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除了作为哲学家和哲学教授之外，阿多诺最重要的身份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家或社会理论家。自 1954 年开始，阿多诺长期领导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他积极地介入当时德国主流社会学界的讨论，并于 1963 年至1967 年间担任德国社会学协会( DGS) 主席，一度主导了当时的社会学争论。这些争论中，除了我们熟知的与波普展开的实证主义争论之外，阿多诺在 1968 年德国社会学年会上与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 之间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争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理论方面而言，大会的这个主题涉及到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根本性判断: “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以其原来的以及修正了的模式起着统治作用，工业发展是否使得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甚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失去效力。换言之，这涉及当今社会学界如此广为传播的论题，即马克思是否过时了”。这个论题在马克思诞辰 150 周年之际被突出出来，意义就显得更加特殊。就实践方面而言，大会的讨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其影响延伸到此起彼伏的左派学生运动之中。阿多诺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论断，但结合西方社会在 20 世纪的新发展，对马克思的论断作了修正，并勾勒出了新的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形式。尽管这场争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全展开，而且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对我们理解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一、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

　　正如阿多诺所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在当时是一个广为讨论的问题。其中，达伦多夫就是“过时论”的最重要代表之一。达伦多夫在1957 年发表的著作《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中，就鲜明地以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为批判对象，主张将近代以来的社会理解为工业社会，而资本主义不过是工业社会的一个阶段; 马克思之后，特别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模式已经不合时宜，当下社会已经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知道，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生产力而言，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这在近代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的结果; 就生产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则意味着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则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身的劳动，并依赖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上的对立，造成了阶级压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地位“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同时，大工业使得工人不再处于“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革命联合”成为可能，资本主义造就了自身的“掘墓人”。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不能继续维持，必将通过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而结束，走向新的社会形态。

　　在达伦多夫看来，西方社会后来的发展恰好与马克思的预期相反，20 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足以动摇马克思的理论基础。首先是资本的解体( decomposition) ，其典型案例就是股份公司的普遍出现。事实上，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第 3 卷中已经分析了这个现象。马克思在股份公司中看到了资本的集中以及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达伦多夫强调，这种变化并不会导致马克思所预期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激化，相反会导致社会结构以及阶级冲突性质的变化。资本的所有者与管理分离之后，社会冲突就只会在劳动者和资本管理者之间发生，而这已经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两大阵营的冲突了。其次是劳动的解体。达伦多夫认为，在现代企业中，已经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将劳动者严格地归为一个同质的集团，无产阶级因其“工作、技能、收入和声誉”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单数，而是由诸多技能和地位不同的群体构成，不同群体的利益也不尽相同。资本和劳动的解体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可以是“白领”，也可以是公务人员。这个概念由他们的收入、社会地位等诸多要素规定，旧的工人阶级概念已经不再适宜。资本和劳动的解体，导致社会的层次越来越复杂，角色更加丰富，从而层次间的流动、角色的变换也就变得更加频繁。这种流动性的结果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职业从而改变自己的地位。那么阶级之间的冲突就不再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激烈，也不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最终导致革命。相反，达伦多夫认为，当代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将会制度化、常规化，这恰恰意味着这个社会能够驾驭这种冲突和矛盾。

　　当然，达伦多夫也认为有很多因素是近代以来就没有改变的，如韦伯指出的经济合理性、平等价值观，等等。但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这些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要素。达伦多夫认为，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马克思的预见是错误的，其原因不仅在于马克思的时代局限性，更在于马克思考察社会的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是融为一体的，因此社会学的考察必然不仅仅是经验事实的研究，而是要以诸多一般性的概念为前提。达伦多夫认为，这种抽象正是马克思方法上的问题。例如，马克思将阶级的概念与生产关系直接勾连，就成为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桎梏，无法容纳新的经验内容。

　　我们不难看出，达伦多夫提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否定，而他却拒绝在这个层次上对新的社会形态进行勾勒，而是满足于经验层次的描述和分析。放弃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达伦多夫的经验分析必然依托于工业和技术的直接事实，将这些事实视为规定着当代社会本质的唯一可靠的要素。从他对马克思的如上批评中不难看出，他将社会关系( 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 直接依附于生产技术的分化和结构之上，当然这些又都体现为各种具体的数据。如果说对经验事实的强调是达伦多夫的社会学方法的话，那么对生产技术的直接依赖则是这个方法所必然导致的理论立场。无论是达伦多夫的方法还是立场，都受到了阿多诺的批判。

　　二、经验事实与辩证的社会理论

　　由于达伦多夫的论点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尽管他在社会学大会上的发言是在阿多诺之后，但毫无疑问他已经提前出场了。阿多诺在大会上做的开场报告，便可以被视为站在马克思立场上对达伦多夫的回应。阿多诺并没有直接对达伦多夫所列举的经验事实提出质疑，而是首先从研究和对待这些事实的方法入手。正如在之前的实证主义争论中那样，阿多诺主张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

　　在他看来，这种辩证的社会理论无疑来自马克思，但是却绝不像达伦多夫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一种僵化的、不合时宜的理论; 其辩证的特点，说明这种理论具有相当的弹性，可以容纳达伦多夫所列举的新的事实。阿多诺说，“一种辩证的理论探索结构性规律，这个规律为事实提供条件，它在事实中表现，并为事实所调整。它将这种规律理解为趋势，这些趋势或多或少都传递着总体体系的历史连续性。马克思为此提供的模式是价值规律、积累规律和危机规律。辩证理论的结构指的并不是一种秩序的模板( Ordnungsschemata) ，将社会学的结论尽可能完全地、连续地、无问题地规整入内; 因此，结构不是体系化，而是对科学知识的数据进行预先整理的社会体系。这种理论允许最终抽出事实，但不允许按照一个已证主题( thema probandum) 将这些事实扭曲。否则它就会陷入教条主义之中，彻头彻尾地重复这种思想，就像东方帝国的稳固政权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工具所干的那样; 那无非是将自身的概念理解为运动之物。”以其说阿多诺在正面主张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不如说是在达伦多夫面前为马克思进行辩护。阿多诺强调的是，马克思的抽象范畴不能等同于教条主义，它是一个允许调整和修改的理论。这就为阿多诺主张的“晚期资本主义”提供了空间。

　　进而，阿多诺也对达伦多夫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如前所述，由于阶级这个概念从马克思开始已经形成了一个问题背景，所以达伦多夫还沿用这个概念。但是达伦多夫抛弃了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等一般性概念，选择用经验的事实和数据来作为分析阶级的依据。在他看来，这样才能摆脱主观的理论预设，贴近社会的现实。然而，阿多诺却说，“阶级关系的标准，例如社会分层的经验研究喜欢用的标准，即根据收入、生活条件、教育等进行划分，乃是结果在单个个体身上的一般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主观的。相反，旧的阶级概念则是客观的，它试图独立于从主体的生活中直接获得的指数，表达出社会的客观性。”对此，达伦多夫指责阿多诺“完全不负责地”使用了“客观”和“主观”的范畴，因为在他看来，直接的经验事实是客观的，反倒是一般性的范畴是主观的设定。阿多诺反驳道，所谓客观的社会学意味着它可以追溯到社会的结构，但是这个结构又不是出于科学的需要而造出的模板。而主观则一方面可以意味着分类科学放弃了“知识的媒介”，“丧失了事情的结构”; 一方面则意味着将事情归结为主观的数据，如收入、地位意识和角色意识，等等。

　　显然，达伦多夫社会学的主观性主要属于后一种情况。这里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到底什么才是社会的现实，是直接的事实还是间接、中介的东西。我们知道，阿多诺在哲学上致力于对形而上学的绝对中介的批判，突出概念体系所不能容纳的非同一物，然而在这里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放弃中介和抽象。他主张的社会现实是一种开放的一般性范畴所表达的东西。阿多诺显然是在两线作战，一方面要反对形而上学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实证主义对直接经验的过分依赖。

　　针对这种辩证理论的抽象性和其历史哲学的一般性，达伦多夫从另一个角度展开批评。他认为，“对社会发展的总体的稳妥的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僵化世界的一部分，它使得这个世界加倍地僵化”。满足于这种一般性的框架，就会错失改变生活境况机会，因为这种改变只能是通过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来实现的。有趣的是，这正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受到的来自自由主义的批评: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知道，批判理论之成为批判理论，就在于摒弃传统理论的静观态度，积极地介入社会现实，以从事一种实践的理论，所以就不难想象阿多诺对达伦多夫的这个指责感到吃惊。阿多诺指出，达伦多夫批评的前提是，“总体社会概念必然卷入总体社会的实践中”，而改变现实的有效实践必定是具体和单一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直接连接本身是危险的，它往往会以实践之名清除理论的分析，然而没有理论的实践是非理性的、盲目的，而盲目的实践必定要犯错。阿多诺在其他地方曾说，“错误的实践根本不是实践。”

　　更重要的是，阿多诺认为，改变现实意味着改变单个人的现实生活，“然而这个改变现在必然不是对人们生活的直接改变，因为他们的生活不是直接的，而是长久以来被总体社会的要素决定了的。”要改变个人的生活就要首先认识到生活的本质，而这个被总体社会决定的本质离开总体社会的概念自然又是不能被认识到的。如果对生活的本质无法认识，那么改变这个生活的实践便没有可能。

　　总之，在阿多诺看来，辩证的社会理论主张事实与结构的相互中介。因此经验研究应该是被一个一般性的结构所中介，尽管经验研究的结果可以对这个结构进行调整。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区别于一般的社会学的关键。在阿多诺看来，普通的社会学固执于中性化的事实和指数，这才真正失去了批判性和实践的维度。

　　三、阿多诺的“晚期资本主义”观念

　　在这样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的视野下，达伦多夫突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成问题了。如前所述，尽管达伦多夫并没有将工业社会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等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而是将其理解为近代以来的一种普遍社会状态。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他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范畴失效之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指数成为理解社会的根据。如果参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达伦多夫最终还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起来。在阿多诺看来，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本身在方法上就是有问题的: “所有的辩证法家都不会让晚期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对立成为必然的对立，正如其不能满足于非此即彼”。换言之，辩证的理论不仅不会通过简单的立场选择来回避矛盾，更要能够包容和正视矛盾。在阿多诺看来，这种理论的矛盾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并不是“依照科学的立场或口味在这两个形式之间进行选择，这二者的关系表达出了当前这个时代显著的矛盾，这个矛盾又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在社会学之中。”这种社会的矛盾，可以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就为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提供了基础。与马克思一样，阿多诺试图从这对矛盾出发对当前的社会本质作判断: “按照当前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说，它根本上是一个工业社会。随处是工业的劳动，它超出了政治体系的所有界限而成为了社会的模式。工业的操作方式，以经济的方式强制地扩展到了物质生产的领域、管理的领域、分配的领域以及所谓的文化领域，借此这个社会就发展为一个总体性。而与此相对，这个社会就其生产关系而言又是资本主义的。人们往往还是如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叶所分析的那样: 是机器的附属物，但远不仅是简单地依据其所服务的机器的属性来组织的劳动者，他们被迫深入到机器最核心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个角色承担者规整到社会机制之中，遵守它的模式而全无反抗。今天的商品像以前一样也是为了盈利的目的而被生产的。”

　　阿多诺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包含、相互制约的。与马克思一样，阿多诺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本质: 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引起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形式的稳定性; 换言之，容纳了新生产力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给定的前提下，人们往往会将社会问题归结为生产力的最新发展，似乎它所表现出的新特征构成了社会的本质，而生产关系却被忽略了，甚至在达伦多夫那里一样，被认为是过时了的范畴。的确，在 20 世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技术的形式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使社会成为一个总体。阿多诺说，“对此，霍克海默和我在十年前用技术的面纱来指称。对世界的建构和它的成员之间的虚假的同一性通过技术的扩张到达生产关系的证明上，按照它的受益者，人们立即徒劳地研究，无产阶级是如何变得不可见了。体系的独立化在所有人，包括它的操纵者面前都达到了一个极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似乎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统治消失了，人对人的统治演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总的主体对所有人的统治。这似乎已经成了 20 世纪流行的观念。以往我们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理解，也往往停留在这个层次。通常我们将“启蒙的辩证法”理解为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似乎这一批判就意味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技术统治构成了现时代的本质，马克思的经济学诊断似乎已经失效了。然而，如果考虑到阿多诺的社会学，那么这就不难发现，这种流行的看法正是他所要批判的一种错误。

　　阿多诺还指出，这种研究以及关于阶级消失的论证，恰恰是符合其代理人的利益的。因为这恰恰是对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的遮蔽。他说，“灾难并不是技术，而是其与社会关系的纠缠，它是被囊括到这个关系之中的。请回忆一下，对利润 － 统治的兴趣引导着技术的进步: 它在此跟灾难性的、控制的需要相互协调。破坏性手段的发明不会徒劳地成为了新技术的典范。相反，这些技术荒废了其远离统治、集权主义和自然控制的潜力，荒废了其治愈那些被技术彻底毁坏了的东西的潜力。”

　　阿多诺力图说明，技术并不是独立的，并不是匿名的神秘力量，而是始终受到利益驱使。从另一个角度说，技术在当代条件下成了生产关系的一个维护者和支持者。技术的手段一方面使得生产关系中隐含的统治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同时还遮蔽了真实的统治关系。这种统治使社会静止下来，似乎静止无非就是在技术的体系内部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所以达伦多夫所谓的社会流动性，事实上表达了对这种静态统治的一种确认。所以阿多诺说，“马克思的期望太过乐观，他认为生产力在历史上具有优先性，并必然会打碎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这位德国唯心主义的死敌还是忠于唯心主义的肯定性历史建构的。而对世界精神的信任又是有利于那种按照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所要改变的世界秩序的辩护的。生产关系出于其单纯的自我保存的目的，通过七拼八凑以及个别的措施继续屈从于那被释放出来了的生产力。”

　　在阿多诺看来，生产力的发展的确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成为革命的力量，反而成为了生产关系的“共谋”，成为现有统治的维护者。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生产力或者技术获得了独立，并单独构成了社会的本质。在坚持资本主义性质的前提下，阿多诺充分考虑了生产力发展给生产关系带来的影响。这些是马克思没有充分预料到的，但这些新的事实并不能像在达伦多夫那里一样成为否定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理由，反而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得到延续的表现。首先是需求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发生的角色变化。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生产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则是为了资本家获取利润。二者通常是不冲突的，因为匮乏始终存在。然而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商品空前丰裕的状况，匮乏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但是，为了商品生产的后一种要求，也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需求和匮乏就必须要以其他方式存在下去。阿多诺说，需求“早先是潜在地是生产装置的功能，而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了生产装置的功能，而不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些需求是完全被操纵的。尽管在这个变迁中，需求被固定并适应设备的兴趣，但它还是携带着人类的兴趣，从而设备就能够唤起这种人类的兴趣。但在这种需求之下，商品丧失了其最后的‘天然的’自明性( Selbstverstandigkeit) 。需求不仅是单纯间接地满足交换价值，而是在经济的重要环节中，出于盈利的需要才被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牺牲了消费者的客观需求”。阿多诺对需求和消费环节的突出，对后来的资本主义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性。笔者认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以及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均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然而阿多诺并不认为这种新的现象，足以标志一个新的时代或者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的到来，它仍然在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适用范围之内。因为如前所述，这种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维持。

　　其次，阶级关系尽管不像达伦多夫主张的那样消失了，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也发生了变化。阿多诺说，“阶级的概念是稳固的，但要看到它发生了一些改变。稳固的，是因为它的基础，即社会分化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不仅得到了继续，而且其压迫性和牢固性得到增强。改变则意味着，被压迫者，用今天的理论说法就是绝大多数人，不能意识到自身为一个阶级。”这显然也是对达伦多夫的一个回应。按照达伦多夫的标准，没有阶级意识，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消失的一个根据。阿多诺认为这个理由是一种主观的，而且不充分。“在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说不上一种无产阶级意识，这与阶级的存在并不矛盾( 与普通意见相反) : 阶级是通过其对生产资料的地位来确定的，而不是通过它的所属者的意识。关于阶级意识的缺失并不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因: 工人不再贫困; 他们越来越被整合入资产阶级社会，逐渐接受其观念。这在工业革命期间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产业无产者从赤贫状态被招募进来并处于社会的边缘的时候无法预料的。”工人不再贫困，并认同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改变其被剥削的事实，而这正是阶级概念的基础。

　　与此相关的是，虽然在西方国家内部阶级关系的表现发生了如上变化，但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范围内看，原来的形态却在国际对抗中被保存了下来。“国际对抗现在才升级为真正的总体战争，与最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昭然若揭的关联。一种灾难的恐怖通过另一种灾难的恐怖而被延伸。”阶级关系表现为国家间的关系，意味着剥削与被剥削呈现出了国际的形态。即使当时的苏联在国内清除了市场经济，但是其在国际范围的角色也属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阿多诺的这个分析与当时的政治形式紧密相关。我们知道，除了反抗社会的总体控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也是当时左派学生反对的重大目标。阿多诺关于国际对抗的分析显然与学生运动是一致的。如今，这种国际范围内的剥削和压迫，可以说仍然处于阿多诺的分析的有效范围之内。（注释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