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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战后政治的相对稳定中,各种新社会运动纷然呈现——女权主义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等。这些运动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但是,明显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工人运动不同的是,它们不再以阶级而是借助其他元素寻求身份认同。拉克劳和莫菲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将其视为他们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原点。为此,本文就新社会运动的本质及其困境作些初步的阐述和评价。

　　一 新左派话语中的新社会运动之本质

　　在当代西方,市民政治学正取代意识形态政治学。莫斯科的秘密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等一系列灾难所构成的链条,与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构成的另一个链条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使得“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民主思想几乎已经丧失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特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实际词汇正在脱变为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称谓而已”[1](482页)。这一变化的事实,使得西方国家中的主要问题由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变为围绕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选择上的冲突,即阶级之间的冲突正在被权力之争所替代。面对这样的社会境况,丹尼尔•贝尔指出:“当我们展望21世纪的时候,在东南亚、在中东、在内乱迭起的穆斯林世界里的肤色问题、宗教问题、种族差异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当代社会学,至少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始料未及的难题。……我们看到,启蒙运动、理性、工业化、意识、阶级发展、‘历史民族’观念和社会进化这些主题是怎样变成我们关注的焦点的。”[1](511页)这些被“关注的焦点”自20世纪60年代始,以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形式纷然呈现——反核和平运动、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消费运动、同性恋运动等。这些新社会运动带着各自的诉求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正如弗雷德里克•斯塔姆指出的,这些运动“与那些向国家干预活动媾和的政治参与发生了冲突,……它们通常处在国家制度机器认可的范围之外;它们通常向体制性的政治代议制形式提出挑战,它们确实构成了西方发达社会政治转变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中介”[2](65-70页)。

　　如果要从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源头追溯的话,那么,新左派就当然地成为了这种运动的最早雏形。关于新左派,安德森在《西方左派图绘》一书中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非常显著地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白领工人的出现和传统的蓝领工人阶级的比重的相对下降,大量中间阶层的涌现。从这些新的中间阶层中诞生了一批新的激进分子,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与传统的无产阶级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他们在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进行政治认同的同时却又不能接受它们的政治路线和理论立场,从而保持了巨大的异质性。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新左派。”[3](332页)阿兰•图雷纳是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最重要探索者。作为与萨特、马尔库塞齐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在1968年的运动失败之后,图雷纳理论研究旨趣开始逐渐脱离传统左派,试图在合理化和主体化的紧张关系中,以社会运动作为基本手段,寻求改善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实际运作的正确逻辑方案。在图雷纳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极端因素:一方面是消费社会的出现,导致个人自由的新发展,个人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空前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控制日益强化,再加上科学技术管理方式的推广和普遍应用,使现代社会任何角落都逃脱不了社会控制的恐怖力量。由此,他认为,当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的冲突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表现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政治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冲突——阶级冲突,现在核心的冲突是围绕着民权解放和政治权力而展开;换句话说,冲突已经不再涉及剩余价值占有的生产领域,而是转向了工作以外的日常生活和消费领域。由此,他声称:“我们不再要求指挥事物的进程;我们仅仅需要我们的自由,成为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不被权力机构、暴力和宣传所压垮。”[4](337页)

　　与图雷纳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则是从“合法化”的角度上讨论了新社会运动的命运。他认为,一方面,新社会运动代表了重建濒临危机的生活世界的自卫性努力,是从社会、内政、经济和军事安全的旧政治到以生命、权利平等、个人价值实现、参与和人权问题发展的新政治的一场“无声的革命”;另一方面,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政治系统的边界不仅向经济系统,而且向文化系统进行了扩张。这种扩张造成了以前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它把过去的公开的阶级对抗隐藏到其他斗争形式的背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对抗已经取消了,而是它们已经潜伏起来了”[5](480页)。于是,在哈贝马斯看来,那些不再呈现出阶级斗争形式的社会运动,“除非它们与来自其他社会部门潜在的抗议相连,来自这种相对贫困冲突才可以真正推翻这种制度——否则它们只能够激发这种制度强化与形式民主不相容的反应。因为相对贫困的群体并不是社会阶级,它们甚至无法潜在地代表劳苦大众。……只要没有与有优势群体进行联合,这样的内战就缺少那种阶级斗争所具有革命成功的机会”[5](481页)。他几乎用责问的口吻指出:“新的冲突潜力和冷漠———以动机丧失、抗议的倾向为特征,并受到亚文化的支持——难道会导致对分派的功能的拒绝以致危及作为整体的制度吗?那些可能以消极的态度质疑重要的制度功能实现的群体,与在危机状况下能够自觉地进行政治行动的群体是一样的吗?那种能够导致统治的功能上必要的合法化和动机实现的崩溃之侵蚀过程,同时是创造行动潜能政治化的过程吗?……我们还没有发展出充分详细的、可检验的假设,从而可以以经验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5](482页)

　　显而易见,在西方学者的话语中,新社会运动是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和稳定阶段时期所出现的异质于传统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抗议和挑战。它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格局,它“既是由经济和政治合理化引起的新抱怨,也是富裕社会正在上升的期望和正在变化的价值选择”[2](65-70页)。概而言之,新社会运动是:第一,它所表达的对抗不再是阶级对抗,而指向了非阶级的权力关系,即这种挑战仅仅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制度本身;第二,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性的信条,强调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每一种运动都有不同于其他运动形式的自主话语和诉求,各自为战;第三,面对资本主义自身调整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以及现实社会主义遭遇的挫折,新左派作出救赎式的无奈选择。一方面,面对上述的改变,新左派表现出强烈的心理不安;另一方面,用新社会运动替代工人运动,新左派以为成功地为处于十字路口的社会主义寻找到了实现激进、多元民主的路径。

　　二 后马克思主义为新社会运动的辩护

　　显然,这种仅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非阶级的权力关系而不再表达阶级对抗的新社会运动也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 1968年的 “五月风暴”是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1968年之前的运动,诸如民族自由运动、农民战争、选举权运动等基本上是建立在经济与政治利益基础之上的。但是, 1968年后的运动却拥有了新的特征:它是从底层发起的,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这些运动是根据人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正义和公平的类型来构想的,具有更多的文化性质,代表了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它仅仅存在着一种流动性的组织和参与性的领导阶层,而且主要的参与者是社会的中间阶级而不是农民和工人[6] (83-86页)。1968年的“五月风暴”,既是传统左派运动标志性的事件,又使得传统左派运动走向谢幕,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新左派的诞生。与传统左派不同的是,新左派不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也反对共产主义,它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生存空间;它放弃了工人阶级是未来新社会的当然主体的承诺,放弃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传统意义上的制度性的政治运动即直接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导致了对社会阶级、政治矛盾和文化经验界限的重新界定。

　　一旦这种理念与后现代主义,特别是与后结构主义交汇之后,就自然地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辛达思和赫斯特就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选择是清楚的:要么我们有效地把政治和意识形态还原为阶级利益——阶级利益在其他地方(基本是在经济中间)又被决定……要么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的真正自主性。”[2](65-70页)同时,他们借助于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指出话语所指涉的东西也只能通过话语的形式加以构想,离开话语,任何客体都不可能存在。所以,按照他们的理论,每一种新的社会运动都只是一种自主性的话语而已,各运动的主体通过话语去实现偶然性的——不是由结构预先给定的——利益。而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性人物的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更是拓展了辛达思和赫斯特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一方面,产业工人阶级数量在急剧下降,而且经济上呈现碎片化的态势;另一方面,边缘化的人口在不断地扩张,数量越来越大。如此的变化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而不稳定的社会关系又使得人们对身份的认同产生了质疑;换句话说,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只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鉴于此,他们指出:“现在处于危机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概念,它停留在作为大写革命角色的无产阶级本体论中心之上,作为从一种社会类型到另一种社会类型转变的基本因素,依赖于会导致要素空洞化的完美整体和同质化集体意志的幻想前景。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7](2页)因此,他们认为,当新左派站在雅各宾派幻想最终瓦解面前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新兴起的诸如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因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它们正在开创潜在的、甚至不只是潜在的,而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7](1页)。进而,他们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方法论主张: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就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

　　深受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点影响,拉克劳和莫菲认为,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成的不稳定和非闭合的差异系统。他们还借助福柯的 “离散规则”概念分析话语的构成形式,指出:“话语形态既没有统一在要素的逻辑连贯性中,也没有被统一在先验主体的先验之中,或者胡塞尔提供的赋予意义的主体之中,或者经验的统一之中。”[7](115页)按照此种观点,他们指出,任何主体都是在特定的话语中被建构起来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很合理地放弃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而一旦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被颠覆之后,其他各种主体作用就可以得以阐发:可以从众多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展开“立场之战”。这正如莫菲在其《迈向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解释》中所指出的:“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处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8](256页)

　　尽管在阐述新社会运动问题的时候,与辛达思和赫斯特在很多观点上——拒绝工人阶级的先验地位、拒绝社会主义的革命概念、坚持话语理论等——是一致的,不过,拉克劳和莫菲在一些关键点上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首先,他们认为社会是由多种权力、臣服以及对抗形式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场域,它不能被还原为单一场所或某种根本性矛盾。各种新社会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提出了挑战,而正是这类挑战开辟了多元激进民主的可能空间。其次,和很多激进的后现代作家不一样的是,他们依然重视理性的价值,认为理性和启蒙价值仍然是激进民主政治的重要方法,但是,必须祛除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主张。最后,他们认为,对所有理论的阐发必须放在社会主义的背景中进行定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并非始终如一地是进步的:正如任何其他社会斗争一样,它依赖于已有领导权环境中它的连接形式。出于同样的理由,在与工人的需要平等的关系上,其他各种分裂的观点和民主对抗可以被连接到社会主义的‘集体意志’。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特权化主体’的时代——

　　在本体论而非实践的意义上——已经明确被淘汰了。”[7](97页)

　　三 新社会运动难承历史之重

　　然而,正如后马克思主义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新社会运动”一词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术语,它仅仅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现阶段各种反对或斗争形式汇聚在一起的松散单位而已。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遭到了西方诸多学者的质疑和反对。

　　诚然,在当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权主义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等的确不再以阶级的面貌出现,不能被还原为阶级斗争。基于这样的特征,这些运动本身体现了逐渐远离了革命爆发的神话而转向了以排斥国家对人们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专横的直接剥夺为前提条件的战略。这样的战略定位决定了“新社会运动”:第一,它仅仅是对“压抑性性关系的反抗”(福柯语),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释放、恢复市民社会、自我满足以及“好”的生活,因此,各种新社会运动也只有与某一个具体的目标(如环境、和平、反核战争等)相对应才有意义;第二,对国家权力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对国家提出了种种抗议,但同时又甘愿被国家行为所塑造;第三,没有中心计划或领导者为它们的行动承担责任。因此,C•博格斯将新社会运动的方案总结为:“努力恢复被猖獗的城市化摧毁的共同体,激起对糟糕的经济现代化和消费社会的反抗情绪,对任何形式的传统意识形态表示怀疑。”[4](336页)

　　由于新社会运动放弃了革命爆发的神话而转向了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斗争,因此,在西方许多左翼学者眼中,它们很难担负起未来社会变革的历史之重。因为,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既不是来自于工人,也不是资本家,而是一些新形成的中间阶层,以及一些失业者、学生和家庭主妇。这些支持者们希望得到的仅仅是他们的自由,拥有自己的权利而不被权力机构、暴力和宣传所支配。显然,这与社会主义的战略追求相去甚远。那么,人们能否寻找到有可能继续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范畴同时又尊重非阶级关系在理论上及实践上的现实存在呢?按照雷蒙•威廉姆斯的观点,只要新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这一“坚强的社会核心”相结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在威廉姆斯看来,尽管新社会运动扩大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领域,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中心这样的现实,所以,每一种具体的新社会运动应当最终将人们带进这一核心之点,否则,这些运动将不仅是空洞的而且是苍白无力的。于是,他告诫人们:“忽视或者把这些运动仅仅当作是‘中间阶级问题’是相当荒唐的。这些问题以这些方式被加以限定和思考,正是社会秩序自身的一种结果。把这些问题推到一边,把它们当作是与工人阶级的核心利益无关的做法同样也是荒唐的。在所有真实的意义上,它们是属于这些核心利益的。当工人们被暴露于危险的工业进程和环境的破坏面前,当工人阶级中的女性最需要新女性的权力,……任何时候,只要存在与这些局部的决定性关系有着距离的相关事件,它就不可能完全有效。”[9](253页)

　　面对“并不取向获得政治权力和国家机构,而是取向自治领域和面对面系统的独立控制”[4](337页)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接受土耳其《世界文化》记者访谈时阐述了类似威廉姆斯的观点。在福斯特看来,之所以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是由阶级斗争构成的观点”过时了,认为“新的社会运动”和“新主体”取代了工人阶级,原因不外乎以下两条:首先,将阶级与剥削/占有之间的关系消解了,由此阶级成为了一个完全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类似现代社会学的一类分层范畴;其次,抽离掉了阶级所有的确定的历史内容、一切它所属的广泛的社会关系,阶级被变成了一个更加苍白的抽象概念,成为了一个与家族/种族、性、文化、社会、国家、宗教和环境等等无关的概念[10](237页)。取代阶级运动的新社会运动这一观念的产生恰恰就是对阶级概念的丰富内容剥离的结果,新社会运动所代表的也是与纯粹经济斗争毫无关系的、被工人阶级运动排斥在外的(包括种族、民族、性和环境等在内的)一些特性与问题。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些社会运动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它们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不能脱离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只有极少数情况例外,例如作为单纯对权力的向往”[10](238页)。福斯特认为,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只有阶级运动才是形成和改变整个生产方式并推动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力量。因此,他明确指出:“颠覆和改变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主要不是从解决单个问题的改革运动产生的,而是从各种组织和大众联盟产生的,在组织和联盟过程中,女性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同性恋权利倡导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将成为一个统一的、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运动中最先进的成

　　分。”[10](238页)

　　诚然,在“晚期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里,一些新的因素正在改变着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改变了传统社会冲突范围与冲突的表现形式。但是,“经济”依然是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和最核心的符号。所以,当各种“新社会运动”使得人们把自己仅仅视为某个相对狭小的、封闭的集团成员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关注独立分散的集团利益,而很少存在着从更大的经济领域获得收入和利益的冲动与动机,“把对较小集团的忠诚和团结转移到由‘工人阶级’构成的较大的集合体,这种努力往往被较小集团内部所存在的极度忠诚所击败”[11](140页)。因此,新社会运动不可能像社会主义革命那样将获得政治权力和国家机构作为其运动的终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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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