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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大张旗鼓地开始政治实践的日子里，两次重大的论争导致了存在主义阵营的解体——第一次论争发生在萨特与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之间，第二次论争出现在萨特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那里。在政治道路的分岔口，如果说第一次论争意味着萨特与加缪分别做出了向左走和向右行的个人选择[1]，那么，从第二次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实际上，可以把萨特与梅洛-庞蒂之争看作是萨特与加缪之争的延续，只不过与后者相比，前者的争论要显得更复杂、更隐蔽和更微妙。首先，两人在公开场合均不承认发生过所谓的决裂；其次，梅洛-庞蒂虽然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专设一章指名道姓地把萨特定位成“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但萨特基本上没有正面回应，只有波伏瓦出面写了《梅洛-庞蒂与伪萨特主义》（“Merleau-Ponty and Pseudo-Sartreanism”）的长文反唇相讥并为萨特辩护，萨特的这种策略耐人寻味；第三，梅洛-庞蒂1961 年突然辞世后，萨特写出《梅洛-庞蒂不死》（“Merleau-Ponty vivant”）的长篇悼念文章，历数他与梅洛-庞蒂的恩恩怨怨，情理兼备，气充文见。某种程度上说，此文比加缪死后而作的悼念文章更真诚、更坦率，也更具有动人心魂的力量。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两人虽一度识见不合，但从心底里萨特对梅洛-庞蒂一直心存敬重？第四，迟至1994 年，两人在1953 年7 月的三封通信才公之于众，这三封信对于认识两人的分歧至关重要，但为什么萨特、乃至波伏瓦生前都没有发表？这些因素加起来，确实使萨特与梅洛-庞蒂之争蒙上了一层谜一样的色彩。不过，尽管如此，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还是能够对这场争论理出个头绪。

　　一般认为，梅洛-庞蒂是萨特的政治导师。早在1945 年《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创刊、他们俩共同负责这份杂志时，梅洛-庞蒂就开始了对萨特政治启蒙的过程。1945 年，梅洛-庞蒂写出《知觉现象学》，通过“身体政治”阐释了他的“政治介入”观。1947 年《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问世，梅洛-庞蒂以其含混姿态表达了如下观点：他既不赞成自由主义的抽象人道主义，更不完全赞成苏联的社会主义“恐怖”；既在理论上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意图，以对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持保留态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辩护。按照他的看法，在苏联，暴力和策略是官方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而民主国家则相反，原则是人性的，策略和暴力存在于实践中。[2] （ P31-32）在谈到《人道主义与恐怖》对自己产生的作用时，萨特指出：“我读着，学习着，阅读结束时我成了一个热心的读者。他是我的领路人。正是《人道主义与恐怖》使我做出了重要决定。这本晦涩难懂的小书为我呈现了方法与客体。它给我提供了帮助，让我从固定的思维套路中解放出来。”[3] （ P580)

　　萨特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原因复杂，但哲学上的理由和政治上的原因更应该予以关注。根据坎伯（Richard Kamber）的看法，哲学上的理由有二：一是萨特没能发展出存在主义伦理学的规范理论，这种失败促使他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中所蕴含的支持伦理允诺（参与）上的优越性，二是他越来越怀疑《存在与虚无》夸大了个体的人的实际独立性。在政治的层面上，萨特确信唯一能够团结法国工人阶级、引发社会秩序变革的政党只能是法国共产党，因而一切形式的反共行动都会损害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于是他开始为共产主义进行辩护，并坚持认为人们应该避免对法国共产党或者对苏联公开批判（即使这种批判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这种批判长的是工人阶级敌人的威风，灭的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士气。[4] （P34-35）显然，50 年代初期萨特的思路就是对40 年代后期梅洛-庞蒂之思路的发扬光大。

　　然而，就在萨特沿着梅洛-庞蒂开辟的道路前行的时候，两个人却产生了重大分歧。根据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分析，导致两人分歧的因素有四。（一）1950 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梅洛-庞蒂开始远离苏联共产主义。他虽依然担任《现代》主编一职，却辞去了杂志政治编辑的职务，并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对这场战争保持沉默。这一时期正是萨特越来越同情共产主义的时期，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得到梅洛-庞蒂的支持。梅洛-庞蒂的沉默最终激怒了萨特。（二）1952 年5 月，在一场示威游行中，包括杜克洛（Jacques Duclos）在内的几位共产党领袖遭到法国当局逮捕。这一事件促使萨特的政治立场彻底转变，他开始日以继夜地撰写《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并在当年的《现代》杂志刊出了文章的第一部分。此文的发表并没有与梅洛-庞蒂商量，他只好悄悄忍受；但萨特那种激进的政治姿态却与杂志许多成员的立场相杵，这一事件为他们后来的公开冲突埋下了伏笔。（三）萨特与梅洛-庞蒂的学生（同时也是编辑部成员）勒福尔（Claude Lefort）公开冲突，等于为萨特与梅洛-庞蒂已经恶化的关系火上浇油。勒福尔批评萨特的政治趋向，萨特撰文回应，两人约定均在《现代》上刊出文章。为杂志计，梅洛-庞蒂居间调停，并让他们去掉那些恶毒的修辞，结果两人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四）1953 年，萨特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同道为杂志提交一篇文章而萨特恰好不在，结果文章落入梅洛-庞蒂手中。他发现此文观点片面，就为此文附了一个注释，一方面批评此文，一方面向读者致歉。萨特回来得知此事狂怒不已，未与梅洛-庞蒂商量就拿掉了注释。梅洛-庞蒂知道后也勃然大怒，但萨特已远赴罗马度假，梅洛-庞蒂遂与萨特通了两个小时电话，并提出了辞职的要求。这件事情成为萨特与梅洛-庞蒂之争的直接原因。三封信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写出来的。[5] （ P327-328)

　　现在看来，三封信件或许比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更容易把握两人分歧的微妙原因。第一封信是萨特写给梅洛-庞蒂的，信中主要内容有三：第一，萨特认为梅洛-庞蒂采取的非政治化的立场是缺少社会意识和关怀的表现，政治介入（political engagement）的匮乏因此应该受到谴责。第二，梅洛-庞蒂曾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做过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演讲，其中对萨特的政治介入多有批评，萨特因此很生气。第三，梅洛-庞蒂在电话中表示他将在《现代》上发文章来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遭到了萨特的拒绝。萨特认为不介入近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也就丧失了在《现代》论坛上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

　　萨特的来信显得盛气凌人，火气很大，梅洛-庞蒂的回信则是从容不迫，非常克制。在这封三倍于萨特的长信中，梅洛-庞蒂主要阐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自己的立场——他本人从来也不存在一个放弃了政治介入的时刻，但他理解的介入与萨特的介入有很大距离；其二是他要向萨特说明白，虽然他在演讲中对萨特的政治观点做出了评论，但他并没有批评之心和冒犯之意。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把演讲的提纲和主要观点附在了信后。

　　如此说来，关键是如何理解梅洛-庞蒂所谓的政治介入。在他看来，虽然萨特对单个的政治事件进行评论也是政治介入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单个事件被抽离了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有可能被扭曲和遭到误解。而越是准确和富有洞见的政治分析，越要与哲学家所受的训练、所使用的分析工具相一致，其分析也就越是通过研究单个事件赖于发生的整体语境而进行判断。因此，哲学的政治介入和政治学的政治介入是不一样的，前者需要超然于个别的政治事件之上，更要超越于具体的党派之上（具体而言，就是在冷战时期，知识分子不应该被迫在两大阵营之间做出选择），这样才能避免独断论的绝对主义；而后者往往是就事论事，表态站队，强调立场，这样一来，不但所评之事、所表之态、所站之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而且会离真理越来越远。在所附的演讲提纲中，梅洛-庞蒂进一步分析了萨特立场的困境，他指出：“介入的观念体现了这种哲学处境：它鉴别了自由并使用了自由，却把它安放于在场的缺席（因介入而自由）和缺席的在场（为自由而介入）的环状结构里。在马克思那里中介的缺乏导致内部与外部的直接结合。如果介入肯定不能使一方到达另一方，那么它不是在主观主义那里终结就是在极端的客观主义那里停歇。”[6] （ P348-349）在这里，梅洛-庞蒂显然想澄清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萨特的介入本身就存在着困境，所以他的立场也必然处在某种困境之中。萨特是当局者迷，他对自己的困境浑然不觉；而梅洛-庞蒂却已经意识到这种困境，并因此在萨特犯错误的地方引以为鉴，从而做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选择。

　　当梅洛-庞蒂做出这样的选择时，其实是把自己的思考放入到了古希腊时代开创的哲学传统中。在《哲学赞词》中，梅洛-庞蒂指出：“苏格拉底形成了另一套哲学观念：哲学并非一个他是其卫士，他必须将之置于安全地带的偶像，相反，它处在与雅典的活生生的关系之中，他处在它的不在场的在场中，处在其不受崇拜的顺从中。苏格拉底有着一种实为拒绝的服从方式，正像亚里士多德不失礼仪和尊严地拒绝服从一样。”“苏格拉底的反讽并不是少说以便获得优势来证明灵魂的力量，或者假定某种仅为圈内人知道的知识。‘每当我让别人相信他的无知时’，《申辩篇》伤感地说，‘我的听众都想象我完全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并不比他们知道得多，他只是知道不存在绝对知识，而且正是凭藉这一缺陷，我们向着真理开放。”[7] （ P23-25）当梅洛-庞蒂如此推崇苏格拉底的哲学观念时，正如普里莫兹克（Daniel Thomas Primozic）所指出的那样：“梅洛-庞蒂的政治介入是以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榜样的。苏格拉底同样认识到，绝对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这使苏格拉底的心灵达到了真正的真理，并避免了独断论的绝对主义。”[8] （P41）同时，梅洛-庞蒂也发现，“在他那个时代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独断论的绝对主义：独断论的、非批判的、不思考的基督教和独断论的、未反思的、压制性的马克思主义。他试图用苏格拉底的真正哲学来避免独断论的傲慢。”[8] （P42）如此看来，他批评萨特的政治介入也就显得眉目清楚了：萨特的政治介入一方面落入了政治层面的清晰单一，从而丧失了哲学层面的丰富性，亦即梅洛-庞蒂所强调的“含混”（ambigüité）；另一方面，这种政治介入已经演变成一种新型的独断论绝对主义，从而违背了苏格拉底开创的哲学传统。

　　对于梅洛-庞蒂的这种批评，萨特显然是不服气的。但是在第三封信中，萨特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答复。他虽然强调自己从来也没有放弃《存在与虚无》中的观点，但他同时又指出：“今天哲学的职责是面对马克思（就好比19 世纪中叶哲学的职责是面对黑格尔一样）。”[9] （ P351）他似乎更关心围绕着他们两人争吵的谣言会在政治上给他带来不利的影响。由于萨特的强硬态度，梅洛-庞蒂无法在《现代》中撰文阐明自己的观点，于是，《辩证法的历险》中有关萨特的那一章中内容就变得在所难免。同时，由于这一争端，梅洛-庞蒂也永远离开了《现代》杂志，两人从此不再来往，这种断绝往来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56 年。当萨特结束了与共产党人的蜜月期后，两人的关系才有所松动。

　　通过以上的梳理，对于萨特与梅洛-庞蒂之间的争论，我们似可以形成如下看法。

　　首先，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原因，但实际上却是因为两人对于哲学本身的不同思考和不同选择。这一点梅洛-庞蒂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萨特关于党派和阶级的全部理论来自于他的现实哲学和意识哲学，同时也来自于超出现实哲学和意识哲学的时间哲学。”[10] （ P105）这种哲学依然是站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立场上，把历史活动看成了“人的活动”。这种张扬个人主体多样性却忽略“主体间性”的做法，既容易对历史活动做出误解，也容易让“辩证法”裹足不前。于是，梅洛-庞蒂认为，主观辩证法只能导致不切实际的幻想，客观辩证法又只会形成苏联共产主义那种压抑性的现实。他不让自己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却最终想超越于两者之上。[11] （ P256）而这种超越又体现在他对“身体”、“主体间性”等等的关注中，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含混”的哲学。

　　其次，宽泛而言，梅洛-庞蒂也是一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正是从他那里开始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尝试。但是，当萨特在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时，梅洛-庞蒂却开始了对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那么，当梅洛-庞蒂批判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已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比如，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就指出，《辩证法的历险》一书其实游荡着马克斯•韦伯的幽灵并标志着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所以，“从认识论上看，《辩证法的历险》试图既对唯名论作一次形而上学的拯救，又对形而上学作一次唯名论的拯救：梅洛-庞蒂既要使马克思的概念绝对主义相对化，又要使韦伯的价值相对主义变得激进起来。因为只有加进韦伯式的怀疑，辩证法的冒险才能躲过由某种毁灭性的和可怕的事物——‘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导致的灾难。”[12] （P167）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当梅洛-庞蒂与萨特争论的时候，他其实已从原来那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中游离出来。于是，梅洛-庞蒂与萨特之争或许亦可看作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手。

　　第三，虽然萨特在1953 年并没有对梅洛-庞蒂的批评进行认真回应，但梅洛-庞蒂的批评显然对萨特构成了很大的刺激。而当他后来开始撰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他其实已把梅洛- 庞蒂的批评化做了思考的动力。这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萨特接受了这一批评。就像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是梅洛-庞蒂转变了我， ⋯⋯他告诉了我自从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被称之为实践的行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表明他很好地理解了这一批评。他认同梅洛-庞蒂把他早期的存在主义称 之为‘意识形态’，而且接受了（没有承认）梅洛-庞蒂所有具体的建议。”[8] （ P47）因此，我们不妨把《辩证理性批判》看作是萨特真正致力于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重要著作。而在这种结合中，显然又对他以往的激进姿态和观点进行 了某种调整和修正。对于这种调整和修正，梅洛-庞蒂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 关于萨特与加缪之间的争论,请参见赵勇. 萨特—加缪之争：向左走，向右走.[J].粤海风，2007年，第2期

　　[2]杨大春. 杨大春讲梅洛-庞蒂[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Jean-Paul Sartre，“Merleau-Ponty vivant，”in Jon Stewart ，ed.， The Debate between Sartre and Merleau-Ponty，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

　　[4] （美）理查德•坎伯. 萨特[M]. 李智译，中华书局，2002

　　[5]Jon Stewart，“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Letters form the Quarrel between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in Jon Stewart，ed.，The Debate between Sartre and Merleau-Ponty，Evanston ，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

　　[6]Maurice Merleau-Ponty，“Merleau-Ponty to Sartre,”in Jon Stewart ，ed.，The Debate between Sartre and Merleau-Ponty，Evanston，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

　　[7]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哲学赞词[M]. 商务印书馆，2003

　　[8] （美）丹尼尔•托马斯•普里莫兹克. 梅洛-庞蒂[M]. 关群德译. 中华书局，2003

　　[9]Jean-Paul Sartre,“Sartre to Merleau-Ponty,”in Jon Stewart,ed.,The Debate between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Evanston ， Illinois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10]Maurice Merleau-Ponty ， A 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 Josseph Bien，Heinemann and Lond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

　　[11] See Ronald Aronson,“Vicissitudes of the Dialectic：From Merleau-Ponty’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o Sartre’s Second Critique ”in Jon Stewart ，ed.，The Debate between Sartre and Merleau-Ponty，Evanston，Illinois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12] （美）理查德•沃林. 文化批评的观念[M]. 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