域。《后现代状态》被人们视为后现代主义宣言。利奥塔的后现代话语有着自己的特点，它着眼于人类知识获取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计算机和数据库的出现，在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忽略了当代西方思想后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从时间哲学到空间哲学的转变。“如果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代理解为向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当代哲学的这一“空间转向”（spatial turn）与福柯有着重要的联系。福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注意到，长期以来，西方思想是受空间问题支配的，发展与停滞、积累与危机、物化与自发性、异化与阶级意识成为核心概念，时间性的“历史想象”始终凌驾于空间性的“地理想象”之上。福柯认为，如果没有空间范畴，我们既不能描述历史，也不能描述权力。地理和空间对我们来说，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通过重构空间、知识和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福柯开启了把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相结合的理论新范式。

　　论者认为，与福柯开启后现代思想空间转向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亨利•列斐伏尔从《进入都市的权利》到《空间的生产》，8年间写了7部有关空间生产与空间政治的著作。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空间问题的忽视，必然损害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的锋芒。从都市化到民族国家，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化，空间生产是理解资本主义形成和历史变迁的主要线索。一方面，通过所谓空间关系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资本主义把不平等的剥削和统治关系隐藏在意识形态幻想和面纱之中；另一方面，通过空间的同质化、分离化和工具化，空间生产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自己的空间批判理论，而且需要与不同时代相适应的空间政治策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重大的影响。詹姆逊、哈维、苏贾、甚至哈特、奈格里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空间生产和空间政治概念作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重构当代社会辩证图景的重要概念 。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主义的各种现代性许诺都具有内在的矛盾。现代性文化把无穷之欲求视为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为它驱动的现代发展肯定能不断实现现代性的各种价值理想，而不以为这种无穷之欲求与其手段不足之间具有内在的自否性和自悖谬性。据此，现代发展主义把其实是自己时代特有的现代性状况推广到全部历史过程之中。其实，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典型的以现代之特殊冒充整个人类历史之普遍的理论施暴。平等、发展主义的许诺及其后果，都集中体现在外推逻辑上。外推机制给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话语空间。马克思主义的确不能像后现代主义的批评那样只关注总体、构筑元叙事，要注意差异性、边缘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及其对总体的意义与影响，但现代性向更广时空的进一步拓展也的确把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推移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并以更复杂和更总体化的方式运作着。在这种背景下，无视整体性景观而仅仅囿于地方性构筑的理论话语，很可能被超政治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所麻痹，导致批判性的枯萎，甚至丧失。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国家甚至更小的空间，那就等于在资本主义、现代性面前停止批判，因而也就是终止哲学批判自身了。仅仅把资本主义视为发达区、中心区，那即使没有致使丧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会大大减少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资源。外推使马克思主义批判转向更大的背景范围，也给马克思主义批判铸造了更大的理论空间，使总体性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热衷的范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日益重要的范畴。同时，因外推机制得以拓展其空间的总体和总体性，也喻示了“外推空间”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重要范畴的意义 。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我们看到，20世纪的社会批判理论经历了多种理论转向，空间转向作为其中一种，它试图改变传统“左派”历史叙事之“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空间转向，或者说，空间逐步成为占据优势的理论主题，这一学术现象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较为广泛地观察到。当然，这一趋势由多方面理论运动合流而成，其中包括以列斐伏尔为核心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或空间）研究，以哈维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后）结构主义支持下对现代性空间经验的文化研究等等。当然，从起点看，20世纪70年代早期，“空间转向”便实际启动了。值得强调的是，“空间转向”只是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批判理论发生的重大转向之一。而所有这些转向——如“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等等——都不只是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而是传统“左派”政治实践和理论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必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变迁）之后果。因此，需要从这些转向发生的实际历史语境来理解它们。

　　3.关于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空间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在今天的理论语境中，社会发展的纵横关系突出地表现为资本的发展与空间的关系。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对此都有比较具体的论述。这些研究并非是简单的“话语翻新”，而确实是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现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的发展与空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左右着当代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

　　有学者指出，一切空间都是质料与形式、概念与实存、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空间作为自然界最初和直接的规定，总是既具有实在性、抽象的普遍性，也具有主观性、历史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只是进入20世纪，人类才逐渐认识到空间不只表征物质的广延性、连续性，或“感性直观的纯然形式”（康德语），它还能够被人类发明、创造、建构和生产。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社会实践和创新思维不断推动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称霸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理论空间和信息空间，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不断地开辟新途径，从立体、结构、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高度，去能动地创造、生产和扩展新的空间形态。因此，人们不能把空间只当作抽象的概念，不可创造与变更的客观对象或绝对空间；既要认可空间的主观性、建构性、想象性和虚拟性，也要看重空间的可塑性、再造性和生产性。论者认为，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利用、生产、建构和创造出了不同的空间形式。它既包括先于人存在的物质空间、能量空间、信息空间和生命空间，也包括人类创造的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理论空间、文化艺术空间、客观知识空间、虚拟空间和赛博空间。其中，“空”具有无限的充填欲，“形”具有无穷的可塑性。作为时空存在者，每个人都应该立足科学技术和艺术，从空间的多样化、立体化、信息化、艺术化、网络化、虚拟化和全球化入手，把握其内在规律和延异趋势，积极投身空间的设计、创造和建构，生产出更多的空间形态，以应对日益丰富的人的发展。这既意味着人类智慧对物质客体的超越，更体现出人的创造本性 。

　　另有学者指出，一方面，资本的发展导致空间的改造与重组。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过程，既是一个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本不断突破自然、历史以及自身各种界限的过程。为了使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资本往往会动员一切手段，将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等全部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从而建构起一种总体性的空间社会组织。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不仅仅是一定时空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是一个不断超越原有地理空间界限的“空间生产”。另一方面，空间的扩大与重组又造成资本新的发展。空间的扩大与重组意味着空间障碍的消除、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世界格局的重要变动，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资本的发展也在产生重大变化，如超额利润的来源、利润的分配以及资本要素的配置等，都与过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尤为重要的是，空间的重组成为资本主义消解危机的重要手段。列斐伏尔、哈维等都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其手段就是不断占有空间并生产出新的空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消解危机的能力就来源于对空间的多次重组：正是通过这种重组，使资本主义度过了一次次危机，延长了生命过程 。

　　再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空间，而只探讨了与空间有关的诸如城市以及住房这类问题，但他们的伟大贡献并不在于这些具体的论述，而在于这些论述的背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深刻阐述，为空间研究提供了至今仍有巨大生命力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柏林、巴黎、伦敦等大城市长期居住，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工业城镇迅速发展的历程。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城市关系有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并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日益扩大，吸引了广大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金融、商业、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市政管理等由此得到很大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支配乡村的力量。而城市特定的空间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建立和扩张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市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的基本成果和独特标志。对城市特性的分析与概括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的敏锐洞察。

　　也有学者认为，空间生产方式一直是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资本全球化是马克思当年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全球化本质上不仅是一种历史维度，而且是一种“世界历史”维度。就是说，这一历史生成是在资本化世界的空间生产迅速扩张过程中产生和完成的。资本工业化必然要求生产要素（包括生产场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和集中，必然造就以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镇化。“到处落户、到处开辟市场、到处生产”造就的资本全球化本然地就存在着空间生产之维。资本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资本在造就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全球格局的同时，也就完成了空间生产的拓展。城市化、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物象”的空间结构或者人们“选择”的空间造型，但本质上不过是这一时代的资本的空间存在样态。资本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在城市或全球空间上进行布展。“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时代性与空间性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历史语境。在这一空间拓展的资本化世界中，使马克思思想出场。如果说，资本全球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的空间语境，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成为对这一空间生产资本化世界的批判反思的精神产物。可以说，资本全球化的空间生产结构是打开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门的历史锁钥，马克思主义批判所思的一切问题都源于这一世界历史本身。没有对资本在全球空间拓展的结构和进程的本质分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

　　还有学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潜在的空间理论内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空间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发现，马克思是承认空间和空间的重要性的。“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等问题在他们的观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著作中关于空间地理概念的论述却相当分散，“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非均衡地理发展和空间转移问题的思路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地理重组的潜在后果倾向于迷失在最终使时间和历史凌驾于空间和地理之上的修辞模式之中” 。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虽然有多方面的“空间论述”，如“中心与外围”、“第一和第三世界”等 ，但产生和维持空间结构的力量也常常被特殊历史、地理的繁杂描述所掩盖 ，缺乏对资本主义空间产生的原因、过程以及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因及矛盾的充分说明和理论根据。针对马克思主义在剖析资本主义主要形态时，没有直接或明确地联系空间问题的薄弱之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在继承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深度解读的基础上，将空间维度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空间为主线对资本主义实践展开全景式扫描，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化转向，试图“提供一个以城市（空间）为落点的普遍性方案” 。

　　随着以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科学技术的全球同步、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为三大基本特征的“全球化”的迅速推进，“空间转向”在“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中的异军突起，被视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空间与时代的焦虑有着直接而本质性的关联，“空间”正在深刻改变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阐述视野。促成这场“空间转向”的主要领军人物，不管是曾经公开申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詹姆逊、哈维等人，还是一再表示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异的福柯、卡斯特、苏贾等学者，都把视角转向了“空间”，虽然他们视角各有不同，但他们各自的空间分析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继承、反思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空间分析”在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关注绝非偶然，同时，也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中的重要理论元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指出，“资本就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资本的这种脱域性的深层原因来自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换言之，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深刻地反映在由资本的主客二分带来的资本属性的二元对立和资本生产过程的社会异化现实。资本疯狂扩张的秉性必将促使其不断地突破物质生产的自然空间，以维持和实现自身的无限增长。

　　4.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如何可能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列斐伏尔、卡斯特与哈维等一批西方学者共同推动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转向为资本主义现实变迁机制及其内在矛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理论视角，因而，在现当代的理论主题中逐渐占据了显著的地位，构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种观点认为，空间化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研究所忽略的、因而应当重视的领域，也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意义的独特视角。一方面，当代社会现实新变化要求我们关注空间问题，而传统唯物史观不足以直接回答这个时代问题，空间化研究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根本途径。空间化问题研究不仅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反而弥补了传统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角度的缺失。另一方面，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符合当代现实的空间化理论，才能澄清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中的问题，辨明当代社会空间化发展研究的科学方向。空间化是以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内在的一个基本视野。它既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关系得以传承与积累的物的载体，也是抽象的社会历史关系的具体化形式。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空间”不是传统的几何与地理概念或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亦非透明或抽象的心理形式、文化符号结构，而是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

　　论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始终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逐步从固定的地方与民族的有形空间统治，走向流动的全球化网络化的隐形空间控制，这也是一个从抽象形式到具体内容、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政治到日常生活、道德心理逐步深入的异化过程。只有深入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和时空生产机制，我们才有可能营造更加合理和美好的“希望的空间” 。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在挑战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解释的时间偏好的同时，也为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一个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空间维度的缺失是否真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先天缺陷？鉴于马克思是在以批判与替代资本主义为核心旨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创立并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问题亦可转换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思路是否本身就内含着空间的维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非简单的理论考古，事实上，它将为我们立足于当代现实语境中科学地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亦是重新审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当代效应所必须澄清的问题之一。

　　论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其生成与布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改造与重组的动态过程，对于这一过程及其结果的空间样态的分析，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一般意义上，空间构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运动的客观前提；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剖析过程来看，空间的概念溢出了作为物质性前提或对象性存在的限制，凸显出社会关系的深层含义；从资本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看，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不断突破其时空界限的动态过程 。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的全球化是马克思进行社会空间分析的现实语境，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人类的空间视野不断拓展，“空间”也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如何把握人类社会空间的这种巨大变革？马克思开创了一种社会空间的“资本阐释学”，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不仅赋予了空间以社会经济内涵，而且又是解读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空间转换的钥匙。资本对社会空间的重塑或者说资本的空间权力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在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有三个问题马克思尤为关注：一是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空间剥夺问题，它使全球社会空间呈现为一种等级结构；二是全球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问题，它使人与自然空间的紧张状态拓展到全球；三是虚拟资本的恶性膨胀及虚拟经济空间的风险问题。上述三个问题对当代人类社会空间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习惯于说，时间在增值，空间在贬值。但另一方面，恰因人类活动的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日益深入，更需要我们重视对“空间”的再认识。在全球化时代，当代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不只是地理—地理维度的空间巨变以及社会—经济维度的发展挑战，而是涉及文化—心理维度的时空变迁。因此，马克思的空间思想所具有的理论阐释的巨大张力，应该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诚如多数理论家们正确地意识到的那样，任何对于马克思的重新解释（或当代解读）和发展都必须依据对资本主义历史和当代经验的深刻分析，尽管实现这个理论目标时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当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问题时，亦必须如此。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在理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问题以及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实践时，就不会囿于纯粹的逻辑——想象在我们之前的理论缺失，甚至武断地对前人提出“完善性”要求，而把目光转向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给我们自身提出的任务，并因此理解那些尽管受到挑战然而仍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作用的伟大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最重要的典型）的意义。论者指出，从现象上看，空间转向直接提出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之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突然发现了一个缺失的知识维度。因此，似乎只有通过空间化路向才能够重申现代性话语的自我反思性或批判性，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它似乎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被替代，要么升级为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看到，“空间化”研究已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重建的重要理论路径之一。空间问题绝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课题，无论在广义的元理论和方法论层面，还是在狭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层面，历史唯物主义都内含着空间的理论维度。具体来说，（1）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是特定时间—地点基础上的感性具体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现实；（2）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是以特定的社会主导结构为中介与载体的具体意义上的关系生产总体；（3）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历史性精神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具体总体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而且，它还克服了对任何既定的伪具体的空间存在的直观神秘崇拜，指认了它们的历史构成性本质 。当今世界在交通、通讯等核心技术推动下，原有的地理边界、社会结构、国际秩序被彻底打破，人员、资金、信息在全球范围流动，生产、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全球空间重新布局，生态、性别、种族、阶级、国家等政治主题也发生着深刻变化。没有空间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无法科学地理解和判断这些新现象。另一方面，当下空间研究又常常被纷繁复杂、流动多变的空间现象所迷惑，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甚至陷入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这正是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指导所致。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走向空间化问题研究，才能深入当今社会现实，没有空间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抽象空洞的；而对空间问题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没有历史方向感的空间哲学是神秘和盲目的。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

　　（编辑：刘德中）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