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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日趋扩大，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认可和关注，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弗拉季连•布罗夫（ВЛАДИЛЕН БУРОВ）（1931—）出生在中国哈尔滨，古代东方哲学、现代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专家。他的许多文章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成果进行评价，他也在通过与中国的对照，反思俄罗斯的发展。他撰写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一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的解读，以国外学者独特的视角发表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该文是国外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作者提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其中，虽然布罗夫的认识有些误解，甚至曲解，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他的认识也不乏真知灼见。本文在翻译弗拉迪兰•布罗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文基础上，对该文中的基本观点进行评述，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澄清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增强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对于我们自身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非常有益的。

　　一、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问题

　　弗拉迪兰•布罗夫认为“近二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宣传一直在加强，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模式”。 他认为，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报告》并不是空洞的思想理论，而是充满着实用主义精神，其中虽然包含思想（意识形态）性质，但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服从于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人来说，特别是欧洲人，这样的报告会被视为政治宣传套话的堆积，但是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鉴于此，弗拉季连•布罗夫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学说，也不是邓小平理论”， 他的理由是全文中都未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仅被引用了一次（还是稍带提过），毛泽东的名字也只出现了一次，整个报告中被多次重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之前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不曾如此强调过自己国家的特色和在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提出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首先是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很难确定其将延续的时间。其次，“三个代表”的思想同样也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强调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将中国具体国情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创新道路，但他认为在《十七大报告》中却没有写出成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要正确认识弗拉季连•布罗夫的这一观点，首先要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弗拉季连•布罗夫不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还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基本原理基、本特征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曾经提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十七大报告》中虽然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以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少，但是，整个报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理论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拘泥于具体词句，而是要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并把它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此，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可见，在当代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旗帜，并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中国马克思主义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弗拉季连•布罗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纲出发，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找寻根源和未来思想体系的基础。但是，他认为从理论高度可以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经验主义和仅依靠实践（实践主义）的错误，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同现实的紧密相连才使得中国在社会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的成就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当然，弗拉季连•布罗夫认为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成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一点是正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凝滞的，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学说，不会停止。

　　二、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科学发展观

　　弗拉季连•布罗夫认为每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创新。其中，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共党中央领导集体也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即科学发展观。他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从邓小平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中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直接发展而来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是邓小平对于发展的理解，其在这的意思就是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展接下来以人为本的改革。他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中之重。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环节。经济、政治体制、文化和社会改革应平衡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面、和谐和稳定的发展”。全面、和谐和稳定的发展的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在国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区域发展等。经济发展基于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弗拉季连•布罗夫特别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当代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支持，而不仅是经济（生产力）发展，他认为这对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他认为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社会问题、文化和民族精神状况的关注减少。单方面地追求经济发展会导致农村地区的矛盾的尖锐化和严重的生态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基础在于统筹与协调，并且发展以人为本，并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但是，弗拉季连•布罗夫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的一种修正。这一点认识是不正确的。科学发展观不是对“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种修正，而是继承、升华和发展，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科学发展观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三个代表”的第一个代表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不是不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求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更高要求地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更好地代表现在生产力的现实选择，更加科学地把握了发展生产力的内涵。

　　三、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弗拉季连•布罗夫旗帜鲜明地提出，将中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视为一体在原则上是不合理的。弗拉季连•布罗夫认为在中共十七大胡锦涛的报告中提出了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推动理论创新的口号。特别强调了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赋予了其民族的和划时代的特征。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有存留下来的思想意识模式，但在整体宣传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改变。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实践中远离了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教条思想。这在许多事实中得到了证明：个体农民经济的存在、私营企业的巨大发展、广泛运用的国外投资、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下的经济模式和方法（如股票、证券交易所等）、拒绝以虚无主义态度看待私有制、吸纳私营企业和自由职业代表成为中共党员、承认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等。 他认为这些都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其社会主义学说想违背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仅仅存于在官方宣传、大学和党校中。

　　虽然，弗拉季连•布罗夫认为中国改革的结果明显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其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对这样的改革还说持肯定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在本国国情下唯一正确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模式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原理，但却符合了中国的民族特点”。

　　关于中国发展的模式，弗拉季连•布罗夫将中国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作了对比。他提出中共中央在经济领域的政策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有很多共同点，但在政治领域又有许多不同：与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议会民主相对立，在中国共产党中存在着专权体制，而不是权利划分系统。同时，他又提出从某些经济的，也包含政治的指标来看，这种模式与之前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走过的发展道路相似。这说明弗拉季连•布罗夫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认识还是不是很清楚、很科学。但是，十分难得的是，弗拉迪兰•布罗夫提出，如果在当今中国推行西方模式的多党制必然会引起国家的垮台和解体。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曾经的苏联共产党一样，是制度中的承压结构，只有通过其领导才能消除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在中国人面前摆放着苏联的惨痛教训，当苏联共产党失去社会领导作用时，国家很快就解体了。

　　当然，弗拉季连•布罗夫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后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在宣传“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拒绝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而要与时俱进。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弗拉季连•布罗没有明白，中国是反对教条主义，但不是反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在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但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更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

　　同国外大多数学者一样，弗拉季连•布罗夫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说明了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统一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际性学说，而是存在着许多个马克思主义，其中每一个都带有着由本国具体国情决定的自身民族特色。关于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在国外也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实质在于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个，并非具有多个马克思主义，而只是马克思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具有多样性、民族性和具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决不是说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实质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弗拉季连•布罗夫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也在于它的文化成分。儒家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国文明的根基和主要元素，其影响了众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当对本国精神和哲学传统的虚无主义过去之后，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基础。实质上，现在在进行的是缺乏道德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他的理由在于：第一，在中国各个城市每年都举行着数量众多的关于儒家思想的研讨会；第二，这些社会政治性的活动都有国家党政人员的参加；第三，国家也在3至23岁的幼儿和青年中开展推广儒家思想的活动，目前已有三千万人参与其中；第四，号召国家党政领导在发言中引用儒家经典；第五，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而这实质上就是指儒家思想。 并且，他强调，“社会和谐”思想在孔子学说中也能找到根源。

　　关于弗拉季连•布罗夫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的看法，我们认为他认识到了儒家文化的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儒家思想的价值。但是，他夸大了儒家思想的作用，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在国外包括中国某些学者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或“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实现了融合，从儒家文化中取得了助力。韩国国立汉城（seoul）大学哲学系教授宋荣培的《儒家思想、儒家式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都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 这些观点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科学看清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国之所以推广儒家思想，只是为了汲取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思想文化，坚持“古为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实现各种文化的互补和融合，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形或无形之中都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当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会也不可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改用儒家伦理去治理国家。只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相容相通之处，并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界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马克思主义要是儒学化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思想文化多样性统一。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刘成有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6.(韩)宋荣培著：《儒家思想、儒家式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红旗文稿》，2009.1

　　8.ВЛАДИЛЕН БУРОВ，“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8. No.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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