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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马克思一道超越马克思”,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努力的先锋。它不但通过发展和超越马克思来揭露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而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来批判当时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但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的应有地位,而且重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和伟大理想;不但厘清和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而且探索并展望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展望未来的方法,是面对现实、批判现实的理论,是对实践不断敞开的开放体系。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开放性特质的指认,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恢复,对人的主体价值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探索,无疑对我们在全新背景下思考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对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思维就意味着超越”,这是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注解。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欧洲惨遭挫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了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某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的错误,通过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传统的重新梳理和解读,试图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重新确立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中的地位,恢复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和辩证法的革命本质。

　　总体性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是理解黑格尔思想的一把钥匙。黑格尔运用辩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表现了人类精神的辩证运动,建构了以总体的“绝对观念”为核心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体系,而恰恰是这一辩证体系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与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总体辩证法的渊源,而且抓住黑格尔总体辩证思想中有价值的要素加以转化和创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认为,复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总体辩证法复兴的现实化是紧密相关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黑格尔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统一起来,以便对两代‘左派’知识分子起到推动作用”。[1](P8)卢卡奇深刻地洞察到费希特、黑格尔与马克思在总体辩证法方面的趋同性。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黑格尔的哲学是本着费希特的精神重新构筑出来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黑格尔没有达到或没有来得及达到,但又是竭力追求达到的那些思想的‘直接继续’”。[1](P9)诚然,在这一点上,卢卡奇似乎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黑格尔哲学,甚至与韦伯的“历史合理性”混为一谈。但是他把揭示黑格尔辩证法来源作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是合理的,“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系统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坚持的路径是大体一致的”。[2](P394)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就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3](P15)

　　正如施密特所赞誉的,柯尔施与卢卡奇一样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柯尔施看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导致了他们不能够恰当地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及其在整个19世纪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相反,“如果19世纪的哲学发展被坚决而彻底地以辩证的方法来对待,即使是以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不发达和部分地有意识的形式,即以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式,那么,19世纪的哲学发展就会立即以全然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4](P12)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忽视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再也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丧失了在实践上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对此,柯尔施认为,只有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特质,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和辩证性,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正本清源,与其说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回归,还不如说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展开超越的一种努力。布洛赫在《主体——客体》一书中明确表明了把黑格尔融入到他的乌托邦哲学当中的决心,以此克服把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立的传统观点。对布洛赫来说,这种传统观点不但把客观现实看作是独立于人的,而且否认一种主观现实的客观地位。他认为,应该以一种永恒的辩证的主体客体关系的方式引进一种真正的‘客观性’,因为真正的客观性在人类之前就存在并运动着,而人类历史恰恰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展开,主体和客体之间通过辩证的否定,不断推向更高层次的最终主体和客体得到完满的统一。[5](P73-75)正是通过吸收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法并引入歌德的诗性特质,布洛赫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这一价值诉求。

　　葛兰西则通过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葛兰西提出著名公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他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6](P7)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归结为经济基础和复杂的物质关系的总和不同,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不属于经济基础的层面,而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层面,也就是说它包含着整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关系。显然,葛兰西没有完全抽掉“市民社会”的物质要素,也没有否定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他只希望通过凸显市民社会作为不同利益集团表达自身利益的领域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旨在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克服市民社会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物质和意识、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对立,从而把市民社会拓展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最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

　　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精神,克服这种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对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是直接批判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化为实证科学和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倾向（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到他们行为的结果,以及由于某种选择性进程确保了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能获得成功。所以,观念是不重要的,或者只是附带现象,结果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或自然选择来解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科学”地崇尚“事实”、“物质”,将社会历史现实及其规律贬低为纯粹的自然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实证科学,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本质。柯尔施反对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分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哲学体系和革命理论。[4](P22)卢卡奇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3](P80)而葛兰西更是直接指出,将社会历史实践及其规律降低为自然物质的自然规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旧唯物主义。[7]总之,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研究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的总体辩证法,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向度,凸显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精神。

　　正如孙伯鍨先生指出的,“辩证方法的特点不是就事物看事物,而是就过程来看待事物,不是把事物看成一个实体,而是看成一个过程,不是把事物看成静止的现状,而是看做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现状”。[8](P18)辩证法的这种特质注定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僵化的教条或既定的公式,只能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3](P59)只能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4](P81)只能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和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对此,与其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回到了马克思”,还不如说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超越并发展了马克思。辩证的,也就是历史的、现实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没有停留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学究式解读,而是大胆地面对现实,接受挑战,试图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不管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欧洲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对30-40年代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都体现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实并通过现实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努力。

　　二、对“异化”的批判及对人类的拯救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著名命题。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一命题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价值论的意义。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他们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实证论的解读模式,“重新确立了实践论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求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之道为己任的现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或实践哲学本体论”。[9]在价值论的层面上,他们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当前社会现象的价值批判上,尤其是对技术理性、物化现象和异化现象的批判,以此实现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怀,探索人类的拯救之道。

　　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总体辩证法的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超越,那么,他们对主体论和实践论的建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恢复和提升。实质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把主体和实践引入了本体论和存在论,用人的劳动和实践去说明现实世界的存在问题和发展问题。因此,它更多的是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0]而不是“只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深刻领会和理解的前提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展开了对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无批判地继承了比希纳、摩莱肖特和海克尔的庸俗唯物主义,不但没有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和要义,而且是对主体和实践作用的无视与抹杀,是理论的倒退。因此,不但有必要重新回归马克思对主体和实践的本体关怀,而且更需要从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生成一种主体主义的实践本体论。 卢卡奇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提出把自然看作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把存在看作是一种主体实践的“交易”活动的观点。这种观点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物质本体论,把实践概念从纯粹的认识论中解放了出来。如果说历史构成了卢卡奇哲学的本体论基础的话,那么实践则构成了卢卡奇历史哲学的核心。卢卡奇的实践本体论是历史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换言之,卢卡奇的实践本体论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用实践去说明存在,从而赋予实践本体论的意义;二是用实践去说明历史和主体,从而赋予实践存在论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说,卢卡奇的实践论又是本体论和存在论的统一。

　　沿着这种思路,葛兰西更是直接提出了“实践一元论”。在他看来,正是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一元论,也正是通过发现人类的实践克服了唯心主义一元论和旧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两个极端达到了一种新的综合。葛兰西是把实践哲学作为与经济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它旨在凸现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以及作为生产力出现的人的劳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柯尔施则试图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来强调主体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在解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过程中,布洛赫也紧紧扣住劳动和实践的概念,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决裂演绎为从“抽象的人本主义”走向“具体的人本主义”的过程,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的主题。

　　在把实践和主体引入本体论的同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异化批判,表达了对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价值的诉求。这种物化和异化的批判既是对马克思异化和物化思想的继承,又是对西方人本主义的一种开新,更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生存困境的直接控诉。卢卡奇是试图通过异化和物化批判来拯救主体的最典型代表。从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出发,卢卡奇阐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特征。就客观层面而言,人的劳动创造出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庞大的异己世界,人们无法驾驭它;就主观层面而言,“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3](P153)因此,人与人自身相分离了,人丧失了自己。在对劳动异化和物化批判的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专业化、合理化和数字化发展对生产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这种技术合理化过程把工人的内在心理存在从他的总体人格当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得他的心理特征与其人格相对立;另一方面,工人被彻底地原子化了,因为生产过程分工越合理、机械化程度越高,劳动者就越不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人,反而成为一个庞大系统中的一个部件、原子。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物化现象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拓展到法律、文化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当中。面对人性的泯灭和扭曲,卢卡奇主张依赖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来克服异化,拯救人类。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历史性和辩证性这两个根本的方面。历史、实践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体构成了这种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而历史的发展也就成为克服异化、拯救主体的过程。[11](P144-153)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物化批判在布洛赫那里得到了发展。布洛赫认为,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之一,就是对新近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进行过度的指责,而却对资本主义的技术遗产保持着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布洛赫呼吁建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并在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关系的积极目标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技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由此建立起一种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5](P45-46)布洛赫还以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以其异化思想作为理论寄托,对资本主义技术发展背后的人的“物化”和“异化”展开批判。他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技术统治下的异化现象,“不可见的东西”不再被信任,“孤立的、分化的东西似乎比总体更真实”,其结果是价值缺失了,剩下的只是“世俗的、可计算的乃至最原始的冲动”。[12](P166)如果说卢卡奇试图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摆脱人类的这种奴役的话,那么布洛赫则考虑通过呼唤人们心中的乌托邦精神来拯救人类:“只有去想象一种在空间和概念的解放获得胜利之时的更高级的生活,才能够破坏无数的谎言和不知情的粉饰、借口、上层建筑、纯经济函数的变量,以利于永远和最终的真正的社会概念。”[12](P242-243)然而与卢卡奇陷入悲观主义不同,布洛赫保持了乐观的态度。他坚信,尽管“世界是不真实的,但它想通过人,通过真理回到家园”。[12](P279)面对人类境况,布洛赫强调,通过克服类的异化实现人类的解放,通过哲学反思的道路展开对异化的批判。这一特点直接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因为“新康德主义直接导致了从伦理方面解释社会主义的理论倾向,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自动实现的伦理目标”。[13](P31)在新康德主义的背景下,布洛赫看到了建构乌托邦哲学的康德哲学基础:对人的内在性以及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关注。同时,布洛赫也看到了康德哲学的局限性,即“康德的乌托邦的精神最终被局限在了方法和恶的无限性中”,“也就是说,康德的先验的方法导致‘绝对’只能是纯形式的、抽象的,它的有效性只可能出现在无限的过程之后”。[14]由此得出,布洛赫试图借助黑格尔的哲学改造新康德主义,把对人类拯救的内在道路与外在道路结合起来。

　　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的探索,还是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和技术理性的批判,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恢复和发展。可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主体问题的凸显,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价值目标的继承,又是对当时人类生存困境的一种回应。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当代人的现实生存处境,对技术异化条件下人的生存悖论进行深刻的揭示,对造成人的生存异化困境的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理性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理论上展现了扬弃异化、走出人的生存困境的美好前景。固然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不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人类目前生存困境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展望、对扬弃人类生存异化现实途径的探索都具有积极的和现实的意义。

　　三、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探索

　　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他们也是当时革命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不是关在书房里面的纯粹的理论家,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推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者和奋斗者。

　　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发展与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实践紧密相关的,他们正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在弗罗茨拉夫,作为一个国际和平运动创始人,卢卡奇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卢卡奇多次指出,正是因为苏联挡住纳粹法西斯之路,承担了反对希特勒战争的重任,挽救了全部欧洲文化和文明,把世界从法西斯的野蛮行为中解救出来的巨大贡献和强大作用,使他信仰和推崇苏联。可以说,对人类未来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热衷,对苏联反法西斯的毫不动摇的支持,促进所有民族和地区的发展的深切责任感,以及对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传统的同等关注,在他的思想中有机地交织在一起。[1](P164-165)葛兰西则是意大利共产党内第一个看出法西斯主义威胁并揭露其本质的人。1921年,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基本力量》两篇文章中,他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指出法西斯是以混杂的阶级要求为基础并不断地扩张,脱离任何中央和地区委员会的意志和心愿,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制度内部不受约束的力量。法西斯是意大利社会深刻解体的代名词,同它结伴而来的必然是国家的深刻解体。后来,法西斯党徒洗劫了都灵的工会大楼,葛兰西进一步明确了法西斯主义是各传统领导阶层为了防止劳动阶级夺权而采取的暴力形式。虽然布洛赫没有像卢卡奇等人那样成为群众革命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他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勇敢斗士。1933—1949年布洛赫在外逃亡时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1935年,在《这个时代的遗产》这部著名的文学著作中,他不仅精辟地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巴黎的“保卫文化”会议,并加入了巴黎反法西斯主义团体,成为巴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在参加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不但为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而且通过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反法西斯主义实践的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共产运动在欧洲的发展。

　　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建立工厂委员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希望工厂委员会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权力的真正中心并发挥真正的革命作用。在1918—1920年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柯尔施集中精力为建立在工厂委员会基础上的国民经济设计了一种假设性的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每个工厂的生产和工作都由该厂的工厂委员会来主持,工厂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制度设施。在《什么是社会化?》一文中,柯尔施把这种制度分为两个阶段。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对生产手段实行社会化,但工人仍然根据各自的产量领取工资;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上,劳动本身实现了社会化,工人将实行按需分配。在此,他不仅提供了他感到在战后的社会主义中所缺乏的这些积极内容,而且还抨击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国有化和工人参与的概念。尽管后来由于德国资本主义重新稳定,工厂委员会运动趋于衰落,柯尔施还是对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失败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撰写《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一书,企图为工厂委员会提供一种无产阶级法律。[15](P152-153)葛兰西也是工厂委员会的重要推动者。他根据意大利都灵等城市在1919-1920年间建立的工厂委员会的经验,把工厂委员会同社会民主党、工会区别开来,凸显了工厂委员会的共产主义革命本质。在他看来,社会民主党把议会竞选和工会活动当作自己主要的政治任务,但由于这些机构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演变而来,因而只能开展有限的策略性群众斗争,不会变为完成革命目标的工具。工会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社会的潜在继承者,它不是把工人当作生产者,而是把它当作挣钱的工具而组织起来的,工会培养出来的不是革命的团结精神,而是狭隘的利己精神,无法推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与此相反,工厂委员会则代表由工厂中一切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的民主控制,它是通向未来社会的关键。[15](P181-183)可以说,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关于工厂委员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是共产党人在欧洲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尝试,为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始终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与实践表示怀疑,并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展开批判和反思。

　　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新型革命模式的探索上。十月革命胜利后,苏共在共产国际中推行教条主义,要求西方共产党以苏共为中心,听从苏共的指挥,严格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致使西方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然而,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的西方革命却相继失败,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当时西方国家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主观精神准备,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由此他们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总体革命”模式。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葛兰西的思想显得尤其重要。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统治方式和俄国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缺乏民主传统,其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性领导来实现的,因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革命的唯一方式。但是,西方市民社会的性质使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国家从经济和政治上剥削和压迫工人,而且更多的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从而实现总体的统治。因此,革命的前提条件必须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然后再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革命模式应是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葛兰西从上述观点出发提出的“阵地战”革命策略,即革命的直接进攻对象不是“政治社会”,而应该是“市民社会”。应该对资本主义统治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立一切进步阶级的统一战线,西方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16]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革命”模式,是从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得出的积极成果,对往后整个西方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独立探索本国革命道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表现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及追求社会主义民主事业的努力上。在1956年匈牙利社会主义遭受严重危机,开始重要的“试验时期”,由于受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拉科西建立了自己的“小集团”,扭曲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匈牙利的社会痛苦不堪。此时,卢卡奇支持并拥护苏共中央消除个人崇拜影响的决议,集中批判了个人崇拜给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带来的危害。[1](P100-101)卢卡奇对斯大林主义批判的最尖锐的是,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对群众性的、通过民主方法建立的权力结构加以削弱并使之形式主义化的政治方法,是必须清除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之一。卢卡奇认为,重要的不是这些形式的组织和外在的方面,而是以民主方式自发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的本质,是那些能引起马克思和列宁重视的东西:上下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它们相互形成的实践。[17]卢卡奇还展开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体的研究。他指出,必须研究同特殊的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新的政体,这种新政体应该最大程度地超过资本主义民主。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一要摆脱过去的官僚体制,二要摆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幻想。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自发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是应该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1](P172-173)葛兰西则集中讨论了党内民主问题。党不是在僵硬的路线上组织起来的,也不是在人为地、机械地从上面强加的学说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是在斗争中,有机地、历史地产生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在组织上要实行“运动中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而不能实行“官僚主义集中制”。他猛烈抨击了官僚主义集中制,指出官僚主义代表着一种最危险、死板和保守的力量,而当一个国家的政党把群众运动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视为威胁之时,也就意味着它将会堕落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走向极权。因此,只有真正地发挥党内民主,才能真正地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15](P189-190)

　　再次,积极倡导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连续发生的重大历史现象,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普遍的历史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和卢卡奇所在的匈牙利都曾先后进行改革的实验,至60年代,这种改革扩展到东欧的一系列国家,苏联也曾步入缓慢而起伏的改革进程。改革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在苏联已经形成并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那种高度集中、过分强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同时要求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和民族特点,探索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卢卡奇积极支持改革,认为经济的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拱顶石,但经济与社会的其他方面的进步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发展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更需要开展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改革;不仅需要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革新。[18]事实上,从60年代中期开始,卢卡奇就对匈牙利国内的改革积极地给予了理论的指导,以自己的威信传递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支持。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他同主导的意识形态理论发生争论,但他不止一次为党的最高机关提供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独到的和建设的意见。正因为如此,他在生命的尽头,对自己的观点归纳如下:“……我在今天也还是推崇自由、彻底改革的思想家,而不是推崇抽象的,或者在我看来是‘原则上’反动的反对党的思想家”。[1](P174)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新道路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事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当代仍具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言,遭受苏东剧变这样的严重挫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遭到更为严重的冲击。“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或自行解散、或改为社会民主党、或严重减员、或思想混乱,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的迷失方向”,有的甚至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当时欧洲共产主义革命失败而开始探索革命新道路,这无疑为我们今天恢复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知识支持。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仍是当前我国的重要任务。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虽然主要是来自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思考,同我国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反差和区别,但是,他们思想中包含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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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M•阿尔玛什.卢卡奇论民主[J].国外社会科学,1986,(5).

　　[18]张翼星.卢卡奇晚年论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2).

　　[19]徐崇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新动向[A].李惠斌,叶汝贤主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