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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应对四个危险和挑战，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必须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深入探索，中国共产党初步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深入思考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党的建设“一条主线、五大建设”的总体布局，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开展创先争优、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等等，使党的建设得到了新的改进和加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开展政治文明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重大决策虽然把国际视野引入了党的建设，但是相应的运用和研究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对国外主流学者近年来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所知不多，这对于我们从一般意义上认识把握政党的发展规律、执政规律是不利的，因此，需要我们加强对国外近年来对党的建设与组织工作的研究情况的跟踪了解，以便为党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近年来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的基本概况

　　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曾经经历了一个热潮阶段，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充满好奇，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物、领导方法、组织构成、相关政策等进行了积极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之后，随着苏东剧变中多国共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重蹈苏东国家共产党覆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研究一度归于沉寂。但随着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苏东剧变的阴影，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执政成就日益辉煌，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中举步维艰，有的甚至深陷泥潭，这为许多国外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于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队伍也在壮大，研究的价值取向也从过去的一味唱衰过渡到相对客观公正。

　　但从总体上讲，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还不是海外研究中国学者的主流，其研究者大都是研究中国问题或东方问题的专家，很少有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人员，因此，要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情况，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情况。对此，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对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情况有一个概述，可以引为参考。他认为，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在国际上有了蓬勃发展，这与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密不可分。从学术角度来说，新世纪以来，一些出生于中国、在海外受教育的华人学者逐渐崭露头角，在西方重点大学的研究和管理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海外关于中国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及其方向。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最为明显。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3000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的华人学者不少于300人。另外，美国情报部门一向都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很多人研究解放军，但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现在都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中国研究领域 。关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中国问题研究情况，沈大伟也作了简单的介绍。

　　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未来发展和比较研究几个方面；代表性学者有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施拉姆 (Stuan R.Schram)、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沈大伟、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布鲁金斯学会的黄靖和李成、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哥伦比亚大学的吕晓波、杜克大学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丹佛大学的赵穗生、康奈尔大学的陈兼、纽约城市大学的孙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库克（Alexander C. Cook）、新加坡的郑永年等。从成果来看，美国学者沈大伟的《中国不稳定吗？》（2001）、《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2008）、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布鲁斯•迪克逊（Bruce Dickson）的《中国与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调适性》（1997）、Cooptation and Corporation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2000）、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2008）、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的《回归政党：中国如何治理》（2004）、《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2006，与郑永年合著）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二、近年来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的基本观点

　　由于我们对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组织工作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首先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而不是进入非常专门的研究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对国外学者研究的基本观点作出介绍和评价，正如我国学者刘东在一部书的序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国学” 。

　　1.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党近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关乎党的形象，西方学者也首先是从这样的感性角度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总的来讲，以1989年的“六四风波”为分界线，对于此前的中国共产党，西方学者和媒体更多地认为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相对专制和保守，民主不足，注重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但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大家的评价更加积极。比如，“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开放”，这是世界著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克里•布朗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信息更加公开，执政更加透明，程序更加规范。而且它善于学习，能够不断地从国外的和自己的执政经验中总结和学习，从而成功地适应了形势的变化。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90年里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取得非凡成就，令世界为之惊叹。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这既要归功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则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政治开放进程的加快，但中国目前政治开放程度依然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腐败、削弱了党内民主的作用并影响到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未来，继续努力建设一个开放型政党，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也符合现代政治的开放精神 。这些评价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自身建设及领导工作上的种种努力，反映了世界多数民众的共同认知。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

　　西方学者往往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意识形态画等号，其实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党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政治方向，而思想建设既有理论上的继承创新发展，也有思想方法、宣传教育的问题，但是对西方学者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抱着宽容的态度加以理解和对待。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一方面看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继承性，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总体上仍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另一方面，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发生的细微变化。比如，日本中国问题专家、读卖新闻社中国分社社长藤野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党章和十五大党章相比，在表述中“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传统主张被删除，这意味着放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思维。即使是资本主义，只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也要积极地引进，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实用主义观点。同时，与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马列主义重要文献资料《共产党宣言》的诀别，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诀别、与时俱进的特征。他还解读了科学发展观问题，认为以人为本代表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谐社会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如果是车体的话，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则是车的两个轮子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斯米尔诺夫认为，“三个代表”思想为在整个民族利益统一的基础上把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纳入到现存的社会经济机制的结构中打下了思想基础，不允许党因阶级的利益而使民族发生分裂，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俄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阿拉斯拉诺夫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中国继续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时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一种应对。一方面，对中国出现的变化，党不能不在实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的框架内作出反应，而另一方面，不能不注意到新的社会团体和阶层在经济领域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这些观点虽然不可避免地打着各自政治、文化的烙印，有的观点我们并不认同，但是其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令人回味。

　　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是西方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当然他们并非泛泛而谈，一般而言他们更关注如下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问题，党内选举制度，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党校与领导精英的培养问题，干部责任制问题，干部选拔机制问题，领导集体更替问题，反腐败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的西方学者研究视角比较独特。比如，有学者介绍了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把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概括为干部任命制度、干部培训制度、干部管理制度三个主要方面，并介绍了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包括学者Hon S. Chan对1998年党政干部职务名称表修订及与1990年版职务名称表的比较研究；John P. Burns对1949年以来中国干部任命制功能的研究；美国学者沈大伟对中国共产党党校系统的研究；Gregory T. Chin对浦东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这三所中央直管干部学院建立及运行的研究；瑞典学者Maria Heimier对干部责任制的研究等等 。德国的托马斯•海贝勒教授（Thomas Heberer）在《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一书中研究了中国私营企业家对入党、进入人大政协等进行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度。

　　对于学者们提出的具体观点，有的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比如，印度尼西亚学者伊格内修斯•维博沃（Ignatius Wibowo），在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后提出三点结论：一是党的确面临吸收新成员危机。党披露的统计数据表明党员人数稳定增长，但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居民中存在着对党普遍不感兴趣的情况报道。二是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之所以不会对党产生影响，部分原因是他们占党员人数的比例很小，部分原因是入党的私营企业主不可能占据决策职位（例如党的书记）。三是由于居民中存在着对党普遍不感兴趣的情况，所以党向所有的人敞开了大门，再也没有吸收新党员所须针对的特定群体 。瑞典学者金山爱通过研究党的干部责任制，认为干部责任制是建立在干部任命制的基础之上的，并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控制来源，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治理方法。干部责任制是一种全面的干部管理模式，其第一个要素是对地方领导的考评，第二个要素是中国共产党选拔下级领导干部进入上级领导岗位的治理方式。干部责任制具有巨大的潜力，“干部责任制像中国共产党自身一样重要” 。作者认为，干部责任制首先是一个分析工具，帮助我们考察中央政府赞成哪些目标、如何实现目标；其次，它是一个理解干部的行为为何会这样的工具。接下来，它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的政策执行情况和政治 。对于党内精英和领导层的更替，国外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描述。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退休机制，在2002年10月召开的十六大上达到顶点（中共中央委员会和高层领导进行了大范围的变动）。紧接着2003年全国人大也进行了相同的程序。这两次有关权力交接的会议共同把所谓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送上前台。虽然这些官员大多仍是理工专业的“技术官僚”，但其他专业背景的人数也明显多了。2002－2003年进行的干部更替在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和政治体制中是史无前例的。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共产党领导层的所有大规模干部更替无不经历大清洗的过程。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有一半以上职位换了人。政府和军队系统的领导层也同样经历了重大变动。在共产主义体制证明了它无力进行如此和平而系统的权力继承后，中国的例子值得一提 。这些都证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规则和规范的稳步“制度化”，而且这种制度化正在权力交接有序化、干部晋升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大众参与和诉求的渠道得以建立几个方面得到实现 。

　　就党的组织建设而言，总体来说外国学者比较多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调整问题，特别是极为关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变动，多侧重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对党内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及个人在党内地位的沉浮进行分析，当然由于资料缺乏，研究中主观臆测的成分较多，而且往往容易夸大领导干部个人在党内的作用和影响，忽略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内权力运行的规范和保障作用。这一点值得在研究中注意。

　　4.关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是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七大上正式提出来的，西方学者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的严峻考验，并对此进行了研究。郑永年的思考颇具代表性。他在《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一文中提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治理腐败，而腐败还是有增无减呢？他提出了三个可供考量的角度。第一，中共的制度中没有外部制约，这一点很多人早已经认识到了。一党执政，自己制约自己，效果可想而知。外部制约因素可以有很多种，例如反对党。中国没有反对党，当然也就不会有来自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制约。中国也没有自由的媒体，也没有有效的人民可以监督官员的机制。第二，没有民主就没有政权的轮换，也就没有除掉腐败细菌的机会。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民主国家也是如此。西方先进的民主国家好一些，但后进的民主国家就很糟糕，像印度和菲律宾。民主国家也会腐败，但很少有民主国家其腐败的广度和深度像中国内地那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主制下存在着政权的轮换，当政者腐败了，在野者一定会攻击。每次政权的轮换都会爆发新当政者向原当政者“反攻倒算”的现象。这种“反攻倒算”行为对遏制腐败是很有效的，它至少可以对当政者形成一种“威慑”，使得其腐败行为有所节制。第三，民主社会有两类官员：一类是行政官员，另一类是政治官员。这两类官员互相制约。在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行政官员有自己的操守，独立行政，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制约政治官员的腐败。而政治官员反过来也可以制约行政官员。但中国没有这种条件。在现存体制下，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的区别，在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一体化的情况下，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且这种利益集团形成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碎它，腐败也就积重难返。他提出，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免于腐败。民主和非民主都会产生腐败，所不同的是腐败的程度问题。但显然，民主制度对腐败的制约要比中国现存的制度好 。尽管对所谓反对党、政权轮换等等我们是否定的，但他的结论和我们党的认识——建立教育、预防、惩治腐败的机制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5.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前景

　　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发展的未来前景非常关注，并作出各种预测，虽然其中有的悲观，有的乐观，但无一例外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执政成绩表示赞赏，对未来发展持谨慎的态度。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间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但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环境恶化、老龄化、医疗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等诸多问题，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风险和挑战。这一切都要求中国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狄忠蒲认为，中共近年来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但由于基层还存在腐败、下岗、土地强征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地方官员往往承受着很大的舆论压力；工人工资和福利的提高可能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经营压力，这些都需要妥善应对。克里•布朗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群体结构的重组，使社会冲突呈现新的形式，这为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创造新的共识带来挑战。中共要想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创造新的认同感，就必须照顾他们对表达观点和获得社会活动空间的需要，下大气力处理好同新兴社会阶层的关系。郑永年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政治开放进程的加快，但中国目前政治开放程度依然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腐败、削弱了党内民主的作用并影响到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未来，继续努力建设一个开放型政党，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也符合现代政治的开放精神 。沈大伟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自我反省与吸取国外教训（吸取国外其他政党和政府的教训）相结合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把这种教训转化成了一种积极的结论，包括：执政党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不能教条和僵化；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要（像苏联那样）因为过度投入军工企业而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不要奉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要通过一套正式的退休制度定期更换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要让执政党的构成反映出社会的构成以及社会中新出现的阶层（例如私营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发挥创造力，为社会作贡献；保持对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控制；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让自己局限于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真正放眼于全世界的各种政治体制，学习可能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变成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将东亚新专制主义、欧洲社会民主、拉美社团主义等要素与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如果通过正确调适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执政地位仍是稳固的。

　　三、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的评析

　　虽然国外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但是我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客观对待国外学者得出的结论，正确分析其利弊得失，把握好自己的原则。尤其是要看到国外学者的研究各有其背景，目的也不尽相同，我们绝不可偏听偏信，更不可迷信盲从。

　　1.值得肯定之处

　　（1）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加强自身建设的举措。不少学者能够从客观公正的角度看待中国共产党，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性表示出比较一致的看法。沈大伟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共是唯一一个向社会各群体开放的共产党，它吸引了更多的阶层，也包括私营企业主的加入。” 这些开放的做法表明它能够不断地适应变化，并积极采取策略成功迎接挑战。在他看来，中共考核、培训干部，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也是值得其他国家政党学习的方面。一些专家还注意到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进展。郑永年说：“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是成功的，中共实现了从个人到集体领导的领导体制的民主化。” 他认为，实现一个顺畅的、可预见的领导层新老交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到之处。欧洲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则认为，中共能够快速地作出决策、执行政策来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点在汶川大地震等事件中均有所体现 。此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具体做法国外学者也表示了赞赏。

　　（2）注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发展前景的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研究，一直是我国党建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相比之下，西方学者更注重这个问题，并敢于大胆预测，虽然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并存，但是至少启示我们要注重发展战略研究，要注重从政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研究各种因素对共产党执政的潜在影响，争取做到未雨绸缪，勿临渴而掘井。同时对于西方学者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两种观点，我们也要能够分析其优点和不足，客观公正地对待，不能搞闭目塞听，报喜不报忧。

　　（3）不同观点之间既相互碰撞又和谐共存。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面对各种外部和内部压力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收缩之中，但是，对于收缩的范围和程度，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之间有很大分歧，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沈大伟在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2008）一书中对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观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悲观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明白无误地断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脆弱的”，“简而言之，虽然中国经济的进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其政治制度却处在系统性危机中。北京展示给高级访问者的是巨大的实力，但这是一个脆弱的制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Susan L Shirk）在她最近出版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中也认为，“中国可能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超级大国，但它又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导致极大危险的恰恰是其内部的脆弱性，而不是经济或军事实力。”乐观主义则与之相反，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体制”的政治计划。这些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特点。这些改革也是要“建立使政府满足地方社会需要的机制，而不是要威胁党的执政地位”。“不论更好还是更糟，这种结合在中期内似乎是可行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布鲁斯•迪克森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某种政治改革，目的是要加强国家而非民主式的有效管理能力。中国领导人确实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由于并不存在那种突然的、意想不到的爆发，对当前制度也就不会存在那种迫在眉睫的威胁。总之，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应对并调整、适应它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柏思德也认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重建和复兴过程的一个结果就是，党及其治理机构比后毛泽东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显出更高的治理质量，在技术操作上更有能力。苏联崩溃的教训似乎已经被吸取。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苏联教训的反馈就是在草根阶层推进渐进改革，同时在更高层面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制度建设，结果是创造了一种以“威权主义恢复力”为特征的权力体制。柏思德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党，它有能力牢固地控制住中国当前的体制” 。

　　2.需要商榷之处

　　（1）缺乏分析的新框架。目前看，国外学者在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时仍然缺乏新的理论分析的框架，其基本的分析理论仍然是以合法性理论为主，实际上关于合法性问题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理解，缺乏对话的语境和桥梁，就如同对人权问题的分歧一样。当然，沈大伟提出了收缩与调适这样的概念，并以此形成了一个分析的框架，但是作者并没有对两者的具体内涵作出明确的界定，而只是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并从几个主要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而事实上，如果把调适更多地理解为改革的话，而收缩则很难得到理论界的认同，毕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管理和控制仍在呈现出逐步细密和扩张的局面。因此，缺乏更具新意和说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使国外学者的理论分析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2）缺乏研究的实质性的新资料。限于国外人士的身份和语言问题，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问题时往往难以搜集到最新最准确的资料，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国外学者并没有运用他们本来最擅长的方式进行资料搜集工作。应该说，国外学者最擅长的研究方式是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跟踪研究以搜集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可以以大量的出国人员为研究对象，而且普通党员、干部、群众在面对国外学者时也许更会说出真话，说出心里话，而国内学者有时却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但是，从目前看到的国外学者的著作和论文看，他们大都是从中国的官方文件、公开刊物上搜集资料，而且掌握资料的全面性准确性应该与国内学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缺乏鲜活的一手资料，就会让读者缺乏新鲜感，尤其是当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看到大量已耳熟能详的材料时更是如此。

　　（3）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存在主观臆测的成分。国外学者往往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大概率事件出发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一般性政党，她当然有着一般政党具有的特点，但是特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她的历史、她的领导层、她的组织构成、她的党员素质、她的领导技巧、她的文化背景都是非常独特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得出的结论就难免会流于主观，缺乏说服力。

　　3.几点启示

　　（1）研究中国共产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从世界视野出发，既要研究世界政党的发展规律，研究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也要研究国外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动机、研究效果、代表观点，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的眼光变得更加全面、科学。

　　（2）关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的研究，这是应对未来风险挑战的重要环节。总结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更要善于从过去中把握现在，从现在中展望未来。这样才能明确方向，并作好各种准备。

　　（3）注意吸收国外学者研究中的有益之处，以提高自身研究的水平。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其对重点问题的把握，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结论的提炼大都有其独到之处，相对于我们目前党建研究中诠释性研究仍处于主流的情况来说，其借鉴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务实和有针对性。

　　（4）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建立具有通用性的话语体系。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式、习惯、话语体系仍有很大不同，导致研究中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沟通，有时产生误读，而且西方学者的话语在进入我国的语境时往往更显得格格不入，为此需要加强双方交流合作，尤其要从建立具有通用性、客观性的话语体系入手共享资源和成果，提高研究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2] 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3] 吕增奎主编：《民主的长征：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4] 马启民：《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 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6] 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编辑：张晓敏）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