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去空间化”思潮使空间批判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对空间性、空间经验的关注重新回到哲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视野。当今空间批判理论中，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和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等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地理学家将复苏的空间意识和空间秩序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独树一帜的空间批判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对当代空间实践的批判始于对“空间”的重新审视，其视阈中的空间既不同于近代的“形式空间”（即空间是外在的、先在的、 均质的、与物质对象无关的、绝对的“虚空”形态），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主义的“实质空间”（即空间是与人的存在直接关联的、具有质的差异的、可以通过对物质的干预实现空间操控的、能动的对象） ，而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与特征的后现代“地理空间”：其一，认同现代主义空间观一贯强调的空间物质性，认为空间并非僵死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反对把空间看作容器且与其中的物体无关的“空盒子”，“空间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地理环境或空白几何体” ，而是充斥着物质内容的社会过程；其二，摒弃了现代主义以目的—工具模式为导向的“空间的泰勒主义”，提出建立“空间—社会辩证法”，既看到空间的物质属性，又看到空间的社会属性以及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并主张通过“空间性实践”，即“感性的空间性活动”这一范畴，将空间的自主力量与秩序表达纳入历史进程。本文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地理空间是一个包含诸多人化、意向性关系的空间 ，其命运轨迹含蕴了从空间形塑、空间成长、空间异化到空间重构的内在演进逻辑。

　　一、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城市化

　　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重建中，空间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的、异质的并与时间性相伴随的维度，正如哈维所言“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 ，脱离特定的物质内容及其关系的截面式研究无法准确认识和把握它。这种异质化的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 ，并且“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就此而言，空间从一个背景性概念变为一个社会实体范畴，成为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与容器，呈现恒久的地理性和历史性。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这一方面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 ，“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 ；另一方面，“空间的组织结构不单单产生于社会，同时也能反过来影响各种社会关系” 。正是空间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意蕴，使“空间的生产”而非“空间中的生产”成为建构和维系特定社会关系的途径，“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 。列斐伏尔提出将空间活动划分为物质性空间活动、空间的标识和标识性空间等三种类型，哈维在此基础上增添了可接近性和距离、空间的分配和利用、空间的统治和控制等三项维度内容，这六项指标深深地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勾勒出社会空间活动的网络格局，描绘了具有细微性和复杂性的空间场景，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关于社会空间活动的微观分析路径，揭示了空间对特定社会关系建构的直接参与。

　　由此可见，空间不再是一个消极无为、自我存在的地理环境，而是一种“紧缺”的资源和“可计量”的商品，对空间的控制、占有、分配关系必然体现出不同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之后 ，空间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轨道，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从于资本的逻辑，通过空间扩张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彰显了财富和权力的凝聚，俨然成为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证明，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性，占有并再生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资本主义不少的内部矛盾，成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工具。

　　空间的形成和表现究竟以何种形式承载呢？置身于西方国家城市化后期进程之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空间化探索始于城市现象研究，提出城市性（城市性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意味着与农村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类型）在空间理论构建上具有特殊意义。城市作为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体，既是资本积累最为集中的地方，也代表了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 ，因此是阐释空间性和表现社会结构的最佳载体。

　　城市虽然是前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急剧扩张并仍在继续变化，自然地代表了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工业资本主义的建成形式 。“向城市的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城市成为实现机械化、技术改进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空间重组形式 ，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需要创造了19世纪的欧洲工业城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近代城市现象都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原因，基于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和思考，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从城市化角度对现代社会的空间形成与发展进行解释和验证，提出“城市化是对现代性空间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的概括性比喻，而正是这一切才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基本的生产关系” 。

　　20世纪60年代，作为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最强有力的提倡者，列斐伏尔借由“社会空间”的概念及其分析，率先重视“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开始“关注意识的城市化、围绕城市权利的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都市革命’等问题” 。他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 。也就是说，城市化作为一种空间性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符合空间生产的辩证逻辑；反过来，空间又有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 。在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看来，城市空间是劳动力再生产所依托的结构性系统，也是城市社会结构的表达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空间上的组合（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城市性的最终决定因素 。哈维将城市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产物，“城市是产生于大量社会剩余产品的流动、榨取和地理集中过程的建成形式” ，它对生产组织形成了一种统治，反映了资本扩张的物质形态，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所有方面的对立统一体，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直接服从于资本积累的现实要求，资本对利益的追逐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面貌。

　　二、多种力量推动下的空间成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具有交互作用，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空间是资本积累的手段之一，强调城市空间化进程为资本主义机制提供了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只有利用近代城市的空间形式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因此，推动城市空间成长成为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其“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有用对象都无可避免地商品化，“城市空间”当然也无法幸免，其成长路径被深深打上“商品化”烙印。在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看来，城市空间成长是剩余资本的第二循环、空间生产、弹性积累、时空压缩以及空间竞争等多种力量使然。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空间是如何成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呢？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尝试使批判社会理论空间化，把资本主义城市看作空间政治学的秩序化或利润化过程。他通过资本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的形式区分揭示了城市空间的商品化路径：第一循环指资本在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第二循环指资本对土地、道路和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当第一循环出现过度生产和积累时，为了实现资本流通，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第一循环中的过剩资本就转向第二循环，利用空间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优先于使用价值），催生第二种榨取剩余价值和获取财富的方式。哈维受此启发，建立了资本三级循环模型用以阐明资本与城市空间建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资本在次级循环投资是城市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城市化过程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建” ，人造环境不断地创造价值的能力，使资本在次级循环中获取利润，于是吸引更多的过剩资本进入次级循环。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城市空间在生产环节扮演特殊的“一种生产资料：构成空间的那些交换网络与原料能源之流，本身亦被空间所决定”，“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 ，“城市机构对再生产过程的作用似乎就像公司对生产过程的作用一样” ，“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 ，空间配置的有效性是提升生产力的必要层次；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又是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空间实践结果，“生产资料自身也是产物”，“空间就是产品” ，它与生产力、技术、知识、国际分工以及国家和其他上层结构息息相关，空间被一种处于不断推进中的资本主义所“占有”，并被分裂为各个部分，同质化为离散的商品 ，结果就是“空间”的“城市性”标注被逐渐淡化，作为彻彻底底的商品，它“自发”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资本主义空间的直接生产类似于任何同类商品的生产，处在“可复制和重复的法则”支配之下。如此看来，空间生产被视为一种构造性要素，而空间生产机制无疑为商品化的空间成长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

　　生产更多空间以满足急剧膨胀的空间需要是资本驱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一种物质景观……广泛地适合生产和再生产的目的” ，但如何提高空间生产效率以促进空间成长？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从时空压缩、弹性生产、空间竞争等三个维度予以阐释。

　　其一，时空压缩弱化了空间生产的决策障碍。科技进步尤其是交通通讯业的发展，将资本力量从距离冲突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使扎根于资本积累的逻辑——“通过时间来削弱空间”发生了激进式蜕变，已然“改变了时空关系，迫使我们进入新的物质实践和新的空间再现模式” 。哈维针对当代空间化实践，以及人们对全球时间和全球空间的强烈感受，以“时空压缩”描述“空间—时间面向性势不可挡的变化” 中的体验方式，“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 。在时空压缩体验的冲击下，空间生产决策的时间范域明显缩短，与之相伴随的是空间关系的激烈重组，以及空间生产决策的空间障碍进一步消除，实现了以资本时间上的周转加速带动资本空间上的一体化流动趋势。

　　其二，弹性生产催生了空间生产的创新因素。20世纪70年代，原本为资本主义带来战后经济繁荣，以标准化、集中化的大规模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福特主义”，因其累积了过量的生产力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危机和资本危机，逐渐被在地理上分散进行小规模生产的“弹性生产”取代。这种范式的变迁以“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 的出现为表征，具有“绕过福特主义体制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由此开创了一个迅速变化、流动和不确定的时期，越来越多的资本、商品、劳动力、信息、知识等通过各种现代媒介灵活转移（有些甚至是空间上的瞬时行为），并被整合嵌入到特定空间，从而为空间生产带来极大强化的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因素 。

　　其三，竞争法则激发了空间生产的群聚效应。哈维承袭了新古典理论家关于空间秩序的认识，即空间区位的唯一性所带来的排外性使其总是具有某种垄断的优势，“空间体系内的竞争是一种垄断竞争” 。但是随着空间阻碍的消除，“空间中的垄断式竞争元素，已经有系统的随着时间而缩减了” ，许多空间丧失了垄断特权，被迫与邻近的然后是那些越来越远的空间竞争。在竞争性外部空间关系主导下，空间生产者必须调整好思维并找到组织方式，在更大的地理规模上进行运作 ，其主要策略之一便是积极展示空间的特殊竞争优势（如劳动分工优势等） ，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 ，从而将工业和商业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住宅区划等空间生产过程汇聚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并透过特定的空间配置展现某种“结构一致性” ，发挥空间生产的群聚效应。

　　三、非对称交换关系下的空间异化

　　作为资本逻辑的产物，空间的形成和成长无时无刻不受到资本的控制。不同空间所拥有的资本力量千差万别，这是因为资本积累向来都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尤其是原始积累如何发生、在何处发生完全取决于当地的条件 。资源禀赋的不平衡分布和地理位置的优劣造成了空间封闭状态下的某种相对性，使不平衡发展逐渐成为资本积累于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由此创造了多样化的空间样态以及一个嵌套的空间规模的等级制度。

　　但是，如果我们稍稍审视某个限定（范围）的空间，就会发现空间构型并不能保持长期稳定，资本流及其主导下的商品流、劳动力流、信息流总是使边界变得可以渗透。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空间差异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与空间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主要归结于对三个层面的问题阐释上：资本为什么会向外部空间流动？资本流向呈现怎样的特征？资本流动会造成怎样的空间异化？

　　第一，在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空间使命。资本主义体系普遍存在着资本无限积累与空间界限束缚之间的矛盾，由于劳动力、市场、资源、技术或其他限制，在空间内部市场接近饱和乃至已经完全饱和、激烈竞争使得盈余资本无法继续找到盈利性出口的状况时，经济便陷入停滞，并随之引起大规模失业、资本贬值……为避免资本盈余贬值导致周期性地震撼社会基础的资本危机的爆发，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必须借由进入新地盘的地理扩张和新空间关系的建构寻找新的赢利手段。这就是哈维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以“时空修复”方式解决资本危机导致的空间失调（即“空间定位”理论），“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

　　资本主义开发的吸收盈余资本的方式有很多种：一是发现能够输出剩余商品的市场，当然前提是对方必须拥有黄金或货币储备等可支付的能力；二是进行商品贸易，盈余商品的市场交换是实现价值地理空间转移的一种渠道；三是推行信贷交易或国际援助，使资本盈余为其他供应缺乏的空间所消耗；四是资本输出，尤其是伴随着劳动力输出的资本输出更具有长期性效果，它迎合了新空间发展稳定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同时为资本主义系统暂时缓解根本性困境提供了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输出的途径已逐步由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乃至投机资本、虚拟资本转移，不仅资本过度流动的局面愈益明显，而且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新的“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 。

　　第二，非对称性关系下的资本流动“全球化”。在永不休止地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主导下，资本在网络化的“流动空间”内逐利而动 ，不仅仅表现为灵活性与易变性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流动并非是平等交换关系下的局部空间交互，而是呈现非对称性和全球化特征。

　　一方面，盈余资本总是受控于强势空间，通过不公平和不平等交换（即非对称性交换）模式流向那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空间，并在空间上连为一体的垄断力量，榨取垄断租金，“资本跨越地球表面的自由流动，极大地突出了可能吸引资本的那些空间的独特品质” 。资本流动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 。而吸引和推动资本空间流向的因素除了成本或利润之外，工会势力、劳动力价格等不容忽视，甚至是劳动力的空间分工也能指引资本投资到有适合需要的劳动力的地区 。并且，“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 。

　　另一方面，正如列斐伏尔所言，资本冲破了血缘、地域、国家、民族、语言、宗教等界限，具有全球化性质。“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运输和通讯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改变了空间条件，并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内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 ，过去许多限制产业空间位置的不利因素，现在已经由于科学技术而克服，赋予了资本更为积极的流动性。因此，在资本主义“一种永不停息地减少空间障碍的动力”作用下，资本流动内生出不可阻挡的摧毁所有空间壁垒的力量，彰显出“全球化”这种资本主义系统与生俱来的趋向，不断地为资本开辟更大的利润空间。可见，全球化是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过度积累的恶果，是当代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微妙法门 。

　　第三，资本空间流动不断加剧空间结构关系的异化。全球空间系统的任何一个空间单元，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固化的，资本自身的空间延伸必然对原有的空间物质、空间活动和空间关系等造成冲击，引发一系列空间结构的被动性变革。哈维提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得不在保存空间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中进行两难选择 。

　　异化现象之一：空间物质内容去民族性。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自私心理早已被马克思所揭露和批判，即便宣扬自由竞争，并采取看似善意的行动，但是将外部空间向着有利于形成垄断竞争的方向改造才是资本流动的真正目的。当资本流入新空间，新一轮的资本积累机制随之开启，这也成为“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的一种触及手段” 。资本“他者化”过程不断强化发达空间是一个可以仿效的文明标尺和自由灯塔，积极展开消费观、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形态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的优越性的植入、传播和进攻，穷极所能地发挥资本所具有的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吸收、改造甚至恶化古老文化差异的能力 。“现代工业和雇佣劳动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 。因此，全球化暗示着外部空间在流入资本的征服和操纵下，广泛地经历着被迫消除民族性的过程。

　　异化现象之二：空间生产活动一体化。资本在不同空间之间的连锁流动“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使空间界限趋于模糊，从而创造了新的空间生产范畴。列斐伏尔特别指出，外部空间并没有消失，相反，一旦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其作为一个特定因素作用于资本主义扩张的特征，将表现得愈益明显。这一资本扩张是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新的空间范畴的再生产，它不但必然影响到一切先已存在的空间生产活动，而且将两个或多个不同空间的生产纳入一个生产系统，以发达空间为轮轴，一系列外围空间则通过一根根辐条与其相连，开展高度联结的、协调的一体化生产活动，发动资本积累的新一轮进程。自20世纪末叶以来，国际分工已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企业内部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这正是基于跨国流动资本对国际垂直生产网络化体系的超强控制。

　　异化现象之三：空间关系结构两极化。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后果被一种对立和矛盾的趋势所困扰：资本流动以空间差异为逻辑起点，空间障碍和差异必须被打破。然而，在这样一个连续的资本流动过程中，通过财富规模变化不仅造就了新的阶级差异，而且又在不断地激化不均衡发展态势。不难发现，与资本流动相伴随的一定是所谓高效的市场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产的重新分配日益朝着有利于上层阶级，而非下层阶级的方向发展” 。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空间的分裂、失衡、不稳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存及其富有特色的空间性的生产，仰仗于将占有的空间区分为过分发展和欠发展的区域” ，这种结构性不平等迅速导致空间体系的两极分化。“地区间及阶级间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 ，使得世界银行关于一体化加上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显得很空洞。

　　四、资本霸权下的空间重构

　　伴随着资本全球流动和资本重组，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所扮演的角色，或许要比“全球化”这一总括性词语所暗指的东西重要得多，因此，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是霸权主义不断扩张和膨胀的历史 。尽管霸权主义的逻辑基础分为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同时领土控制被视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手段，但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构想相区别的却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 。尤其是随着资本流动下的空间交互不断增强，全球化空间体系下的霸权主义的领土逻辑已经逐步清晰、固化，更是呈现出向资本霸权方向强化的特征，因此衍生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关键性问题：资本逻辑是如何支撑霸权的？资本霸权会给空间结构带来怎样的现实影响？它又是如何关乎空间命运的？

　　首先，维系资本霸权的核心要素已然变化。哈维认为，强制、仿效和通过深化认同而行使领导权是获取霸权的一般性手段，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则可能是霸权得以长期维持的物质支柱 ，然而，这些要素总是不稳定的，不同时期的霸权主义的构成与表现形式都有明显差异。以美国这个发达的、中心性的强势空间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推动美国成为霸主的力量主要是隐性的、非公开的、政治上的，而非资本主义所驱动 ；1945年至1970年代，美国逐渐被认为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发动机，将其他国家纳入自己轨道的资本霸权已经初露峥嵘，但政治权力的领土特征对于维持美国霸权而言仍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资本外流仍然受到严格限制，美国霸权的首要武器只能延续二战前的特权贸易、经济援助、庇护主义以及隐蔽的强制手段，在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在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其他国家在制造业领域不再仿效美国，美国失去了维持霸权的一个关键支柱 ；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随着其全球制造业主导地位逐渐削弱，美国开始将金融力量的触角伸向整个世界，由此而获得了巨大利益，这得益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的外部资本市场缓慢开放，以及便于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与产品日益增强的地理流动性相结合，为剩余资本进行赢利性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也完成了“协助”生产资本“圈地”并分割其部分剩余价值向直接“圈地”的演化 。这种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资本化的具体表现已由生产和制造业霸权转为金融霸权，“金融资本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美国霸权的核心舞台，并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对工人阶级运动和国家行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国家里” 。

　　其次，资本霸权的新秩序侵占了外部空间的主权。利用无可比拟的力量和影响的优势，强制推行有利于资本流动的开放的国际新秩序，建立和保护不对称的空间交换关系，是美国资本霸权的一项核心规则。在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体系中，美国垄断资本在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名义下，隐藏其明确的资本扩张意图，暗中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获得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进入权和适当的安全条件，强迫发展中国家借由将以前抵制资本逻辑的领域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来解决自身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从而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摧毁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经济。这就意味着外部空间在有关自由竞争的强制性合作和协作的虚假框架下，被迫向资本积累的全球势力开放，这种资本势力有时会是竞争性的，但垄断性的情况则更为常见 ，从而促使“美国金融机构从中获得特定优势” 。外部空间被资本流动拉拢进入发达空间的资本循环体系，成为剩余资本的接收器——附属空间，这些丧失管理决策自主权的空间“必须采纳与美国一致的制度安排，由此而被迫将自己置于垄断资本所拥有的超级力量的摆布之下” ，导致并加深原有空间体系的制度失序和关系失调。

　　再次，资本霸权的掠夺性行为引发一轮轮空间危机。哈维认为，剥夺性积累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幕后状态走上前台，成为资本主义霸权的主要特征。1973年以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已经完全展现出了投机性和掠夺性的特征 ，全球流动的投机资本通过资产贬值进行世界资源的掠夺和高额利润的攫取，即通过时空分子化过程实现“剥夺性积累”的目的。霸权主义是空间冲突的症结，为了使资本霸权的剥夺性积累体系合理化，有限危机会在精心安排、操纵和控制之下进行 ，并被强加于某一个空间领域，不止一次地引发全球范围的“偶发”危机事件。如20世纪80年代金融资本侵入拉丁美洲整个经济并重新获取了它们的资产，使其陷入20多年经济发展徘徊的泥沼；1997年，对冲基金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货币的攻击，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它们实行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陷入金融危机；2007年，由美国虚拟经济的脆弱性和金融资本的贪婪性引爆的次贷危机造成全球性蔓延，并产生持久性经济衰退，等等。由此可见，“空间”在这里发挥着转嫁危机和深化资本积累的双重作用，剥夺性积累/贬值作为一个基本力量被并入了空间 。资本霸权作为多维的制度性霸权，尽管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实现方式和表征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但欺诈、掠夺和危险始终是其固有的法则，势必不断招致遍及世界各地的更为强烈的不满、排斥与抵制。

　　最后，空间重构是反对资本霸权的必经之路。空间是制度、秩序、文化实现自身，外化、维持自身存在的重要场域 ，资本流动不仅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谋取盈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布局建构其空间权力体系。为了瓦解空间壁垒，掠取垄断利润，资本霸权不断地制造空间关系的异化、扭曲，而我们经常耳闻目睹的空间矛盾、空间冲突以及空间危机也正是将独立空间支离、碎片化并采取粗暴试验的霸权意图的现实表象。这些来自霸权主义的强势冲击直接威胁到外部空间的资本权力和领土权力的安全，不断干扰和破坏空间网络体系，使空间关系从有序勾连变为混乱扭结，因此，走向抑制和消除霸权主义的空间重构是空间命运的必然归宿。

　　空间重构必然受到具有相对永久性特征的空间结构（包括既有物质和制度上）的约束，当今世界处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利益、权力和价值强势支配的状况下，即便空间重构的途径和程度似乎有多种方案，但关键还是寻求资本逻辑下的“空间调控”，真正着手从资本家和他们错误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拯救资本主义，着力解决空间权力和空间政策两大问题。只有掌握资本循环的各个要素和阶段的空间动态，扭转把计划性权力转交给金融机构、债权国和投资者的趋势（垄断组织也已成为超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由国家干预或国际机构控制资源和垄断租金，进行适度的资本管制，才能通过周期性实践的工具化的“空间规划” ，有效阻断资本剥削的空间渠道。

　　哈维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动态发展中，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最好地架构和保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规则，操纵资本积累的分子化力量 ，实现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基本制度方面的改革。因此，在抵抗资本霸权，重构空间的过程中，应该依赖最初生产然后控制剩余资本分配的核心国家政府，对当前调节世界范围内资本流动的制度安排复合体进行调整，以支撑和维持扩大再生产，避开任何通向危机的道路 ，如实行某种形式的“新政”，“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重新分配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 。当然，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家并非唯一重要的空间行为体，超国家空间联盟（既可能是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那样非正式地联合起来的地区性权力集团，也可能是像欧盟那样比较正式地联合起来的地区性权力集团）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溢出了政治国家的边界，确实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区域经济体横跨国家间的边界，这些势力的空间范围是彼此重叠和相互渗透而非相互排斥的，资本从这种空间变动性和多变的领土逻辑中获益良多 。可以预知的是，美国霸权地位的削弱及随之产生的不平衡将导致全球空间体系分裂为区域霸权结构，这种结构将使各个空间之间既激烈竞争，又彼此合作 。

　　空间重构是向着最终固定的空间状态持续斗争的过程，而乌托邦正是一种理想空间规划的目标样态，但这里不是以某种幻想的乌托邦模式（永恒空间的乌托邦带有极权主义的特征）来构建，也不是重蹈能解决所有灾难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之路，因为“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积累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 ，而是在激进的批判意识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强大的辩证乌托邦理想形式。这种希望的空间所能揭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履行显著提高物质福利和民主形式的诺言而不依赖于自我本位的算计、野蛮的消费主义和资本积累，如何在市场力量和货币权力之外发展自我实现所必需的集体机制和文化形式，如何把社会秩序带入环境和生态更加良好的工作条件之中” ，以实现对资本全球化和资本霸权的替代性批判。（注释略）

　　参考文献：

　　[1] 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国立编译馆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2]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3] 方兴起：《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4] 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5] 仰海峰：《全球化与资本的空间布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编辑：张晓敏）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