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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我们反躬自问：在何种程度上，哲学会介入到当下、介入到历史和政治问题当中？最后，这种介入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应该号召哲学家介入到当下的问题之中？我们——齐泽克和我——都试图介绍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俩在许多方面都很一致，因此我们之间很难有场血拼。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做什么。

　　首先，要把错误的观念放在一边，即认为哲学家可以讨论一切问题。电视哲学家将这一观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讨论社会问题，当下的问题等等。为什么这种观念是错的？因为哲学家构建自己的问题，他是问题的创造者，也就是说，哲学家不是那些一晚又一晚在电视上被反复询问的家伙们，他们随着世事变迁而随波逐流地思考。真正的哲学家是这样，他们在自己的考量的基础上决定了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为大家提出了新问题。哲学首先是这样：对新问题的创造。

　　于是，哲学家一旦介入某一情境——无论这个情境是历史的、政治的、艺术的、爱欲的、科学的……——总会有某种东西在他面前呈现为标志，这个标志指明了新问题，新创造的需要。那么问题变成这样：在何种条件下，哲学家会在某种情况下为一种新首先找到新问题的标志？在这一点上，为了奠定好我们讨论的基础，我希望引入“哲学情势”（philosophy situation）的表达。各种事物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但是并非所有事物都是哲学的情势。因此，我想提出下面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势才是哲学的情势，或者说哲学思想的情势？我会给你们三个例子，三个哲学情势的例子，这有助于你们理解我谈及的问题。

　　如果我们已经这样提出了问题，第一个例子已经在哲学上成型了。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对话《高尔吉亚篇》中找到这个例子。这篇对话展现了苏格拉底同卡里克勒斯（Callicles）之间粗鲁的遭遇。这次遭遇产生了一个哲学情势，此外，这个哲学情势完全是在戏剧化的情景中设定的。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卡里克勒斯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之间完全不同。柏拉图之所以描写的卡里克勒斯同苏格拉底的争论，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对于两种如同正方形的对角或对边，势不两立的思想意味着什么。这次讨论等于是两个毫无任何关系的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卡里克勒斯认为权力即真理，最幸福的人是僭主——即那些通过狡黠和暴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人。相反，苏格拉底坚持认为真正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是正义的人，他谈论的是正义的哲学意义。在作为暴力的正义，以及作为思想的正义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也非某种可以借助平常的尺度来处置的东西。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亦非真正的争论，这是一场遭遇战。在这个文本中，对于读者来说，十分清晰的并非是哪一方会说服另一方，而是有一个胜利者和失败者。毕竟，这解释了在第三次对话中，苏格拉底的方法为何很难胜过卡里克勒斯的方法。希望有一个结果意味着希望有一个意义，这是一场胜负局，尤其是在该场景中的年轻人眼中的胜负局。

　　最后，卡里克勒斯被击败了。他不承认失败，不过他不再说话，并在角落里默不作声。我们要看到，他是柏拉图的对话的舞台上的失败者。但实际上像卡里克勒斯这样的人作为失败者是极少发生的。这不过是戏剧的把戏。

　　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势，什么是哲学？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去展现我们必须选择什么。我们必须在两种思想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站在苏格拉底一边，还是站在卡里克勒斯一边。在这个例子中，哲学面对的是作为选择的思想，作为决定的思想。那么我们一这样来说：当一种选择得到阐明，一种哲学情势就形成了。即存在的选择或思想的选择。

　　第二个例子：数学家阿基米德之死。阿基米德是众所周知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追溯他的数学文本。他已经思考的无限，他比牛顿早两千年发明了微积分。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

　　阿基米德生活在古希腊时代的西西里岛。当西西里遭到罗马人的入侵和占领时，他参与了抵抗运动，他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但最终罗马人还是获得了胜利。

　　在罗马人占领的初期，阿基米德恢复了他的活动。他有一个在沙滩上画几何图形的习惯。有一天，当他在海边作者思考问题，思考他画在海滩上复杂的几何图形的时候，过来了一个罗马士兵，这个士兵是一个信使，他告诉阿基米德，罗马的马尔库勒斯（Marculles）将军想见他。罗马人对这个古希腊的科学家非常好奇，这有点像跨国集团的CEO会对一个声名显赫的哲学家好奇一样。因此，马尔库勒斯将军想见阿基米德。回到我们这里，我并不会认为我们会想想马尔库勒斯将军会对数学感兴趣。简单来说，这种好奇心是一种对他的信任，即他想看看阿基米德这个造反派是个什么样。当信使来到沙滩的时候，阿基米德无动于衷。信使重复道：“马尔库勒斯将军想见你。”阿基米德依然不言一语。那么罗马士兵，可能也对数学没有什么兴趣，他不理解怎么会有人藐视马尔库勒斯将军的命令。“阿基米德！将军要见你！”阿基米德只是看了看，然后对士兵说：“我先完成我的证明。”士兵驳斥道：“但马尔库勒斯将军要见你！我才不管你什么证明呢！”阿基米德依然不做回答，继续他的运算。过了一会，这个士兵，绝对是气急败坏，拔出他的剑并刺向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死了。他的躯体落在沙滩上的几何图形上。

　　为什么这是一个哲学情势？因为这展现了在国家的正确性和创造性思想之间，尤其是同数学中体现出来的纯粹的本体性的思想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它们之间也不会有真正的争论。最后，权力即暴力，而创造性思想认识到的唯一限制就是其自身的内在规则。当其形成了他思想的规则之后，阿基米德依然外在于法律。可以用来证明的时间根本无法同军事胜利者的紧急召唤融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暴力出场了，并证明了在权力一侧和真理一侧之间根本没有共同的标准，也没有共同的编年史。真理即创造。我们记得，在二战末期，在美军士兵占领维也纳期间，一位美国大兵杀死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作曲家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很明显，他根本不知道韦伯恩是谁。

　　一个事故，一个偶然的哲学情势。

　　我们可以说，在权力和真理之间存在一个距离：即马尔库勒斯和阿基米德之间的距离。那个信使——一个糊里糊涂，但绝对遵守命令的士兵——并不打算跨过这个距离。在这里，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遮蔽这段距离上的光芒。哲学必须在没有任何标准的情况下来思考这个距离，或者说，哲学本身要发明思考这个距离的尺度。

　　对哲学情势的第一个定义是：澄清选择，做出决定。哲学情势的第二个定义是：澄清权力和真理之间的距离。

　　我的第三个例子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部由日本导演沟口健二导演的影片，名字叫做《近松物语》（The Crucified Lovers）。毫无疑问，这是关于爱情题材最美丽的影片之一。情节很简单。影片的故事发生了日本古代，影片的视觉效果——尤其是在黑白场景中——让人觉得无穷无尽，不可琢磨。一位年轻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小商店的老板，这个老板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这个女子并不爱他，也没有欲望。这时一位青年男子进来了，这是他丈夫的伙计，她和这个伙计坠入了爱河。但在古代（沟口健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隐忍和她们的悲惨命运），通奸是要被处死的：犯人必须被折磨致死。这对恋人逃到了乡下。随后一幕幕场景描述了他们穿越到森林，他们在阡陌纵横世界里，逃到乡间小屋、小池塘和小舟的世界里，这些场景简直别致之极。爱，用它的力量凌驾在这对被追杀，饱经磨难的情侣之上，并让他们投身到和诗一样晦暗不明的自然之中。与此同时，那个老实巴交的丈夫也试图保护他们的逃亡。丈夫应该去谴责这对罪人，这个丈夫却憎恶这种观念，而成为了他们的同谋。不过，这个丈夫——这也是他真正爱着他的妻子的证据——试图赢得时间。他假装说他的妻子到外乡省亲去了……真的，这是一个多么老实的丈夫呀！这是在影片中一个真正可敬的角色。但与此同时，那对情侣遭到了谴责，他们被抓住，并押送回来接受酷刑的惩罚。

　　之后是影片最终的画面，这个画面构成了一种新的哲学情势。两个恋人被背对背地绑在一只骡子上。这个镜头展现了两个被绑着的恋人即将面对残暴的处死。俩人看起来陶醉于其中，没有丝毫痛苦：他们俩脸上只有淡淡的笑容，一切都在这笑容中消失殆尽。“笑容”一词仅仅是近似。他们的面庞反映了这对男女彻底相爱。这部影片的主题思想都无限地囊括在他们脸上黑与白的细微差别之中，而对爱与死的熔合的浪漫观念无动于衷。这对“遭受酷刑的情侣”从不想死。镜头则说出了相反的话：爱就是要抵抗死亡。

　　在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La Fémis）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德勒兹用马尔罗（Malraux）的话说，艺术就是要抵抗死亡。好的，在这个带有魔力般的镜头中，沟口健二的艺术不仅抵抗了死亡，而且引导我们思考了爱也抵抗了死亡。这创造了爱与艺术的共同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对此有过认识。

　　由于没有太好的词，我将这对情侣的“笑容”称作为一种哲学情势。为什么？因为在其中我们再一次遭遇了某种毫无关联的某种东西，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在爱的事件（生存的翻转）和日常的生活规则（城的法律，婚姻的法律）之间没有任何共通的尺度。那么哲学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它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事件”。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例外。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不得不说什么是不同寻常的。我们必须思考生活的转变。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些情势中的哲学的责任所在。

　　首先，说明一下首先的基本选项。“在最后的例子中”（阿尔都塞语）这些选项通常都是在感兴趣的和不感兴趣之间进行选择。

　　其次，要阐明的是思想与权力之间，真理和国家之间的距离。要测度这段距离。要了解这个距离是否可以跨越。

　　再次，要了解例外的价值，事件的价值，以及断裂的价值。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与生活的连贯性进行决裂，反对社会保守主义。

　　这就是哲学的三项大任务：处置选择，距离和例外——至少，如果哲学是对生命中的某种东西的思量，那么哲学也要成为某种学院体制之外的某种东西。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说，在面对各种环境时，哲学探索的是三种情势之间的联系：即选择、距离、例外之间的联系。我认为一个哲学概念（在德勒兹所说的意义上）就可以说成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就是选择（或抉择）问题、距离（或裂缝）问题、例外（或事件）问题的扭结点。

　　最深刻的哲学概念告诉我们，哲学有点像这样：“如果你希望你的生活具有某些意义，那么你必须接受事件，必须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在你的抉择上坚定不移。”这就是哲学经常告诫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着多种不同的妆扮：在例外中，在事件的感受中，让我们远离权力，接受抉择的结果，无论这个抉择会多么的疏离，多么的艰辛。

　　这样的理解，也只有这样的理解，哲学才能真正地让生存发生改变。

　　自从兰波之后，所有人都喋喋不休地说道：“真正的生活不复存在了。”如果哲学不是建立在真正的生活就是当下的基础上，这样的哲学一文不值，也不值得为之付出。无论在什么环境中，真正的生活就是在选择中、在距离中和在事件中的当下。

　　不过，在各种环境中，我们不要忘了这一事实，即我们为了获取一个真正生活的思想，不得不做出一个抉择。我们说过，这个抉择建立在不可调和，势不两立的基础上。

　　让三个事例统一起来的是他们都建立在两个异质性术语的关系上：卡里克勒斯和苏格拉底，罗马士兵和阿基米德，爱侣和社会。

　　哲学同这些情势的关系扮演了一种不可能的关系，这种不可能的关系采取了故事的形式。我们讲过卡里克勒斯同苏格拉底的争辩的故事，讲过杀死阿基米德的凶徒的故事，讲过被酷刑惩罚的情侣的故事。那么，我们听到了这种关系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展现的是没有关系的关系，即故事本身是对关系的否定。最终，我们所讲的是一种断裂：一种基本的自然和社会纽带的断裂。当然，为了叙述一个断裂，你首先需要叙述一种关系。最终，故事就是故事自身的断裂。在卡里克勒斯与苏格拉底之间，我们必须进行抉择。我们必须在他们二者间与其一进行断裂。同样，如果你站在阿基米德那一边，你也不会继续站在马尔库勒斯一边。如果你从头至尾跟随那对情侣一起旅行，那么你绝不会站在婚姻的酷刑峻法一边。

　　于是，我们可以说，哲学并不是那里有什么的思想，而是那里没有什么的思想（不是关于契约，而是关于废除契约的思想），哲学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没有关系的关系。

　　柏拉图曾经说过，哲学是一种觉醒。他完全知道，觉醒暗示着同沉睡的艰难的决裂。对于柏拉图而言，他始终认为哲学是让人们从思想的沉睡中觉醒。

　　因而，也可以这样来思考，存在一种悖论性的关系，即无关系的关系，在断裂情势中，哲学可以在其中诞生。

　　我坚持这一点：并非因有“什么”，才会有哲学。哲学完全不是对随便什么东西的反思。之所以有哲学，或者可能有一种哲学，那是因为存在一种悖论性的关系，存在某些断裂，抉择，距离，事件。

　　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述一些例子，这些例子不再是传记（像阿基米德之死），不再是小说式的建构（像卡里克勒斯的形象），不再是电影式的诗歌（像日本情侣的传说）。我们可以举一些不错的、简单的、当代的例子。一个否定的例子，一个肯定的例子。

　　否定的例子非常简单。这涉及到为什么哲学家一般来说没有任何讨论选举的兴趣。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当代标准的议会制的普通情形。当你们在标准的议会制下面对选举时，你们并没有真正拥有任何评判的标准，也无法让哲学的介入合法化。我并不是说你们不会以哲学的方式对之感兴趣。当哲学家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时，他只不过是普遍民众：他并非从真正的哲学的连贯性立场上来表态。那么，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基本上，由于在标准的议会制中，在其日常功能中，多数派和他们的对立面是可以调和的。很明显，在多数派和其对立面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准，这也意味着你们并不具有悖论性的关系。当然，你们之间有所不同，但不同并不代表你们的关系是悖论性关系。这很容易理解：由于对立面迟早会代替多数派，占据其位置（这就是所谓的“民主轮换”），两者间真的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基础，你们就无法用一个取代另外一个。因此，其中的基础是彼此调和的，在其基础是彼此调和的条件下，你们并不会出现特别例外的状况。此外，你们也不会做出真正激进的选择：你们的抉择只是细微差别之间的抉择——你们知道这些。一般来说，一些犹豫不决的中间分子主导了选举，那些人没有稳固的立场，没有预先确定的意见。有着真正的选择的人们构成了固定的票仓；不过还有一小部分人被称为中间派，他们时而站在这边，时而站在那边。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些在原则上犹豫不决的人们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决定；这种决定并非由抉择明确的人做出的决定，而是由一些举棋不定的人，或者说一些没有决定的人的决定，他们的决定的理由有投机成分，或者说最后几分钟才能做出决定。因此，选择的作用在其真实的运作中是缺席的。这里有的是亲近性，而不是距离。选举没有拉开一个鸿沟，它是一种统治，它是统治的实现。最后，你们并不拥有真正事件的前提，你们并拥有例外的感觉，因为你们反而处在制度的感觉的当下之中，处于正常的制度的运作的当下之中。但是很明显，在制度和例外之间有一种根本的紧张关系。于是，对于哲学家来说，选举问题是一种典型的意见问题，也就是说，选举并不必须去对待不可调和的问题，也不必须对待激进的选项、距离或者例外。作为一种意见的现象，选举并不是创造一种新问题的标志。

　　我的肯定的例子涉及到我们必须正面面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与议会选举制不同，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的例子中，所有的标准被摆在一起。首先，在单纯的某种意义上，存在某些不可调和的东西：一方面是美国的权力，一方面是伊拉克的国家，两者间没有共同的基础。这二者并不像1914年-1918年一战时期的法国和德国。一战时期，法国和德国还有共同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我们才可以说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在美国和伊拉克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相同的根基。正是由于没有共同的根基，才让其所有的意义都倒向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因为美国和英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宣传报道就是试图让人们相信，两者间存在一个共同根基。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最后真的发射了原子武器、化学武器或者生物武器的话，那么你们就有着某种东西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即在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存在某种共同根基。你们不能接受一个超级大国对一个极其羸弱的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是如果存在有着可以预计的威胁，就可以让这场战争合法化。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实际上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个事情上，根本没有共同的根基。其次，你们绝对必须要进行一个选择。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并不清楚人们除了支持或反对战争，还能干什么。选择的义务就是让反战的示威和运动得以运作。再次，你们与权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反战的群众示威创造了一个针对美国世界霸权的主观上的裂缝。最后，或许你们还开启了一个新的情势，这个情势的标志不仅是这些示威的价值，而且还有法国和德国的共同理解和行动。

　　最后，关于发生了什么，你们可以首先问道：“存在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吗？是否有某种不可调和的元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们就必须得出结论：有某种选择，有某个距离，也有某种例外状态。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你们就能从纯粹的意见式的思量上升到哲学的情势中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赋予哲学行动以某种意义。这种行动通过利用哲学的标准，创造了它自身关于哲学领域的信念。

　　我坚持认为哲学行动具有独特性。我们要绝对地将哲学同政治区分开来。存在某种由哲学所启蒙（甚至必须由哲学来启蒙）的政治行动，但是哲学和政治绝对不同。政治旨在转变集体共同的情势，而哲学只是为所有人提出新问题。这个涉及新问题的哲学命题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判断形式，这与需要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判断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哲学可以在政治的符号上运作，而其所形成的问题也可以使用政治符号。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把哲学同政治本身混淆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在某个既定的时刻，某种情形可能对政治非常重要，但对哲学则不然，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行动有时候看起来神秘莫测，甚至是不可理喻。真正的哲学行动——这种哲学行动沉浸在不可调和的元素之间，召唤着思想的抉择，扮演着例外状态，创造着距离，尤其是同权力形式之间的距离——通常就是怪异的行动。

　　关于这一点，柏拉图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文本，你们可以在《理想国》的第九卷中找到这个文本。你们知道，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概括了一种政治乌托邦的类型。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认为，在这本书中，哲学和政治非常接近。在第九卷的结尾，苏格拉底与一群年轻人谈话，与往常一样，一些年轻人会对苏格拉底说：“你的整个故事非常好，但这一切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这种对乌托邦的批评是中肯的。所以，他们会对苏格拉底说：“你的理想国不会在任何地方存在。”苏格拉底回答说：“无论如何，或许它会在我们的国家之外的某个地方存在。”换句话说，他说这个会在国外发生，关于理想国，会有某种奇特而怪异的东西。我想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真正的哲学行动，在某种情形下，创造了一种怪异性。在一般意义上，这种行为是怪异的。当这个行动得到某种共识，或者当这个行动并不那么怪异，当这个行动并不陷于悖谬，那么这就是一个政治性行动，一种意识形态行动，一种公民的行动，但它绝不是哲学的行动。哲学的行动的标志是其内在的怪异性。

　　这让我想到了一首我非常喜爱的诗，诗的作者是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这是一首伟大的史诗，题目叫做《远征》（Anabasis）。在这首诗中的第五节结尾，你们可以找到这样一短话，我可以读给你们听“陌生人呀，穿上新思想的衣装，即便一言不发，他的拥趸仍然成排成行。”这就是哲学行动的定义。哲学家通常是陌生人，穿着新思想的衣装。这意味着哲学家提出了新思想和新问题。而即便一言不发，他的拥趸仍然成排成行。这意味着他拥有着一种能力，将大量的民众召集到新问题中来，因为他让他们相信，这些问题是普世性的问题。重要的是，哲学家让大众所相信的方式，是一言不发的沉默，而不是言辞花哨的夸夸其谈。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陌生人的形象，他所穿着的新思想也指引了他本人，这种指引通常是一言不发的指引，这些东西完全建立对在新问题是普世性的问题的信念上，这个命题提出的是人类的总体，毫无例外。（蓝江译）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