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众所周知，我们正面临一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它危及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在内的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物种。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然而，资本主义内在地影响环境的危险性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构建“自然资本主义”或者“气候资本主义”的观点，按照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制度就从环境的敌人变成了环境的救世主。

这些观点的关键错误，在于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对于人类和环境所造成的累积性的危害。本文将要论证：要全面地理解全球生态破坏的严重程度，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入手。

激进生态批判者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他们把抽象的分析建立在19世纪条件的基础上。这样，许多在20世纪和21世纪才开始出现的重要的、历史性的、特殊的环境危机，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分析。马克思本人的生态环境批判受他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时代条件的限制，他没法抓住若干重要的、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一些新特点。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不仅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态批判文章，同时还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及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人包括：索尔斯坦·凡勃伦，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和艾伦·史奈伯格。

一、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耗

在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写的早期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很少被人们看作是关注生态问题的文献。在那时，很多关押在普鲁士监狱里的犯人是因为捡拾地上的枯树枝而被抓起来的农民。在捡拾枯枝时，农民仅仅是行使他们习以为常的权利，但是因为私有产权范围的扩大而使这种行为变得非法。通过考察在莱茵省议会上的辩论，马克思评论道：辩论的目的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土地所有者的产权，但是居民原有的权利被人们忽视了。贫苦的农民被看作是森林的敌人，他们沿袭习惯的捡拾树枝用作烧饭和取暖的燃料的权利，被看作是侵犯了森林所有者的所有权。

此后不久，马克思便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马克思就开始关注原始积累问题，也就是对农民的剥夺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农民被强迫离开了他们的土地。工人和土地的分离是工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把它称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前提”和“永久性基础”，产生现代无产阶级的基础[1]。资本主义制度一开始就是以侵占自然资源和公共财富的面目出现的。

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解释道，每一件商品都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后者越来越对前者起支配作用。使用价值与人们对物品的一般需求相联系，与人和自然关系相联系，即与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相联系。而交换价值起因于人们对于利润的追逐。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一般生产的区别，一般生产就是自然条件下的普通生产。

这种矛盾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非常突出，并以詹姆斯·梅特兰·罗德戴尔伯爵八世(1759－1839)的名字，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罗德戴尔悖论”。罗德戴尔是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研究》（1804）的作者。他解释道：公共财富由使用价值来构成，就像水和空气，一般都是大量存在的。但是私人财富却是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具有稀缺性才能进行交换。在这个基础上，罗德戴尔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私人财产不断增加，而公共财富却不断受到破坏。譬如，控制以前可以自由取水的供水系统，并且对水井征费，这样便以公共财富的损失为代价，换得名义数值上的私人财富的增加（因为水井控制人所增加的财富是靠牺牲多数取水人利益得来的）。

罗德戴尔断言，按照人们的常识，如果把对人们有用和必须的商品变得稀缺以增加私人财富，就会引起人们的反对。但是他认识到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因此，荷兰殖民者在特别丰收的季节就把部分香料作物烧掉，或者雇佣当地居民去采集肉豆蔻树的嫩花或绿色的叶子，以便使植物枯萎。而法律授权弗吉尼亚州的种植者烧掉一些谷物，以维持其高价格。他写道：“那些因为利益动因，而利用这一原理的人，对这一原理是如此熟悉，以致除非采取一些组合措施，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私人对于公共财富的贪婪。”[2]

马克思认为：“罗德戴尔悖论”起因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反比例关系，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特点，体现在浪费和破坏社会的自然财富[3]。他写道：因为它的贪婪，资本主义生产是对人类资源的极大浪费。它通过贸易分配产品的方式，竞争的方式，给物质资源带来巨大的浪费。资本主义制度以社会公共财富的损失换取私人财富的增加。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地位，以及这一现象对生态问题的影响，也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一般公式M-C-M′里。资本主义生产通常被描述为遵循简单的商品生产过程C-M-C，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只是充当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的媒介，公式起点和终点都是具有使用价值的某种商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采取了M-C-M′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使用劳动和原料而使货币增值了，商品可以换回更多的货币，即M′或M + Δm。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生产交换过程永远没有终止，因为金钱或抽象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追逐的目标。M′接下来会被重新投资，产生了M′-C-M′′，以后的时期还会产生M′′-C-M′′′等等。

在这种机制下，为了维持自己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的比重，不被竞争所淘汰，资本家必须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价值规律不断地对每个资本家和整个资产阶级说：“继续生产，继续生产”。然而，这要求生产不断革新以替代劳动力，提高利润从而不断增加资本积累。而且，随着生产过程的扩大，整个再生产循环中的消费环节必须相应扩大。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资本主义拒绝接受任何限制其发展的绝对边界，而只是把它看作将要克服的障碍，这些命题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构成了后来被史奈伯格称为“踏车式生产”的模式的基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像脚踏车一样不停地运转，不停地生产[4]。

然而，马克思最突出的生态学贡献在于他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在伟大的德国化学家尤斯蒂斯·冯·李比希的理论基础上，马克思认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通过把食物和纤维运输到千百公里以外的那些人口不断聚集的新兴工业城市，资本掠夺了土地的营养，如氮、磷、钾等。这样化学元素最后不是重新返回土壤，而是通过人们的消费以生活垃圾的形式留在城市造成了环境污染。李比希把这种现象叫做过度消耗或掠夺式制度。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严谨的科学家，尤其是德国的李比希，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不断耗竭的土壤，过度消耗，起因于贪婪的资本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利润。然而，农业社会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古埃及等，千百年来，他们知道以理性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这可以保持甚至增加土壤里面的肥力。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上部分地区，由于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耗，耗竭了土壤表面的养分。”[5]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过度消耗，使在人与土壤之间由生命的自然法则所规定的代谢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可修复的断裂，需要断裂的系统性修复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调节规律。他提出：在农业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在发展生产的同时，破坏原来的所有财富，包括土地和劳动力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态批判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批判中的重要性，需要认识到：在他的分析中，劳动和生产过程被定义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主要的定义在于：它是一个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以理性的方式管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同时消耗最少能量的社会。马克思提出的观点把最激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变成了可能，马克思坚持认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6]这样，马克思全部的生态学批判要求：“人类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下的新陈代谢断裂，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闭合的新陈代谢循环。”[7]

当然，马克思全部的生态学见解，要远超出前面的论述。版面所限，我们无法在此作全面的论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也接触到了以下重要的问题：矿物燃料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浪费问题、沙漠化问题、森林过度砍伐问题、区域环境变化问题等。马克思同时代的科学家也已经开始意识到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当地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

二、垄断资本和环境问题

马克思生态批判的基础理论与材料科学的发展相互呼应，为以后几十年的许多唯物主义者和哲学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启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之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过度消耗的批判很少被承认或总结。

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生态学领域的主要发现，可以看作是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变化所做出的反应，以及由它所引起的环境政策的变化。最早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家是德国的鲁道夫·希法亭和美国的托斯丹·凡勃伦。尽管希法亭的分析直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很少论述到环境问题。相反，凡勃伦，一个受马克思影响，但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经济学者，却看到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公司阶段，给环境、资源利用和经济浪费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在凡勃伦后期的著作中，他强调：美国资源开发计划是一种侵占当地环境和剥夺当地居民的资本积累过程。与“罗德戴尔悖论”相一致，它通过一个披着合法外衣的掠夺计划，把所有公共财富变成私人所得。他写道：通常是把每一项公共需要，都变成私人获利和投资的方式。

凡勃伦指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通过提高产量和压低价格，主要的资源已经被过度开采，导致了资源供给的快速衰竭，同时产生出大量废物。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可以通过共谋的方式，调节商品稀缺性和进行垄断性定价，从而把公共财富变成私人所得。这种现象在木材、木炭、石油行业特别明显，这些行业最初都是资源被惊人地浪费，最后由少数所有者垄断占有。凡勃伦指出：19世纪中期以来，伐木工厂浪费的木材，明显地要比他们利用的还要多[8]。

凡勃伦对生态学更重要的观点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导致了使用价值和消费内容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企业在事实上消灭了价格竞争，同时对产量进行限制。这样产生了垄断价格，或者寡头价格，给大企业带来了高昂的利润。价格战被有效地遏制，竞争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既定的产量下减少生产成本；二是在不降低价格的条件下增加销售额。凡勃伦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效率在于控制商品生产成本，通过降低工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提高了剩余价值率。这样，在任何给定的价格下，在没有减少利润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工资，销售成本变化的范围大幅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商品总成本与销售促销有关，而不是与商品生产相关[9]。这对使用价值的意义是深远的，他陈述道：这样的结果是销售促销成本逐渐增加。生产者越来越关注他们产品的销售能力。因此，许多生产成本应当包含商品包装成本。这样生产工艺和营销手段渐渐地被混淆了。毫无疑问的是市场上的许多产品的成本，应当包含生产该产品的外包装成本[10]。他注意到这种方法经常用于时尚礼盒包装的商品上。

包装的设计和宣传，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分支。通过包装，改善商品外观效果，以便更好地卖出商品。这个行业雇佣了大量的艺术家和方案策划人员、巡回的宣传员、论证人员、解释人员。还有很多知名的心理学家也被请来作咨询，为产品销售竞争能力的提高，以及商标和装饰商品包装的宣传语提供建设性意见。所有这些的成本是非常显著的。可以可靠地估计，包装要占到那些包装产品的总成本的一半。这样消费者要付出接近产品价格的一半来支付这些无用的包装。毫无疑问，在某些行业，比如化妆品行业和家庭护理产品行业，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这个界限[11]。

营销手段渗透进生产过程的结果是浪费的增加，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面定义道：“这是对人的生命或人类整体没有意义的花费。”实际上，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许多购物的动机来自妒忌和攀比的心理。人们通过拥有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和进行各种引人关注的消费来区分人们的社会地位，但这样会产生显而易见的浪费。一个人越能够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越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威望。企业广告常常通过使人们产生失去社会地位的担心，最先在富人当中激起这种妒忌性的攀比，接着在中产阶级，最后在工人阶级渐渐产生这种攀比，从而刺激人们的消费[12]。

非常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凡勃伦指出的消费的转变和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使用价值的扭曲问题，在马克思早期文章和紧随马克思之后的追随者们的理论中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其他19世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也是如此。诚然，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隐退到了不重要的位置，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销售商品获取利润。这里隐含了这样的观点：使用价值可以从属于交换价值，消费结构屈从于生产的力量。但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从来也没有分析由于技术的变化导致的生产和消费的相互作用，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使用价值结构的改变。原因在于，在19世纪的竞争性消费中，工人的消费品，与资本主义的奢侈品不同，没有面临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得到充分发展的营销手段[13]。尽管由于竞争本身导致的非理性和重复生产，浪费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由竞争时期的这种浪费并没有对资本积累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者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需求市场的产生。因此，广告和营销以及产品的差别化在19世纪只起到非常微小的作用，对这些发展的分析，只能等到20世纪初，垄断出现时才能进行。这种分析最早由凡勃伦提出。后来，1966年巴兰和斯威齐综述马克思和凡勃伦的观点，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对不断的生产扩张而产生的巨大生产剩余的利用问题。生产剩余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消耗：（1）它可以被消费掉，（2）它可以用来投资，（3）它可以被浪费掉。就资产阶级而言，资本家的消费因扩大积累的动机而受到限制；投资自身受到市场饱和度的限制，市场饱和主要是受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和工业成熟的条件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受到市场问题的威胁，以及生产能力及可雇佣劳动力的利用率下降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浪费，为了促进市场的发展，浪费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巴兰和斯威齐认为经济浪费有多种形式，尤其是军费开支和销售努力，后者包括：广告、产品外观和包装的变化、有计划的废止、型号改变等等。销售努力虽然在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只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才形成巨大的规模。

最明显的促销方式当然是在20世纪得到飞速发展的广告业。巴兰和斯威齐指出：广告对于这种制度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代表生产和销售者进行反抗储蓄，以利于消费的战争[14]。但是他们认为广告只是现代市场营销的冰山一角，市场促销包括：市场目标的选择、动机研究、生产管理、促销、直销等。布力费亚斯通信公司的调查表明：2005年，美国花费了近一万亿美元用于各种形式的市场推广，近GDP总量的9%。

在凡勃伦之后，巴兰和斯威齐指出，促销手段对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影响在于：生产努力和销售努力相互渗透，已经到了事实上难以区分的程度。这样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什么构成了一件产品的必须的社会成本；二是社会产品自身的性质是什么。这样，产品型号不断变化、产品不断淘汰、进行浪费性的包装等等，以重新定位消费关系，改变了使用价值的结构，扩大了生产过程内部的浪费。他们估计仅仅汽车型号的变换一项就会消耗掉GDP的2.5%。而汽车生产者用于广告方面的花费却是很小的。他们指出：“在汽车制造业，以及无疑还有许多其他在这方面类似的工业，销售努力中的最大部分不是由销售人和广告撰稿人这样的明显的非生产工人来进行的，而是由工具和钢型制造人、制图员、机械师、装配线工人这些表面上的生产工人来进行的。”[15]他们总结道：“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能够得出消极的结论：一种产品的产量和构成是由寡头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来决定的，它既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使人们的辛苦和痛苦减少到最低。尽管这种结论很消极，但是，却构成了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得出的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深刻的见解。”[16]

迈克尔·凯迪龙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在他197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理论》一书中保守地估计，61%的美国生产可以被归结为经济浪费，如军费、广告费、财政和保险、商业浪费、明显的奢侈性消费等等[17]。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是特定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商品的首要意义在于它能为公司带来交换价值[18]。

巴兰和斯威齐指出：按照增加社会福利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理性标准，人们需要一个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早在1957年，巴兰就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一个计划经济中，最优的经济剩余要小于最大潜能的经济剩余，因为它需要更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减少有害的生产方式，如煤矿开采等[19]。同样，斯威齐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每个工人都有一辆汽车去上班，并不是人类本性的产物，而是汽车工业中心和所谓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私有化但是由公共补贴的交通方式，给社会带来了空气污染、城市衰退以及交通事故，却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相反，理性的社会应该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实用，美观、耐用”，符合人们真正的需要，“运用人性化的劳动过程进行生产”[20]。

其他同时期的思想家发展了相关的理念，1958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他的《丰裕社会》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依赖效果”的观点，用于分析垄断资本主义。他论述道：“生产创造出需求，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推定为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是一个旨在推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消费者主权理论的生产者主权论的观点。1971年，琼·罗宾逊夫人在美国经济学会作的理查德·伊利演讲中提出了“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在错误地假定凯恩斯提供了“第一次经济理论危机（产品的水平或数量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基础上，罗宾逊继续论述道：现在是转向解决“第二次经济理论的危机”，也就是产品的质量和内容问题的时候了，军工生产、污染、不公平和贫困都产生了出来，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扩张性的生产战略。同年，巴里·康芒纳在他的《封闭的循环》一书中突出强调了石油化工工业带来的生态危险，这内生于利润驱动的越来越有害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21]。

1980年，艾伦·史奈伯格在《环境：从过剩到稀缺》一书中综述了垄断资本主义环境批判，这本书是环境社会学里面的一项基础性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环保人士就指出环境的压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人口、富裕或者说消费以及科技。后两个因素，消费和科技代表着经济方面的问题。显而易见，史奈伯格的书的结构来源于此，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依次关注：环境问题、科技问题、消费问题和生产问题。史奈伯格的进展在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以表明前三个方面是由第四个方面的条件决定的，被他称为“踏车式的生产”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他论述了“垄断资本主义踏车”，并坚持：踏车式生产根源于高能耗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

史奈伯格认为：在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调整为劳动节约、能耗密集型的生产。通过不断地替代劳动并且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生产者的财富越来越多，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样就试图通过引入额外的消费来解决这个矛盾。他认为：用加尔布雷思的术语来说，现在的消费不是显示了消费者的选择，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获取利润的需要。消费者的选择被现代市场和技术所限制。史奈伯格的结论认为：试图通过关注人口、消费、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踏车式的生产本身。[22]

如前所述，踏车式生产或资本主义积累可以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解释，即用资本的一般公式，或者说M-C-M′来解释，下一阶段的生产变成了M′-C-M′′，再下一个阶段M′′-C-M′′′，如此不停地重复继续下去。对马克思来说，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斯威齐曾说：没有生产的刹车机制，除了周期性的经济故障，才能使这个生产过程停下来[23]。强调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张效应与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的关系，是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基础。因此要解决这种生态问题，需要外力干预，以降低、停止、反转并最终拆除这个踏车。这个标准的脚踏车，体现在今天由于特殊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的增加而造成的经济浪费，如果从资本主义自身和长远来看，其更愿意把生态问题变为一个数量的问题，从而使这一问题的定性问题变得不重要。

这里，强调M-C-M′中的C是有用的，它代表商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现在，在寡头资本的控制下，变成了一项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这里我们把它指定为C_K，代表在商品的发展过程中，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完全的从属关系。M-C-M′现在变成了M-C_K-M′。这样，通过创立正式的使用价值的表示方式，生态环境破坏的定性和定量问题都得以展现。在今天的包装精美的商品中，包装设计用来帮助销售商品，并成为它的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成了商品成本中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在康宝汤（一个知名的浓缩汤生产企业，译者注）中，仅仅把汤看作产品的基料。举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汽车的生产成本只是其最终销售价格的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促销和流通的费用。正如斯蒂芬·福克斯在他的《镜子制造者：一部美国广告史》一书中陈述的：今天汽车已经成了两吨重的包装起来的商品，在他们日异古怪的外表下面的差异其实很小。总体来说，美国今天销售的汽车的燃油效率甚至低于福特T型轿车（福特汽车公司于1908－1927年推出的一款汽车产品，译者注）。所有这些都表明，使用价值C通常与生产相联系，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逐步让位于特定的使用价值C_K，商品带有各种非生产性的特点，带有产生更高的销量的目的，以便实现更高的利润M′。

通过异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无情地减少商品的消费功能，以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例如，使塑料包装成为一个面包成本的组成部分。隐藏在这后面的最坏的是：这被错误地看作是“消费者至上主义”。在今天这个用完即扔的社会里，人们似乎无止境地追求奢华甚至有害的产品。我们怎么能解释？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每年消费掉至少5000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免费发放的购物袋；在美国，每年要扔掉3000亿磅的包装盒。80%以上的美国商品在用过一次以后就扔掉，这些废物大部分是有害的。美国人每年扔掉70亿吨的PVC塑料，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塑料产品。2008年，“健康、环境和公正中心”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一种新的用普通的PVC塑料做的浴帘，在日常使用中，在28天时间里就会在家庭环境中释放出108种挥发性的物质，产生超过绿色建筑委员会推荐标准60倍的气体污染。

而且，除了它的有害的本质，内含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经济和生态浪费是非常明显的。“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有效，同时也是最浪费的制度”，道格拉斯·多德在他的《浪费的国家》里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工厂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方面是以极高的效率生产和包装产品，例如牙膏；另一方面是经济体系的人为的巨大的无效率，人们支付牙膏的价格里面90%是因为增加销售能力，而不是因为牙膏本身的生产。”[24]

威廉·莫里斯见证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阶段，他指出：“大量的产品是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渴望的，但又是我们用大量的劳动制作和销售的。”[25]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多余的商品，给环境和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事实上，我们许多的使用价值，就像康芒纳解释的那样，是现代化学工业的产物，会把致癌的、引起突变的、引起畸形的化学合成物引入产品、消费和环境中。这些产品是生产起来非常廉价的能源和化学密集的产品，而不是劳动密集的产品。他们卖出这些产品，并给生产者带来大量的利润。事实上，它们是不可毁灭的，不可降解的，如果为了防止它们堆积如山而焚烧它们，它们会释放出二恶英和其他致命的有害物质，但是却被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轻描淡写地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26]。

面对这种矛盾，激进的经济学家朱丽叶·斯格尔曾经写过一本《物质的悖论》，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人们不是过于唯物，而是不够唯物。我们不再保留、重新利用、维修产品，我们被教育希望产品陈旧而损坏、散架，这样我们就可以扔掉它们。事实上，作为一个社会，由于现代市场的促进，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淘汰心理”之中，它鼓励我们扔掉我们刚刚买到的、只是刚刚开始变旧的商品。

参考文献：

[1] Paul Hawken, Amory Lovins, and L. Hunter Lovins, Natural Capitalism,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1999;

[2] L. Hunter Lovins and Boyd Cohen, Climate Capitalis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1.

[3]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4] Franz Mehring, Karl Marx,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5]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6] Michael Dawson, The Consumer Trap,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7] 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1980.

（译者：张峰，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

（编辑：黄华德）

（作者简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1956- ），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每月评论》主编，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