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马克思与生态学
生态危机问题由来已久，它与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生态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而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类似癌症的病态经济模式。其根治的办法就是发起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即重新构筑文明的生态完整体系。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义务来促成这一完整的生态体系，以此为全人类及地球上的所有物种赢得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本人很清楚这样做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但面对这样严峻的事实，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一
运用马克思有关生态思想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并不充分，却是非常必要的。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生态危机”这个字眼。在马克思生活的晚年，才刚刚出现“生态学”这一专业词汇;而且在当时，对大自然的一般性破坏还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威胁。然而，恰恰与大家所认识到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极为关注自然，而且非凡地创作出包括农业与土壤在内的很多有关生态问题的作品。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主要作品在本质上都与生态问题相关联，因为它阐述了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特有的劳动能力如何改变了这一关系。马克思曾经提到，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劳动与自然的作用虽然不平衡，但却是平等的。因此，整个人类文明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人类的集体劳动所改变了的自然形态而已。在某种重要程度上讲，生产乃至社会本身都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加以系统地理解。而且，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指出，但他确认了导致生态危机的内在动力。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写道:“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托马斯•闵采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下述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①
马克思因而指出财产制度或金钱制度，即所谓的“资本主义”，是自然退化的实际肇事者。而且，马克思与德国宗教改革领导者闵采尔持相同的观点，即自然界中的人类和非人类物种都受到了禁锢，因而必须获得自由。如果说这种观点具有佛教的特征，那么我相信读者对以下事实并不会感到吃惊，那就是马克思曾经收到过一部两卷本的佛陀传记，并称其为重要的著作。无论如何，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众多发现都始终被置于一个更加庞大的理论整体中，其含义之一就是避免个人的和狭义的解释。同样，马克思并没有把工业化作为生态危机背后的驱动力。对于自然的毁灭而言，工业只具有工具意义，而并不是事实上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铁锤“砸碎”了自然，而挥起铁锤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时，栩栩如生地描述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②这句话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动力及其追逐财富时的宗教热情。资本的统治具有明确的优先权:它自身的积累超越了所有的目标和价值，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惜牺牲自然与人类。数量战胜了质量;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范畴，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并呈现出自我异化的状态。这就将商品转化为商品“拜物教”，并具备了积累的宗教特征。尽管积累只有作为纯粹数字时才可能是无限的，但它确实在向无限发展，并且将地球拖向毁灭。
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一直令人堪忧，地球受污染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地球的生态危机则是在现代这个特殊时期才出现的，这个时代是资本霸权的产物。只有在现代性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范围的生态系统才遭到破坏。撰写本文时，我回忆起很久之前曾经为之感动的历史悠久的中国山水画卷，其中的人物被周围宏大的自然环境所围绕而显得那样渺小。他们没有因此而降低身份，相反，却通过参与自然而显得高大。其中弥漫着敬畏、宽容和共存的思想。在这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其他所有文化一样，都承认自然的伟大，并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保持一种敬畏之心。但是，今天的现代社会对待自然则没有这种态度，虽然电视上有数不清的“自然频道”，同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点缀着自然风景。这就证明了，在现代文化的核心地带，自然从属于“人类”，自然生态系统简化为工具性资源，仅仅成为其主人需求和欲望的对象。
自然的简化伴随着社会的不断瓦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③
“利己主义的”这个字眼让我们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私心，作为人类种属的特有品质，具有了从生存环境中分裂出来的特点，从而也就从其地球生物中分离出来。结果，生物开始分裂，也就是生态意义上的分解。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写到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④
资本融解了时间和空间，融解了生态整体性的连接点;同时，资本也塑造了丧失神圣感的人类。生活在货币符号之下的人类成为数量和自私无情的奴隶。人类开始沉溺于感觉与自恋，背离了自然，丧失了自我。这类人只关心财富的积累，因为背离了自然的人只剩下两件事可做:第一，在劳动力市场里出卖自己的劳动;第二，由于绝望，疯狂地用商品填充自己，服务于消费大军。这两件事对于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商品生产过剩就必须刺激消费，以免经济崩溃。这就制造出了所谓的现代文化，使文化以新的符号形式出现了。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在1913年出版的《论资本积累》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永远无法获得均衡，但却不得不持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要和她称的“自然经济”打一场“歼灭战”。那么“自然经济”又是什么呢?很简单，每一种传统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都不可能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殖民政策，还是内部的或外部的殖民政策，都是帝国通过打败小农经济、土著经济和自给经济而采取的一种形式。对自然经济开战就是建立一种对自然开战的经济。因此，资本将对传统的蔑视与对自然的蔑视结合起来，把传统与自然推向了垃圾堆。
这就形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由人类属于自然转变到人类居于自然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也同样被严重简化:无法分享自然;阶级、性别和种族将人类分为三六九等;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底层成员而不是他们的主子更加亲近遭到鄙视的自然。马克思用异化这个术语来看待这个问题，异化概念表达了人类与其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能力的疏离。产生异化现象的必要条件就是通过合法的或暴力的方式使人丧失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权。因此，人类与生产工具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剥削异化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并使男人和女人与他们的人类本质相分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出人类为资本积累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资本“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⑤。通过异化工人的创造能力，资本将他或她降低为一个人，在此过程中，也降低了他或她所属的生态系统。如此畸形发展的劳动者也就丧失了创造性参与解决生态危机的能力，因为这要求“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大众心智衰退也体现在对生态危机的无动于衷，这一状况也因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持续的不安全感而日益恶化。
二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方法完全不同于标准的环境实践，因为它的主旨并不直接关联环境，而是通过对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进行授权并克服他们的异化，从而改变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因素。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排除对生态系统中的非人类因素进行诸如规划和直接干预的环境实践，比如改善施肥或者灌溉、采用新能源等。但是，它的基本逻辑非常不同，因为它重点关注人类的创造力，而不是外在于我们人类的环境因素。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变革方法不会停止下来，除非资本主义制度被超越，而且被一种掌握生产工具的生产者恢复控制的制度所取代为止。因为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本质力量，并且为完整的人类生态系统建构基础。那样，我们就会拥有《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一个完整的人类生态系统需要自由:自我决定，与其他人的必要联合，有尊严的完整生活。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正蓄势待发，尽管力量微小，但今后一定会壮大。其主旨是将社会主义元素与一种拯救自然和恢复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完全授权计划结合起来。我们将这个羽翼尚未丰满的组织称为“国际生态社会主义联盟”，其功能就像是一个学术论坛，即把具有这种倾向的支持者集合起来并提供思想交流。
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有一条非常关键的原则，我们在其力量还很薄弱时暂且将其称作“前瞻”。它包括双重认识:首先，在目前资本霸权的条件下，任何社会主义成果还为时尚早;其次，在行动过程中做出决定和选择是有可能的——根据其是否包含更加具有生命力的生态整体性未来的萌芽。比如，气候变化政治学包括一系列围绕“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选择。“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一方面产生了限制污染的商业化制度;另一方也产生了一系列围绕“生态正义”的有组织运动，这些运动促成了“把石油留在土地中”的方法，并围绕当地居民的需求和要求而展开——当地居民有时以集体的形式开发自然资源。很明显，前者属于资本的领域，而后者则属于资本的受害者领域。因此，通向气候正义之路——一种基于阶级斗争的规划——可以被选择为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的前瞻。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以正义的名义而进行的实践活动也都应该坚持同样的原则。因为正义就像自由一样，属于一个完整的人类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
我经常使用“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这一概念。“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在整个生态学中属于一个分支性概念:生态关系正是在这里发生并被验证。生态系统包括可以鉴别的诸多元素或者诸多元素的集合，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无论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
因为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自然内部所有事物的相互关联，因此，生态系统并非单一的，它与其他生态系统都同时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联系。事实上，从这个方面来讲，自然可以被视为所有生态系统的整体。众所周知，生态系统拥有非常明确的物质和能量排列，作为“排列”，它们必须属于诸多集合，惟其如此，其中诸多正常关系才能够得以发生。整个宇宙起始于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结构的奇点，而且整个宇宙将以无形的等离子体形态而结束。期间，我们人类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诸多形式出现、变迁和进化。诸多生态系统就是形式的诸多场所，它们内部和外部的诸多关系构成了称之为进化的演变。在此，生命作为自我复制的形式而出现，人类则作为能够有意识地改变生态系统的生命形式而出现。人类如何有意识地改变生态系统?这依赖于人类的价值观、人类的道德体系以及人类与置身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而言，努力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最终就是人类的伦理道德律令——以此指导人类改造生态系统的行为，从而提高并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特点。在此过程中，审美和精神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并且象征着某种进化。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生产本身不得不被生产出来。在这种背景下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进化——对人类而言，就是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奋斗——出现在自然界最无情的自然规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背景之中。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熵作为测量无序和混乱程度的函数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生命在本质上就是与熵定律作斗争的过程，人类的生产也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战斗。生态危机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失去这场战斗，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量正统治着人类文明。但是，这也首先告诉我们，既然第二定律控制着物质，那么，物质———宇宙的物质原料及其能量关系——必须处于既对抗形式又维持形式的位置。否则，任何事物、任何生命都无法存在。因而，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抗拒消亡。因此，这个世界的物质原料需要增加一条内在的能动性形式倾向，如同趋向消亡的倾向一样。物质不能够被当作枯燥的、惰性的和原子化的材料，以免我们违背宇宙法则。惰性材料存在，但是作为物质的一个子集:经过熵定律已经无区别的工作方式，物质回归到其熵值持续增长的状态，例如，腐烂的尸体、落叶层或者森林大火之后的残留物——不过也准备好重新开始并重新进入生命循环。这并不是所谓的“活力论”，因为自我组织能力并不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无处不在。然而，它们也确实意味着在自然界中的某处存在形成生命的能力，而且在更高的实现阶段上必须出现意识。
任何有价值的生产伦理都应该遵守大自然的固有特征，并相应地设定各种生产方式。我们期待着劳动理论也同样如此，因为，劳动属于生产中的动力因素。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就构建了这样的劳动理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⑦
在马克思这一最具权威性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自然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极为不均衡或不平等，而且在根本上是被动的。马克思把自然视为隶属于其主人的身体器官和劳动工具。事实上，整个地球都被视为一种工具，甚至某种奴隶。尽管劳动者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力，但却是一种反抗自然的力量，而且这种反抗出自劳动者自愿;因此，这不仅仅是反抗，而且是外在于自然的反抗。人类，作为“劳动人”或“技术人”，在马克思看来是积极主动的，而自然则是被动消极的——事实上，如果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被动消极的自然，那么就很难理解人类如何成为一种自然力。自然不仅被动消极，而且愚蠢不堪，一动不动地等待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加工成各种使用对象。
四
马克思的这段话几乎没有引起批评性关注，尽管它存在逻辑上和本体论上的不连贯性;从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时，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另外，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这段话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忽视了几千年来全世界的人类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财富、奥妙的思想以及精神的美丽。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与马克思本人也不一致，至少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不一致:与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马克思不一致，与1845年写作《神圣家族》时的马克思也不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纵览西方形而上学的过程中，都提到了17世纪的鞋匠和神秘主义者雅科布•伯麦(Jakob Bhme)。他们这样写道:“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不仅是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⑧
换句话说，马克思早在27岁时就抓住了本质:物质，亦即自然的“填充物”，必须具备主动的自我组织能力。在其他早期作品中，马克思称雅科布•伯麦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恩格斯在1892年英语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重申并高度赞扬了雅科布•伯麦的观点。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重新遵循这条思路，并将其发展成一种全新的版本，为日后探讨完全不同的自然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铺平了道路。在谈到18世纪的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谢林(FriedrichSchelling)时，布洛赫发现了这一概念的核心。谢林认为，自然具有主动性，自然的哲学化就是将自然从僵死的机制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它本应有的自由，从而开始其自身的自由发展。布洛赫则补充认为，人类历史无需把自然作为一个过去而加以感谢，充分展示的自然与充分展示的历史在未来扮演同样的作用;人类与自然的结盟技术越多，结盟技术介入自然的共同生产力越多，凝结中的自然所重新释放出来的创造力就越多。
“结盟技术”把一种在生态意义上自由而理性的文明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转换点。自然的完整行为只有在超越资本的社会中才能够得以恢复，这个社会就是前文中提到的“生态社会主义”。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然才能够自由地表达出布洛赫称之为的“共同生产力”——自然本身从内在本质上受到尊重与重视，再也不会因为资本积累而把自然仅仅当作资源加以浪费和毁灭。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现在则为前瞻性实践朝向布洛赫所描述的生产方式发展提供了空间。这正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解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并懂得如何超越这些规律，如何通向治愈积累癌症的生态文明之路。马克思开辟了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却在探究劳动过程的道路上“迷路了”。
五
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过失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开出劳动应该如何进行的处方，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假设，这些假设局限于一种指向资本的一般性商品生产的文明，即实际上的再生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视为“自然”法则，这些法则取决于作为社会细胞的商品以及商品组织原则的两种价值形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有人会假定，马克思在此成为“科学”方法的囚犯，从而丧失了辩证法的灵活性;因此，他把特定阶段的人类劳动普遍化了，而没有考虑某种生态文明可能超越这种历史特殊性。对于马克思及其后的社会主义者而言，这就是理性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他的天赋与他本人背道而驰。一旦“积极主动的”人类作用于“消极被动的”自然成为现实，就没有任何理论理由不去全力推动发展生产力。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都无法超越对有限的地球施加无限的生产的资本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需要具备这样一些概念，比如布洛赫的自然共同生产力与结盟技术概念。想一想像照顾孩子这样的劳动以及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劳动”，这与“人类”积极地塑造“被动的自然”有什么关系呢?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至理名言相比，这些劳动过程把自然的“感受性”(既不是消极的，也不是被动的)作为一种有生态价值的劳动过程的基础。在此，劳动就在不分裂或者超越自然但又与自然相区别的精神下进行。随之，就出现了建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两种认识:自然中的人类，人类中的自然。马克思构筑起了资本流通法则，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两个重要理论点，其内涵极为丰富。资本就是这样一种体制，即商品中隐藏的交换价值支配着使用价值。相比较而言，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我们习惯降低交换价值，而提高使用价值，并把这作为劳动进入自然的关键点。
如果生态社会主义是为使用价值而战——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是第一个发表此种观点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场战争中利用结盟。正如布洛赫所言，如果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享受与人类劳动形成的共同生产力，这就超越了人类意志而唤醒了自然，并寻找到这样一种自然与劳动的结盟。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就需要一种高于使用价值的价值，那就是自然的“内在价值”;换句话来说，内在价值属于自然的“本质”价值，而不是人类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和内在价值形成了三角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打破资本的垂死挣扎。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各不相同，内在价值无法与生产建立直接的联系。我们无法只靠“内在价值”而生存;然而，没有了“内在价值”，生活却又失去了美学和精神味道。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内在价值”。中国的《道德经》体现出部分“内在价值”思想，这便是山水画背后所展现的意识形态。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19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686页。
③④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4—275、275、29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77—17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1页。
(本文作者Joel Kovel系美国著名学者、美国绿党重要成员，著有《自然的敌人》等。本文选自美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11年3月号，内容有部分删节。)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