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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对哲学家的行动的思考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的原因：这是一种普世性的理论。最后，是由于哲学家在悖谬性的情势中，在普世性原则的名义下，让自己付诸行动。但是准确地说，这种普世性是由什么构成的？我提出了八个主题，这八个主题都是关于普世性的。请你们容许我讲得更专业些，更概念化些。这有点像我在你们面对提出的对我的哲学的总结。你们不能指望一个哲学的总结简单得像体育运动的快报。即便正如康德曾说，哲学是一场战斗，也就是说，哲学是一个体育运动。

　　那么在这里，让我一条一条地来界定普世性。

　　命题1：思想是普世性恰当的媒介

　　借助“思想”，我的意思是，主体在一个打破了既定的知识的总体性的过程中得以成型。或者，用拉康的话说，主体在知识上打了一个洞。

　　要点：

　　（a）思想是普世性恰当的媒介意味着没有任何采取客观的形式，或者具有客观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作为普世性存在的。普世性在本质上是“非客观性”。普世性只能通过思想的轨迹的生产（或再生产）来体验到，这个轨迹构成了（或再构成了）一种主观的处置方式。

　　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只能通过创造和有效地再生产出其证据才能感受到数学命题的普遍性。而在具体情境之中的政治陈述的普世性也只能通过使得其得以实现的斗争实践才能体验到。

　　（b）作为主体-思想，通过一个过程构建思想意味着普世性绝不是一种超越性的构建，这也设定了有一个构建它的主体。相反，普世性的可能性的开启恰恰是主体-思想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的前提条件。总是在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普世性得以建立）的某个特殊的点上，主体被召唤为思想。普世性既是将自身的某个点界定为主体-思想的东西，也是对这些点的潜在的回忆。那么在普世性中行之有效的核心辩证法就是作为主体的具体以及作为无限过程的全球性。这个辩证法就是思想本身。

　　结果，“质数数列是无限”这一命题的普世性在于它让我们去重复（或重新发现）思想中的它的独一无二的证据，而且在全球演化的进程中，从古希腊到今天，无论算数理论如何变化，这条公理亘古不变。换个方式来思考，“一个国家的非法移民工人有权利被那个国家所承认”这个实践上的陈述的普世性在于各种各样的斗争使之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主体性被积极地构建起来，而且，在政治的全球进程中，其所描述的东西涉及到国家及其决策、规则和法律。

　　（c）普世性或真理的过程——两者是一回事——贯穿了所有现有的知识的例子，这意味着普世性总是一种无法预计的突发事态，而不是可以描述出来的结构。同样，我会说，真理与知识无关，甚至可以说，真理是不可知的。这就是从另一条途径解释了我所谓的真理即无意识。

　　我把那些可以借助某种描述性界定在知识中得到认识的所有东西称之为特殊性（particular）。而我所谓的独特性（singular）是指，某种东西尽管可以在具体情势中通过某种有效的程序得到辨识，但它摆脱了所有的界定性的描述。于是可以说，文化特征和人口是特殊的。而颠覆了这些特征，让每一种既定的描述无效的东西，即从普世意义上召唤出一种思想-主体，这种东西就是独特的。随后我们来看命题2：

　　命题2：所有的普世性都是独特的，或者它本身是一个独特之物

　　不可能像这样对特殊之物进行普世性的扬弃。一般而言，在今天，据说唯一的真正的普世性的描述是由相关的特殊性构成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命题是不连贯的。下列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任何将这个命题付诸实践的企图总会发现这必然会站在特殊性的对立面，那种特殊性主张形式上的普世性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为了捍卫“对特殊性的尊重即一种普世价值”这一立场，就必须首先区分好的特殊性和坏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它必须要对各种描述性界定的高低贵贱进行划分。例如，如果一种文化或宗教不能在其自身中包容其他的特殊性，那么这种文化或宗教就是坏的。很明显，这已经规定了形式普世性被包含在特殊性之中。最终，尊重特殊性的普世价值只是普世性的普世价值。这种定义就是一个循环论证。这个定义的必然的对立面——通常是非常暴力的对立面——试图根除特殊的特殊性（例如，内生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对立面通常会让特殊之物的界定凝固为一种自足的身份政治的融合之物。

　　我们必须坚持每一种普世性都不会将自身表达为对特殊性或者差异的规则化，而是作为一种独特性，让其摆脱那种身份政治的指称。要摆脱特殊身份，就必须反对其前提。如果某个特殊性自以为可以通过这种摆脱达到普世性，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的身份政治的描述，或者说描绘这种特殊性的知识形式的逻辑，排斥了任何预见和思考普世性的可能性。

　　命题3：所有的普世性都是在一个事件中开启的，事件与具体情势的特殊性无关

　　普世性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很明显，政治普世主义的问题基本上都完全依赖于其所维系的忠实或不忠的体制，这不是对某个教条的忠实，而是对诸如法国大革命、对巴黎公社、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对民族解放斗争、对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忠实或不忠。相反，对政治普世主义的否定，对所有的解放问题的否定，需要的仅仅只是反动的宣传。其所需要的可以称为事件性修正主义（evental revisionism）。例如，弗莱（Furet）试图说明法国大革命是完全失败的，还有无数的人认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过是一堆学生要求性解放。事件性修正主义试图将普世性和特殊性调和起来。用马拉美的话说，“无事发生，只有各安其位”，限定性描述业已足够，无论什么具有普世性价值严格来说都是客观的。最终，这等于是说，无论什么具有普世性价值都在于资本权力的机制的运作，还有就是国家的允许。

　　在那种情形下，人类生物的命运被禁锢在指称限定的特殊性和合法的一般性的关联之中——这完全是一种兽性化的命运。

　　由于一个事件激活了一个普世化的独特进程，并且通过这个进程构建了其主体，这与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实证主义完全不同。

　　在这个方面，性差异的例子非常典型。指称限定的特殊性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辨认出“男人”和“女人”的立场，这种特殊性可以在一种抽象的潮流中思考。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一般原则，由于权利、地位、特质、等级与这些立场相关，而这些东西在法律中服从于平等的规定。这些都不错，但这并没有在涉及到性别角色的限定性分配上为各种普世性提供一个根基。以此为例，这必然会遭遇到某种突然出现的独特性，一种主体在其中得以明确，即这种主体宣布，他正是摆脱了那种性差异的界定的体验的主体。通过爱欲的相遇，一个主体出现了，在这个相遇中，发生了对性的立场的断裂性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这样爱欲的场景就是真正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可以宣布，普世性的独特性与性的大写的二相辅相成——最终也属于其中的性差异。在哪里，一种无法分割的绝对差异的主体经验发生了。我们知道，两性之间的水乳交融，人们必然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所着迷；这种爱情故事的迷人程度与他们之间遭遇的阻碍成正比，而社会的变化正是通过这些阻碍来破坏他们的爱。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普世性的魅力正是在于其让自身（或者试图让自身）作为一种反社会的独特性从社会中抽身出来，摆脱知识的限定。

　　这样，我们必须坚持说，普世性是作为独特性而出现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不稳固的补充之物，这种补充之物的作用在于它不会提供任何界定，让其臣服于知识。

　　问题于是变成这样：是什么样的物质的例子，什么样的当下的无法分辨的效果，为以普世性为特征的主体化程序提供了根基？

　　命题4：最初，普世性将自身展现为一种不可决定的决策

　　这一点需要小心翼翼地阐明。

　　我将内在于某种情势下的界定性的知识的一般体系称之为“百科全书”：例如在这部“百科全书”中，所有人都知道了关于政治、性差异、文化、艺术、技术等的一切。不过存在某些东西，某些陈述，某些结构或者某些弥散的碎片，它们的价值无法从“百科全书”的角度来进行评判。它们的价值是不确定的，漂浮的，匿名的：它们存在于“百科全书”的边缘。这些东西的状态始终在构成上是不确定的，它们得出“或许是，或许不是”；按照不确定的规则（这个规则本身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它们状态可能处于无穷无尽的争论当中；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并不能让我们做出一个决定。例如，在今天，知识让我们对上帝问题踯躅不前：可以接受的是认为，这个“东西”或许存在，也或许不存在。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的价值可以归因于上帝的存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捉摸不透的精神。同样，知识也让我们对“另一种政治”存在的可能性无法下判断：知识可以讨论它，但不会因之而带来什么。还有一个例子：在法国，在那儿工作的无证工人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吗？他们属于这里吗？“或许是的，因为他们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或者“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证件证明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在这里生活是非法的。”“非法移民”一词设定了这些人的价值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他们价值的无价值：这个词设定了一些人生活在这里，但不属于这里，于是，这些人可以被国家遣送出去，而那些在这里的价值是无价值的人却在这里当工人。基本上，一个事件可以决定百科全书的范围对此无能为力。更准确地说，这种类型有一种副作用：Ed(Σ)，我们可以将此读为：由事件产生的每一个真正的主体化，在其表象中消失了，它是一个被暗指的Σ，在既定的情势中，它是不确定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当非法移民工人占领了巴黎的圣贝尔纳大教堂：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存在和价值（他们曾经不名一文），因此，他们决定了他们属于这里，并让人民提出了“非法移民”的表达。

　　我将Σ称作为事件性陈述。借助分离（detachment）的逻辑规则，我们看到事件的消逝，其在刹那间顿时无影无踪，只留下那个事件性陈述Σ，事件暗示了这个Σ，即：

　　——情势中的真（因为它曾在这里发生）

　　——但是其价值已经经历了彻底的变化，因为它曾是不可确定的，而现在已经昭然若揭。它曾经是不名一文，但如今已经赫然在目。

　　最终，我可以说，任何普世的独特性，在物质性上都是由事件性陈述开启的。为了主体-思想，它将当下凝结，而普世性在此之上被编制出来。这里的例子是爱的例子，主体性的当下被凝结在“我爱你”的陈述或者其他陈述中，即便他们相遇的情境已经荡然无存。这样，一种不可确定的断裂性综合已经得到确定，而其主体性的创造与其事件性陈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要注意到，每一个事件性陈述都有一个宣言式的结构，无论这种陈述采取的是命题的形式，还是著作的形式，抑或公理性结构的形式。事件性陈述就是事件的昙花一现所暗指的东西，它宣布了一个不可确定的东西已经被确定，或者原先毫无价值的东西具有了价值。被建构的主体在宣言的觉醒下，可能打开了一扇通往普世性的的大门。

　　相应地，为了开启普世性，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情势之中做出所有的事件性陈述的结论。

　　命题5：普世性拥有一种隐含形式

　　一种平常的反对普世性的观念认为，所有东西的存在都与特殊的具体条件以及由不同的力量和兴趣所主导的解释有关。例如，一些人认为不可能获得关于差异的普遍性的理解，因为在理解差异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之间存在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取决于你采用的是“先生”的立场还是“女士”的立场。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团体在面对所谓的“艺术活动”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任何共同的基础；甚至还有人认为，没有一个数学命题在本质上是普遍的，因为正确性完全取决于其所依赖的公理。

　　这种解释学的视角论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所有的普世的独特性都是由事件所激发的结果所形成的。普世性通常采用这样的形式：Σ Σ是事件性陈述，而 是事件的结果，或忠实性。不用说，如果某人拒绝了Σ的确定性，或者坚持采用保守的立场，将Σ还原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或者坚持认为已经具有价值的Σ仍然毫无价值，那么这里的隐含形式就是，他们绝不会接受事件的真正结果： 。

　　然而，即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隐含形式的普世性，换句话说，即便他们承认如果事件在其陈述的基础上主体化，那么无论什么东西出现并作为结果，那都是必然的。

　　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在《美诺篇》中的辩辞仍然是不可辩驳的。如果一个童奴完全不知道几何学的事件性的基础，他仍然无法正确地得出一个既定正方形面积两倍的正方形出来。但是，如果有人给他基本的数据，而且他同意去主体化，他也能在思考中进行主体化的建构。这样，其隐含的意思是，这通过几何学在古希腊的出现而开创出这种建构，在普世性上，是绝对正确的。

　　还有人会反对说：“借助数学推算的权威，让所有东西对于你自己来说显得过于简单。”但这些人都错了。所有的普世化的程序都是隐含的。从事件性陈述（那个业已消逝的事件在其中可以觅其踪迹）中，可以校对其结果。如果在这种陈述的支持下，形成了主体化的程序，那么它就能够创造和建立一系列普世性的可以认知的结果。

　　在“无事发生，只有各安其位”的信条之下，保守派否定事件的发生，这种否定或许是摧毁普世的独特性的唯一方式。它拒绝承认其结果，并取消了当下恰如其分的事件性进程。

　　不过，即便如此，这种拒绝也无法取消事件暗含的普世性。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如果1792年以降，这构成一个极端的事件，正如其内在的宣言（这个宣言如此这般地叙述了大革命）在今天是一个政治范畴，那么，的确只能根据德性和恐惧的辩证关系才能建构公民是什么。其中隐含的普世性既无法否定的，也带来了普世性地转变——比如在圣茹斯特（Saint-Just）的著作中。不过更为明显的是，如果我们认为那里没有发生过革命，那么作为主体性机制的德性便不存在，唯一留下的只是需要进行在道德上进行谴责的疯狂发泄式的恐怖。不过即便政治消失了，这种隐含的普世性也会将这种效果持续下去。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激发一场解释上的对抗。这是我的第六个命题的要点。

　　命题6：普世性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主体化是通过事件的结果而发生的，那么只有唯一的逻辑能适应于去忠实于事件的结果，而这种忠实正是构建普世的独特性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到事件性陈述。我们记得，在某个情势中，事件性陈述是某种不可确定之物。这个论断既涉及其存在，也涉及其不可确定性。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这是多元性的其中一种，而情势就是由这些多元性构成的。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其价值是中介性的，或者说尚未确定的。事件所引发的东西并不必须要处置在事件中风雨飘摇的存在，也不必面对事件性陈述的意义。它仅仅属于下列事实，即之前事件性陈述是多么的不可确定，不过，此后，它已被确定，并被确立为真。之前，事件性陈述毫无价值可言，而如今，其拥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价值。这就是非法移民工人在占领圣贝尔纳大教堂并宣示其存在时所发生的东西。

　　换句话说，能够对事件性陈述（它以隐晦的方式同那个消逝的事件保持着一种联系）产生影响的，正是行动的秩序，而不是存在或意义。行动所留下的痕迹正是独一无二的。碰巧，事件性陈述得到了确立，而这个确立的陈述脱离于所有的阐释之外。它所涉及的是或否，而不是意义那模棱两可的多元性。

　　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逻辑行动，甚至是我们可以在兰波的诗中看到的那个逻辑上的造反。事件决定了某个东西是真理，并明显具有价值，而这个东西在之前的逻辑中，只是局限在不可确定和毫无价值的国度之中。为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需要用独一无二的行动来修改情势之中的某一元素的价值，而这一行动势必会逐渐地转变情势中的整体逻辑。尽管情势中的多之在仍然没有变化，但其表象的逻辑——这个逻辑体系将所有的多元链接起来，并让它们从属于情势——却可能经历了一个深度的转变。正是这个变动的轨迹构成了百科全书的普世化的对立面。

　　普世性的含混性问题涉及到将普世的独特性回溯到那种一般性之中，这种一般性的法则是另加在特殊性上的法则。这种一般性无法理解在普世性和独特性上导致了表象的全部结构发生彻底变化的逻辑行动。

　　所有的普世的独特性都可以这样来定义：它是一种行动，主体-思想会以某种方式与之结合在一起，这让行动可以开创一个可以彻底改变情势逻辑的进程，然后表象出其所表象出来的东西。

　　很明显，这种改变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因为最初的独一性的行动（通常是具体化的），开创了一种忠实性，即对结果的创造，这也证明了其像情势本身一样是无限的。随后是命题7。

　　命题7：所有的普世的独特性仍然是未完成的，或者是开放的

　　这个命题唯一所需要的评注涉及到一种方式，即在这种方式中，主体，具体化了普世的独特性，并与无限，多之在的本体法则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特殊的问题上，可以说明有限性的哲学和相对主义，或者说对普世性的否定，对真理观念的怀疑在本质上是共在的。内在于最流行的有限的人权观念，以及最终——如同一些民主的狂热派不断指出的主题一样——死亡权中所蕴藏的是潜在的暴力和专横的无知。通过对比，普世的独特性的事件性的概念，正如让-弗朗西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他的《争执》（La Différend）一书中提到，要求人权是一种无限的权利的思想。我们还可以说：无限的权利的确定性。我们甚至还可以更准确地说：类权利。

　　命题8：普世性仅仅只是对无限的类性的多的忠实地建构

　　我所说的类性的多元是什么意思？非常简单，一个情势的子集并不是由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所界定的；也就是说，一个多属于一个情势，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这个多并非是等式的结果，也不是拥有任何特殊属性的结果。如果普世性是所有人的普世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在普世性中被刻画出来的东西，而它并不是拥有特殊的确定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性凝聚的问题，这种凝聚的普世性与任何社会、民族、性或者世代的根源无关；这也是爱侣的问题，爱侣之所以是普世的，是因为它生成了一种不同于两性关系的不可割裂的真理；这还是科学理论的问题，它之所以是普世的，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科学研究的努力，改变了科学运行的全部轨迹；还有，这亦是艺术构成上的问题，艺术构成的主体是作品，在作品中，正如马拉美所说，创作者的特殊性已被摒弃，在作品的范例中开创了一种新的构成，诸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以用一个恰当的名字来概括——荷马——最终回溯的是所有主体的空缺。

　　这样，普世性诞生于偶然的例外之物的随机划过的机遇。在这个机遇之后留下了一个简单的与之分离的陈述，这个陈述是我们找到那个消失的事件的痕迹。它在独一无二的行动中开创了一个进程，通过这个行动，没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得到确立。这种行动成为主体-思想，主体-思想为之创造了结果。它忠实地构建了一个类性的多元性，正是在其开端处，修昔底德宣布了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著作——不像后者在历史上是特殊的——将会是：“对永恒的把握”（ktema es aiei）。

　　这就是我们。如果你将关于普世性的八个命题和关于悖谬性情势的界定结合在一起，那么你具有的意义，这也回答了哲学家在当下行动的问题。（蓝江译）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