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伊林•费切尔是西方享有盛名的“马克思学”家，与诺曼•莱文、麦克莱伦等都是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思想家。除在一些辞典①中对其生平思想进行简单介绍以及翻译的费切尔的几篇文章②外，其他著作或文章一直没有译介到我国，妨碍了人们对其丰富思想的系统了解，也妨碍了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深度认识。由中央编译局鲁克俭研究员主编的《国外马克思学译丛》之一:伊林•费切尔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的出版(2009年12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中国学者了解和学习他的思想成果，为深入理解西方“马克思学”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资料。罗尔夫•鲍埃尔曼将伊林•费切尔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家的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③，胡大平将费切尔称作是“中立的”马克思学代表人物④。不管人们怎么评价或将伊林•费切尔划入什么派别，他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马克思学家。

　　一、伊林•费切尔的思想背景

　　费切尔(Iring Fetscher，1922－)，德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生于德国马尔巴赫，在德累斯顿长大成人。1940年至1945年在德军服役。1945－1950年，在德国的图宾根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德语和历史，1950－1954年任图宾根大学助教。1950年以《黑格尔关于人的学说》一文获得博士学位，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后在1970年出版。1963年以来，一直任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的政治哲学教授。其间，1968至1969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1972至1973年在荷兰瓦塞那高级研究所任研究员;1975年在荷兰奈梅亨大学任教。

　　费切尔是原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1957－1968年期间，他编辑了这一委员会的所有文献。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主要兴趣就是马克思批评理论的意义以及列宁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对之所作的改造。费切尔认为只有独立于政党之外的研究者，才能最科学地解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关系。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中心概念异化和对象化，就是《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心概念，《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所揭示的经济异化，即马克思早期著作所论述的人的自我异化;他推崇当代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把这种具有“从革命到合作”的新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当作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当代西欧马克思主义在战略和策略上所作的种种让步和“转向”，是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他还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问题，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从历史哲学、人本学、共同理念等三个方面进行概括的论述。认为列宁是通过“恩格斯的眼镜”来掌握唯物论的世界观，并且主要是为给这种唯物论作辩护才理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歪曲”;在社会主义问题上，认为有必要根据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和经验、资本主义对全世界的影响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对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主要著作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视野下的自由》，波恩，1960;《卢梭的政治哲学:关于民主的自由概念的历史》，美因兹畔的法兰克福，1975(1999年出版第8版，1972在都灵出版意大利文译本);《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慕尼黑，1968(1969年在意大利、1970年在日本、1971年在西班牙和美国出版相应译本);《保卫和平的模式》，慕尼黑，1973;《劳动与游戏:文化批评与社会史文集》，斯图加特，1983;《好奇与恐惧:试着理解我的一生》(费切尔自传)，汉堡，1995。⑤

　　不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马克思学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都是绕不过的话题。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而吸收了其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学则具体研究了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在伊林•费切尔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主要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过多地从政治的方面考察二者的关系，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在实践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观

　　在这个问题上，伊林•费切尔的基本态度是:仅仅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区别阐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是片面的不充分的。

　　关于历史的发源地。费切尔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真正的(进步的，在发展趋势上包括整个世界的)历史应限定在欧洲或西方，正是以欧洲为出发点才有了全球范围的发展动力。黑格尔认为，东方缺乏历史发展的深刻原因在于，在亚洲的专制政体中，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主体自由。马克思则明确否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能够自发地达到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的可能性。⑥所不同的是，黑格尔把个人自由的缺乏看作是亚洲各民族相对来说缺乏历史的原因所在，而马克思则把它归结于僵化刻板的社会经济结构。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从现实出发来解释作为通向现实之路的欧洲历史，但他们所以出发的现实是不一样的。费切尔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明白，他们的历史阐释只有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才成为可能。他们决不会把他们的认识从根本上归结于自己的远见卓识，而是首先归因于自己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历史情境。”［1］p9对黑格尔而言，这个现实指的是继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之后，有可能把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启示概括综合到一种“绝对知识”之中，并与现实的调和成为可能。对马克思来说，这个现实则指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出了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形成。

　　历史发展的动力源自思想。黑格尔把一个民族的不同生活侧面如宗教、哲学、政治、艺术等都追溯到一个根源——时代精神，而马克思则把时代精神理解为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诸多现实因素的产物，但是费切尔指出:“如果人们把黑格尔所假定的现实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之间的和谐，同马克思所谈到的力求趋向现实的思想和力求趋向思想的现实的那种结合进行比较的话，那么从这个方面看，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就不再如此之大、如此根本了。”［1］p25费切尔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改变历史的动力显然也是源自思想，与黑格尔一样认为思想史与社会史齐头并进。⑦因此，在费切尔看来，“就历史哲学一系列重要的基本信念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是一致的。”［1］p64

　　关于历史发展的进程。费切尔认为他们都把历史进程看作是客观的理性。黑格尔把这一点称为自己的哲学前提，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前提不需要证明。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历史进程的这种客观性并不是线性地、连续地实现那种适合于人类的、应当处于发展终点的状态，而是以辨证的方式，借助于否定的要素实现的。如果说对黑格尔而言，“世界精神”(上帝)是历史进程的主体，它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己“适当的自我意识”运动。而马克思则用人类社会取代了世界精神，历史的意义纯粹就是人的意义。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利用”单个的民族精神来谋求在发展的过程中逐级向前迈进，而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则利用那些伟大的、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成为历史进程之载体的阶级。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最终在基督教的、日耳曼的民族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所实现的意识的形成)中结束;而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革命行动中结束。

　　三、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人类学

　　关于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哲学先驱，费切尔认为不能否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所具有的一定意义，但是必须将其放在黑格尔的人学背景下才能充分地理解。费切尔指出:“人们却忘了去研究:在马克思的原则性结构中，有关人的图景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为黑格尔所认识。另一方面，这并不涉及简单的马克思的‘继承接受’问题，而是涉及一种独特的改造与发展。但这种改造与发展只有在黑格尔的人学背景下才能被充分地理解。”［1］p70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人理解为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必须首先把自己塑造成为它之所是。但在黑格尔那里，人通过人而实现的这种人化过程被装进了思辨神学的框架中，然后由纯粹动物式存在的人类上升为绝对精神。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把这种人化过程限定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即奴隶制社会。而马克思则并没有把人类劳动追溯到奴隶所处的社会情景，在他看来，人类劳动本来就是一个个人的自由创造活动。费切尔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他们的人类学探讨方式存在着共同的方面:那就是人是一种本质，一种自我实现的本质，一种使自身成之为人的本质。这种自我实现在两位思想家那里都是以劳动为中介的。只有通过劳动，人才会获得关于他的人性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只有在他把自身对象化到某个劳动产品中之后，他才能通过对这一产品的直观而获得对他的人类属性(他所独特具有的相对于自然的优越性以及自由，马克思持这样的观点)或他的(黑格尔意义)精神性的认识。

　　费切尔认为，在强调了他们的共同点以后，还必须指出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所实现的本质的、批判的转向——马克思并不接受黑格尔将人与“主观精神”等同的做法，而是认为，人只是源于血与肉的本质，他不能被归结为纯粹的精神性，精神性不过是人的诸多属性之一。关于劳动，黑格尔把劳动视为实现人的精神化的手段，而马克思认为劳动有利于人对自然的占有以及自然的人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能够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占有其劳动产品的地方，人才是自由的。仅仅像黑格尔所说的废除法律上的依附关系和“主人”的特权并不足够，因为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赖性依然存在。而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奴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依然是不自由的。

　　这些关于人化劳动的意义和条件的不同观点，也导致了他们对理想共同体秩序的不同看法。黑格尔的理想共同体是自由国家，这种国家的公民赞同在立法中得到表达的共同意志，即这些公民通过使自己“精神化”来实现自己的净化，进而去赞同他们的本质意志，并且趋向在他们自身中存在的、更深刻的共同意志。也就是说，精神化的公民使自身与现实的宪法精神相同一，从而就获得了自由。马克思的理想共同体是“无产阶级社会”，只有当所有人都成为自然的共同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也“从属于他们”时，他们中的每个个人才能成为“共同存在物”，才能“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共同体”获得自由。因此，精神性的公民与宪法的客观精神的同一，被无产阶级社会中的具体的人与共同体的自觉统一所超越。

　　四、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认识的嬗变史述评

　　费切尔从思想史的角度，在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评述中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费切尔指出，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重要意义在19世纪下半叶部分地被忘却了，同时人们有意识地设法贬低这位思辨思想家对科学家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人们更多强调的是马克思所作分析的实证的、科学的特征，而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与他对异化世界的批判之间的联系不再为人们所关注，黑格尔的成分一步步在消失。“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卡尔•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撕裂成为两个互为补充的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纯粹科学的(价值中立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另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它依赖并且运用这些科学洞见，就像技术人员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可以说，他们对马克思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辩证的、黑格尔式的阐释。

　　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一翼甚至比“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更远离黑格尔和辩证法。爱德华•伯恩施坦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概念出发得出结论说，与任何其他的科学认识形式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必须经常地受到现实的检验。他把党的正统思想对马克思所阐述的经验事实的教条化否定，归因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切尔认为，伯恩斯坦与他的正统的同时代人一样，对辩证法的本质知之甚少，他(伯恩斯坦)认为历史并不是辩证发展的，认为相似力量的共同作用也是发展的巨大动力。斯大林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否定了在苏联存在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新的社会上层与“素朴的劳动者”之间的强烈对立，认为“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苏联的爱国主义、各民族的友好与紧密的工农联盟。当然斯大林是用辩证法为苏联社会进行辩护，而伯恩斯坦却没有这样做。这一时期典型的特征是，不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黑格尔都被抛弃了。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费切尔认为列宁看重黑格尔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强调马克思学说中的黑格尔成分，为的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面;二是当时在列宁看来，唯物主义受到了新康德主义的认识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威胁，这两种场合，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列宁的受欢迎的同盟者。但是，费切尔同时也指出，列宁接近黑格尔也是有限度的，表现为:首先，在一切强调意识要素的地方，列宁都没有认识到去阐释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向集体行动的转变。他所理解的有意识的革命行动，不是所有工人的完全有意识的共同行动，而是列宁主义精英政党的领导行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缔造者不是集体的无产阶级，而是他们的睿智领导人及政党。其次，当政党成了决定性的历史变革的主体时，那么社会历史总体也就不能像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力求达到自我意识，并通过自我意识的形成而达到革命实践的统一体。最后，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理论的观点出发，就得出了列宁所阐发的认识论。费切尔认为正是由于其朴素的、实在的反映论，列宁不仅远远背离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而且也落后于康德的批判立场。

　　斯大林眼中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费切尔认为，第一，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把黑格尔视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哲学家了，他赞成无政府主义者把黑格尔评价为“复辟哲学家”。斯大林完全忽略了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历史知识之间的原则性区别，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像其他任意一种方法一样，是“科学的方法”，它像自然科学方法一样，与它所包含的内容和研究者本人处于同样外在的关系中。第二，斯大林不仅在黑格尔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制造了历史发展的彻底断裂，而且还把这种断裂变成了简直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断裂表现为，黑格尔创立的是哲学，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将哲学变成了实证主义科学。第三，当一方面黑格尔被诋毁为反动派，他的体系被声称是完全失败的东西时，另一方面，斯大林时代的实践却越来越接近于被保守地阐释的黑格尔的理想图景。一方面，理论本身越来越脱离现实的实践活动，它变成一个无所不包、抽象的世界观体系;另一方面，政治领域的黑格尔主义化则更为广泛、更为惊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维埃国家其实比黑格尔的国家更加坚决地要求成为“人间的神”、“尘世的绝对者”。

　　五、对费切尔“马黑关系”观的评价

　　根据弗雷泽和伯恩就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所作的历史考察⑧，当代文献中存在着三种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方法或倾向:一是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重要性或重要影响，代表人物如恩格斯、拉布里奥拉、贝奈戴托•克罗齐、让•饶勒斯、列宁、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亚历山大•柯热夫(法)等;二是试图把黑格尔影响的任何踪迹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排除出去，代表人物如伯恩斯坦、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三是认为黑格尔根本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与马克思一样，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其实第三种方法比第一种方法更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因而根本上与第一种方法是一致的。［2］根据这种划分，伊林•费切尔明显运用的是第一种方法，因为他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要在历史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对其全部理论具有核心意义的领域中是黑格尔的学生，当然同时也是黑格尔的批判继承者。”［1］p64他还指出，马克思“通过有意识地塑造未来的、开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超越关于已逝历史所具有的意义的事后意识。就此而言，马克思并没有在哲学上背离黑格尔，他只是赋予了黑格尔的思想以现实的、革命的转向”［1］p67，而且赞同卢卡奇的观点，极力反对阿尔都塞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认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承认马克思正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而挽救了其革命的辩证法，从而使其“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3］，但是更强调他们在世界观尤其是历史观上的对立。费切尔的基本态度是，青年马克思毫无疑问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并有一个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阶段，马克思是黑格尔思想的继承者，既谈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性，又指出他们的区别，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性;他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放在超越心物二元对立的问题域中来把握，视野开阔，承接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的革命转向，分析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费切尔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应该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他借用费希特的名言指出，如果你告诉我，你是如何规定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的，那么我就会告诉你，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可见，能否客观地、科学地评价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决定了人们能否科学地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费切尔就是本着这样的立场和基本态度来阐述他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但是从其具体关系的论述中，却包含着诸多我们不能苟同的思想观点。

　　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世界观历史观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最为有力。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我的辨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关于历史观的根本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就做了明确的说明:“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p73“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p92尽管费切尔也指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但是在世界观因而也在历史观上模糊了二者的差别。如关于历史的发源地问题，黑格尔的历史观无疑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世界在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视野之外，而在马克思所预见的世界化进程中，欧洲导致的资本主义、科技革命等现代性的发展方向，绝不是固定的、非辩证的欧洲的或西方的。对马克思而言，人类历史远未完成，甚至尚未开始，我们所谓的历史只是人类的史前史。可以说1847年前的马克思还没有接触过东方社会的史料，那时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史”，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西欧史。当马克思用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来说明西方历史的特点时，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和它的“地方性”就在这种说明中显露出来了。［6］

　　再如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费切尔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源自思想，凸显了西方马克思学看问题的阶级局限性。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当然也是人类历史全部丰富现象发展的基础和原则，一部世界历史无非是绝对精神——理性按照概念的法则创造的，即黑格尔所讲的“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7］在黑格尔看来，一方面，理性统治的世界历史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合乎必然性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世界理性支配的世界历史又是一个合乎目的的过程。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试图用辩证法来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具有内在联系的人。马克思则把感性的、现实的、以科学发明为基础的人类活动，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5］p68“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p88因此，费切尔在这个问题上是明显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实际的。所谓“列宁接近黑格尔辩证法的限度”，实质就是制造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永远对立。费切尔关于列宁接近黑格尔限度的三个方面的论述，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在这里，费切尔把列宁同马克思的对立缩小为同青年马克思的对立，说什么“青年马克思似乎只想把意识(哲学)的火花抛到无产阶级中，以便使他们能够达到对其处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自我意识，进而能够实现‘革命实践’，但列宁却在考茨基所作的某个表述之后断言了领导组织——它领导和指挥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大众——的必然持久性(无论如何都会延续很长一段时期)。”［1］p90他好像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从1845年就开始在布鲁塞尔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了。此外，列宁也从来不认为有意识的革命行动，不是所有工人的完全有意识的共同行动，而是列宁主义精英分子党的领导行动，相反，正是列宁一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同布朗基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谁只要肯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8］p143。马克思主义“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8］p142。

　　费切尔对斯大林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斯大林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背离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思想，因而是造成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费切尔认为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主要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而斯大林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违背了民主和自由的原则，把它发展为专制和恐怖统治。费切尔认为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上，斯大林由于其政治偏见否认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认为黑格尔创立的是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是实证主义科学。费切尔从斯大林教条主义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苏东解体的原因，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和分析视角，但是把苏东解体完全归咎于斯大林，并认为斯大林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等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系，这一点笔者是不能赞同的。从伊林•费切尔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些启示:那就是对他的一些观点一方面要表明我们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应该借鉴他看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反思我们的研究方法，其实我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态度也应如此。

　　注释:

　　①这些辞典包括:［美］罗伯特•A•戈尔曼主编，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翻译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1989)，奚广庆，王瑾，梁树发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1992)，廖盖隆，孙连成，陈有进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1993)，卢之超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大辞典》(1993)，李淮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1996)，金炳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2003)，程志民，江怡主编的《当代西方哲学新词典》(2004)。

　　②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5期、第6期)、《论人类生存的环境——简论进步的辩证法》(《世界哲学》1982年第5期)、《学习动力和学习能力——政治制度生存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6期)及一个书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和他的时代＞评介》(《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7期》)。

　　③曾枝盛教授在《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一文中，介绍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派别所作的划分，即:1．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家的马克思学;2．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性研究的马克思学;3．资产阶级国家中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学;4．左的激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马克思学。参见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④请参见胡大平:《从文本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若干基础问题》，《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

　　⑤参见李淮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金炳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81页及费彻尔小传，铜陵教育网www．tltvu．net．cn。

　　⑥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作了详细的说明。分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510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766页。

　　⑦费彻尔引用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写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845年在费尔巴哈提纲第四条写道的“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以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来论证了他的观点。

　　⑧1997年3月，英国诺丁汉的特伦特大学经济和政治学系的政治理论小组组织召开了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研讨会，该会论文集《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由弗雷泽和伯恩于2000年编辑出版(TONY BURNS，IAN FRASEREDS．The Hegel-Marx Connecti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在该书的导论中，弗雷泽和伯恩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做了一个历史考察，基本勾勒出自马克思去世后人们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看法和观点。转引自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者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新观点》，《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者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新观点［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张文喜．从空间维度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黑格尔与马克思比较［J］．江汉论坛，2005(5)．

　　［7］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出版社，1956:46-47．

　　［8］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