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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消解的思想观点包含有一些合理因素。从其理论观点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唯物史观的一些成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深入阐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和深入开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已经预示着生态问题的产生及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并提出了以“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来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主张。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从而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1．资本主义制度蕴含自身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①]，具体化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生产”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以及产品的社会化，它使其劳动力日益集中，分工越来越细，协作更加紧密，地方市场发展为国内和国际市场；为了实现生产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创造了“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自然不再是“自在的更高的东西”，人也不是“自为的合理的东西”，而是“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③]这种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个别工厂（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始终，必然在导致经济危机的同时，导致生态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的产生。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生态危机全球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特定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④]全球化是资本固有的属性。“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⑥]因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⑦]

马克思强调，当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引起经济危机，其根源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引发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资本便疯狂地向外扩张，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化和全球化，同时也伴生出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生态危机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全球化一样，不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外化，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同时转嫁生态危机的产物。资本所到之处，掠夺原料，破坏生态，在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生发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天得不到解决，那么，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全球化一样——就一天也得不到消除。

3．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解决人类和自然矛盾的唯一途径

资本对生态的破坏，更多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新陈代谢的破坏，即所谓的“代谢裂缝”。例如，就农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⑧]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越来越渗透到资本主义生产之中，成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对自然的破坏呈现出了愈来愈恶化的趋势，其深层原因恰恰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⑨]这两大“和解”需要“瓦解一切私人利益”[⑩]，因此，要缓解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人和自然、社会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公有制，就成为实现人类和自然和解的逻辑必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当代生态问题和危机形成的深层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对生态规律的无视与遮蔽，是资本本性及其运行规律的必然结果。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

1．“资本”视野的短视性与环境保护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既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又是其目的。它驱动资本不断地扩张和自我增值，加大了对资源的需求和开发的力度，必然造成对资源和原料的高耗费和高污染。通常来说，自然界环境保护需要考虑到50至100年，甚至更长，但资源的开采，采矿、油井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投资回报周期一般不会超过10至15年，这就促使资本的短期回报与环境保护的长期性之间产生巨大分歧和矛盾。福斯特指出：“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则需要更长远的总体规划，诸如水资源及其分配、清洁水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和保护、废物处理、人口影响以及与工业项目选址相关的特殊环境要求等。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可持续性问题，也就是几代人之间生存环境的均衡问题，这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12]而“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13]。奥康纳指出：“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及臭氧层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砍伐、能源及金属矿藏量的衰竭、土壤流失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生态变化，都是近两个或者更多的世纪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14]而且资本投资的短期回报和极端竞争下的产品生产形成了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的生产动力，对企业来说，存在着一个尽可能不考虑环境保护成本的内在趋势，从而形成了“资本”视野的短视性与环境保护的长期性格格不入，其内在矛盾难以调和。

2．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由于资本的无限扩张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使其难以与生态系统平衡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保持一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福斯特认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服从竞争法则，永不知足，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循环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同时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废物也源源不断地回到大气层和地球家园，“环境就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15]奥康纳指出，自然界是资本的出发点，但往往不是归宿点。自然界相对于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水龙头”有可能放干，“污水池”也可能被装满，自然界作为“水龙头”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但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却或多或少地被非资本化，这就意味着“水龙头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是污染的一个隐喻。”[16]使水龙头变成了资本家私人财产，而污水池则成了公共财物。同时，这种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循环“已经得到一种支持大众消费市场的消费文化不断扩散和强化的拥护，这损害了资源基础，并且往往产生更多的污染（例如温室气体）。”[17]包括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及原材料的衰竭，最终将会面对风险社会产生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如全球变暖、核威胁时，资本主义所依赖的生产基础的崩溃。可见，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不可调和的。

3．资本积累与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带动了生态问题的全球化

由于资本的积累和无限扩张，造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是资本主义把生态危机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不发达国家，从而使生态问题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生态恶化的人类牺牲品主要是乡村的穷人。不平衡发展使欠发达地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遭到破坏，也使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的集中榨取，土地肥力遭到破坏等。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工业化地区会导致大量的污染，而在原料供应地，则会带来对土地、土壤、植物等等的大量毁坏。”[18]

同时，资本为了寻求最大的获利方式就会把各种社会经济形式联合起来，出现了金融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那些输出去的资本在不发达国家即劳动力过剩的地区形成了新的工业化区域以及对农业的资本化改造，发达（北部）国家的污染品出口到了不发达（南部）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所禁止的那些危险性的化学品生产、垃圾和工业废弃物却出口到了南部国家，严重地破坏了南部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使发达国家把污染转移到南部国家，而南部国家低工资、未组织起来以及软弱的工会组织，无力抵抗环境的毁坏以及对劳动者健康的伤害；加之“高技术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社会成本’、异化性以及剥削率的增加、资源的使用与破坏的速度的加大，以及各种形式的污染率的增大。其结果必然是一种生态破坏与人类自身的破坏之间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型上升过程。”[19]所以，耗尽、衰竭与污染不是独立的问题，而是通过全球性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使整个世界的自然资源耗尽，污染增加；而资本追求的利润率越高，耗尽或衰竭的程度也越大，生态问题和危机也就越加剧。可见，发达国家掠夺性的发展和利益追逐是造成不发达国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这种无视和遮蔽生态规律的行径实质是“生态殖民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新的“生态犯罪”，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过分追逐经济利润的本性在新形势下的反映，进一步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环境恶化的内在联系。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张

1．关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动力

在“动力”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科学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理想社会，但却存在着“新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科学社会主义”倾向之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区分上：“新无政府主义”质疑科学技术的“绿色”作用，把道德看做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动力，认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一种“控制术”，正像萨卡尔等提出的那样，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未来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利益，不能依靠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而只能依靠人类的道德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自我约束，减少需求、限制生产、消灭“异化消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倾向“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动力”[20]，认为虽然科学技术带来了生态问题和危机，但生态问题和危机不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科学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资本把科学技术作为工具来破坏生态。为此，福斯特以美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为例，深刻剖析了工业和科技背后的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指出在各种反生态技术中，汽车工业是重要的一项，美国作为“轮子上的国家”，对汽车的依赖性太大了，占各种交通工具的90%，形成这种不合理状况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包括政府缩减公共交通或一些大垄断企业取消原来的公共交通体系，致使其对能源的消耗、污染程度都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高兹提出了通过技术改造来实现社会制度的改造，即科学技术变革是实现理想社会动力的“生态重建”主张，认为生态重建就是要对科学技术进行改造，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生态重建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以及产品的设计、生产、消费和再循环等各个环节，要从技术和工业入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将成为摆脱利润最大化的束缚，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特别是随着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应运而生，人类对资源和能源的耗费将日益减少。针对这种改良主义观点，佩珀强调“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指出“即使无产阶级在夺取权力中心的过程中不想发动暴力，资方将在试图平息起义中使用暴力。因此，工人必须准备斗争来保卫他们的生命和事业”[21]；要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2．关于工人阶级的地位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发生了新变化，探索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主体问题就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深入分析后，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消亡，不能再担当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另一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忽视的主体力量。

    高兹主张“无产阶级消亡”论，提出了“后工业无产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相结合的联盟：“历史发展和技术变迁，即便不是造成无产者的消亡，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消亡。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了它的历史主体。”[22]这主要在于传统工人阶级队伍大大缩小、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又创造了大量的后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作时间的缩减，其工作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阶级意识，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阶级政治已经成为一个‘疲倦的神话’。任何革命的理论对工人阶级来说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23]为此，高兹主张“后工业无产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其中新社会运动包括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宗教运动、女权运动、种族运动、生态运动等将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

佩珀对高兹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仍然是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无产阶级正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仍然有效。”[24]佩珀主张工人运动要与环境保护运动结盟，强调“从一个全球视角看，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潜在的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而阶级分析也依然重要。”[25]工人仍然可以起到先锋队的作用，是社会变革的主要行动者。虽然“实现共产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战略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所共同的是承认控制而不是绕过资本主义的潜在需要。而且作为集体性生产者，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去建设我们需要的社会。因此，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力量。它将重新发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并且重新恢复作为一种环境运动的特征，而这已在比如工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回归土地运动中得到历史性地证实。”[26]

和佩珀的观点类似，福斯特也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工人阶级，如果环境运动完全忽视阶级问题，认为被解雇的工人阶级的命运应该留给市场决定，环境运动就不可能走得很远。”[27]因此，要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关系，充分考虑环境保护中工人的利益及其给工人带来的不利，设法保护工人的生计和社区，并与工人阶级结盟。他指出：“从生态社会化的角度不难看出，原生林的迅速破坏是生态系统与利润的矛盾问题，而不是斑点鹄与就业岗位的问题。”[28]“环境主义者应该避免让人们在保护环境和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之间作出严酷的选择，相反他们在努力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应该有一份处理工人的社会和物质需要的政治纲领。”[29]这表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仍然是无产阶级，只有把环境保护与工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生态问题的解决。

3．关于国家的作用

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存在着“新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强调绕开对国家的需要，走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道路；后者的观点更接近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佩珀认为，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通过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或相似的制度实现的计划是重要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30]这说明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上国家具有独特的作用。福斯特也强调实现生态社会主义需要发挥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平台，没有国家，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共物品如自来水、公共卫生设施、公园等起初都不是由私人公司提供的。如果把自然完全私有化，要保护就绝对不可能。如果把什么东西都交给私人，民主的公众领域就会消失；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民主控制的生活共同体也是环境的原则。所以，要发挥国家的作用，把公众领域置于国家或公众的控制之下，要让民众尽可能参与到经济决策中，采取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实行生态的民主管理，推动生态的平衡和社会正义。

今天，系统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逻辑，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约翰·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 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3] 李惠斌、薛晓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陈学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态意蕴——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5] 陈食霖：《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评析》，载《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编辑：张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