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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
英国政治理论家恩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试图回应经典马克思主义遇到的挑战,他们把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的概念和技术应用到政治分析中来,发展出了他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激进”版本。英国卡蒂夫大学的保罗•鲍曼教授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评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本文选自鲍曼教授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一书,本书中译本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既然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对一些人来说,令人奇怪的就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更多地得益于所谓的文学理论、大陆哲学、解构主义和符号学,而不是“正统”的政治理论。但正是由于把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的概念和技术应用到政治分析中来,拉克劳和墨菲才发展出了他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激进”版本,后者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第一次得到了详尽的展示。《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从方法论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批判和解构,并宣称,他们要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预言、解决或充分解释政治斗争和社会—政治或经济上的阶级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不足在20世纪越来越明显,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修辞上)的政治力量和马克思主义在知识上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和一种可行的学术范式的可信度提出了挑战。即使包括罗伯特•扬在内的许多人反对将拉克劳和墨菲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称为后马克思主义,提出“资本主义本身虽然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它并没有变成‘后资本主义’(还可以补充一点,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崩溃了,但我们不能随即假定这是资本主义终结的信号)”[1],然而,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所作的预测的明显偏差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引发了某种“危机”。马克思主义在预测和描述上的失误完全有悖于其客观历史科学的主张。
因此,拉克劳和墨菲的分析就是寻找如下两方面之间的差距,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政治世界的描述,另一方面是“现实”或现实世界中可见的发展。因为,作为“客观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预言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这将以一种普遍的阶级革命为高潮。面对这一预言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重新表述自己的主张来摆脱这一危机;它可以从主张自己是一门客观科学(以“这必将发生”为形式),转而以伦理规划为名发出各种指令(以“这应当发生”为形式)。然而,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清晰(绝对无可争辩)的理想、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作伦理学的任何行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完全无法令人满意的。[2]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伦理层面,尤其是在关于正义的基本问题(或关于正义的各种主张)上,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民主斗争的核心,甚至最终是各种政治的核心,但他们的分析始终没有脱离控制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各种机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关注“客观现实”之处,拉克劳和墨菲把客观性本身当成了现实的一个方面。既然客观性只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天衣无缝、和谐共存的,那么,对整体性所做的分析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一个方面。因此,他们的重点就从存在、“在”、已然或在场的事物的客观性,转而关注其社会—政治“逻辑”。他们并没有忽视“客体”或“客观性”,而是更多地关注“客观现实”取得这种存在状态的方式,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关注“任何客体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3]。但这一逻辑不是常识性的或形而上的,也不仅仅是由“身份”、“在场”这些概念和非矛盾法则组织起来的。相反,它是一种解构的逻辑,用索绪尔的符号学概念来表达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任何符号(或者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就是任何实体)都是通过界定或确认它不是什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而构建起自己的身份的。(它最好在这一结构模式的失效或其局限性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就像德里达从思考差异的结构,转而思考“纯粹在场”的终极不可能性,也就是结构的失效或“延异”[differance]一样。)
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重大调整构成了一种试图“挽救”马克思主义事业或其社会主义目标的努力,使其不至于落后时代,但同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把所有人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完全的平等和民主的希望,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还是其他制度而存在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仍然以其为指导原则,但“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后、超越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外。[4]他们抛弃了关于历史的“必然”发展中某些不可避免的阶段的观念,代之以强调社会—政治组织的偶然性,强调必须通过政治斗争以求得解放。“后”这个前缀意味着他们抛弃了他们所说的“本质主义”教条。[5]
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解构在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某种意义上,出现这种争议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分析采用了解构主义的形式,而解构主义本身仍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通常,解构主义并不被认为是“政治性的”,或者可以被“用于”政治分析,尤其是在拉克劳和墨菲介入解构主义之前。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分析工具,有时候被用于提炼文本中的哲学主题,它的价值通常被认为在于提供了一种激进的阅读模式。[6]但拉克劳和墨菲用解构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和政治现实,并用这一特殊的阅读实践来重新衡量世间万物。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远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了:它公开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核心原则和信条,用无政府主义甚至非理性的方式对政治文本进行分析,这已经使其被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离,或甚至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但是,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批判分析以及随后构建的后马克思主义范式,更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推进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效的和可行的政治力量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途径。
在探讨其局限性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主要观点,看看它后来的发展,以及它在关于当代政治的本质的理论探讨中所作出的贡献。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开始,拉克劳和墨菲就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了使“革命形势”得以形成的社会条件。在对罗莎•卢森堡的相关论述进行解读后,他们提出:“在革命形势中,我们不可能区分出字面意义上的每一次孤立的斗争,因为每一次斗争都溢出了它字面上的意义,并且在群众的脑海中,成为更全球性的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单一时刻的代表。因此,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稳定阶段,工人的阶级意识是……‘潜在的’、‘理论上的’,那么,在革命形势中,每一次动员的意义却可以说是分裂的:在它特定的字面要求之外,每一次动员都把革命过程当成了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的效果在相互影响的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也是清晰可见的。而这正体现了对符号特征的界定:所指溢出了能指。因此阶级的联合是一种符号性的联合。”[7]在这里,“事件”的字面意义被认为取决于它所发生的那个语境,或对它进行阐释、赋予其意义的那个语境。任何事物的字面意义都不能脱离它的隐含意义,能指的隐含义和指示义(或更准确地说是二者的“接合”)总是在某种语境的限制中建立起来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个能指可以隐含或表示非常不同的事物,这取决于它所发生的语境,也取决于它之后被重新进行解释的一系列可能的语境。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革命政治形势下,斗争中的每一个具体事件都将理想化地取得一种意义,它和斗争中的其他事件是一律平等的,不管它们之间的实际差异会有多大。任何事件的意义都是它所发生的那个语境和(或)对它进行阐释的那个语境“多元决定”的结果。[8]
在革命形势中,事件及其阐释发生在同一语境中——也就是革命形势本身。但是当事件在其他不同的语境中被重新阐释时,它的意义就有可能或不可避免地被打开了,因此在别的语境中它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件,或实际上“成为”完全不同的事件。当然,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关注的是事件在革命形势这一阐释语境中的意义,而不是在革命形势之外或革命形势之后的意义。后来,他们也探讨了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中重新阐释事件的意义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把某种期望的意义和事件接合起来的关键时刻,这样,事件的意义就在社会—政治想象中相对固定下来,从而使事件服务于(倾向于)某项政治事业。因此,在非革命形势中,假如工人团体为了争取更高的报酬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举行罢工,那么这一罢工并不必然象征着更普遍的事业或斗争。在革命形势中,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在法国大革命中,是“人民”相对于贵族和其“政体”),因此,当某个团体举行罢工时,它就象征了整个的斗争,象征了人民的整体困境。用拉克劳和墨菲的术语来说,在这样一种形势或语境中,不管每个人做了什么——不管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有多么不同,就总的斗争而言,其地位和意义都是同等的:它将成为整个斗争的象征和符号。因此,只要斗争存在,斗争的双方就完全有必要不断地重申这些事件的某一方面的意义,并通过这种“有规律的宣传”,使这一最有利于自己的意义在尽可能多的人的脑海和想象中固定下来,成为“真理”。那种在社会—政治想象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助于加强某一事业、某一政治立场或权力结构的意义,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将成为霸权性的,将有助于构建和再现占主导地位的霸权或占主导地位的霸权性的政治立场,并使之永久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语境中,意义的多元决定过程都会发生。实际上,用某种方式建立(“接合”)某些意义的这一趋势可以被视为界定或描述“语境”概念本身的方式之一。而且,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而言,“客观性”和“真理”本身就是“漂浮的能指”——并且充满了“漂浮的能指”。[8]它们并不必然和任何一个最终的、超验的所指或指涉物联系在一起。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它们取决于它们“出现时的那个话语条件”。在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正统的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就像我们在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那里发现的一样),社会“真理”是和这个给定的社会中的经济基础相一致的,人类社会中现实的、基本的、结构性的形势首要地被认为是物质经济因素,它决定了这个社会中的一切重要事项。因此,原材料资源的位置和其他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立法、信心,等等)的便利、存在或可能存在,将决定是否在附近设厂,并因此构成了这一地区某种形式的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基础的配置方式决定了社会活动的出现及其形式。那么,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确实是经济因素首要地和最终地决定了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经济比其他社会形式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人口是根据利润法则来分布的,而国家的命运则取决于资本家的决策。
就这一“真理”而言,一些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如下区分,一方面是构成性要素“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从属性因素“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或社会中活生生的关系和丰富的生活;包括信仰、实践和各种关系——家庭结构、教育机构、宗教制度、媒体、整个的基础结构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价值、真理或意识形态体系。但是,后马克思主义随即指出,不可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保持这样一种区分,因为二者是共生的、交织的,不可分割,这也是它提出“话语”概念的原因,它以此来表明一种完全开放的结构,而不再坚持那种不可能的本质主义的区分,不再坚持“个人”、“阶级”、“社会”这样的简单的固定的身份概念。拉克劳和墨菲不再坚持这样的想法,即不再把“个人”当成某个“阶级”的成员,而这一阶级本身又是“社会”整体中的某个部分,他们转而关注这些概念本身。什么是“个体”?什么是“阶级”?什么是“社会”?他们通过对这些概念(例如“工人阶级”概念)与其公认的指涉物(在这一例子中,“工人阶级主体”这一概念或能指必然和某一特定的活生生的人群联系起来,后者体现或代表了“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揭示出了这些概念的本质主义特征。本质主义首先在于如下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当某人在某一时刻占据了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位置”时,他就因此纯粹地、简单地、完整地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尽管在某一时刻在某些人的生活中,他们确实占据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人阶级的主体位置,但这个人同样可能在其他时刻占据其他跟“工人阶级主体”并不一致的主体位置。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困惑”,这一方面导致了一种“逻辑上不太合理的结论……那就是把这些主体占据的其他位置也当成‘工人阶级主体位置’”,或者认为“工人阶级”主体占据的这些主体位置中的矛盾和不一致是由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分裂势力造成的。也就是说,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从来都不存在“工人阶级”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实体性的联合,可以用来涵括构成这一阶级的所有“个体”可能占据的各种主体位置。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会把这种意识形态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分裂势力作用的结果,认为它们用它来保持工人阶级主体位置的神秘化和虚幻性,使工人阶级无法看清自己被剥削的事实。拉克劳和墨菲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表述方式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把“个体”理论化为指涉物,把“个体”当成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起源和基础”,并把“社会”本身当成现实存在的“物”,一种指涉物。
然而,正如上面的引文所显示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任何可能的阶级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个体把自己当成是阶级的成员,并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都只是一种符号性的认同,它和意义相关,而不是和指涉物的某种假定的内在本质相关。实际上,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所谓的指涉物的内在本质是在表意实践中并通过表意实践而产生的,这种表意实践本身是偶然的,因而内在地是政治性的。实际上,拉克劳认为,政治本体论和政治权力的真正的或最显著的“指涉物”是政治“要求”,而不是“人民”或“团体”,因为正是通过共同的政治要求,身份才得以构建起来。[9]在上面的这个例子中,它意味着只有符号的表意实践才具有塑造或打破“阶级”作为一个有效的政治力量概念的效力。这也意味着,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动和过渡理论完全相反,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人完全有可能认同同一种政治斗争符号,并成为一个思想一致的联合体,为特定的政治变革而斗争。“有效的”政治团体并不必然是由来自同一个阶级的人组成的。政治团体也不一定是整体性的、完整的或“自然的”:它们不是“天然生成的”(或具有本体论上的指涉对象);而是在话语和表意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指涉物”是被生产出来的,这意味着政治身份和政治集团是局部地、暂时性地跟某个政治事业结合在一起的。联合体将不会是完整的、整体性的或永恒的。一旦事业(政治对抗)失败、取得成功或消失,政治集团将立刻消失,因为这种集体身份正是围绕着这种对抗、相对于这种对抗、在这种对抗中构建起来的,它们在对抗之外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此,他们提出,不应该把政治主体和它们名义上的指涉物等同起来。政治身份应当是在与某个政治事件(一种对抗)的关系中形成的;它不是持有这一身份的个人或群体的整个的或完整的身份,尽管有些政治对抗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以至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一政治对抗主导或起主要作用决定。
因此,政治理论不应当用“个体”化术语来进行理论表述,因为个体“身份”取决于它出现时的话语或语境要素。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理论所做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主体性的构成这一方面,它同时也探讨了想象、幻想、制度化、立法等在政治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从而扩展了对“政治”概念本身的理论探讨,并使对社会—政治的思考脱离了“社会”中的“个人”这样简单的模式。就像因为关注个人而忽略了相关的话语性的、结构性的要素一样(因为个人这一概念潜在地把个人身份当成是固定的、已然形成的,而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任何个体的身份都是由它们被卷入的斗争和所处的语境等要素构建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也指出,政治分析的对象,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或社会性,不仅不是预先给定的、已然存在的、已经形成的、统一的、客观的现实,而是相反,社会并不存在。[10]“社会”或“社会性”不是现实存在的物(或指涉物)。它是一种建构,一种“比喻”,并不存在最终的所指。你不能指着任何东西宣布说那就是社会。没有社会这样的东西客观存在。“社会”就像能指那样发挥作用,但它没有最终的所指。每一个人都知道“社会指的是什么”,尽管在不同的语境中具体意义在表现上会有差异,但没有人能指着某物说那“就是”社会的本质或实体。存在关于社会性或社会的各种比喻(转喻、隐喻、象征、暗指,等等),但“社会”本身是对结构上不在场的事物的一种比喻或建构。[11]
但是,“社会”或“社会性”确实是存在的。(至少就我们而言是这样! )说某物存在意味着什么呢?正是这种政治思维模式应当重新加以评估。“社会”确实不像一个实体那样存在于某处,完全呈现,容易识别。相反,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因此,无论何时,当一个社会的或社会性的能指被当成就是这个社会的能指呈现出来时——这样的例子可以包括君主或反叛首领的形象、达成的社会共识或关于社会的一份数据表,很显然它再现的不是社会本身,它也完全没有抓住社会的“本质”,社会显然要比它所呈现的多得多。正像拉克劳和墨菲所指出的,这是因为“整体性不是一个数据,而是一种建构”,它总是或多或少溢出了任一给定的能指。他们把这一效果称为“意义的剩余”,它来源于这一事实,即“身份完全是在关系中产生的……所以不存在完全充分建构的身份”[12]。任何身份的形成都是偶然的、局部的、对抗性的(就其受到“阻碍”而言)、政治性的。
这一表述不仅适用于个体身份,同样也适用于对制度或历史事件的界定。这些身份都不是固定的,它们是在与其他身份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是这种相互关系的结果和产物,而不同身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正是身份所处的或所联结的关系决定了这一身份的意义和存在)是在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话语”中建立起来的。再来说说社会性和社会概念,我们可以说,因为它是可以辨识的,或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那么即使“它”是一种没有最终的指涉物的建构,这种可辨识性也已经由话语建构起来了:包括价值话语和经验话语,前者用修辞学术语(通过类比)来确认社会是什么样,或应该是什么样,后者用统计学术语把部分当成是整体的反映(通过转喻)。修辞的或基于价值的话语的特征和经验话语的特征体现了关于社会的所有话语中最主要的协调机制。历史的、文学的、人类学的、治理的和官僚的等等各种话语,都整合了价值判断性的、显而易见的指涉意义来缝合“社会”的意义。
缝合“社会”一词的意义,从而使其包含整体的、完整的、可知的等等含义,这暗示了某些意义接合中的“意义传播规律”,它们在各种不同的、变化的话语语境中反复出现;“社会”一词(或任何其他术语)的意义只有在用熟悉的方式有规律地加以运用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话语(教育、治理、家庭、媒体话语,等等)中,经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才能部分地固定下来。拉克劳和墨菲借用拉康的“缝合点”(pointde caption)概念来解释意义在不同话语语境中是如何相对固定下来的。这些缝合点是由其在话语中所处的位置多元决定的(这样的例子包括“人”、“个体”或“上帝”这些观念),它们防止了意义的流失,而在缺乏相对固定的术语可以参考交流的情况下,意义的流失是经常会在交流或阐释中发生的。它们固定下来的意义是它们在主导话语中有规律地进行传播的结果。但是对建构它们的意义的那个语境的解构显示,尽管它们具有看似明显的可辨识性,或看似明显的意义,我们仍然不可能给它们确定一个具体的所指或指涉物,而必须通过暗示、隐喻、转喻、象征和其他文学或诗学的方式来指涉它们。这导致了一种很特殊的情形,即使是最浅显的关于“个体”的这一表述也显示出其修辞性。因此,即使是客观语言本身的这种客观性也是一种基于修辞、文本、诗学和其他文学技艺的建构;或者,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就是,“各种固定的话语都是隐喻性的:实际上,文字首先就是隐喻”。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都和话语声称自身所具有的客观性背道而驰(德文尼甚至把这一点当成是拉克劳政治理论的主要成就:认为这最终显示了实证主义在文化和政治研究领域中的不可能性)。相反,它拒斥了所有以中立或自然客观性为名义的言论。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客观性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偶然的、有争议的、政治性的;这颠覆了客观性概念,并且挑战了那些话语的权威。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主旨就是探讨客观性的可能条件:对后马克思主义来说,就像对许多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来说一样,客观性不是自然呈现的,而是通过强力构建起来的;是偶然的、可变的。
这看起来有点矛盾,实际上确实如此,尤其是当它作为一个命题涉及公认的客观知识的顶峰——科学客观性和真理时。因为“科学”通常被当成一个能指,指涉我们认知真理的能力。然而,托马斯•库恩(1962)之后的许多学者都提出,为了产生真理,科学在结构上需要先生产出体系。这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排斥、还原、强加约定和限制,由于这些约定的、偶然的限制性要求,最终的知识生产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虚构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科学体系也不可避免地是理论性的、假想式的构建,它依赖范式,因此也会遭遇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合法性问题。例如,莱内特•亨特就提出,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科学“模式”(范式)——科学话语的“同义复指的世界”——才取得“客观事实”的地位,科学开始分离出来,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亨特认为,尽管科学一直试图取得“客观事实”的地位,但事实是“技术应用的要求,尤其是商业应用的要求推动了广泛的科学话语取得了客观性地位”[13]。这当然是利奥塔在其著名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1984)中所描述的状况或“危机”的一种委婉的表达。至于科学及其与经济、技术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关于客观性的可能条件及其与技术—资本主义之间的片面的、建构性的客观联系,利奥塔给出了简洁的说明:“没有钱,就提不出证据———那就意味着没有对陈述的检验,没有真理。那么科学的语言游戏就将变成有钱人的游戏,而最富有的人最有可能占有真理。于是财富、效率和真理之间的一个等式就建立起来了。”[14]
利奥塔的研究既显示了合法性、价值和真理之间的同义复指、循环和难题,也显示了它们在话语的整个霸权领域,或者说在社会和文化的整个领域(通过这些领域,或者本身作为这些领域)之间的相互蕴含,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相互交织和积淀——它们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客观性是由利益集团“生产”出来的。利奥塔通过这些讨论想要说明的是现在大家普遍认识到的所谓“后现代状况”(也就是他的书的标题)的特征;他把这种状况表现为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导致的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它相应地成为如何建构一般真理的问题,包括现实本身的真理。这一危机包括,如何建构现实,使它成为看上去的那样;如何建构真理,使它成为它所宣称的那样;如何使真理的效果在社会中以各种方式得到传播和渗透。利奥塔隐晦地描绘出一幅画面,其中,立足于技术的科学直接被视作了资本主义的权力。因此,对利奥塔来说,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它不仅直接攫取了构建客观知识的手段,也攫取了作出“好”判断、作出“看似”合法和合乎道德的声明和其他规定的手段和机制。他认为:“既然‘现实’是为科学论证提供事实以作为证据,而且还为司法、伦理以及政治方面的特质和承诺提供结果,所以人们应掌握‘现实’,这样才能掌握所有这些游戏。这恰好是技术所能做到的。通过强化技术,人们‘强化’了现实,相应地也就强化了公正和正确的可能性。反之,如果人们拥有科学知识和决策权威,就能更有力地强化技术。这就是合法化如何通过权力而完成的过程。权力不仅是良好的性能,而且还是有效的检验和正确的裁决。通过效能,权力使科学和法律合法化,而通过科学和法律,权力又使效能合法化。它是自我合法化的。”[15]
因此,对任何声称具有客观性的话语来,这种对客观性无法避免地存在偏见的“可能性状况”——客观性因此被解释为在构成上是偶然的,即使是在其各种科学变体中——的剖析,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客观话语的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权力和知识的积累结构也会随之受到质疑。这正是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状况”或“后现代合法性危机”。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这是对抗性的领域。[16]
“对抗性”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指的是客观性的局限。对他们来说,悖论性的是只有客观性(即使是对抗性的)不可能是“客观的”。对抗性出现在假定的客观关系中,后者被体验为偶然的、不公正的或错误的。[17]在讨论“对抗性”时,拉克劳和墨菲把女权主义的发展当成了范例,女权主义对妇女平等权利的要求是和追求平等与民主的思潮和终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指出,“为了用这种方式进行动员,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法则必须首先把自身强加为社会想象的新法则;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在政治的构建中成为一个基本的节点”[18]。因此,正是“民主”制度作为一个缝合点为女权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可能。用他们的话来说,正是民主革命为许多对抗性(作为对抗性而出现)构建了可能条件,在这个例子中,是为女权主义民主斗争提供了可能条件。
事实上,拉克劳和墨菲在民主革命、甚至是在民主概念本身中发现了政治可能性范围的深刻转型,也就是整个政治领域的急剧扩张,政治被扩展到了每一种关系和每一种制度中,而不管这种关系和制度是不是在“社会”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意义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他们认为:“‘民主革命’作为一个新领域在象征层面假设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暗含了一种社会制度的新形式。在围绕神学—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早期社会中,权力与君主个人结合在一起……民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权力成了一个空的场所……这就为无止境的质疑过程打开了可能性……”[19]
这一论述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在讨论它们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除了拉克劳和墨菲偏爱的例子(女权主义、民主)外,对抗性与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不公正体验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公正可能是一个范例,表明那里发生了对抗,拉克劳和墨菲确实想把他们的政治色彩和“正义”这面旗帜联系起来。但是,即使“关系”不是客观的,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公正的”或“对抗性的”。非-客观性实际上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对抗性的前提,但对抗性并不必然是其结果。对于政治来说,关键是所有现实存在的各种关系和状态都必须被再现为“不公正的”或“错误的”。[20]在这个意义上,霸权是用特定方式再现非-客观性的行为,它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不能仅仅因为话语不是客观的,仅仅因为话语的指涉物是建构起来的,就认为它们必定会受到质疑。实际上,在大多数的事例中,它们都被大家接受了。
拉克劳和墨菲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当社会不再被认为是围绕着某种神学或“自然”的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立足于神权或自然)而组织起来时,那么这一社会中的成员就必须承担起组织这个社会(和他们自身)的责任。假如一个社会中的等级结构和制度被认为是不公正的,那么民主原则通过诉诸正义和平等就可以对这一社会状况提出质疑。于是,在后马克思主义中,民主成为了最好的保障手段,可以用来反抗各种不公正、剥削和压迫,可以用来反抗各种权力,这恰恰是因为民主原则内部包含了自我批判和无止境的自我质疑的因素。当然,社会的非-客观性——其“总是在被建构”的特征——并不必然使民主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组织模式。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显然具有某种伦理内容,因为我们可以认为,为非-客观性的社会承担责任并不必然意味着采取民主制;它同样意味着可以把“他者”(例如“犹太人”)当作各种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实际上,民主的胜利在这一意义上确实假定所有的主体都知道非-客观性这一事实。然而,非-客观性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霸权和霸权政治的条件,而这一形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是和现代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一政治形式的出现使他们所说的“霸权性”的政治逻辑迅速扩展开来。
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和霸权政治理论显然从葛兰西的著作中获得了灵感,拉克劳和墨菲也是这么公开宣称的,但葛兰西的模式和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强调每一种政治身份都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强调身份在围绕对抗性建构起来之前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主体,提倡主体位置、认同或询唤,因为他们认为政治身份和意义是局部的、暂时的,并经常(潜在地)处于流动状态中。因此,他们强调趋势(tendency)的首要地位:用某种方式再现某些事件和人物的趋势,某些事件(作为同类或不同的事件)被接合在一起、被联系起来或区分开来的趋势,等等。因为正是再现方式、联结模式和阐释模式传播过程中的规则决定了政治霸权的特征,因此再现和接合环节的任何变化都会给整个的霸权结构带来变化,这一霸权结构包含了构成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所有方面。
注释
[1]Robert J•C•Young,Postcolonialism: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 2001,p•7•
[2]Ernesto Laclau,“Deconstruction, pragmatism, hegemony”, in ChantalMouffe(ed•),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London:Routledge,pp•66-67•
[3]Ernesto Laclau,“Preface”, in 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London:Verso,1989,p•xii•
[4]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the lmi its ofmodernity”, inThomas Docherty(ed•),Postmodernism: a Reader, 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 1993,p•329•
[5]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London,1985,p•47•
[6]Samuel Weber, Institu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7]Ernesto Laclau&Chantal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London,1985,pp•10-11•
[8]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是弗洛伊德发明的一个概念,后来被阿尔都塞沿用(1970; 1971)。拉克劳和墨菲对阿尔都塞的用法进行了解构,指出阿尔都塞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有问题的)限制,他们探讨了这给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带来的影响。多元决定指向决定因素的多元性,这给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一事物的单个决定最终取决于经济决定的信条带来了困扰。这一概念在精神分析学和社会—政治分析上的运用参见拉普拉齐和蓬塔里斯1988年的著作, Jean Laplanche and Jean-Baptiste Pontalis,The Language ofPsychoanalysis,London:Karnac,1988,p292。
[9]Ernesto Laclau&Chantal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London,1985, p•171; 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 London:Verso,1996,pp•36-46;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Reason,London:Verso,2005•
[10]Ernesto Laclau,OnPopulistReason,London:Verso,2005,p224
[11]SlavojZizek,“Beyond Discourse-Analysis”, in Ernesto Laclau,Neweflections on theRevolution ofOurTime,London:Verso,1990,p249
[12]ErnestoLaclau&Chantal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London,1985,p125
[13]Ibid,p111
[14]Lynette Hunter,Critiques ofKnowing:Situated Textualities inScience,Computing,and theArts,London:Routledge,1999,p•33•
[15][16]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节选),程小平译,见《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66页,第268页。
[17]ErnestoLaclau&Chantal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London,1985,p122
[18]ErnestoLaclau&Chantal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London,1985, p125;ErnestoLaclau,OnPopulistReason,London:Verso,2005
[19][20]Ernesto Laclau & Chantal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DemocraticPolitics,Verso,London,1985,pp•154-155,p186
[21]ErnestoLaclau,On PopulistReason,London:Verso,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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