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很少有思想家比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更好地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了自由市场体系的脆弱性，后者，其辩护者们相信，在冷战中大获全胜；但类似于过去被许多人看作资本主义者的后继者的社会主义计划的东西，却依然没有一丝迹象（即虽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已展露无疑，但社会主义的规划却没有要出现的意思——译注）。斯拉沃热•齐泽克，通过以众多方式来反思这一矛盾的情景，而使自身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齐泽克生于、受教育于卢布尔雅那，作为前南联盟的一员，直到1990年联邦国家开始破裂，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才成立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齐泽克曾在英国、美国和西欧，以及在斯洛文尼亚担任多个学术职位。他惊人的产量（自他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出版于1989年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出版以来，作品超过了六十部），不计其数的文章和访谈，以及像《齐泽克！》(Žižek!, 2005)和《变态者/性反常者/倒错者电影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 2006)那样的电影，使他的名声远扬于学院之外。由于对大众文化，特别是电影有着灵敏的触觉，齐泽克在许多国家的年轻人中，包括前共产主义欧洲的那些国家里的年轻人中，都不乏追随者。他有一份专门研究他的作品的期刊——《国际齐泽克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Žižek Studies)，创立于2007年——其读者是通过脸书来注册的；2011年10月他对纽约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做了一次演说，这是一个广受报道，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的事件。

　　齐泽克的广泛影响并不意味着，他的哲学和政治的立场容易界定。作为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党员——直到1988年退党——由于他对被共产党官方视为异端的观念的兴趣，多年来他一直与当局关系不佳。1990年他作为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这是一个在后来十年里，在该国占主导地位的中左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但自由主义的观念，除作为他拒斥的立场的参照点外，未曾影响过他的思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在斯洛文尼亚当局认为他写的一篇关于结构主义的论文——当时在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分析和哲学界流行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声称，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例示了一个由相互关联的原则组成的普世的系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的时候，齐泽克被解除了他的第一个教职。这一插曲证明了当时在该国兴起的智识解放的有限本质，但齐泽克后来的作品却指出，当局在判断他的智识定位非马克思主义上是正确的。在此后他建造的庞大的作品全集(corpus)中，马克思因在他对现存思想模式的拒绝上不够激进而遭到批评，而黑格尔——对齐泽克的影响要(比马克思)大得多得多——则因愿意把古典的逻辑放到一边，以实现发展一种更为辩证的思想方式而受到赞扬。但黑格尔也因太过于依附传统的推理模式而遭到批评，而齐泽克的作品的一个主题，便是抛弃过去指导激进思想家的智识客观性的需要。

　　在许多问题上，齐泽克的作品把自身放到了马克思的对立面上。因为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借鉴，马克思也是一个经验的思想家，坚持关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的框架理论。他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革命的观念，而是一个关于经济制度和权力关系中的具体而激进的变化的革命计划。齐泽克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些方面兴趣不大。齐泽克的目标是在抛弃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标准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观念的情况下，“重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相信“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计划确切来说，就其不够激进而言，恰恰是乌托邦式的。”正如齐泽克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应对这一失败负部分责任：“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观念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奇想；也就是说，一种解决他描述得如此贴切的，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的奇想式的规划。”尽管拒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在《少于虚无》超过一千页的篇什中，齐泽克却对作为他赞成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特征的，特定的经济体系或政府制度不着一词。相反，《少于虚无》实际上是齐泽克迄今为止的作品的摘要，它致力于借道黑格尔来重新阐释马克思——该书的一个章节名既是“作为黑格尔读者的马克思，作为马克思读者的黑格尔”——并以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思想为参照，来重新表述黑格尔的哲学。作为一个拒绝现实可在语言中把握这一信念的“后-结构主义者”，拉康也拒绝对黑格尔的“理性之狡智”观念的标准阐释——根据这种阐释，世界历史乃是通过人类生活中的理性的曲折间接的手段来实现的。对拉康来说，正如齐泽克总结的那样，“理性的狡智……绝对与对确保这点，即所有表面上非理性的偶然都会以某种方式对理性之总体性的和谐（理性之整体的和谐）做出贡献，的神秘的导引性的手的信仰无关：如果非要说什么的话，那么，它涉及一种对非理性的信托。”在这种拉康式的解读的基础上，黑格尔哲学（传递）的信息，不是合理性在历史中渐进的展开，而相反，是理性的无能。

　　因此，在齐泽克作品中出现的黑格尔，与在各种标准思想史中凸显的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没有多少相思的地方。通常，人们会把黑格尔和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其中，观念具化于实践并在一个辩证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它们为它们的对立面所超越）被抛在身后——联系在一起。通过援引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齐泽克使这个辩证的观念激进化——赋之以拒斥非矛盾的逻辑原则的意义，这样，与在历史中看到合理性的运作相反，黑格尔拒绝过去一直被误解的理性本身。黑格尔那里隐含（根据齐泽克）一种新的“次协调/亚相容的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其中，一个命题“并非真的被它的否定所压制。”这种新的逻辑，齐泽克指出，非常适合（用来）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难道不是一个越来越次协调的体系么”，他修辞地问道，“其中，在形形色色的模式中，P就是非P：秩序是（对）它本身的违反，资本主义可以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兴旺，以及等等？”

　　《生于末世》被齐泽克呈现为对这一情景的关注。在总结全书的中心议题的时候，他写道：本书潜在的前提很简单：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趋向一个末世论的归零点。它的“天启四骑士”包括生态危机、生物基因革命带来的后果、体系自身内部的不平衡（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未来在原材料、食物和水上的斗争），和社会分化与排除的爆炸性的增长。这个段落，和它彻底的主张，与夸大的修辞，是大部分齐泽克作品的典型特征。他所描述的，本书的前提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它越过了历史的事实。在阅读它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撇开为意识形态理由而进行的（对）数百万人的杀戮不论，上个世纪的一些最可怕的生态灾难——比如说，前苏联对自然的破坏——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发生的。（对）生态的破坏不仅是当下此刻现存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体系的结果；尽管这点，即现行的资本主义在环境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可能是对的，但是，在过去世纪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如果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体系的话，环境会变得更好。但要批评齐泽克忽视这些事实，那可就误解他的意图了，因为和马克思不一样，他的目标并不在于，在对基于事实的历史的解读中，为他的理论化奠定基础。“今天的历史节点并没有迫使我们放弃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立场的观念——相反，它迫使我们把它激进化到一个甚至超越马克思本人的想象的，存在（主义）的程度”，他写道。“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激进的，关于无产阶级之主体[也即，思想和行动的人类存在]，一个被还原为笛卡尔式的我思(cogito)的消失点(evanescent point)、被剥夺其实质内容的主体的观念。”在齐泽克手中，马克思的观念（官方马哲更多作“意识”）——在马克思的唯物观中，观念意以指明（反映）客观社会现实——变成了革命之承诺的主观表达。这样的观念是否符合世上的任何事物是无关紧要的（即这样的意识无需符合物质——译注）。然而，在这点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应该接受齐泽克的观念而不是别的任何人的观念呢？答案不可能是，齐泽克的，在任何传统的意义上说，是真的。

　　“这里我们所说的真理并非‘客观的’真实”，齐泽克写道，“而是关于一个人自己的主观立场的自关联式(self-relating)的真实；如此，它是一种介入的(engaged)真实，不以事实性的准确，而以其影响宣告的主观立场的方式为衡量标准。”如果这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是，真理以一个观念如何与说话者承诺的那些计划——在齐泽克那里，即革命的计划——相符为参照而被决定的（即以后者为标准）。但这仅仅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提出那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要接受齐泽克的计划呢？不可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齐泽克的革命计划到底是什么是不清楚的。他没有表示出任何怀疑这点——即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回避现存的任何社会更好——的迹象。另一方面，他又不能预见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环境：“资本主义不仅是众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弗兰西斯•福山（当时）是(was)对的：全球资本主义（如今）是(is)‘历史的终结’。”[1]共产主义对齐泽克来说——就像对马克思来说一样——不是一种可实现的境况，而是被巴丢描述为“假设(hypothesis)”的那种东西：一个没有什么积极性(positive，实证性)的内容，却使对现行制度的激进抵抗成为可能的概念。齐泽克坚持这样的抵抗必须包括恐怖的使用：巴丢的争议性的观念，即今天，人们应该重新发明解放的恐怖，是他最深刻的洞见之一……想想巴丢崇高的，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的辩护吧，其中，他引用了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的理由：“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2]和巴丢一样，齐泽克也赞扬毛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式）的爆发”。但他也认为文革失败了，他引用巴丢的结论说“文革，甚至在它所陷入的绝境中，见证了真正地在全球范围内把政治从政党-国家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的不可能性。”[3]鼓动文革的毛显然本应找出一条打破政党-国家之权力的路。再一次地，齐泽克赞美了红色高棉尝试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努力。这一尝试包括大规模的杀戮和大规模的折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它失败的原因：“红色高棉，在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够激进：尽管他们把对过去的抽象的否定推到了极致，但他们却没有发明任何新的，集体性的形式。”（强调都是齐泽克自己加的。）一场真正的革命，在当下的环境中，或当前可被想象的环境中，都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革命的暴力，作为“救赎的”，甚至“神圣的”（暴力），也应受到赞扬。尽管齐泽克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列宁主义者，[4]

　　但是，无疑，这一立场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来说是极其令人讨厌的。列宁在用恐怖来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实践上可以企及的目标）上没有任何不安。而一直被当作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来部署的暴力，在本质上也是工具性的。相较而言，尽管齐泽克接受暴力未能实现其共产主义目标并且也没有那样的前景，但他仍然坚持革命的暴力作为反叛的象征性的表达本身就有价值——这是一个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都找不到对应的立场。在法国精神病医生弗朗茨•法农那里有一个先例，他辩护了作为对殖民力量的（对象）主体的认同的肯定的，对殖民主义使用暴力（用暴力来反抗殖民主义）的合法性；但法农把这种暴力视作为民族独立——一个（后来）事实上实现了的目标——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

　　在二十世纪早期法国工团主义理论家乔治•索雷尔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个更加清楚的先例。在《论暴力/关于暴力的反思》(Reflections on Violence, 1908)中，索雷尔论证道，共产主义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话——但也是一个有激发道德上（不断）再生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之腐败的反叛的价值的神话。这一见解与齐泽克为“共产主义假设”所激发的，对“救赎性的”暴力的描述的平行，很能说明问题。对暴力的称赞是齐泽克作品中最为显著的主线之一。他责备马克思认为暴力可作为客观界定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的一部分而得到辩护。阶级战争切不可理解为“社会现实内特定的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它不是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可借助一种详细的社会分析而得到描述）之间的差异，而是构成这些行动者的一种对抗‘斗争’。”在讨论斯大林对农民的攻击时，齐泽克应用了这一见解，他描述了富农(kulaks)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分何以变得“模糊而不起作用：在一种普遍贫困的情景中，清晰的标准不再适用，而其他两个农民阶级也经常加入富农对强迫进行的集体化的抵抗。”在应对这一情景时，苏联当局引入了一个新的范畴，小富农(sub-kulak,次级富农)，太过于贫穷以至于无法归类为富农却共享富农价值观的农民：辨别富农身份的艺术因此而不再是一个客观社会分析的问题；它变成一种复杂的，“怀疑的诠释学”，一门辨别一个个体隐藏在他或她的欺骗性的公告下的“真实政治态度”的学问。以此方式描述大规模的屠杀，作为诠释学的应用，是令人反感和怪诞可笑的；它也是齐泽克作品的特征。他批评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不是因为成百万上千万人的生命被暴力地攫去或在集体化的过程中破碎。齐泽克批评的，是斯大林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迟疑的依附（无论多么地不一致或只是假设性的）。在革命的情景中依赖“客观的社会分析”的指导，是一个错误：“在某一点上，过程开始随一种对主体性的大规模的、粗暴的干涉而被剪短：阶级归属绝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社会事实，而永远也是斗争和社会参与的结果。”与斯大林无休止地使用折磨和致命的武力相反，齐泽克谴责的，是他试图通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参照，来为暴力的系统性的使用正名这个事实。伴随齐泽克对可被描述为社会事实的一切事物的拒斥的，是他在对纳粹主义的重新阐释中，对暴力的欣赏。在评论人们经常谈论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的纠葛的时候，齐泽克写道：“他与纳粹的纠葛，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错误，而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迈出的正确的一步’。”与许多阐释相反，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反动派。“逆着纹理(against the grain)来阅读海德格尔，我们就会发现同时一个，在某些地方，奇怪地接近共产主义的思想家”——确实，在三十年代中期，海德格尔就被描述为“一个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如果海德格尔错误地选择支持希特勒的话，那么，错误并不在于低估了希特勒即将释放的暴力：希特勒的问题在于他“不够暴力”，他的暴力不够“本质”。希特勒实际上没有行动，他所有的行动从根本上说都是反动，因为他之所以如此行动为的是（他这样行动以便）不会出现真正的变化，他上演一场庞大的伪-革命景观，以使资本主义的秩序幸存下来……纳粹主义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它在其行使总体性权力(total power)的主观主义的-虚无主义的狂妄自大上“走得太远”，而在于它走得不够远，在于它的暴力是一种，最终，依然服务于它鄙视的秩序的，无能的演出。看起来，纳粹主义的错误——和后来红色高棉的总体革命的实验一样——在于它未能创造一种新的集体生活。齐泽克在如果德国为一个与他判断下的希特勒的政权相比，不那么反动和无力的政权所把持的话，可能出现的那种生活形式的本质上几乎什么也没有说。他确实说明了这点，即在这种生活中，不会有（留给）某种特定的人类认同/同一性形式的任何空间：反犹主义的奇想状态为这样一个被归到希特勒名下的陈述所揭露：“我们不得不杀死我们中间的犹太人。”……希特勒的陈述所说的，比它想说的还要多：与他的意图相反，它确证了这点，即非犹太人需要“犹太”人的反犹形象，来维持他们的认同。因此不仅是“我们中间的犹太人”——希特勒致命地忘记补充的是，他，反犹者，也在犹太人中间。这种矛盾的交织，对反犹主义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什么？齐泽克明确指责“一部分激进左派”“在毫不含糊地谴责反犹主义时（感到）的不自在”。但这个主张却是很难理解的，即反犹主义者和犹太人民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说相互强化——这，在《少于虚无》中，逐字地得到了重复——除非我们这样理解，即这一主张指出，唯一没有反犹主义者存在的那个世界，是犹太人也不复存在的那个世界。

　　在这个或任何问题上阐释齐泽克都是不无困难的。（一是）他行文多度冗长，没有人能够整体地阅读这些文本的河流，就好像这是因为（其文本）湍流永远不停流动那样。（二是）他使用的是一种以对其他思想家的暗指为特征的，学院类型的黑话——这导致他不能以一种富有艺术性的、炼金术的方式来使用语言。就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齐泽克是从瓦尔特•本雅明的《暴力批判》(‘Critique of Violence’, 1921)那里借来“神圣的暴力”这个术语的。可疑的是，本雅明——一位与（主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有重要联系的思想家——会不会把红色高棉描绘为神圣的。但这还不是重点之所在，因为通过使用本雅明的建构，齐泽克才得以赞美暴力并同时声称，他谈论的是某种特殊的、奥秘的意义上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甘地描述得比希特勒还要暴力。[5]再有，齐泽克经常诉诸于一种费力的，小丑似的文字游戏：这种……资本主义的虚拟化从根本上说和粒子物理学中电子的虚拟化是一样的。每个基本粒子（元离子）的质量，都是由它休眠（静止）时的质量加上由它的运动的加速提供的增量组成的；然而，电子在休眠（静止）时的质量是零，它的质量仅仅在于为加速所生成的增量，这就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仅仅通过神奇地自旋为一种自我的过度才获得某种欺骗性的实质的虚无。读到这里，不想起索卡尔事件是不可能的——其中，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向一份后现代文化研究期刊提交了一篇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同样，在读到这里和齐泽克那里的许多类似的段落的时候，很难不去怀疑他——风趣地或相反（不那么风趣地）——进行某种（对）自己的滑稽模仿。

　　可能有人倾向于谴责齐泽克是一个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他对暴力的赞美更令人想起极右翼而不是激进左派。他的著作经常是冒犯性的有时还是（就像他在谈论希特勒的时候写道希特勒在“犹太人体内”那样）下流的。在齐泽克对暴力的赞歌中有一种嘲弄的轻佻，它更多地令人想起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和超民族主义者邓南遮和他的法西斯主义者旅伴马拉帕尔泰，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任何一位思想家。但关于齐泽克，还存在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更加似是而非，在这种解读中，他既不是右派的追随者，又不是马克思或列宁的门徒。

　　无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想象是不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奇想”，齐泽克的想象——除拒斥先前的概念外缺乏任何确定的内容——相当适应于一种建立在小说商品和经验的持续生产的基础上的经济：每个人都理应不同于先前的任何一个人。在现行的资本主义秩序意识到它陷入困境却没有能力设想可实践的替代性选择的时候，齐泽克的无形式的激进主义，完美地契合于一种为其自身脆弱性的景观所刺穿的文化。在齐泽克的思想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这种同构关系(isomorphism，同型，同态现象)并不奇怪。毕竟，也只有现存的这种经济，才能生产出像齐泽克那样的思想家。齐泽克扮演的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与整合与当前的资本主义扩张模式的那种媒体装置和名人文化共同出现的。

　　在智识的过度生产的惊人业绩中，齐泽克创造了一种对当下秩序的奇想式的批判，一种声称实践上否定现存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也做到了这点——却同时再生产（复制）他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中感知的那种强迫性的、无目的的活力的批判。齐泽克的作品通过无休止地重申一种本质上空洞的想象来获得一种欺骗性的实质，它——漂亮地说明了次协调逻辑的原则——最终也将（从根本上说）少于虚无。（王立秋 译）

　　[注]译自John Gray, ‘The Violent Visions of Slavoj Žižek’,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2, 2012, trans. Liqiu Wang,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2/jul/12/violent-visions-slavoj-zizek/?pagination=false&printpage=true

　　[1] 斯拉沃热•齐泽克：《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为二十一世纪重写了共产主义宣言么？》(‘Hav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Re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一份经济学、文化与社会期刊》(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No. 3-4 (2001), p. 190.

　　[2]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 MIT Press, 2006), p.326.

　　[3]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p.328.

　　[4] “我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列宁不害怕弄脏她的手。如果你能夺权，那就抓住它。”引自乔纳森•德比希尔(Jonathan Derbyshire)，《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October 29, 2009.

　　[5] “重要的是要看到为使事物保持原样而不断做出的暴力。在这个意义上说，甘地比希特勒更暴力。”参见萨克瑟娜(Shobhan Saxena)与齐泽克的访谈，《起初他们叫我小丑，现在我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家》(“ First they called me a joker, now I am a dangerous thinker”)，《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 January 10, 2010.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