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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
《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①一书从“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当代批判理论进行了解读,和其他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同的是,它选取了1968年作为评论的开始,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思潮,不如说是各类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遭遇的危机所作出的反应。从这一点出发,本书把哈贝马斯、德里达、利奥塔等理论家都视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所选的是本书的导论部分,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一书旨在对当代批判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几位人物进行介绍和评述。有别于其他著作之处在于,我们选择人物作为参考,来阐述批判思维中有争议的一个关键词,即“后马克思主义”。即便非专业读者也会明白,这会遇到某些困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与恩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的研究,以及他们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密切相关的。很多从事政治和批判理论研究的人将其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一些人甚至把此书作为研究该领域的唯一文本。②如同“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所暗示的,其宏大的目标是:在离开马克思之际,同时又要确认从历史舞台“后退”的马克思对构建左翼激进话语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种调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那些或坦言相告、或含糊其辞地准备将已经图绘的这一“计划”推行下去的人仍是少数。即使大体上可归属这一派别的人,如斯拉沃热•齐泽克,也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敬而远之。“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可以别在他人身上的标签,而不是自我认同的标识。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些人如斯图亚特•西姆,把后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一种羽翼丰满的“思潮”,它根植于俄国革命和第二国际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因分化而导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③据称,后马克思主义包括许多(或许是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和葛兰西。所以,我们可以从作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合作研究的“后马克思主义”迅速转向这样一种定义,即坚称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潮”,它在某种程度上联合了批判理论中的诸多关键人物。不过,这两条路径都是有问题的。前者轻易地认为,与拉克劳和墨菲相关联的计划,其形式和性质都是与众不同或独具一格的,因此可推定,它表现出事物“正常”秩序的断裂。它也假定,一个标签只有被自觉地用作自我描述时,才具有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标识”的作用也将大打折扣。马克思也曾公开宣称自己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仿佛以这样一种姿态,就可以使自己脱离那些在自我描述时乐于使用这一术语的那些人。更为现实的是要注意到,有众多理论家通过质疑和取代马克思的研究,试图在某个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马克思,而拉克劳和墨菲仅是其中的两位。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的思潮,这并无益处。这并不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变体或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无所作为。其潜台词就是,拉克劳和墨菲的研究,是通过一种特别的质疑而得以兴发的;换言之,即质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性实践和鼓动性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与恰当性,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探究是不同的。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等人并不是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衰竭才起来行动的,或借用卢卡奇的原话,也不是为其“复兴”和繁荣而行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对其进行阐释,而不是用其他思想体系或理论观念去取代它。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深怀所系,而不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胸中所图。它们是“1968年后这代人”的情感集结,而不是对1968年事件的悠长回味。为什么会是“1968年”呢?这个时间能指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意义何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1968年代表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开始。就东方而言,“布拉格之春”消解了这种观念,即苏联代表了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中心和“劳苦大众”的典范。随着苏军的坦克驶进布拉格街道,那些徒劳地执迷于苏联道路可通达共产主义这一神话的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前景即使不是弥天大谎,也是遥不可及的。改革共产主义是具有亲苏立场的西方知识分子和许多东方左翼分子的希望所在,它也在经历尝试之后宣告失败。或者毋宁说,苏联当局对居于共产主义世界边缘的这些乖戾的举动日渐失去耐心,最终举起了屠刀。这次事件之后,只有最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还死死抱住这些落空的希望和破碎的期待,认为这是苏联共产主义的进步特征。布拉格之春促成了对苏联道路的重新评价,但这一重新评价不再是怀旧式的了,不再是对那些为劳苦大众领路的先驱、精英、干部以及起义的战术的追忆了。
1968年也见证了“巴黎事件”,尽管这一事件的开展并非肇因于合法的法国共产党;相反,法国共产党作为有待解决的问题被暴露出来,它没有充当革命政治的火种和催化剂。欧洲马克思主义组织再遭重创,自此之后便一蹶不振,分裂为各种各样的欧洲共产主义、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派别。1968年显示出的进步政治,与其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内或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毋宁说是在“别处”——在“大街上”,在“铺路石下”,在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这些新社会运动中,它似乎无所不在,除了党内。传统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已经悄然变质、“寿终正寝”或拒绝行动。这就引发出自1968年之后什么才是使左翼理论和实践富于生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或是谁将成为社会变革与批判的新的代言人,且普遍地得到认可?托洛茨基主义,其异端性自不待言,但仍寄希望于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再度觉醒。“二战”后的发展已使这一期待日益成为问题。虽然危机、通货紧缩、滞胀与失业大量存在,但这些现象中还没有一种能把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等鼓吹的改良期待中唤醒出来。更为糟糕的是商业广告与市场营销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和丹尼尔•贝尔等批评者所抱怨的那样,这使替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任何前景都显得更为晦暗。那么,新的革命主体或反资本主义主体又从何而来呢?
“后马克思主义”就是对上述危机的回应。很显然,这是拉克劳和墨菲的“研究”的背景,也是其他各种研究路径、理论革新与理论策略的背景,所有这些都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为了完成本书的写作目的,我们选择了1968年这个年份。它就像矿脉的勘点,所有的讨论都围绕它展开。但即使我们接受1968年作为思考这一话题的起点,仍会存在下述问题,即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其兴发的原因以及主要特征是什么,假如我们承认“后马克思主义”不只限于拉克劳和墨菲的研究,那么如何开始呢?
考虑到本书的性质是将这一问题介绍给学生和感兴趣的读者,因此,我们不想现在立即对“后马克思主义”下一个公开的定义,即便是纯理论性的。相反,我们宁愿把1968年这一“重要时间”界限作为指南,去选择我们要加以考察的思想家。既然拉克劳和墨菲乐于把自己的研究称作“后马克思主义”,我们自然也把他们包括在内。然而考虑到一些思想家和理论家普遍对“后”这一前缀的抵制,尤其是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抵制,事情变得更为棘手。我们的兴趣在于那些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断言,马克思主义存在“危机”,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已经土崩瓦解,因此,必须对马克思的研究和遗产进行重新理解,以重构批判,并以此作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回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假定“后马克思主义”(不管最终怎样界定)的中心议题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内,尽管它有时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更新批判的基础。我们的兴趣在于那些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思想轨道上的人,而不是那些飞身跃入太空,让马克思主义如彗星之尾曳于其后的人。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乞灵于维特根斯坦,声称我们的兴趣在于图绘思想家与理论家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尽管从各自的理论传统、国籍和学术经历上来看,他们几无共同之处。当然,其中一些思想家较别人更为靠近马克思。有些我们可称之为“色彩更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希望被人视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内从事研究。另一些则是“色彩更淡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和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完全相反的。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主旨是直接挑战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试图对之加以美化或抛光。
在肯定这样一个目标的同时,我们也质疑上述主张,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运动”,不管是知识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已经超出了范围,尤其是在“政治上”。在此,我们并不是要讨论这项工作与社会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如列宁之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或葛兰西之于意大利共产党。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意无意地与实际的党派斗争、运动和社会群体保持了距离。除了某些显著的例外,“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知识和学术“实践”,而非一场革命行动。我们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关于现代社会起源及可能命运方面存在一致的看法或共同的信仰,也不认为它是重要人物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感发、彼此启导且脉络清晰的一种思想传统。这里所说的人物之间的“关联”远不那么具体,它们更多地是隐秘的、难以追寻的。另一方面,我们坚持认为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相似性,有时甚至是政治意义上的相似性。这至少足以填充神秘化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能指的内容。
如我们所见,登台亮相的后马克思主义可谓形形色色,但是它们都以这样的信念为特征,即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所有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前提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理论的主张都存在某种深刻的质疑。对解放的关注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问题化。现分条简要陈述如下。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或隐或显地将马克思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视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历史即目标)或“宏大叙事”(利奥塔)。这种方法似乎是要证明“历史”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昭示资本主义最终要失败,并把历史发展的“事实”与“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相结合。他们质疑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基础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为架构的历史阐释。
•马克思关于革命主体的阐述。后马克思主义把上述方法视为一种历史决定论,因为后者坚持把党视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中心。它假定共产党是理论知识的宝库,并因而将其他任何主体轻蔑地贬作是“自发的”、未经训练的冲动的俘虏。
•马克思的伦理观。与这种决定论相关联的,便是对人性力量和伦理主题的否认。马克思主义顶多只对人类动机提供了一种过于理性、过于狭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工人因为日益增长的物质贫困会不可避免地团结起来战胜资本家的剥削(尤见于《共产党宣言》);与之对应的是,后马克思主义声称人类(男性和女性)都是由情感、意识和潜意识的多重因素所驱动的。
•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石,认为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形式上,后者包括伦理、美学甚至“经验”。它强调“无所不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历史上最先进力量(工人阶级)的代表,并最终将工人(通常是男性工人)斗争置于其他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斗争形式之上。这是因为它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高于其他形式的劳动(诸如再生产);更进一步,它视某种身份(阶级)优于其他身份,后者通常被视为“虚假意识”。在此意义上,围绕身份和主体性的斗争统统成为次要的斗争,即“工人”斗争的衍生物。
•先锋主义和知识分子。对于激进知识分子在解放进程中的角色,马克思持矛盾心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共产党不能脱离推翻资本主义的更为普遍的斗争,却又将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界定为“领路人”。
•民主问题。不管《共产党宣言》对“赢得民主之战”说了些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很少把这样一种预期付诸实施。解放理论如何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理论,包容各种价值与身份的差异呢?尤其是,我们怎样才能确信共产主义未来真正会是民主、公开和多元的?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中,这一方面缺少令人鼓舞的证据。当然,后马克思主义大肆宣扬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缺点。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中还有其他要素遭到了质疑,但关键在于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准备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式的答案。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客观”政治原因才显露出来的,如苏联无法兑现其承诺,西方工人阶级不愿揭示革命意识的清晰征兆,或新社会运动兴起的结果。它们也根源于重大的知识发展,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突起,后者强调差异、滑动和无意识的结构性特征。在此,意义、主体性、象征世界以及语言和主体性表征之间颇具争议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焦点,而这一切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社会和物质世界的解释已经相去甚远。
这仍将带来选择的问题。凭借我们对这一术语最低限度的解读,谁有资格充任“后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本书中并不要求做到面面俱到,我们选择这些理论家的指导思想是,描画出“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这场危机的含义。在此选择中,有这样一些理论家,他们的全部作品似乎都值得囊括进来;而其他理论家则可能只有某些文章和片段跟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相关。
卡斯托里亚迪斯可以毫不费力地和“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小组挂起钩来,他们对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还包括利奥塔和克劳德•勒福尔,二人都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卡斯托里亚迪斯从各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同时却保持一种毫不妥协的激进政治。更确切地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激进得还远远不够。在普通民众创造自我管理的各种形式的可能性和潜力上,马克思主义让步于一种专制独断、不合时宜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在面对联合的革命行动方面依然是一副家长做派和官僚作风,因此,为了保持激进的希望和活力,我们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构成了一次强有力的挑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被布尔什维克败坏,甚至阻碍了政治实践的各种真正激进形式的发展。卡斯托里亚迪斯长于撰写辩论文章,有时署笔名。但他也写了一些较长篇幅的文章,展示其批判力量,其中包括《想象的社会制度》,它是我们这里的分析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
在第二章我们将考察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尤其是两卷本的《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该书可以说是受1968年事件影响最为重要的理论介入。令人不解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终其一生都坚持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即便是对他们的作品走马观花也会发现,这种马克思主义并不会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承认和支持。他们的研究是一种从生机论和存在主义到紊乱理论与精神分析的错综复杂的混合。也许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述是,他们发明了一种高度原创的综合方法,利用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传统、理论流派及创造性艺术,也包括马克思自身的研究。把他们包括进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研究在字面意义上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阐释。它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尤其是它的原则: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各种形式和表征的批判。但它显然也把某一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抛在“身后”,这可能就是严丝合缝地密闭起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批评、发展或修正均无动于衷。至于卡斯托里亚迪斯,最终结果就是完全脱离了列宁及其追随者的政治,试图用想象和欲望为解放政治服务。这里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把马克思主义攻击为保守的或偏狭的教条。和卡斯托里亚迪斯一样,德勒兹和加塔利也觉察到有必要“突破”马克思主义。
在第三章,我们将考察利奥塔的著作。他也许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中最声名狼藉的一位,也是备受众人——包括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加塔利——攻击的一员。利奥塔对哲学和理论的贡献远大于政治。正是利奥塔提出的一个重大主题成为后现代“转折”的基础,并且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因素之一,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元叙事或对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表述,因而作为一种哲学,它“排除”了人类的偶然性和责任感。在晚期著作中,利奥塔呼唤一种政治,借以避免他所说的“异争”状态。④这一起点对利奥塔而言充满了革命主义色彩,并带来一种对立即行动起来改善和提高现状的做法的鄙夷。就他的观点来看,这与其说是与自由资本主义重修旧好,不如说是对使整体得以“呈现”的要求中所隐伏的危险的认可。福利国家虽然有各种弊端,但在利奥塔看来,相对于革命浪漫主义的可能结果,它却是更加可取的。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论及“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路易•阿尔都塞的遗产;还有萨特,他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阿尔都塞又受到雅克•拉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重要阐释者——的强烈影响。例如,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的灵活与丰富相反,拉康—阿尔都塞取向强调“缺失”与“对抗”在社会现实构成中的核心地位,及在人类状况本身的构成中的核心地位。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同样把“缺失”置于政治的核心;尤其是把主体和客体、语言和世界在某种宏观或整体的超验时刻统一起来的无效性置于政治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普适性通常要受到质疑。关键在于要将这一质疑激进化,这样,不同的主张和认同才能从自由资本主义所允许的狭隘的政治生活视域中浮现出来。
下一章我们要考察的是1968年后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论争在女性主义之间展开——一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未受到马克思著作的显著影响。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有时仿佛是婚姻关系,尽管并不那么“美满”。二者都对自由资本主义提出疾言厉色的批判,都能对社会发起动员,尽管背后以人类解放的名义提出的改造社会的主张是不同的。一些人坚信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当代危机作出的回应中存在一些共同点,后马克思主义也得益于这些人。从认识论、哲学和政治上对不可通达性的认识,以及对站在妇女被压迫地位上的“真正”立场的确认,导致“后马克思主义”中各种激进女性主义的繁衍增生,包括各种立场的女性主义、抵抗的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在本章,我们的目的是要对这些不同的反应作出描绘,并借鉴女性主义批判的发展提出后马克思主义形式的批判演进如何更够更具生产性。当拉克劳和墨菲致力于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时,阿格尼斯•赫勒也在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的潜在批判方面形成了一种相似的立场。然而,赫勒来源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这与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的反人道主义的立场迥然相反。⑤赫勒的批判在某些方面也接近卡斯托里亚迪斯与利奥塔。与前者类似的是,赫勒自己的政治学最初也导源于她直接卷入的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经历。这是一种涉及自我管理、委员会和直接民主的政治学。赫勒坚信将民主实践推行到存在的各个领域会带来好处,但这一信念在她的现实民主生活中难以存活(赫勒在1976年离开匈牙利前往澳大利亚)。实际上,她严密证明的“后现代政治条件”的一个方面,即以民主的自我管理超越现代性和自由资本主义,这一前景日益显得悲观。另一方面,如利奥塔一样,她日益归服于她在自由民主中所觉察到的现实的开放性与偶然性。这就得出如下的论断,即不存在基础性的信念或信条,可以阻止社会沿着公民指定的路线、在现有的民主协商和政治自由的环境中进行的塑造和再度阐释。当然,这离匈牙利起义的模式已经很远了。但是,赫勒的观点关系到民主与时俱进的长远能力。民主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激进民主”,并成为公正、平等这些价值的普遍化的基础,而这些价值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拥护的。
赫勒在她的早期研究中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她的部分近期成果我们将在第七章论及。哈贝马斯几乎不会被人贴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是我们将再次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援引为一种范围而不是一种流派。作为过去四十年间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的全部成果都可被当作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所做的沉思。其实,哈贝马斯曾认为自己的贡献就在于试图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研究与其说是反对偶像的,不如说是创造性的、实验性的。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锲而不舍的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他不停地将马克思的概念与立场进行分解与再造,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发展原有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做到了这一点。在最近的研究中,哈贝马斯显然“离开”了马克思,在这一意义上他可以被称作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与他对立宪政体的捍卫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建构一种尊重公共领域并以公共领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这也是其早期著作的一个主题。这也显示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式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性质,实际上还将其限制在资产阶级公民社会范围内。因此,与其说是把它纳入未来可能性的构想中,毋宁说是某种有待超越之物。所以,哈贝马斯的贡献就是对民主理论的遗产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再思考。这一理论有许多坚持者,但对马克思的思想而言,却是一个虽至关重要但却被忽略的维度。
我们将要考察的最后一个理论家是雅克•德里达。为了回应20世纪60年代末“人文科学”的危机,德里达精心勾勒了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轮廓,并因此而声名大作。德里达虽然通常被视为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但他却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令人惊讶地介入到有关激进理论前途的讨论中去。这是一部高深莫测、极富挑战性的著作,同时又颇具创造性,《马克思的幽灵》宣告德里达成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一员干将,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新国际”的名义下对马克思进行调整与重塑,他也乐于宣扬马克思的重要性;德里达视“新国际”为其解放政治的理想载体。德里达的贡献是关键性的,不仅在于它标志了马克思持久不衰的意义,而且在于它预示了一种或许是“后马克思主义”类型的弥散的、几乎是幽灵般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出现。在某一层面上,德里达已经预见到了新世纪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的棘手问题,即如何保持马克思精神的鲜活性,既不沉湎于对过去时代的追怀,也不屈从于这样一种消极的立场,即守望幽灵的回归。我们不得不和马克思一道生活,即使斯人已逝,这恰恰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姿态。
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申明,我们所展现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确切的、完整的面貌。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环环相扣、互相关联的思想、规定与批评所构成的开放的理论模式。每个思想家都可以为后马克思主义做出原创性的贡献。正是出于对后者的考虑,我们才努力使每章内容都显得相对独立,我们认识到,有许多读者或许对整体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太大兴趣,而仅仅是对某一思想家自身对批判理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感兴趣。我们也意识到,有许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本该在此书中加以讨论,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收录进来。事实上,还可汇编另外一本“后马克思主义”读本,包括安德烈•高兹、让•鲍德里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克劳德•勒福尔,还有形形色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以及非正统的准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大卫•哈维、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这些人与本书中所讨论的理论家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未逾越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及其所代表的批判模式。我们希望读者能看到某些并不被认为属于一个理论或政治“空间”的思想家之间的关联,并自己(如有必要)去发现其他的类似的理论家。
最后,我们还要补充的是,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意义的任何讨论,都将有助于揭示对我们而言似乎是很明显的一点,这一点在对流行理论家的讨论中往往被忽视了,那就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以“幽灵”的方式)被后马克思主义确认了,如果不是用更为普遍的“提出”批判的方式,这看起来或许有些自相矛盾。否定或“超越”马克思的同时,也需要重读马克思,反思马克思,只要这个世界仍然明确无误地主要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那么作为这个世界的居住者,我们就有必要不断地审视马克思与我们之间的相关性。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我们认为,就有必要重读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之“后”最伟大的理论家的著作。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崭露头角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或“终结”。远不是这样:因为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身处马克思的“时代”。像任何一种自觉的激进思潮一样,后马克思主义奋力而为的,是要显示,其所提供的修正、重读和批判,都是为了改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判断,都是为了改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抗议与抵制的种种形式。
注释
❶Smion Tormey& Jules Townshend,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An Introduction,London/ Thousand Oaks/NewDelh:i Sage Publications,2006•
❷N•Geras,“Post-Maxism”,New Left Review, 163, 1987, pp•40-82;N•Mouzelis,“Marxism or Post-Marxism?”New Left Review,167,1988,pp•107-123•
❸S•Smi , ed•,Post-Marxism: A Reader,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 S•Smi ,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0•
❹J•F•Lyotard,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trans•G•V•D•Abbeele,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
❺S•Tormey, Agnes Heller: Socialism, Autonomy and the Postmoder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
网络编辑：张剑