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并在当今世界持续发挥着它强大的批判力量，而唯物主义则是其整个学说的基础。在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以说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的表述是十分明确和直接的: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作为社会存在核心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表现形态，政治、宗教、教育、媒介、艺术等等都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经济的这种基础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后来所遭遇的批评和反思中被称为“经济决定论”。人们怀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胜利。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包括今天的女性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全球化等“新社会运动”，也都难以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得到完整的解释。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从黑格尔的角度挖掘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工作。葛兰西对文化控制在政治控制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对文化领导权的具体实践场所的分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文化分析的关注等都较早地反映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修正。

　　当代文化研究的发展正是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重新阐释世界状况的一种努力。他们更倾向于用一种复杂的眼光来进行社会分析，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交叉学科方法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等。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思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例如，拉克劳和墨菲就坚决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但无论怎样，从法国结构主义开始，出现了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媒介文化、视觉文化等文化研究潮流，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兴趣日甚一日。相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概念则再也不愿提及。当然，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批判可以说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隐隐约约地感到，经济决定论固然存在局限，但今天的文化研究潮流是否过于忽视了经济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无论现实多么复杂，各种现象有多么“文化”，但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世态万象，小到邻里家庭纷争，大到国际外交博弈，各种冠冕堂皇的遮羞布后面，仍旧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历史无需拉得太长，至少从资本主义诞生那天起，世界显得就是如此。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在给我们长期的兴奋之后，多少给人一种挠不到痒处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怀疑，文化研究会不会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至少在客观上起到的是一种共谋的作用。

　　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是当代英美世界著名的后殖民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她一方面注意到经济决定论的局限，但同时也看到文化主义的危险。她通过解构主义的透视镜，重新审视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研究和经济视野之间的对立，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

　　斯皮瓦克认为，应该用解构主义的“擦除( under erasure) ”的方式来对待经济文本。正如德里达认为“超验性批评”( transcendental criticism) 总是存在“欠缺”和“超出”的地方，斯皮瓦克也认为，经济决定论作为一种超验性批评，同样也存在这样的欠缺和超出。总体上说，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的早期作品由于关注的是欧洲 19 世纪工业社会背景，但同时从中得出的却是整个人类的解放蓝图，这种哲学上的普遍主义倾向遮蔽了不同区域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甚至在伦理上忽视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受压迫者，最为明显的就是对女性的忽视。从女性所遭受到的压迫和剥削问题上看，斯皮瓦克十分注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阐释力量，但是十分明确的是，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还无法对此进行充分说明，因为这其中还有着相当复杂的性别文化和民族文化问题。

　　与多数文化研究对经济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不同，斯皮瓦克对经济决定论的“擦除”是解构主义意义上的“抹擦”。也就是说，“擦除”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而是在承认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强大影响，承认其无处不在的重要性的情况下，对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概念，以及作为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经济”概念进行质疑，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自己仅仅局限在文化批判的领地。

　　她认为，对经济文本的“擦除”，质疑经济概念的最终决定意义，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经济概念重要性的肯定。也就是说，解构意义上的“擦除”，不只是一种否定姿态，也同样是一种肯定姿态，经济文本与文化文本并不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恰恰是一种相互共谋的关系。斯皮瓦克的这种看法一方面看到了文化维度在经济决定论问题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主要是针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忽视经济维度的倾向。她指出，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是，尽管资本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提供的是人道主义话语，但却是在默默地通过“唯物主义”的价值预设做事情，而第一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却不在“唯物主义”的主体预设框架内去提价值的问题。文化研究的这种“怪现象”体现的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和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人们能设想的最好情况就是不断打破这种二元对立，首先考虑到文化与经济价值系统的共谋几乎在我们的每一个决定中起作用的事实，其次也要认识到另一个事实，即经济化约论确实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危险”。

　　正因如此，斯皮瓦克在文化研究盛行的情况下，提出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重新强调经济维度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意义。

　　首先，斯皮瓦克重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为其辩护，是与她对全球化境况下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关注分不开的。她认为，像鲍德里亚和巴塔耶这样的后现代批评家，他们对马克思的阅读、对价值和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都很少涉及第三世界国家被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问题，即使涉及到，也是为了对西方世界进行理论化的需要。因此她认为，任何对于价值的劳动理论的批判都忽略了第三世界，忽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劳动分工。而事实是，今天的国际劳动分工已成为帝国主义在新时期采用的一种新形式的危机控制方式，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资本主义殖民掠夺和政治控制的继续，斯皮瓦克也把这称为“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最终目标，仍旧体现为一种经济上的控制和掠夺，因此文化研究是无法真正解释这一切的。她认为，联合国力图建立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以及万隆会议以来的“新国际”，都被证明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等并没有有效地改变第三世界的低廉劳动力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剥削。有鉴于国际法与国际资本之间的共谋，她对“新国际”表达了自己的强烈质疑: “换句话说，新国际是怎样如此‘新’的? 对欧洲左翼自由主义而言，也许是如此，但南方为何应该对这一工程感到某种程度的信心?”应当得到承认的是，南方国家维持着北方国家的高能耗生活。

　　另一方面，斯皮瓦克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也是一种提醒，即提醒人们不能被西方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化”和“高福利”的优越生活所蒙蔽。尽管随着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劳资矛盾的缓解，资本主义没有向马克思说的那样朝着“坟墓”的方向前进，尽管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似乎在角逐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尽管世界的高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等等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但斯皮瓦克认为，这些改变仅仅局限于西方国家内部，而今天的世界经济关系是全球性的，一旦我们真正从全球视野来考察西方的改变，就会更加明确地发现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的矛盾: 全球化趋势下的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不是缩小而是加大了南北发展差距，南方国家支撑着西方国家的高能耗生活。有鉴于资本的强大力量，在维持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情况下，南方国家的债务永远不可能按照艾哈迈德说的那样被简单取消。因此，从文化上看，西方民主国家的确变得更加“自由”了，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消失”了，并且成为“非自由”的第三世界精英的“移民天堂”。但是，这种优越的文化再现并不能真正掩盖它背后的财富支撑。也许正因为如此，斯皮瓦克认为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创造的最基本的来源，那就是劳动。《资本论》的主题不是告诉我们工人是牺牲品，而是告诉我们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力量。因此我们也许应该说，是“劳动力”而不是“工人”才是马克思最为规范的术语。

　　斯皮瓦克通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进一步把第一世界优越的物质条件、自由民主和人权化的文化再现，尤其是西方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等施惠行为同整个殖民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家—自由劳动力”模式联系起来，更加清晰地解释了今天的南北关系实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西方殖民历史而造成的沉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负担，使得它在脱殖之后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它不得不处于一种依附于发达宗主国的状态。同殖民时代相比，那种被动的强制性如今变成了“主动的”强制。因此，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民族国家所获得的“自由解放”无论如何都会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些劳动力的“自由”，即一种依附性的自由，一种出卖自己的自由。这样看来，民族国家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结束了被第一世界国家剥削的命运，相反，它更像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一个阶段的完成，即一种世界范围的“原始积累”的完成。在这个积累历史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出卖自己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而西方国家则通过贩卖自己的高附加值产品、过时技术，通过经济援助和附加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来维持这种新的殖民关系，同时消除自身的内部阶级矛盾和调控自身的各种危机。因此斯皮瓦克认为: “当代国际劳动分工是 19 世纪领土帝国主义瓜分领域的一个替代。从资本逻辑的抽象角度看，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贸易政府的重新抬头，既通过被支配的本土资本家，也通过那些未受保护的流动劳动力，一群国家( 基本上是第一世界) 处在了资本投资的位置，而另一群( 基本上是第三世界) 则提供了投资的场所。”

　　这也让我们看到，斯皮瓦克为什么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在分析资本全球化时代的过程中的有效性。因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殖民历史中的领土帝国主义的替代和延续，同时也能够有效解释今天西方国家的优越生活风格和内部阶级矛盾的消失。这也是一种矛盾的替代，即对“工人—资本家”模式的有效替代，因为通过殖民主义的漫长历史，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积累财富基础，找到了新的财富来源，因此其内部矛盾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发展和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的解决，而是把矛盾从阶级之间转移到了国际之间，而国内则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具有同一利益立场的资本家集团，共同站在了斯皮瓦克说的投资位置。殖民历史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矛盾转移，同时也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完成了国际间的“原始积累”，成为全球化时代新的危机控制方式的前奏。高科技时代一方面解放了人，使得人更加“自由”，另一方面却没有人注意到这种自由所遮盖的经济威胁，因为实证主义只注重实际结果，引导人们只看到眼前的直接性经济关系，只看到高科技和财富的关系，而高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技术统治方式则把经济胁迫和劳动剥削隐藏在了“他者的世界”里。面对这种剥削更加隐蔽更加复杂的经济关系，斯皮瓦克在反对经济化约论的同时也强调，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当代背景下，对于当代的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遗产而言，文化分析是不能从根本上触及帝国主义的实质的，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斯皮瓦克提到，本雅明早就认为把文化作为一种脱离经济社会现实的自治领域的看法是危险的，因为它掩盖了人们在野蛮的压迫和物质条件下生活的真实状况，而“文化主义”拒绝经济全球运行，是不能把握随之而来的野蛮主义的产生的。

　　二

　　斯皮瓦克重提劳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遭遇的命运。这一方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女性的相对忽视不同，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世界中流行的女性主义批评不同。斯皮瓦克在注重女性所遭受的文化压制的同时，把它同女性所遭遇的经济剥削联系起来。她不仅仅把女性遭受的经济剥削同家庭和社会联系，同时更把女性问题放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中，而劳动价值理论会让我们更清楚地追溯到这些隐藏的剥削路径。

　　在斯皮瓦克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更加老练，跨国公司倾向于亚集中的劳动，倾向于最脆弱的、最松散的劳动力群体，从而减少自己的政治成本和阶级矛盾的威胁，他们不仅把最初级的资源和原材料生产加工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剥削其廉价劳动力，而且更因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性别文化问题，使得其中的女性成为超级剥削的对象。女性不仅仅是后殖民国家的剥削场所，也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场所。她们不仅负担不付酬的劳动力再生产和沉重家务劳动，并且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她们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可供分配的廉价劳动资源。帝国主义不仅通过高技术把自身财富的来源掩盖起来，把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场所边缘化和距离化，同时也利用文化控制的方式，使其远距离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得到野蛮的维持。因此，她认为的确是到了该重读《资本论》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样，在当前历史时刻中的那些沉默的被超级剥削的女性的“不可见”才能变得可见起来。

　　斯皮瓦克认为，女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循环中是一个隐蔽的在场，她们直接参与了生产，更重要的是，是女性维持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劳动力再生产。她在家庭这个非工作场所生产着工人的身体和寓居于身体中的、工人赖以出卖的东西。没有这个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生产前提。但是，人口再生产和家务劳作的支出，是一种由父权文化支撑的不付酬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反过来强化了男性的优越地位，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最为隐秘的场所。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走出家庭代替男性或者同男性一起加入社会化进程的问题，这只可能使女性变成双重压力的牺牲品。不过，在斯皮瓦克看来，在资本全球化的状况下，在高科技发展趋势的支持下，这种双重压力恰恰变成了事实。第三世界属下女性成了“超级剥削场所”，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父权文化界定中的属下女性的劳动得到了最为有效的社会化。

　　斯皮瓦克注意到，马克思事实上对此早有预见: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马克思这个前福特时代的预言在今天逐步变成了现实。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女性在生产操作上的身体弱势逐渐消失，对男性劳动力的替代逐步变得可能。另一方面，在资本寻找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首先找到了第三世界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其后找到的是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动。这两个因素合力促进了“超级剥削的女性化”进程。但是，当我们大谈女性主义和性别文化的时候，当我们不断鼓励女性获得独立、走出家庭的时候，我们却可能完全忽视了欧洲从她们身上获取的巨大利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产、技术进步和财富生产的完美配合。在女性解放乐观的未来想象中，第三世界女性生产变成了一个隐藏起来的黑暗空间。

　　不仅如此，斯皮瓦克认为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女性的生养劳动所面临的社会化问题。女性的生养劳动从古自今、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都被限定在伦理道德的框架之中。但是，经济胁迫使得第三世界女性的这一方面的劳动也面临社会化的危险，这其中包括了生育权、代孕、移置、人口控制和后福特时代的家庭工作等方面。从前被表现为道德、忠贞的私人性劳动和服务，现在由于“自由的”经济胁迫而走上了社会化道路，包括性、繁衍后代以及养育等等。从前只能面对丈夫和孩子的工作，现在面临所有在经济链条中的男性和小孩。按照马克思的术语，这种从前被认为“特殊”的劳动现在已被严格地计算进了平均抽象劳动之中，女性特殊的“使用价值”被编码进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经济链条之中，融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循环，成为其流动链上的一环。而这一切，如果没有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很显然，女性身体的这种“解脱”和“自由化”，就像工人从他的生产条件中脱离出来变成“自由民”一样，将会带来一种最为原初和最为残酷的竞争，“因为，这里的商品是孩子”。

　　斯皮瓦克问道，如果这些劳动真的像劳动力作为商品一样使用它自身的拜物教特征，并在社会化过程中使一切性别中性化，那会是公平的吗?女性身体的社会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者，就像斯皮瓦克问道的那样，否定女性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又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女性的“解放”? 斯皮瓦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有一点，女性身体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帝国主义危机管理的产物。在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上、在市场的寻找、培育和扩展上、在消费的维持上等等，女性都成为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焦点，并且充分利用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资源。这也反过来说明，资本的本性就是尽一切可能寻找剩余价值，并且为此而把一切可能的东西转变成交换价值。这似乎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回应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话: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我们看到，斯皮瓦克正是通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同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碰撞，重新揭示出后殖民境况下第三世界以及女性是如何依旧生存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压制之下的。现实告诉我们，仅从文化的角度是无法清楚看到它是如何被紧紧编织进经济结构之中的。不仅在后苏联时代的欧洲，而且也在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世界，我们都有必要重新阅读马克思。

　　三

　　基于上述原因，斯皮瓦克同拉克劳、阿明等人一样，认为就目前的历史情况而言，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去修正马克思的关键概念，在后殖民世界中残酷的劳动条件下工作的女工和童工都非常痛苦地证明马克思在今天的有效性。正如克劳德说的: “资本主义可能是全球性的和弹性的，但它仍然建立在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对工人劳动的剥削之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灵活性不应该被当做是体系的直接瓦解的标志，而应该当做是其深刻的稳定性和范围的标志。”拉扎罗斯也认为:“对我来说，新世界秩序——即一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国际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似乎令人不安地类似于旧世界秩序。在当前的后现代性概念化的背景下，我相信强调资本主义持续不变的全球性是必然的。”

　　正是基于这种当代状况，斯皮瓦克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批评精神、批评思维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辩护”和“坚持”，对马克思的一些关键性概念进行了解构阅读，用于揭示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并同时注意到文化因素和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斯皮瓦克对马克思主义关键概念、基础前提的辩护和坚持是在解构的意义上进行的，因此她不是用一种“普遍性真理”的眼光去衡量马克思主义。相反，她注重的是作为一种批评哲学和实践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真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斯皮瓦克本来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评哲学，其目的不只是“认识世界”，而是最终要“改变世界”。因此，斯皮瓦克说，我们不能用对待康德和黑格尔的阅读方法去阅读马克思，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色彩和政治色彩，马克思文本中的那些不确定因素才发挥着它巨大的批判潜能。实际上，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斯皮瓦克用解构方式来重读马克思的旨趣所在。这种“不确定性”，用“真理”的眼光看是问题，而用实践的眼光看则恰恰是策略和力量所在。

　　斯皮瓦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构意义上的辩护，另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她认为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检讨偏离了正确的道路，用一种实证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态度来理解马克思，在客观上只能起到与资本主义共谋的作用。她对德里达的批评，对福柯、德勒兹以及詹姆逊等人的批评，甚至对更早一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都意在说明，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重新关注马克思所针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受剥削的劳动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至始至终的解放诉求。而她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关注已经渐渐忘记了这一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早期，卢森堡、卢卡奇等人对阶级意识的关注，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强调，都仅仅是从策略和手段的角度去谈论文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前提，文化只是作为一种反抗的补充性分析方式，其潜在的主体仍旧是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与之相反，“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最有力的源泉，把意识形态问题带到了最显著的位置。阿尔都塞，德里达的朋友和同事，把意识形态又带回了法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潜在的主体不是‘工人’而是学者或知识分子。”拉康把马克思看成是心理症候的发明者，而美国与托多罗夫所描述的苏联，则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形成政治经济体系基础的一整套教义和信仰。斯皮瓦克认为这些观念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的更细致的解释和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脱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轨道，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起到辩护和共谋的作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奇特再现出来的劳动和工人的生产性的身体，现在反而不知去向。她指出:“不管马克思在《资本论》时代的‘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这里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 概念会是什么，但它是直接指向‘工人’的，这与‘哲学家’所用的、事实上令人困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指向完全不是一回事。”

　　总的说来，斯皮瓦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意识形态的批判目的应该是配合劳动价值理论、用于揭示经济剥削关系的。这其中的道理与马克思对货币和商品二重性的分析一样，目的是为了“去蔽”: 不是要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交换提供价值和价格在数量上的衡量标准，而是重在指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那具有生产性的身体，即劳动力。因为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是以交换价值的面目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进行的“公平交易”，因此，从单一的交换行为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其中的生产劳动和工人的身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成功地把工人的劳动问题放到了商品交换和资本循环的前台，并得出了他的“非凡的结论”: 资本消费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货币所预示的对等交换，与符号领域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等关系一样，都建立在其自身的“透明特性”的假设之上。这种假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人们的信任，是与实证主义思维追求符号的直接的可见性分不开的。斯皮瓦克指出，正是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才可能把计算机、远程通信等高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并把电子脉冲作为一种替代货币的新的金融和资本符号去实现危机控制，仿佛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富和高耗费的生活直接来源于其技术的价值生产。如果我们仍旧从科学和实证主义的眼光、从追求可见性出发，那么技术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掩盖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政治、经济援助、民主输出等“可见”行为背后隐藏的经济关系就永远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说明。这也体现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精神在阐释今天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方面的重要作用。斯皮瓦克认为，只有在坚持这种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认真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劳动价值理论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才能顺利完成当代转换，而不是纠缠于“真理性”或者“是否过时”等枝节问题，或者把文化的马克思作为解救马克思主义的出路。

　　斯皮瓦克正是在坚持这一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揭示了后殖民状况下的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同时也从文化的角度补充了马克思所缺失的伦理维度，指出是所谓的“第三世界”为“第一世界”创造了财富并以此维持着发达国家的文化再现。并且，由于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问题，第三世界女性身体成为真正的超级剥削场所，她们不仅负担不付酬的劳动力再生产和沉重家务劳动，而且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她们还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可供分配的廉价劳动资源。因此，斯皮瓦克并不因为重提经济的基础地位就放弃文化的因素的重要作用，相反，通过解构阅读，她打破了那种牢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把劳动价值理论放进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之中。她关注的是，经济文本是如何被刻写进所有当代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之中，以及文化是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维持和遮蔽这种经济关系从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危机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的。（注释略）

　　(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