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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球现代性:一种新的现代性

　　我在单一的层面上来理解全球现代性这个术语,用詹姆森(Fredric Jameson)的说法就是“单一的现代性”,不过它带来了关于现代性的矛盾观点,变成了这些观点互相冲突的场所。[1]我对全球现代性的单一性的坚持,源于认识到对全球化的论证的有效性及其蕴含的全球共性。同时,作为一个概念,全球现代性本是用来克服被置入全球化概念中的全球共性与同质性这一目的论(以及意识形态的)偏见的。它还认识到碎片化与矛盾化这一同样根本的倾向也是全球化和过去遗产的产物。在被投射到全球情景中的时候,这些遗产被说得有点过分夸张了。这个视角中的全球化不止包含对乌托邦式的地球村,或相反对一种令人厌恶的全球霸权的幼稚的预期——这两者的不同取决于视角的不同,还包含全球性的边界增多。在现代性被全球化的同时,它会为那些已有的边界添加新的边界。多重现代性或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观念,在被转换成自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的现代性传统的诸单元时,实际上是将现代性主张给普遍化了,其方式就是将这些主张擅自当做另外的非常不同而复杂的过去所赋予的东西。[2]这些主张经常无视当下的现实,它们假定可从当前的差别或共性中推断出未来,这是很成问题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抗殖民主义和不公正的权力关系的斗争已经让位于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了。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带来的全球性压力让国家、文明的存在变得更加微不足道,这一点得到了全球性中的国家或文明文化现状的印证。这一点还把过去(殖民现代性)与我们对当前的理解紧密联系起来,带着越来越激烈的、试图重置那形成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的权力关系的斗争。

　　现代性的全球化不应只在一个琐碎的意义上被理解——一个原有的现代性伸出来,覆盖到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被排除在它所带来的利益之外的人(正如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的配置中那样)。它还应该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在现代性主张迅速增长的意义上被理解。这样一来,传统不再意味着与现代性的对立,它们在现代化话语(modernization discourse)中与之对立过。除一些独特的如塔利班组织这样的例子外,它们也不再是向后看的保守主义了。它们愈加被用来帮助建立可选择的现代性(但很少是现代性自身的替代者)的主张。它们并不指向过去,而是从过去中迂回出来,走向另一种未来。它们从社会主义那里接手了一个任务,就是为那些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压迫或抛弃的人说话,为未来指出不同的可能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主张区别的观点在大多情况下都预设了一种共性:进步与发展的假设在对发展的迷恋(即发展主义)中获得了重要性。对发展主义来说,唯一的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带有一些本地性的修正,而这修正的未来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它们所体现的这些矛盾是非常真实的,且在文化、政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获得了发展的成就的支持,对文化差异性的维护就多起来了,摧毁了现代性的欧洲中心模式的普遍主义预设。但是,主张差异性的观点的文化预设本身也屈从于那种分裂性的力量,因为它们鼓吹要以发展为目标,而发展又会带来社会、文化力量,包括那些跨国的阶级,这些力量不能被轻易地包含在那个想象的文化熔炉中。这就是我在谈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普遍化时想到的:矛盾不仅处于各社会之间,更重要的是它就处在社会之中。如果这就是实际情况,那么,当代关于普遍主义与排他主义、同质化与异质化,甚至关于后殖民的混杂和第三空间(Third Spaces,指的是介于殖民和被殖民之间的第三个维度。——译者注)等概念的争论,大部分都是不切题的,它们妨碍而不是促进了分析。[3]

　　首先,因为那些争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是非此即彼的,它们取消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全球可见的):两种倾向都可能起作用,不是在某种肤浅的混杂的过程中,也不是将混杂空间替换成老的本质化的空间,而是它们所体现的空间与矛盾的迅速增长。

　　其次,那些论述着眼于欧洲中心主义,因此回避了资本主义问题,将分析局限在文化、国家或文明的价值等抽象层面上,忽略了在技术价值以及相应的文化实践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那些重要的转变,这与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紧密相关,不管为了满足本地的需求它是否会被修正成另一副样子。鼓吹普遍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可能已寿终正寝,不过,对于那源自欧洲和北美历史的、即使其来源可能已遭到遗忘或忽视的,现在仍统治着世界的资本主义文明,我们很难作出同样论断。我们应该认真地将那些主张不同的过去与不同的未来的不同观点,视为像盖埃诺(Jean-Marie Guéhenno,一个在美国的法国外交官,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关于全球化的言论。——译者注)这样的人所感知的那种受现代性体制压制的“历史的复苏”。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点,即那些文化所赋予的东西(它们为这些观点辩护)已经被彻底灌输了生产与消费的日常价值,这些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欧洲与北美在这些价值的发明与传播中仍扮演着主要角色,即使它们已不再直接提供传播那些价值的主体。生产与消费在跨国机构(它们中间那些最重要的跨国公司大多在欧洲或美国)之间的全球化,正在创造着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他们不仅有着相似的职业,还有着相似的教育和生活方式。[4]近年来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大学教育的跨国化,不仅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的人走进了第一世界的精英大学,第一世界还为第三世界输出了教育模式,输出了现实的大学校园的模型[5],这种关系本身并不是新的。但是那曾经由教会活动所承担的事情现在直接由一个教育组织(教育机构、教育顾问、出版者)负责,这不是不重要的,那不仅处在公司的直接控制下,还越来越仿造公司管理的模式,并且在教育自身的技术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6]在这个视角中,自身就由跨国公司所发明的多元文化似乎变成了一种在一个共性背景(没有这个背景,差异性将会是毫无一样的)中管理差异性的方法。

　　第三,由此可见,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在它们把国家、文明或所谓的“文化”视为其单元的范围内,变得越来越无意义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将会为文化带来不同的地方性。这个阶级可能会带有本地特征,但是它通过参与共同的政治经济组织、共同的教育、生活方式而被联合起来,这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第三空间”,还使他们远离了他们的直接环境——有时在紧闭的大门内仿照美国的生活方式。[7]对于其他社会团体,也可以说这些同样的话。随着女性们参与全球性的相似的文化实践(因她们所处阶级的不同而不同),或团结起来反对全球化的蹂躏,性别观念也越来越全球化了。移民的小商人和工人处在社会分层的另一端,他们来回穿越各国家、各大洲的边界,因而参与了同一种文化,为表面的全球化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社会和要去的社会。这里要说的全部东西并不是全球性的同质或全球角色的同化,而是一个关于物质和文化背景的问题,这些背景立即由这些过程产生,并将社会带向不同的方向,创造出新的联合,也创造出新的分裂。任何对当代全球化过程的考察都应该留意这个问题,留意这个“文化的本地性”——我们违背霍米•巴巴的意愿来借用一下他这个准确的术语,❶这个问题不再与国家或文化有关了,尽管当下有明显证据表明在所谓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儒家信徒之间存在着冲突。文明或国家的作用更像是一个鼓动性的观念,而不是对社会日常层面的生活的描述。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那些冲突,因为鼓动性观念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不应该蒙蔽我们,让我们看不见同时存在的那股一面鼓吹全球共性、一面鼓吹全球分裂的很多其他维度的力量给我们带来的复杂性。我想把在这里似乎只有一种维度、而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维度的一种历史进程的全球化,添加到很多本地化维度的已有力量上。本地化有着重新配置那些力量的能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自己被重新配置了。这就是全球现代性的矛盾。

　　二、全球现代性的四个特征

　　如果我要在这里简要地概述一下“全球现代性”的突出特征,那么它包含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把它作为一个概念与早期的现代性与全球化给区分了开来。

　　首先,全球现代性在很多方面是全球化在当代的终结。换言之,我们所知道的(由资本主义所驱动的)全球化并不是某种正在发生的、要达到其目的的事情,也不是某种将要发生的事情。它已经发生了,其结果就是全球现代性。确实,哈特(Michael Hardt美国文学理论家和政治哲学家。——译者注)和内格里(AntonioNegr,i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译者注)所提出的“帝国”恰好就是有关全球现代性的一个事实,美国作为一股超级军事力量,为它自己鼓吹全球霸权,有时甚至拒绝他者对国家主权的要求。❷但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帝国,它为其统治的替代品打开了空间。在这些空间内,帝国的挑战者正在浮现,它们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民主、公正、人民主权等现代观念,还来自过去遗产的复苏。这不只是过去的遗留,而是对已经被现代性彻底改变了的遗产的重塑。换言之,它们是后现代的。这些遗产间的冲突是关于可选择的现代性主张的,它们被这些主张和互相冲突的利益所划分,因此它们也根源于一个由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所定义的共同领域。

　　其次,尽管在力量与物质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尽管已经与一种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合并,全球现代性仍然有着暂时的同时代性的特征,这使其和早期的欧洲中心的现代性互相区分开来。仅仅在二十年前,费边(Johannes Fabian)出版了一本批判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时间及他者》。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拒绝其他文明具有“同时代性”这一点对现代性的欧洲中心目的论来说是根本性的。❸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的东亚的“他者”就宣称一种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可能的优越性。现代化话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划分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使它们处在一种零和(zero-sum,在比赛中一方得益必然引起另一方损失。——译者注)的关系中:越现代,就越不传统。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成功,那些所谓的东亚“老虎”们已经觉得自己有权利宣称它们所利用的那种儒家传统并不是一种(像不久前那样)衰败的传统,而是一种成功的传统,这个宣言得到了它们在欧洲与北美的拥趸们的支持。同时,伊朗1979年革命带来了关于伊斯兰地区的现代性的论点。全世界的社会一个接一个地复活或宣布它们的传统(或文化遗产)与现代性是相容的,并将这一点当做了它们主张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基础。在国家、“文化”、“文明”间的彼此认知中,这个前进/倒退的区分并未消失,但是越来越多方面地受到了同一族群内部差别的制约,包括那些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和那些没有走在这条路上的族群的根本结构性差别。全球现代性绝没有带来民族国家或者民族主义的“死亡”,相反,我们在最近几年已经见证了民族主义的增长以及在面对人民时国家权力的增强。与全球化相关的转变则属于另一类型,国家抛弃了对它们大部分人民的责任,将注意力从国家的表面转到那些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全球性症结上去了(不要将这一点与对国界的忽视混同起来)。

　　再次,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重新安排了全球关系。冷战期间出现的三大空间定位被内化于现代化话语中了:社会主义第二世界的倒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资本中心的出现,最终把这种简单的地理性空间定位给弄乱了,并在这个过程中引发了关于作为经济、政治或文化的有机单元的国家的问题。那被称作全球化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由各种层面上(从全球到地区到国家到国内到地方)的现象组成的大团块。这种空间定位被早期遗留下来的空间定位,如我前面提到的殖民空间与本国化空间给进一步复杂化了。目前既有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比如上海),也有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比如新奥尔良)。全球资本主义铺张在一个网络中,全球化城市就是那些网结。这一点还意味着经济活动从表面转到了这个网络中,我接下来在讨论全球化下的公众健康时会谈到这个转变。这里已经可以说,随着资本(以及相应的)组织在这张网络中的运行,那些不在这个网络中或处于这个网络经济之外的人被遗忘了,他们只能通过这个网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诱导效应感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现正处在一个边缘化的过程中,或者用某些人类学家的更加强烈的说法,就是“被遗弃———被扔掉,被抛到地球之外”。[8]

　　最后,不仅全部空间都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这一点有力地揭露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所有越过国界的人们也是如此。换言之,随着在性别、民族形态等层面上彼此不同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及相似阶级的出现,阶级的结构已经覆盖到了全球。这一点体现了那些仍旧把国家与文明当成其单元的论证是令人误解的。这样的论证忽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跨国化与跨地方化(这区别于全球化)。那些原来被视为国家与文明之间的差别经常是同一个社会内部的差别,这些差别,当我们是把注意力放在国家、文明的边界之内还是之外时,经常不为我们所见。阶级、性别与种族,以及一种或另一种组织形态(从非政府组织到跨国公司到专业组织)都同国家及文明一样,都是“文化地方化”的,这一点把社会形态与文化布局给搞复杂了。正是这种复杂性使我们难以谈论帝国主义,谈论文化同质化或异质化。资本本身(更不要说国家了)似乎看不见它们的未来,似乎超出了那些以直接权力和利益为目的的对现存差异的操纵的能力范围,所有这些会在哪里结束?在这里,这几乎是不可预测的。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说到“可选择的现代性”是无意义的,好像可以从当前的文化复兴主义中带有目的论性质地推断出未来似的。这样一种历史过剩而未来不足的事态,才是全球现代性这个概念想要囊括的东西。也有可能出于这同一个理由,大多数我们当代那些“后什么什么”的词汇首先都指向过去,而没有勇气或者不愿意去标识未来。

　　全球现代性的矛盾也使谈论殖民主义成了一件难事(不仅在当下,而且在一种暗含的意义上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中,当下是它自己那个复杂且多向度的转变过程的产物)。作为一个概念,随着现代性与传统之间那个暂时的鸿沟被消除,殖民主义也失去了很多批判力,只是在一个时代之前,它合情合理地身为一个进步主义者与欧洲中心的现代化话语,还激烈地批判了启发了殖民主义的殖民主义者的冲动。这不是说那些冲动已从全球政治中消失,而是说它们带着比过去复杂得多的伪装出现了,这破坏了殖民主义在更早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历史的解释或一种鼓动性的政治观念的能力。

　　三、结论

　　作为结论,我想要对全球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含义作进一步评论。首先我想要强调把当代全球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后欧洲中心的秩序。那种我们一般将其与现代性等同起来的欧洲中心的现代性塑造了全球现代性,同时又被全球现代性所替代。这是我坚持全球现代性是殖民现代性的完成的一个根本理由。在一个层面上,全球现代性是殖民主义的终结,是促使先前被殖民的地区走向现代性的那种去殖民化活动的产物,这种现代性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替代者。另一方面,由于现在还没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深陷殖民主义困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那些假定被全球性地内在化到各个社会中,因此它也可以被视为殖民主义的普遍化和深化。这种含混性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亲眼见到的东西(从资本跨国化到人员流动到文化冲突),并不像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殖民主义得到重新配置那样的去殖民化,这一点使得对全球性管理来说至关重要的那些新国家的运营公司以及公司带来的为这种管理提供人员支持的阶级诉求变得必要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对早期殖民体制的破坏与去领土扩张化与其说终结了殖民主义,还不如说加强了殖民性的冲突——现在被改写成了关于全球性的冲突。用最近一本书中的措辞[9],就是“很多种全球化”。早期对权力的殖民性构建(包括对物理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绘制)的痕迹,仍然可以在全球性地缘政治学中看到。随着先前被边缘化的国家和殖民资本主义第二梯队参与到竞争中来,这种权力建构提供了全球政治的背景与范围。

　　对殖民主义的理解与描述的改变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国家间、国家内的全球性权力的变化紧密关联。这种变化支持的是这样一些群体和阶级,他们是自己所支持的可选择的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在殖民的过去中看到的不是现代性的障碍,而是为他们自己的结构所准备的熔炉。当代世界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经与过去决裂,使得这些变化成为了可能,同时它还为自己加上了一些殖民现代性(换言之就是现代世界)的特征,它自身就是这种殖民现代性的产物。也可以灵活地解释这一点,将全球现代性视为殖民现代性的历史性完成,但是殖民现代性的视角仍然可能引起我们关于现状所提出的问题与该视角所指向的未来的新动向。至少,它有助于解释在涉及当前与过去的关系时广泛存在的矛盾心态。与这种矛盾心态相关的是全球化还是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帝国作为中心的世界还是由互相冲突的文明所组成无中心的世界的问题,以及这个世界的统治与霸权主义的问题。殖民现代性的全球化,还可以有助于解释我们中间有些人所感觉到的那种当代全球现代性所固有的法西斯主义。

　　全球现代性的另外两个含义也很重要。一个是近来有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转移到东亚(特别是中国)的讨论,阿锐基[10]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强有力地给出了这些讨论。❹如果世界就这样继续下去,随着美国对世界的支配已时日无多(尤其是在上一届政府的不幸遭遇以后),很可能事情就会是这样。此外,尽管中国通过为世界充当生产者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实力,但是中国是一个有其困扰的国家,它深受社会分化和冲突的折磨,它面临相当多的生态问题。它到底能不能把在发展上的成功转变成世界其余部分的统治性典范,这一点尚待观察。同其他“可选择的发展”的例子(现在这些例子包括了印度、南非与巴西)一样,中国的诉求仍然是本地的。有趣的是,倘若一种统治性的普遍主义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着,那么宣称这种普遍主义的仍然是那些一开始设定这些游戏规则的欧洲与北美的老的核心。尽管它一直宣称独立自主,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大部分是在跟随美国的步伐。确实,阿锐基对美国支配地位的衰退的分析要比他对一个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支配体系的崛起的分析要更为自信得多。一般说来,那种为世界经济预设一个中心的“世界体系决定论”并不是处理一个分裂的世界的最好办法。当前的现状最容易让人想起一种缺少一个统治者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让国际关系学家很头痛。

　　另一个方面更具历史性。全球现代性对欧洲中心的取代还引发了关于现代性之来源的问题。欧洲中心对现代性的阐释,一直以来就把现代性当做一个从古希腊到现在的欧洲历史的自然产物,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这个观点是现代欧洲的发明。相反,历史学家越来越一致认为欧洲现代性本身就是很多全球性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还包括对美洲的殖民。这种现代性是不是这些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很多现代性中的一种呢?欧亚大陆上不同地方的这些交互作用中会不会产生“多重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呢?每一个这种现代性都带着本地与全球交互作用而产生的特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下述是不是可能的:这些可选择的现代性被一种产生于欧亚大陆块上的某个地方的现代性所扑灭,身为它的唯一产物的资本主义增强了这种现代性,它征服了世界的其余部分,给了现代性以它的名字,而且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它用它的价值来塑造了这种现代性?当代的全球现代性可能带着那个先于欧洲支配权的过去的回声,这些回声是很模糊的,因为那个世界随后就被欧洲的支配和统治所重塑了。驱散这种统治使我们不仅看清了现在,还看清了欧洲中心的现代性所设立的那些标准之外的过去。这不是在否定欧洲中心的现代性的独一无二性,或是在否定它在制造现代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将它如其所是地放置到历史中去。

　
　　注释1：

　　[1]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为了把这里的论述与在多重的层面上考察全球现代性区分开,后者可见那些包含在《全球现代性》这本合集中的文章(由费舍斯通、拉什、罗伯特森编辑,千橡市的智者出版社1995年出版),以及《戴达罗斯》杂志(Daedalus)的一期专刊——《多重现代性》中的文章(2000年冬,1,129)。前面这本书把“全球现代性”视为全球化的替身,《戴达罗斯》则认识到了现代性的单一起源,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强调基于文化的差异,而不是现代性的共性。我认为这些研究是有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它们倾向于以全球化的名义回避现代性中的殖民性问题。“单一的现代性”可见詹姆森的《单一的现代性:关于当前存在论的文章》(Verso出版社2002年出版)。

　　[2]我在其他一些地方针对中国的例子讨论了这一点,最明显的是在“边缘中的孔子:全球资本主义和儒家的复活”,载于《边界2》杂志(1995年11月,第22卷,第3期,第229-273页)。对现代性预设在印度历史中内在化的方式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可见普罗卡什(Gyan Prakash)的《另一个理由:科学和现代印度的想象》,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这里,普罗卡什的讨论特别切题,因为他在考察这个问题时使用了“殖民现代性”。

　　[3]我在提到中国时用很长的篇幅分析了这个问题,见德里克的《市场、文化、权力:制造中国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亚洲研究回顾》(2001年3月,25,1),第1-34页。

　　[4]关于跨国资本家阶级,可见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巴塞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及罗宾逊(W illiam I. Robinson)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跨国世界内的生产、阶级和国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4出版。

　　[5]这种发展需要大量更近一步的关注。一个富有启发的讨论可见欧兹(KrisOlds)的《当今新加坡学术自由新路线分层中的议程与传播准则考察》,见科撒尼安翁斯卡(Barbara Czarniawska)与萨夫(Guje Savon)编辑的《全球观点:观念、对象和实践是如何在全球经济中传播的》,利本与哥本哈根商学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2003年,北京大学(中国最好的教育机构之一)的领导制造了一次轰动,他们想要改革这个大学,包括用英语来授课。对于这次辩论的搜集可以见钱理群、高远东编辑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还可见戴晓霞、莫家豪、谢安邦(此处英文原文为XieAnna。应为XieAnbang——译者注)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及王啸的《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6]英国利物浦大学在2005年10月底宣布要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在中国建造一个校区,这个校区将着重于工科。有趣的是,从一个报道中可知这个校区被设置在中国东部的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地方离利物浦和西安都很远。这个地点的好处是这里是中国的外国企业之家,有53家《财富》杂志的500强企业。换句话说,这个大学的建立是又一个高等教育作为企业(这次是“联合企业”)变成了中外商业合作的标准形式的例子。还有,这个交易得到了搞跨国在线教育的罗瑞特教育有限公司的背后支持。见科提斯(Polly Curtis)的“利物浦建立中国大学”,《卫报》2005年10月27日。

　　[7]有很多关于这样的发展的报道,其中有一个最精彩的例子,见《看上去像美国贫民窟,但它是印度的住宅》,《卫士报》2005年10月9日,第A19版。在中国,有很多房地产开发项目都用美国的地名,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地名来为自己打广告。

　　[8]弗里德曼(JackR. Friedman)的《矛盾、被抛弃与地球之外:关于心理状态》,第5页。这是一篇未发表的文章。我感谢弗里德曼教授给我这篇文章。

　　[9]贝格尔(PeterL. Berger)和惠廷顿(SamuelP. Huntington)编辑的《很多种全球化:当代世界的文化多元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文章题目指的是当代世界越来越努力地要把国家与文明的价值投射到全球化情景中去。换言之,我们现在都是帝国主义者了,尽管在这个事业中我们干得有好有坏!

　　[10]GiovanniArrighi(1937-2009),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家,出生在意大利。

　　注释2:

　　❶HomiBhabha,The Location of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❷MichaelHardt and AntonioNegr,i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0.

　　❸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Other: HowAnthropologyMakes ItsObject, NY: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83.

　　❹GiovanniArrigh,i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theTwenty-First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作者简介:阿瑞夫•德里克(ArifDirlik),男,印度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RajniKothari主任。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