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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偶然性”: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读

　　强调“偶然性”,藐视“必然性”,这是后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观的重要特色。拉克劳在讨论政治学时提出,如果伦理要素是激进投资的要素,那么可以形成两个结论:第一,严格地说,只有不被存在规范框架既定的那个方面才是伦理的。第二,除了一个最初伦理事件的既有形式,任何一个规范秩序什么都不是。第一个结论由一种普遍性伦理的各种不同的变化形式组成,这些形式试图把某些规范内容重新引入伦理要素,试图使决定服从这样的内容,尽管它的限度是最低的。第二个结论是纯粹的决定论,作为一个最初的命令的、决定的概念。因为这个命令没有先验的界限,故我们也可把决定理解为根本没有界限。所以,那些与先验不同的界限是什么?答案是:构成某一个社会规范框架的沉积的实践的全体。这个框架能够经历很大的混乱,这些混乱要求急剧的重组,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到要求总体重建的那个点上。[1](P79-80)

　　拉克劳的结论是:(1)共同体的伦理实体——它的总体化或普遍化的要素——代表着一个既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是必然的对象,作为“不可能”,它同任何规范的秩序都不可比较;作为“必然”,它不得不拥有一个进入再现领域的通道,只要伦理实体被投入某种形式的规范秩序,它就是可能的。(2)当这种投资表明,在被投资的东西和接受投资的社会标准之间不存在内部的联系时,它依赖于决定的中心范畴,被理解为一种结合行动,这种行动建立在下列基础上:不存在外在于决定自身的先验原则。(3)决定不是纯粹的主体,但总是沉积时间的部分后果,既然主体是通过这一点来构建的,在其存在的社会标准中,它的决定将永不会从无中诞生而是源自伦理投资的不可能对象的置换。(4)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内部分裂的:当它被变位的情境所要求时,它是一个决定;但它也是这个决定的特殊的本体内容。这是设定秩序和秩序之间的区别,正在变化和变化之间的区别,本体论和本体的区别——这些对立面仅仅通过把第一术语投资于第二术语才偶然地结合。这个投资是所谓“霸权操作”的基础。(5)因此,这与“如果决定是偶然的,那么选择这个而不是另一个所依据的是什么?”的提问是无关的。如果决定是共产主义者语境的秩序内部的偶然的置换,那么它们能够表明自己对生活在这种秩序之中的人民是逼真的,而不是对被认为外在于任何秩序的纯粹精神是逼真的。然而,这种对规范/描述秩序的激进的语境化仅仅因为它被伦理要素引进才是可能的。[2](P82-83)

　　什么是拉克劳所说的“偶然”和“必然”呢?他写道:”如果葛兰西的主体同它自身的物质条件是一种偶然性关系,那么,将会形成下列两个必然的后果:1、不再存在一个必然发布绝对命令的客观事实,因为社会行动者的偶然干预部分地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构的客观现实。……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必然性”,它的意识耗尽了我们政治的或其他主体性。2、在某种意义,站在“积极的历史主体”这一边,我们仅仅发现了最终的偶然性。但是问题出现了:那个主体在哪里以及怎样构造的?它的构造场所和逻辑是什么,这个构造产生了主体同这种干预的偶然性特点保持一致而应该履行的行为是什么?……”[3](P44)

　　拉克劳上述观点表明: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而仅仅发现历史的“偶然性”。这种观点连他的文友齐泽克也不同意。齐泽克对拉克劳的观点作出如下的分析:第一,后现代政治学虽然有很大的优点,它使一系列先前被认为是“非政治的”/“私人的”领域重新政治化;然而,它在事实上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再政治化,因为在它内部进行操作的那种“政治”概念和形式是建立在经济的“去政治化”基础上的。对拉克劳来说,政治不是特别的社会领域而是植根于社会的偶然决定。因此,齐泽克断言:“新型多元政治主观化的后现代浮现当然并没有彻底达到政治行动的这一激进水平。”[4](P98)这就是说,拉克劳(还有巴特勒)虽然表面上十分强调“回归政治化”,但实际上,他们的“政治化”却是建立在“去政治化”基础上的,他们的所谓“政治”不是特别的社会领域,而是植根于社会的偶然决定。第二,拉克劳的霸权概念事实上是接近于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概念。在黑格尔的概念中,特别的差别与构成类自身的差异发生重叠;而在拉克劳的“霸权”中,在社会和它的外部限制,即非社会(社会联系的瓦解)之间对抗性的鸿沟被绘制到一个社会内部结构差别上。而在拉克劳的对抗性概念中起作用的不可能性是双重的:“激进的对抗性”不仅意味着它不可能充分地再现/阐述社会的完满性——在一个甚至更加激进的层次上,再现/阐明这种阻止社会实现其完满的本体论现实的对抗性/否定同样是不可能充分的。拉克劳公开指责“在成功的革命之后,一个非对抗性的自命的社会将会出现”这种观念是意识形态的,此时他就十分清楚这个悖论了。第三,正如拉克劳的作为不可能性/必然性的普遍性概念那样,巴特勒对普遍性赋予某些特殊内容以特权,同时压制或排除其他。她十分清楚普遍性是无法避免的,并且尽管每一个确定的普遍性的历史形式都包含着一系列的包容/排他——普遍性同时打开和维持着一种空间,质疑这些包容/排他,把对包容/排他的限制“重议”作为正在进行的争取霸权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当我们批评普遍性隐蔽的偏见和排他性时,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已经是在被普遍性展开的领域中这样做的:对“虚假的普遍”的正确批评不是站在普遍性之前的排他主义立场使之成为问题,这调动了普遍性自身所固有的张力,以及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正在形成的普遍性”之开放的否定性、分裂的权力与已经建立的普遍性的固定形式之间的张力;或者是如巴特勒所说的,一方面,我们拥有“僵死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普遍性,它包含了固定的包容/排他;另一方面,我们也拥有“生动的”、“具体的”普遍性,作为质疑和重议有关它自身“正式”内容的永恒过程。[5](P100)

　　拉克劳提出用“偶然性”来代替“必然性”,其用意也就是反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拉克劳指出:“我认为,彻底的历史主义是一种自我击败的事业。它并没有认识普遍进入全部特殊同一性构造方式。”[6](P53-54)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文版《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将Hegemony译为“领导权”。Hegemony有“支配权”、“控制权”、“主导权”的含义,国外学者把它说成是“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权”、“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权”)中说:“在解构那里,非决定性概念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德里达著作之中所表明的,非决定性渗透到先前一直被视为由结构决定控制的领域,人们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性领域的决定性。更深层面的偶然性所需要的领导权,是偶然的连接,这个偶然的连接是再缉获的因素的另一种演说方式,它所意味的不过是重新找回政治机构的行动……”[7](P6)可见,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事业从一开始就从解构主义或结构主义那里学得了非决定性即偶然性的方法,从而逐渐发展起自己的“偶然性政治理论”。凯尔纳和贝斯特指出,佩里•安德森在1984年曾经批评过“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地摧毁因果观念,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任何对历史和社会的可理解性、因果规则、解释机制等的诉诸都遭到拒斥,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领域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腔调。可以说,后结构主义理论导致了历史和社会的“随机化”。因此,安德森的这一批评“也完全适合于拉克劳和墨菲”[8](P263)。这种历史和社会的“随机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格格不入的。

　　拉克劳、墨非以及巴特勒的反历史主义观是一种历史虚无的观点,他们强调“真实域”,反对“普遍性”,认为“普遍绝对是空的”[9](P54)。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拉克劳和巴特勒无疑是在强调历史的“偶然”。这正如他们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琼•巴尔达克西诺所说:“拉克劳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的偶然性也就是多元主义排除掉了,如果重新提升偶然性,就可以增加多元性,就可以使历史的必然性其中包含多元性的维度。”(琼•巴尔达克西诺2006年6月20日在中央编译局的演讲“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这种观点是拉克劳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以贯之的。拉克劳和墨菲早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这一著作中就说过:“必然/偶然的二元论打开了通向多元结构合法性的道路,它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必须得到承认。”[10](P27)在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之所以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是要对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所强调的次序做一个颠倒: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这是不依人们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也不否认存在着偶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有紧密的联系,甚至会转化为必然性。但偶然性毕竟是事物不稳定的发展趋势。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偶然性取代必然性,这样的主次颠倒,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决定论。因为在他们看来,彻底的历史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自我击败的事业”,而历史的偶然性、随机性却能解释历史和使社会主义事业成功,这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的错误说法。

　　二、“偶然性”:为多元政治铺平道路

　　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有一句名言:“实现领导权的任务或全部政治力量属于历史偶然性领域。”[11](P50)其言下之意是:全部工人政党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都只是一些“偶然性”事件,根本不像马克思、列宁所论述的那样,是历史的必然性事件。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说:第二国际理论话语中的全部分歧的“危机”是“普遍历史发展”。拉克劳和墨菲还认为,与出现在俄国环境下的领导权理论相对照的是,资产阶级文明不充分的发展逼迫工人阶级冲破他们自己,承担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任务。问题因而不再是确保阶级统一,而是在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偶然性历史中,把他们的任务确定为实现工人阶级斗争政治作用的最大化。[12](P50)很显然,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第二国际之所以出现“内部分歧的危机”,这是由于受“普遍历史发展”所支配;俄国之所以发生工人阶级的革命,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偶然性历史”,从而使工人阶级追求“政治作用的最大化”。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俄国工人阶级的这种政治作用最大化,堵塞了通向“多元政治”的激进民主道路。

　　依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设想,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就是实行“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他们认为,如果激进民主的使命确实是深化民主革命并连接多种多样的民主斗争,那么,这样的使命就要求创造新的主体地位,从而允许对例如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等斗争作共通性表述。因为上述各种斗争不会自动汇聚,所以必须有一种新的“共通性意义”(common sense),以使每一群体的要求都能与其他群体的要求相连接。一种新政治哲学将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新政治哲学就是实行“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激进民主需要一种自由理念,这种理念超越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那种虚假的冲突,它是把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放在一起来考虑。在这点上,激进民主与那些想践行市民共和主义的作家们的见解是一致的。

　　墨菲指出,在众多的市民共和主义的作家中,马基雅维里的著作给我们提供的东西最多,但它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系统阐述今天的民主斗争的多样性所需要的全部政治语言,仍然不足以把握当今政治学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面临着政治空间的激增,这些激增的政治空间是自由主义和市民共和主义所难以理解的。许多社群主义者们相信我们只能属于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依据一个单一的共同善的理念就能统一起来。墨菲认为:“但事实上,我们总是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的居民,总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所建构的,总是偶然地、临时地在那些主体地位的交合处缝合而成。”[13](P23)

　　很显然,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在以往的革命运动中,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因为那是“社群主义”的做法。社群主义相信靠单一的共同善的理念,就可以把共同体统一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属于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的居民,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所建构的,之所以能够聚合在一块,是偶然的、临时的。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多元政治”来自“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是现代民主中的核心。“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就需要增强多元主义并为联合体和共同体的民主管理形式的多样性提供空间。”[14](P113)为什么多元主义政治要与偶然性联系起来呢?拉克劳的学生琼•巴尔达克西诺已经道出了玄机(参见上一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历史的偶然性加以排除,却主张工人阶级的政党排除多元政治。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阶级论的,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多元政治”、“多元民主”之类的说法,都不过是剥削阶级为了麻痹被剥削阶级的精神鸦片而已。

　　三、“偶然性”:反本质主义的借口

　　所谓“本质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事物的特性中,表现本质的部分被称为定义,因而,定义就是对该事物本质的规定和确认,表明一事物是其所是、不同于他物的特殊规定性。“本质主义”有三种表现形式:绝对主义、基础主义(或原子主义)和科学主义。西方哲学传统坚持“本质主义”,就是真、善、美,追求理性、真理、正义的精神诉求,因而成了人类知识信仰的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本质就是事物的全部或整体,就是事物的内部有机的、稳定的联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论。但若只看到事物本质的一面,而看不到事物的非本质的一面;或者光是追求事物的本质,不顾事物发展中的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这就是本质主义,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反本质主义”则不属这个意义。后马克思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则是要颠覆西方强调“本质主义”的传统,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以其“家族类似”概念去反对绝对的“普遍的本质”或“共性”;像福柯那样,以其“知识考古学”去寻找历史的断裂和偶然;像德里达那样,以其独创概念“延异”去否定“逻各斯中心概念”和“声音中心主义”,把本质无限地“延宕”;像利奥塔那样,借口反对“宏大叙事”,强调琐碎的、微观的、局域的“小型叙事”。总之,后马克思主义借口反对“本质主义”,目的是反对统一性、普遍性,肯定差异性、多元性、复杂性和偶然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的东西,例如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无产阶级的“霸权”、经济决定论等等都属于“本质主义”,而这些东西都已经丧失了其效用,所以要加以反对。

　　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反“本质主义”还与“女权主义政治学”的建构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在建构各种斗争的民主方案时,“本质主义”是不充分的。只有对“本质主义”进行批判,许多思潮例如德里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杜威、伽达默尔、拉康、福柯等等思想才能找到共同点。因此,对激进民主政治学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应把本质身份的这种解构看成是充分理解社会关系之多样性的必要条件,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就应贯彻于这种多样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正如齐泽克所分析的,拉克劳像巴特勒那样,完全仰赖于“本质主义/偶然性”的对立,把“进步”构想成从“本质主义”到越来越激进的偶然性的过渡。因此,拉克劳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由于“偶然”的历史格局而被结合起来的异质特征的矛盾混合物,而不是服从于一个根本的普通逻辑学的同类总体性。拉克劳和墨菲还把经济视为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所有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服从它的决定是必要的。为保证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求助于虚构:把劳动力想象为商品。结果这一虚构使马克思主义看不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要素的劳动力的完整特征,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长期被忽视了。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并不纯粹是资本的逻辑控制着劳动过程的发展,而是有多种原因影响着劳动过程的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劳工保护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是盲目地把它自身的逻辑强加给工人阶级,恰恰相反,它顺从了后者的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迫使资本从剥削绝对剩余价值走向相对剩余价值。显然,这种情况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解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以及正在恶化的劳动条件,将推动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然而普遍的倾向是,工人阶级越来越分化和分裂。拉克劳和墨菲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从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逻辑地推导出来。”[15](P95)

　　齐泽克进一步分析道,从“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后现代偶然的社会性别形式转变(在拉克劳那里),或者从性别“本质主义”向偶然的社会性别形式转变(在巴特勒那里),或者——一个更进一步的例子——从形而上学家向讽刺家转变(在罗查德•罗蒂那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认识论进步而是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变化的一个部分。但“本质主义”的概念是有问题的。首先,本质主义倾向于浓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抗而言,这三种层次是:想象的“本质”(稳定的形状,格式塔形态,它通过变化的连续流动而持续);主人—能指的太一(作为易变易指的容器的虚空能指);真实域的衰弱的一致性(创伤,它抵制象征化,同时触发这个重复性的象征化过程)。其次,拉克劳没有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特征:黑格尔所谓“假定先决条件”的最终之谜是偶然性如何反过来“扬弃”自身成为必然性之谜。所以,拉克劳倾向于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真正黑格尔辩证法还原为简化的标准的偶然性概念。这样做的结果是将霸权概念变成与伦理—政治立场相连接的中性概念,这种含糊的要害在于拉克劳以及巴特勒理论结构中有关历史主义/偶然性本身之断言未决的历史性问题。[16](P237-244)

　　齐泽克强调:拉克劳理论最关键的部分是例证性的康德的相互依存思想,即霸权逻辑“永恒”存在的演绎与从“本质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朝霸权斗争的偶然性逐渐转向这一历史叙事之间的相互依存思想。每一种立场都适应于它自己的时代,所以在马克思时代,“阶级本质主义”是恰当的,而在今天我们需要偶然性主张吗?难道在马克思时代“本质主义幻象”是客观必然性,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则对偶然性的洞察成为可能?尽管社会政治生活及其结构是霸权斗争的现成结果,但在今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别的历史丛结中,即在全球化的偶然性的“后现代的”普遍性之中,政治过程的激进的偶然性—霸权性的本质依然最终被允许“达到/返回它自身”、从“本质主义的”包袱中解放出来。因此,齐泽克认为:有必要在某种历史视域内的偶然性/可替代性和为那种地平提供基础的更为根本的排他/排斥之间做出更为明确的区分。因为争取霸权的政治斗争,其结果是偶然的。所以“巴特勒和拉克劳是隐秘的康德主义者”,他们假定了一个(霸权的、性别述行的……)抽象的、先验的、形式的模式,在他们的框架内,这一模式考虑到了完全的偶然性。

　　齐泽克是拉克劳的文友,在本质主义的问题上,他不赞同拉克劳和巴特勒的彻底反对态度,因而具有合理之处,同时也说明拉克劳和墨菲、巴特勒等人用偶然性去反对“本质主义”的做法,即使在后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得不到一致的赞同。

　　四、偶然性的逻辑:实现霸权的旨归

　　拉克劳和墨菲的“实现领导权的任务或全部政治力量属于历史偶然性领域”[17](P50)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他们看来,由于欧洲资产阶级文明成熟程度,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所以欧洲的工人阶级不起来革命。而俄国则由于资产阶级文明发展不充分,所以工人阶级被迫冲破他们自己,承担不是属于他们自己本身的领导任务。问题因而不再是确保阶级统一,而是在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的偶然性历史中,把他们的任务确定为实现工人阶级斗争政治作用的最大化,也就是无产阶级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正如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所描述的那样: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进行他们“正常”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迫使无产阶级果断介入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做的结果是,任务本身的阶级本质和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存在着分裂,产生了一个“非决定性”的空间。

　　拉克劳和墨菲得出结论说,俄国反对“资本”的革命像葛兰西所说的,必须通过最大化地扩展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来证明它的策略是正当的。结果是在内在“必然”(与正常历史发展一致的阶级任务)与外在“偶然”(他们必须承担的任务与社会代表的阶级本质背道而驰)产生了对立。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所称作的“正统典型的历史错位”。这种“历史错位”在西欧是一种消极现象,而在俄国却成了积极现象:资产阶级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是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垫脚石。但是,俄国这种“历史错位”使历史偶然性比以前任何话语更完全地渗透到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片段已经失去了那些把它们当成阶段论典范的要素的本质联系,而且它们自身的意义依赖于没有得到历史规律保证的领导权连接。其结果,正如葛兰西所说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夺取国家权力,而是变成了国家”[18](P75)。其意思是说,像俄国这样的革命,虽然工人阶级组成了国家,但并没有取得国家的权力。因为“阶级领导权不是整个斗争的实践结果,而是具有最终的本体论基础”[19](P75)。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导致成立无产阶级国家,但并没有取得无产阶级的国家霸权。因为作为政治中心的工人阶级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特征,它还需要超越其阶级自身,通过连接到多样化的斗争和民主需要上去改变自己的同一性。

　　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说,本书是围绕着霸权概念、社会内部固有的新逻辑、激进政治和理论潜力兴衰变迁而构思的。“只有当社会开放的和没有被缝合的特点被充分接受时,当总体的本质主义和要素的本质主义被拒绝时,这种潜力才能变得清晰可见,而且‘领导权’才能开始为左派政治分析构成一个基本的工具。”[20](P216)换言之,只有在并不建立任何教条假定的“社会本质”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个“本质”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上,建立在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上,才能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霸权”。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依据上述决定论原理,证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最终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通信中,多次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1](P695)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22](P696)。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再一次阐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原理:“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23](P733)很明显,历史的必然性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偶然性决定于必然性。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并未如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排除了偶然性”,而是承认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作用于历史。但在对待偶然性和必然性二者的关系上,他们与后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他们主张偶然性服从必然性,必然性决定偶然性。许多历史事件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但历史事件的背后却是必然的规律在支配着偶然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是有规律的。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了抛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惜气力夸大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把一切历史发展的事件都视为“偶然事件”,这样做表现了他们对偶然性问题的迷误,这是一种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心史观那里,因而是诓人之罔。

　　

　　参考文献

　　[1][2][3][4][6][9]拉克劳:《同一性和霸权:普遍性在政治逻辑学构造中的作用》,载齐泽克编:《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齐泽克:《是阶级斗争还是后现代主义?是的,请》,载齐泽克编:《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7][10][11][12][15][17][18][19][20]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8]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3][14]墨菲:《政治的回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6]齐泽克:《没有结束,从头开始》,载齐泽克编:《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1][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