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是否承接着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历史使命呢？对这一问题的探究，离不开其理论源头。北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本•阿格尔（Ben Agger）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概念，并以层层递进的四重维度论证，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自然的解放”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传统视阈中，希冀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功能，将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一、在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探析危机模式的意义

　　阿格尔是20世纪60－70年代在北美激进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和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立志于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适应当代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现实斗争的需要，尤其是北美现实斗争的需要，以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引导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由此，阿格尔并没有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作为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来完成，而是把它界定为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前途的著作。正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前途的意义上，阿格尔提出“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阿格尔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方法，“一种把解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

　　与被压迫人民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亦被称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石。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1）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规律理论；（3）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这三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在不同层次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根本要素的思考：异化理论侧重于从哲学层面思考革命的主观因素，即革命的意志动力。马克思关于革命可能性的信念，恰恰就寄托在工人阶级不能忍受自身的片面畸形发展，人的本质与自由的丧失，以及失业、贫困等形式的过度异化这一点上。由于马克思把异化与造成这种异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因此，消除异化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内在矛盾”理论侧重于从经济层面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即革命的结构动力。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固有规律”——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逐渐自我毁灭的社会制度。当然,内在矛盾的成熟仅仅有助于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至于这些危机能否为革命的工人阶级所识别并据以采取革命行动，则将是另外一个问题；危机模式理论在经验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即社会主义革命既不会自动地发生，也不只是工人意志的产物，即使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如果没有结构的危机趋势，仍不能把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阿格尔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三方面内容是有机统一的，即社会主义革命既离不开主观意志动力（因为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还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只有处于异化中的工人阶级奋起革命，才能将这种逻辑上的“必然”转化成为现实），又离不开客观结构动力（因为工人阶级如果不能从理论结构——这个理论结构为人类指明如何通过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采取行动去争取社会主义变革——上说明他们自身异化之所在，工人阶级即使被异化也不会奋起革命），同时还需要联结这两大动力的经验危机模式。总之，“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有在把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它把对结构性崩溃的认识与能动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是完整的。”

　　在阿格尔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各种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修正和改造。第二国际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机械决定论的理解，没有正确评价“内在矛盾”与危机趋势之间的差异，未能区分逻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丧失了指导和帮助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潜在能力。卢卡奇和科尔施试图拯救马克思的辩证法，扶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完成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愿望，由于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在国际范围内的巩固而未能成为现实，其结果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失去了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法兰克福学派的支配批判理论就属于这样的研究成果。鉴于他们不再相信工人阶级还能激发革命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大幅度地修正马克思的“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理论，形成以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人概念为特征的支配批判理论。阿格尔指出，倘若法兰克福学派不能超出仅仅局限于指出“支配存在”这样的抽象概念，那么它对支配的批判就是失败的，因为它不再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发挥政治功能了，不再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的根据了。面对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源于不发达国家和阿拉伯产油国与日俱增的威胁所震撼的事实，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的同时又污染环境、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阿格尔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巩固时期已属过去，20世纪70年代将有许多进行激进变革的新机会，“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就其经济行为还是就人的动机和意图来看都已为进行根本变革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关键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抛弃过时的危机模式，致力于提出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的当代状况，并能促进阶级激进行动的新意识和新观点。所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我们会努力……形成一种能考虑创造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理论。” 这就是阿格尔考察近百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演进过程得出的结论，其随后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致力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二、危机形式的转换与阶级激进主义需求理论的重建

　　阿格尔强调，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所以，资本主义不可能消解其危机趋势，也无法做到无限期地遏制其危机的爆发；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将危机趋势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由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而已。“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促发这一危机。” 在阿格尔看来，由于时代所限，马克思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分析到资本主义的消费领域，因而得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带有时代局限性的结论。面对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危机新形式，正确的做法是把马克思的阶级解放理论与新的危机模式统一起来。“一种适当的危机理论（同时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生态学领域都起作用的理论）会试图了解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格尔建构起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变革提供新的、更适合当代状况的原则与策略。阿格尔明确指出，其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仍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因为它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找寻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当然，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逻辑理路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考察基点是异化消费——异化劳动的对应物，揭示的是生产与消费、人的需求与自然限制、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变革等关系范畴。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对导致阶级激进主义的人类需求进行系统概括，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直接产生创造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自我解放的力量。然而，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业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其结果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趋势并未成为现实。阿格尔强调，需求理论是后正统社会主义学说所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理论，就不能使人们对破坏他们的消费期望的现象作出反应。由此，阿格尔将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聚焦在探求当代人的需求概念和现代阶级激进主义的需求结构上。“我们要证明新的危机趋势可以产生一系列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然后又可以提供进行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动力。”

　　立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阿格尔着重提出“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两个核心概念，用来探求当代人的需求变化，为社会主义变革寻求新动力。“异化消费”主要是指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致，工人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为了弥补这种非创造性的且常常又报酬不足的异化劳动过程所带来的单调乏味，人们依附于闲暇时光的消费和获得更多商品来满足自身的幸福感受；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通过广告操纵的方式亦将人们的幸福需求牵引到更多商品的消费中，以便在麻痹工人斗志的同时有利于其工业生产的无限扩张，这样内外两种力量的结合必将导致人们的过度消费。而这种只根据疯狂消费来确定人的所谓幸福感受，恰恰是当代异化的典型特征。不难想象，普通民众的异化消费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必然与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导致资源和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生态危机的最终爆发。沿此思路进一步推论，就是阿格尔提出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由于要应对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必将大幅削减，进而引发商品的供应危机，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时期提供给人们的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更多商品的许诺将会被无情地粉碎；随着人们无限获取商品期望的破灭，最初许多人可能会对未来感到束手无策，然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却能帮助人们经历一场需求与期望的革命，从悲观中解脱出来，自觉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观念，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虽然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不会明显地取消消费）；随着幸福观念的转变，人们终将在劳动创造过程中，而不是在消费过程中实现自由和幸福，完成“劳动—闲暇”的一元化。这样，社会变革就由人们为克服生态危机及其威胁所作的努力而引起。总之，“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能帮助处在生态危机中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的人们经历一场需求与期望的革命，而人们一旦实现了这场革命转变，乐观、向上的氛围就将重返人间。如此这般，阿格尔就把解决生态问题的斗争同解决社会制度的斗争连接了起来，通过允诺一个光明的前景，希冀把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那么，阿格尔允诺给人们的光明前景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三、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在阿格尔看来，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危机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由此，解决生态危机就应在消费领域中进行，如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幸福观和消费观等。然而，情况并非这么简单直观，仅在消费领域中采取行动还远远不够。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消解还必须返回到生产领域中完成。这其中的缘由在于，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正是由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们依附于闲暇时光的消费行为，恰恰是为了弥补那种非创造性的劳动过程带给自己的痛苦和失落。所以，只要工人的劳动还是异化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还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人们必将会产生对异化消费的依赖，与此关联，工业生产的无限扩张定然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工人劳动过程的异化状态，进而消解业已形成的“劳动—闲暇”二元论思想，确立起“劳动—闲暇”一元化的理念和实践才是彻底消解生态危机的根本之道。

　　那么，又该如何消除工人劳动的异化状态呢？阿格尔深受东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影响，同时结合美国民粹主义传统，提出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分散化、非官僚化以及工人管理的生态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理论。“分散化”意指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实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来代替资本主义大生产高消耗的经济模式，其在缓解人和自然紧张关系的同时，消解由装配线生产而带来的使工人处于无能为力状态的生产过程的破碎化状况，从生产原型上消解工人的劳动异化。“非官僚化”反对生产过程中极权的官僚管理体制，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使工人在拥有生产资料的同时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和管理，成为劳动及其过程的真正主人，进而在劳动中表达自己的个性，实现自身的愿望和价值；因体验到劳动创造的欢欣，人们自然会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置于劳动过程中，而不再是闲暇时光的消费过程中，这样，所谓的“必要”劳动与自由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劳动—闲暇”的一元化最终完成。阿格尔强调指出，在其分析结构中，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不只是适用于技术和生产过程，它们还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就这样，阿格尔以消解工人的异化劳动为根基，化解人们的异化消费为中介，将自然的解放纳入人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视阈之中，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证，将生态运动等社会运动一步步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阿格尔强调，技术与生产过程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还不能直接等同于生产过程的民主化，换言之，实现生产过程的民主化，首先需要确立起技术与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这是其必要的前提条件。但仅有此还不够，必须配以另一必要条件——工人管理，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和对劳动产品的处置与投资等重大事项的决策。通过加入“工人管理”概念，阿格尔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民主化标准：生产过程的民主化是与把所有权和管理权直接交还给工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把强加的资本主义控制转变成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密不可分的。在阿格尔看来，工人管理不仅对实现劳动者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可或缺，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环节之一。在这里，阿格尔得出二点结论：第一，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工人阶级既不拥有生产资料，更不支配生产资料，所以，如果生态运动不能把它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双重目标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目标联系起来，必将停滞不前或半途而废。第二，所谓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样不可能真正解决工人的异化和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格尔指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应再有新的支配关系，即“工人不仅必须拥有生产资料，而且还必须对其劳动进行民主的和非极权化的管理。” 阿格尔重笔浓抹未来社会的分散化、非官僚化、工人管理等系列特征是有其明确用意的，那就是为他即将论及的“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民粹主义之上”夯实理论基础。

　　四、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民粹主义之上

　　阿格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始终紧密结合北美的实际，通过结合美国的实际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应该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去。诞生于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主义在北美影响广泛，其特点是赞成基层民主和政治分散，反对高度集权的政府和高度分工与集中的企业管理方式。它对平民利益和公民直接参与社会各方面生活是一种促进，对北美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

　　在阿格尔看来，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北美生态运动才有激进化的可能，进而与工人运动内在联合起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缺乏发挥作用的现实土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缺少工人阶级基础，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北美（这里的形势与欧洲有所不同）同工人阶级并没有天然的有机联系，更多美国人信奉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2）大多数美国人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让北美的生态运动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才能使北美人民，无论是工人阶级，生态主义者，还是其他社会群体都能积极主动地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受其指导呢？阿格尔给出的策略是：在北美社会环境中（民粹主义影响广泛），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民粹主义之上，以便将成熟的激进生态批评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具体来说，一方面，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期待的生态激进主义，“美国政治生活中由来已久的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以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三项基本要求为基础的生态激进主义。” 另一方面，美国的民粹主义（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缺少社会主义成分，单靠其自身并不足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和权力制度，它本身也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要求。在阿格尔看来，这种嫁接如果成功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同时吸收欧洲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前者的核心思想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后者的核心思想是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并将其融合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为北美民众所接受，并产生革命性影响。

　　阿格尔指出，与美国民粹主义相吻合，北美社会主义变革的进程应当与欧洲有所区别，即它不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工业国有化、工人管理、总罢工等）开始，而是从调整分工及其官僚主义因素开始。这样，社会主义变革的传统次序就被颠倒了过来，即它“不是从异化的最深层的结构原因入手，而是从现代工人自我施加的认识上的‘愚笨’这样一些当代异化的表现着手。通过对专家的职业派头和专家的统治进行批判，我们就可以诉诸现代工人所遭受的挫折；然后，向工人指出专家的统治起因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本身。”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变革在北美取得胜利，可以分为两步走：其一，先批判并改造官僚主义及其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二，全面批判并改造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制度。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结合必然会产生要求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实行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化的压力。随着生态危机的降临，这种日渐增大的压力可使人们对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极大的期望，并据以采取行动，所以，他对生态危机的到来并不感到担心，相反，生态危机倒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有利契机。“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破灭了的期望并不感到担心，相反，他们会继续激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我们认为，这些战略是互相补充的……民粹主义（破灭了的消费者期望）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可以通过正确评价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努力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前景而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体悟到，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的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理论，它承接着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历史使命，力图将“自然的解放”这一当代意蕴纳入“人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视阈中，探寻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这一点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其他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绿色思潮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

　　五、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考量

　　正如阿格尔所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仍充满活力，那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重复关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陈腐口号，而是因为理论家们愿意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法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哪里存在异化，哪里就可能有用新的分析和意识形态观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阿格尔敏锐地捕捉到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在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的现实，立足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重生态危机，正视西方传统产业工人阶级斗争日渐衰落和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现实状况，及时修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转换其危机模式，通过复活马克思的辩证法，希冀扭转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对资本主义抽象批判的态势，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挥政治功能，在新的条件下践行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历史使命。

　　阿格尔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适时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法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致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流派，这是其应当被肯定的难能可贵之处。然而，就在所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注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及其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强调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性与首要性。阿格尔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将人的解放问题首先归结为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归结为消除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并不直接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新问题，同时，他又将革命动力建立在具有浓郁主观色彩的“个体需求”结构上，建立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需求变化上，而不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的。显而易见，在阶级对立和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关存在的前提下，单靠新社会运动本身而奢谈社会主义变革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由此，阿格尔在社会变革主体的现实力量问题上流露出困惑和悲观情绪也就在所难免。“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迄今尚没有据以实现这种和谐（使人与自然完全和谐一致）的适当的阶级激进主义。我们对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范围内会产生这些激进措施也不乐观。而即使能产生这些措施，我们对它们能否在组织上产生巨大冲击力也不那么自信。” 当然，在革命主体问题上的困惑与焦虑，并不为阿格尔所独有，它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

　　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构想中，信奉“小即美好”的舒马赫主义，把实施分散化、小规模、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作为消解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此反对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小即美好”的舒马赫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在实践中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庞大的失业大军、严重的资源短缺及人口爆炸等问题早已超出了一国范围，根本无法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部分。再者，阿格尔主张经济上实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这固然反映了他保护生态的美好愿望，然而其不顾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单靠遏制消费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只会陷入乌托邦。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明确批判过这种“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是：“它……是空想的……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

　　参考文献：

　　[1] Ben Agger, 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ction．Santa Monica：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Inc.，1979．

　　[2] Ben Agger, The Discourse of Domination: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Postmodernism, Evanston 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2．

　　[3]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5]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编辑：汪世锦）

　　

　　网络编辑：谭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