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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今天左派学界有关经济学的不同态度而言，列宁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同他对纯粹政治学的批判一样重要。一方面，是那些放弃经济学作为斗争和干预阵地的纯粹政治学家；另一方面，是那些受今天占据主流的全球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也排除了任何适当的政治干预的可能性。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天更应该回到列宁，因为经济学是关键性的领域，胜负将在那里决出；必须打碎全球资本主义的符咒。但是进行干预的方式应该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

　　即将打响的战斗是由两方面组成的：首先就是反资本主义。然而，无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有多么激进，只要不把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还是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制）作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充分的。也许，今天最大的诱惑就是相信可以逐渐削弱资本主义而不需要思考其自由民主遗产的合法性问题。正如某些左派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这些遗产尽管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但却可以加以自主使用并用来批判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看做是一种块茎似的怪物或吸血鬼，它能够去地域化并吞噬一切，坚韧而富有生机，每一次危机都使它变得更加强大，简直是一个不断重生的狄奥尼索斯—菲尼克斯。但在这种将马克思同反资本主义所做的诗性链接中，马克思却真的死了。因为政治性痛刺一旦被拔出，马克思也就被无害化处理完毕。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冲突。在资本主义中，这种冲突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交换价值的主导地位获得了独立存在并转化为自我增值的资本的幽灵，这个幽灵需要生产能力和现实的人受它支配并化为其暂时性的肉身。马克思还从这种对立出发得出了经济危机的概念；当用钱生钱自我增殖的虚假幻象接触到现实的时候，危机就会发生。这种投机的疯狂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它必然在越来越大的危机中得到爆发。危机的根源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交换价值的逻辑遵循自己的路径，自己的疯狂舞蹈，全然不顾现实的需求本身。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当虚拟和现实的普遍性达到明显不能忍受的程度时，上述分析就会在当代实现。一方面，我们对未来、对并购行为有着疯狂的、唯我的算计和沿其内在逻辑推测的那种可能性；另一方面，现实正在遭遇生态危机、贫穷、第三世界危机、社会生活疾病和疯牛病等等。这就是为什么赛博资本主义可以表现为今天典型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会梦想着赛博空间提供一个“无障碍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我们这里拥有的是现实和虚拟世界对立的两个版本之间的意识形态短路——这二者分别是现实生产和资本的幽灵性虚拟控制之间的对立以及经验现实和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之间的对立。那种横亘于迷人的荧幕形象和荧幕之外作为痛苦肉身之间的对立，似乎可以转化为资本循环算计的“真实”和贫苦大众的丑陋现实之间的直接经验的对立。然而，这——真是建立资本主义批判的唯一方式吗？如果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那种唯我主义的狂舞，而恰恰相反，它坚持不承认自己同“现实”的对立，将自己展现为对现实需求的满足呢？马克思的原创性在于他同时打了两套牌：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使用和交换价值的对立，同时，资本主义还限制着生产能力的自由展开。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今天经济学分析的迫切任务还是重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免坠入后工业社会多重意识形态的陷阱。我认为，关键问题与私有财产形式的变化相关；权力和控制等基本因素不再是投资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即真正控制生产手段的公司或个人。当代典型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用投资借来的钱空手套白狼，即使负债，但无论如何要掌握控制权。一家企业归另一家企业所有，后者又向银行贷款，银行又最终发行由我们这些普通人所持有的货币。在比尔•盖茨那里，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权概念在这个术语的一般意义上来看完全失去了意义。资本主义这种虚拟化的矛盾基本上与量子物理中的电子相同。现实中每一个要素的质量是由其静止状态的质量加上其加速运动所产生的剩余构成的；然而，静止状态的电子集合为零。电子的集合仅仅是由其加速运动的剩余产生的，似乎我们是在操纵那种需要虚假实体的虚空，只是变戏法般地将其缠绕到其剩余之中。今天的虚拟资本不也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吗？它的“净价值”为零，它只是用剩余在运作，依赖一个虚无飘渺的预期。

　　那么列宁这时又在哪里呢？根据当下流行的说法，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年代里，列宁对于普通大众创造能力的失望使他转而强调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并且开始依赖专家的权威。他欢呼“那个幸福时代的来临，政治将隐退……工程师和农艺家将主导谈话”。这是技术专家统治论的后政治学吗？列宁有关借助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想法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幼稚得很：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10]

　　难道这不是马克思那种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调节全部社会生活的一般智力观念的最彻底表达吗？不是一个人的控制被物的控制所取代的后政治社会的最彻底表达吗？当然，很容易用工具理性批判和被管理的世界的腔调来反对上述观点：总体性趋势就包含在这种总体的社会控制之中。[11]对斯大林时代发生的社会控制机构变得更巨大加以讽刺并非难事。进一步说，难道这种后政治学观点与毛主义的阶级斗争永恒论观点（受那种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政治的公理启发）不是正相反的吗？然而，事情真的是这么明确吗？如果用万维网这个今天一般智力的完美代表来代替中央银行的例子（它显然太老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多罗茜•塞耶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艺》实际上是侦探小说的理论，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还不知道什么侦探小说，他只能诉诸自己手边的例子：悲剧。[12]按同样的方式，列宁实际上发展了关于万维网角色的理论，但是，既然他还不知道网络的存在，他就不得不首先讨论中央银行。相应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没有互联网，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在这里，人们很容易重拾那陈旧的、鄙俗的、半被忘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一种说法是，正是这一辩证法反讽性地埋葬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法捱过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资本主义就真的提供了数字化世界中的生产关系的基本构架吗？在互联网的内部就没有一种炸毁资本主义的潜在导火索吗？难道微软垄断的案例不正是列宁主义的吗？除了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同垄断作斗争（想想拆分微软的案例吧）外，难道使之社会化、更加容易接入不是更加合乎逻辑吗？

　　今天我们已经预感到了某种不安。再想想冠以西雅图字眼的一系列事件吧。得胜的全球资本主义的10年蜜月期已经过去，早该来到的七年之痒正在眼前——证据就是大传媒公司的恐慌，从《时代》杂志到CNN都突然开始担心马克思主义会在“正直的”抗议人群中扩散。今天的问题恰恰是列宁主义的：怎样才能将媒体的担心现实化，怎样才能发明一种组织机构以便给这种不安以一种普遍的政治要求的形式。否则就会错过时机，空留一些边缘性的骚动，也可能会出现一场新的绿色和平运动，产生一定的效果，但其目标仍受严格限制，手段也不过是市场措施而已。换言之，列宁主义留给当代的关键经验是：离开了政党组织形式的政治是不讲政治的政治。因此给那些只想获得新社会运动的人的回答就是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所说的：“你们只是需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今天的问题是社会政治参与已经开启了两条既成道路：要么玩体系规定好的游戏，加入一条符合体制要求的游行长队，要么在新社会运动中上蹿下跳，如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等。同样，这些运动的局限是他们大都在一个单数的意义上缺乏政治性：它们都是些缺乏普遍性维度的单一问题运动，也就是说，它们与社会总体性缺乏联系。

　　在这里，列宁对自由主义的斥责就很关键了。他们只是利用了工人阶级的不满来强化自己同保守主义的对立，而不是将其贯彻到底。这不也是今天左派自由主义的作派吗？他们喜欢通过讨论种族主义、生态学、工人的悲苦等等来赚取同保守主义竞争的分数，然而却绝对不会对制度本身造成危险。想想比尔•克林顿在西雅图是怎样技巧性地提到街头抗议者，并且提醒受武装保护的首脑们应该听听示威者意见的。对于所有的新社会运动来说都是如此：体制政治已经做好准备倾听它们的要求了，这样也就顺手将其中的政治性毒刺给拔除了。体制无疑是普遍的、开放的、宽容的、面向所有人的；即使有人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也在特定的商谈形式中被拔除了身上的政治性毒刺。（周嘉昕译）

　　节选自《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